在高華逝世後的追思會上，楊奎松說了這番話：「高華走了，我們最難受的一點，是跟我同道並且從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個。……到今天為止，我們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計算一下的話，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個，四五個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歲，後面的年輕人基本上還沒有跟上來。……我們現在真是很難寄希望於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要謀生活，他們要求他們的學位，求他們的職稱，要養他們的家，……每年必須要想辦法發表幾篇論文，而且還必須要在國內發表，要發表在什麼核心的刊物上，……必須要在國內出版通過審查的專著。只有這樣，他們在學術上才能得到認可，才能評職稱，但這樣他們也就首先必須要政治正確。……（高華）研究的那些對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問題，一多半在大陸幾乎不能發表，不能出版。……今天在這裡紀念高華，我個人最希望的是我們還能有年輕人，來繼承我們未完成和無法完成的工作。」
文化革命的研究受制於政治正確，相比中共黨史的研究，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我們豈敢期待優秀的文革研究著作，即便夠格的作品也是少之又少。本書的問世，或可寬慰高、楊諸公內心的寂寥：在這條冷清的路上，一位後生來了。
李偉東，黑龍江人，貧農出身。曾就讀山東大學俄語系，期間率十九名農民工去俄羅斯務工半年，為山大學生第一人。畢業後赴齊齊哈爾作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俄語翻譯。漸覺寡趣，毅然停薪留職，在虎林縣包地250畝種植水稻。家庭農場美夢未成，立即投考了北大社會學系，得逞，獲碩士學位。畢業後供職於北京社會科學院。敝人亦曾混飯此間。2006年該院舊友紛紛推薦偉東於我。一年後他追隨我，掛職讀博。此與官員掛職讀博殊為不同，社科院本來就是每周上一次班，其餘時間自己鑽研。不過是研習地點和師傅的轉換。學界中人自然知曉，選題之於博士論文要緊到何等程度。一日，他忽對我說，追隨了一陣周孝正老師，產生了一個想法，想以周老師中學所在班級，即文革期間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作其博士論文題目。他說時哆哆嗦嗦，自忖八成要泡湯。沒想到導師當即允准。因種種原因，高三五班未能深入。時不待人，且聽說偉東要做文革期間的一個班級的研究，便有戴建中老師幫他介紹當年其就讀的清華附中高631班。一來二去，題目換成了高631班。跟著他的研究，我這個當年北京六六屆的初中生也開始更為嚴肅地思考並未忘卻的往事。
我的好友朱大年（朱熹後代，北京三中四三派領袖。文革後期去插隊的火車上，看到領隊的是本派人，為躲避日後挨整，密謀篡改檔案，從此更名為張忠。直到前些年赴美，「朱大年」才重回這個世界）對我說過：北京中學的文化革命運動，因為陷在出身問題的泥潭中，一直沒能進入文化革命的運動中心。我以為他說得準確。但從口氣上判斷，他似乎略感遺憾，當時忘了求證。那個瘋狂的歲月中，有了機會哪個少年不躍躍欲試，而當時大年兄是有機會和位置的。
40年後作馬後炮式的思考，我以為，當時北京中學生運動未入文革運動之腹地，是個幸運。因為「腹地」其實是黨內鬥爭，是貫徹毛的陰謀；而中學生捲入的「出身」泥潭才是「新階級」與大社會的衝突所在，其中暗含著對黨的階級路線的挑戰，是天真少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揪劉火線」其實無聊透頂，是千萬人為獨夫當槍使；出身、階層才是真實問題，關乎社會公正。為什麼大學的兩派早就超越了出身的爭論，更熱衷猜測和緊跟毛打擊高層走資派的宏圖，而中學生們卻執著於誰是好漢、誰是混蛋的恩怨，忘卻了領袖的大略。我以為，是中學生與大學生，即少年與青年的性格差異所致。對幹部子弟而言，同為歧視其他階層，少年會表現得殘忍、露骨、赤裸裸；青年則由於世故往往打上了包裝。同樣面對利益的誘惑和占有——即對革命接班人地位的壟斷，少年更易產生動物性的本能快感；青年則更會考慮策略，以不使自己孤立於群眾。對非紅五類子弟而言，少年會耐不住性子，非要喊出皇帝沒穿衣裳；青年則可能更講實惠，少惹是非，避口舌之爭，力求暗中改變自身命運。中學生比大學生更熱衷於出身問題的爭論，在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孩子氣，易於捲入意氣之爭。說其為「意氣之爭」的一個論據是，分配工作的時候是明顯講出身的，兩年前大辯論中反出身論的中堅分子絕無奮起抗爭者，那麼當時的爭論是為了什麼呢，是以為可以改變個人命運和社會歷史嗎？或許小有，但筆者以為更大的驅動是一種「意氣」：利益你占就占了，話別說的這麼粗暴。
