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橋上沉思的納吉
東歐國家給前體制領導人塑有雕像的是誰？匈牙利的納吉。
劇變後著作仍然大賣的前領導人是誰？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
這兩個人都可以稱為戰後國家的創始人與蘇式體制的反思者，從50年代一直到東歐劇變，他們都是標杆式的人物，成為一面精神旗幟。被人稱之為"體制內的覺醒者"和"改革的象徵"，變革力量都在汲取他們的營養。當時東歐媒體有一句話，體制內外的"共識重合面越大對社會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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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在東歐會講俄語的人都很吃的開。納吉是1918年在俄國參加俄國gcd並加入蘇俄紅軍的，1930年被共產國際委任在布哈林主持的"國際農學院"和蘇聯中央統計局工作，在蘇聯生活長達十幾年之久。毫無疑問納吉屬於"莫斯科派"，他與蘇聯之間的淵源之深超過匈"講俄語"的任何人。
納吉·伊姆雷
戰後蘇聯在東歐有強大的駐軍作為"莫斯科派"的後盾，他們可以直達克里姆林宮匯報國內情況，是蘇聯人倚重的心腹，這種關係是"本土派"望塵莫及的。納吉1944年隨蘇軍坦克回國，1947年任國民議會主席，此後幾度沉浮，1953年復出後任匈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政治局委員。納吉生前如打不死的"小強"以及後來不得不死，實際上都跟他的莫斯科背景有關。
二戰期間一直到戰後，東歐各國gcd內始終存在著在本國堅持反法西斯鬥爭打游擊的"本土派"與前往蘇聯投靠蘇共的"莫斯科派"之間的分歧。本來"本土派"就對"莫斯科派"隨著蘇聯紅軍一道回來"摘桃子"的作法就很為不滿，更對他們在建設時期拉大旗作虎皮，為蘇聯的馬首是瞻、亦步亦趨地跟在蘇聯人後面鸚鵡學舌而丟掉了民族旗幟的治國路線極端地反感。
1947年gcd情報局成立以後，對待蘇聯的態度便成為衡量這些國家gcd忠誠與否的唯一標準，這樣便為那些依仗蘇聯權勢拿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派"在東歐各國耀武揚威地打擊"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親蘇派"認為東歐gcd的命運是蘇聯人給予的，就必須服從"蘇聯中心"的指揮，著眼於蘇聯的外交策略，敢不遵從蘇聯人的指揮就是需要剪除的"叛徒"。接下來在東歐各國激烈批判"民族主義"，展開清除"民族主義"的運動，
凡是主張"本國國情論"的人統統被認為是"對蘇聯榜樣的蔑視"，誰要談獨立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墮落到反蘇立場"要予以清算。這種狀況下形成的"諂媚式效忠"，1948-49年東歐都發生被破獲的"反革命集團"的案件，案件之多、涉及人數之廣，以至於使蘇聯內務部的官員滿東歐飛超負荷運轉到國內無人的地步。
自然東歐各國的"改革派"大部分都是本土派。比如波蘭的哥穆爾卡、捷克的斯蘭斯基、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國很有威望。但是唯獨納吉執政後不去抱蘇聯人的粗腿，不折騰本國人民，他1953年推行的"六月政策"，說白了就一句話，所謂的"優越性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其他都是瞎扯。
吉拉斯是南共創始人之一，曾任南聯盟副總統，國民議會主席，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1953年吉拉斯與狄托在如何改革政黨體制擺脫蘇聯模式問題上產生分歧。吉拉斯1954年就被清除南共開始坐監獄，然後又60年放出來，又進監獄，後來被軟禁直到東歐劇變。