攫取權力的群體不更多地撈取利益是超出常人想像的。更何況在江山易主、大權初握之際。本朝與歷代統治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赤裸裸地宣講階級路線，製造分裂，剝奪其他階層及其子弟的基本利益。權勢階層的利益有無數謀求和撈取的渠道，完全用不著赤裸裸地宣講階級路線，打壓其他階層的子弟。這得不償失，荒誕絕倫。其一，失去了李世民「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遂使王朝不衰的謀略。其二，讓自己的子弟處於孤立尷尬的境地。其子弟本來可以與同窗少小無猜、和睦相處。但出身的標籤提醒大家，首先是他們自己，大家是不同的。少年人從來就帶有來自本能的動物一般的自私性，要靠文明去抑制、打磨和包裝。階級路線反其道行之，不抑制，不包裝，反而鼓動、激勵，令子弟們走向極端，孤家寡人。微觀發生的是，新貴的子女們進入了北京最好的十餘所中學，而這些學校中更多的學生是前朝小康階層的子弟，表格上填寫的是「職員」。這很好理解。學校憑分數錄取，職員是個包容巨大的階層，其中不乏文化資本優越的家庭。而前者不過是大革命後打入龐大都市中的一小撮。於是在這些中學內，幹部子弟陷入汪洋大海一般的出身職員的同學中。
以我所在的北京八中的班級為例，全班43人，紅五類（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的13人中出身工人和貧下中農各1人。就是說，四分之一的幹部子弟（11人）被四分之三的非幹部子弟包圍著。若在其他朝代，同窗之間在出身問題上是若明若暗、雲裡霧裡的。同學間的團伙或許靠興趣區隔，也可能由性格劃分，不排除某些同學的接近與鄰里、門第關聯，但不太可能出身之階層齊刷刷地將全班同學劃分得壁壘森嚴。社會舞台上的競爭比試永無止息，本來是發生在個體間，有了階級路線的宣揚，比試與比較就自覺不自覺地在階層間展開。相形之下，幹部子弟多半是氣餒的。因為從學習到體育，在校園中可資比較的多數領地，尖子都是平民子弟。原因簡單之極，後者人數占四分之三以上，家庭地位多屬前朝長久競爭中居於中上者。黨的政策一再提醒他們是接班人，可是他們偏偏沒比過另一撥人。荒誕的階級路線誘導出此種有害群己的心理。它極易造成群體的分裂，而對峙一旦形成，個體就很難不被這種偏狹的心理所掌控。
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誕生地。偉東的論文不存奢望揭示紅衛兵誕生之原因，只求發現文革前清華附中異於其他中學的某些特徵。發現了什麼？發現上述反差更為觸目，清華附中的幹部子弟置身在更為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這裡的平民子弟更優秀，該校容納了更多的清華教師的子弟，其文化資本自不待言。另一方面，清華附中幹部子弟的比例小於四中、實驗中學、八中，前者的父母級別亦低於上述學校中的幹部子弟。此一差距導致的外在表徵是，四中幹部子弟在體育上的優勢較大，而附中在體育上占據優勢的是平民子弟。一個心理上的事實則可能是，四中幹部子弟更受校方重視，無危機感，有自信心。而附中的幹部子弟有未得到校方應有重視的不滿和危機感，遂有了更強的捍衛黨的階級路線的認識和利益訴求。
奪取天下後，各級官員的最大悲哀是他們伺候著一位無法伺候的領袖。他們無法理解毛的想法，難以貫徹他的意圖。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黨內走資派，花樣翻新，荒誕絕倫。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為其中一例。所謂階級路線就是用人講出身、講成分。雖然毛的那些明智的下屬盡力解釋，提出所謂「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仍然無法更改家庭出身與學習成績兩個標準的並存。那個時代大學錄取的黑箱操作，在相當程度上減緩了受壓迫者的不滿。考生不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數，更不清楚招生辦公室是如何操作的，他們缺少具體的參照系。比如家兄在改革開放後才得知自己1961年高考的分數上清華綽綽有餘，卻分配到北京工業大學。家姐1961、1962年兩次參加高考，改革開放後看過她檔案的領導告訴她兩次都該上重點大學，卻只進了大專。如果當時信息透明，他們的不滿肯定翻倍。在有台灣關係的學生中，他們算是幸運的，畢竟有學可上，雖然不快，不滿是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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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生即使不滿，針對的是執行階級路線的招生辦，大多不涉及母校。清華附中的不同在於他們辦了一個預科班，該班享有更好的師資，上清華的比重極高。當時在全北京，這樣的「重點班」絕無僅有。為什麼要辦預科班，無疑是蔣南翔及其麾下培養高材生的鵠的所使然。不想辦好教育也罷，若要辦好，就必定與階級路線嚴重衝突。正如同那個時代的廠長，不努力抓生產還好，太努力了很可能被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附中的預科班是招分數高的，還是出身好的，二者如何協調，「總分」如何計算——這是無法操作的事情，難為了附中的萬邦儒校長。他肯定不敢公示他的標準，正如那時高考不公布分數和錄取線。一邊是階級路線喊的震天介響，一邊是遮遮掩掩的具體操作。公然大面積地欺負出身不好的人太不好看，又流失了若干能力好的學生，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則有沒頂之災。所以只好黑箱操作。萬校長是如何操作的，或許我們永遠無法知曉了。高考不公正的洗牌發牌，畢竟是在同齡陌生人中。而附中的分班是在知根知底的同班同學中。異常敏感的200餘名清華附中的16歲少年，眼巴巴地看著一撥人進了預科，一撥留在了普通班。本書研究的正是一個普通班，其中包括更多的失落少年。其實，蒙受傷害的豈止熊鋼、戴建中，首當其衝的是校方，是萬邦儒和蔣南翔，他們兩邊不討好，兩邊都罵死了他們。說到老根，誰讓你攤上了毛澤東這樣的首領，誰讓你還一心要辦好教育。於是蔣南翔這位共產黨教育戰線的首席官員，在自己的後院，將清華附中天才少年們的心靈，催化成憤怒的淵藪。
有當事者說，紅衛兵發起者中有數位天才少年。他們智力超群，精力過剩，不滿於當時教育制度的束縛，這是他們造反的真實原因。筆者長期持有的一個觀點是，推動一個事物的動機最初常常並非一個，而不是一個要勝過一個，因為如是推動力更大。過後必有一個是主要的、決定性的。當最初的造反者稱校方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或許其中有些人是在教育方式上不滿，另一些人是在階級路線上不滿。他們共同起事。但起於毫末的造反，引起響應和共鳴，壓倒多數的回應者是誰，共鳴是什麼？是幹部子弟，是對學校執行的階級路線不滿。最初造反的一部分人針對的是教育方式是可信的，因為誕生地的紅衛兵組織最初包括少數非紅五類的同學，這在迅速效仿清華附中的其他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也佐證了，其一，最初的造反動力不僅來自階級路線上的不滿；其二，清華附中紅衛兵從地下走向地上之時，階級路線已經成為他們的旗幟和鋒芒。而階級路線上的不滿，是與預科班密切關聯的。
記憶，是時下流行的心理學、社會學前沿。口述史方興未艾。與此同時，學者們的批判性思維已洞悉記憶的偏頗。那為什麼依然要借重口述史？請問，哪個材料，哪個方法是毫無偏差呢？儘管我們熟知記憶理論，看到偉東論文中婁熊事件的回憶，仍然震驚於大家對一個事件記憶上的差距：有人說是早飯，有人說是午飯，有人說是婁打了熊，有人說是熊打了婁，眾說不一，卻都振振有詞。我預感，這段言之鑿鑿、卻人言人殊的材料，可能會成為記憶研究的經典案例。幫助當事人們完成記憶重組的既有偏見，更有仇恨。往事、偏見、仇恨，熔於一爐，三者相互改變著各自的面貌。
我認識數十名清華附中老三屆的學生。他們的風格不同於我的母校八中的同學，也不同於四中、實驗中學。他們是獨特的。而在清華附中內，高631班是兩種家庭出身的同學衝突最慘烈的班級，我不稱其為派系衝突，雖然出身與派別密切關聯，因為我以為出身決定了派別，而出身比派性更為本質。同窗之誼，常常超越階級、種族、社會，是每個人一生中最珍視的情感之一。我懷疑古今中外有沒有第二個班級，能像清華附中高631班那樣兩撥同學間充滿仇恨，45年不能化解，不相往來。雖非當事者，聽聞這樣的情形，筆者黯然神傷。1966—1968，一個什麼樣的世道。
1965年清華附中為清華大學輸送了60名學生。這是太高的數字，應該不存在清華大學的偏袒，那一年他們的高考成績高居全市第一。而1977年恢復高考後，清華附中老三屆六個年級全體學生中，只有兩個人進入當年全體附中同學夢寐以求的清華大學。一屆輸送60人，對照六屆輸送2人，其反差令人震顫。另一個反差是清華附中的昨日與今日，昔時英氣逼人的清華附中已經不復存在。一個學校辦學之高下只能由其學生日後的品質來定性，其他都是瞎扯。當年的附中產生了一個作家群。史鐵生、鄭義、張承志，僅此三位，足以光耀全國中學校史。還有哪一所學校六年期間的學子中能走出這樣三位。
「燈下黑」是一種不正常、乃至不幸的社會現象，即下一代人對上一代歷史茫然無知。這首先是上一代的罪過。他們中的一小撮人抑制大家追究、評判那個年代；中國的學者與媒體自覺地配合著思想管制。如此互動之下，才有了燈下黑和文革研究的肅殺蕭條。我以為，偉東論文的成就不在觀點，而在歷史細節的打撈，提出的少許觀點亦是從中生發。我猜想，本書可能會激活若干附中人的記憶，不，首先是激活他們的熱忱。因為最牽動當事者情緒的與其說是觀點和評價，毋寧說是一些惱人的事實。他們爭論、書寫之日，就是後輩注目這段歷史之時。兩輩人需要一同面對這段暴力血腥的歷史。
偉東幾次感謝我，我這個多年不說洋文的人，想到的最為匹配的應答，竟然是英語中最流行的一句客套話：That's my pleasure——這是我高興做的事情，它帶我重回我的中學時代。
（選自李偉東著《清華附中高631班（1963-1968）》，柯捷出版社，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