米洛萬·吉拉斯
匈牙利事件爆發後，納吉1956年11月4日蘇軍進城後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赫魯雪夫兩次召見南駐蘇大使，要求引渡納吉。南斯拉夫的條件是必須保證納吉等人的生命，卡達爾政府簽署了一份協議，並在布達佩斯電台廣播，對納吉等人不予法律追究，11月23日納吉等人被劫持到蘇軍司令部，送往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保證，納吉可以充分享受政治庇護權。1957年蘇、羅、捷、保、匈討論納吉問題後變卦。1957年12月納吉等人被秘密押送回匈牙利。1958年2月進行審判，6月15日判處絞刑。
納吉只是在羅馬尼亞被關押的五個月里觸及到體制的根本，他打算把自己的思考記錄下來，但是真正深思熟慮的東西還沒來得及沒有展開，只寫了提綱。國內現有的《為了保衛匈牙利人民》書中的東西還沒有突破體制，基本上屬於一種改革派思想，真正有價值是他想寫的《蘇共20大的作用和意義》、《匈牙利悲劇的典型性》、《我們起義鬥爭經驗的國際意義》這些文章和傳記作品《風雨時代》，可惜的是都沒有完成，如果假以時日他會給我們留下一份厚重的思想遺產。
在整個審判納吉的過程中他沒有為減輕自己的罪責反訴過任何一個人，他對自己所作所為負全部責任。納吉說，終有一天，匈牙利人民和國際工人階級將免除今天加在我身上這些沉重的罪名，這些罪名我現在又不得不背負著，也因此必須為之付出我的生命，我相信在一個更加平和的氣氛下，當人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待今天、更深入地了解事實真相的時候，終有一天歷史將還我以公正"。他的那種坦然和敢於擔當的精神，"令審判現場的共和國法官都深感震動"。
納吉被押上法庭
本來納吉只要承認卡達爾政府、承認對10月23日事件的定性是"暴亂"就可以免於一死，但是他說"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願意奉獻它"，他要給後人留下一份珍貴真實的遺產。他如果想保住個人權勢和生命，可以像卡達爾一樣反戈一擊，選擇投靠蘇聯人，但是他寧願英勇赴死，納吉面對死亡的鎮靜堪比聖徒。
納吉作為布哈林的崇拜者與同事，臨死前的表現與布哈林截然不同。布哈林當過《真理報》主編，被稱為"黨內頭號思想家"，也是共產國際領導人之一。布哈林在獄中表現極為軟弱，痛哭流涕地請求見STL，布哈林通過懺悔希望獲得STL的寬恕。他承認："面對魔鬼的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我以前很喜歡布哈林，80年代寫過好幾篇關於布哈林的文章。看了檔案中布哈林最後的表現，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情願沒有看到這些，一個高大形象轟然坍塌。雖然我能理解他的軟肋在哪裡，他那比他小27歲的妻子，是STL的人質。因此布哈林被一些人稱之為"跪著造反"，我估計STL饒他一命的話，做狗都願意。
蘇南衝突時吉拉斯是狄托的主要助手，南共的"筆桿子"，那些針對情報局的文稿基本上都出自吉拉斯之手。與狄托鬧掰以後，吉拉斯從1954年之後基本一半時間坐監獄，一半時間被軟禁，差不多有40年。吉拉斯的作品：《新階級》（1957年）、《沒有正義的土地》（1958）、《同STL談話》（1962年）、《不完美社會》（1969年）、《思想的監獄》（1986年）、《狄托內幕故事》、《新階級的衰落》包括譯著、小說共有21本。
吉拉斯的反思最徹底，尤其是他是在冷戰時代，1957年出版的《新階級》已經在展開了對馬主義的批評，雖然當時還沒有走出馬主義的"合理內核"，最後是在12年後的《不完美的社會》才明確宣布與馬主義分道揚鑣，成為持不同政見的先驅，他撰寫的《新階級》33年後才在南斯拉夫出版。
《新階級》
米洛萬·吉拉斯/著
與納吉相比，吉拉斯的理論性更強，也走得更遠一點。吉拉斯根據自己的一套理論推理下去，一步步從LN主義上推到馬主義，推到這套理論體系的根子上，已經溢出了馬主義，他勇於剖析"LN體制的弊病"，成為南共中的獨行者，以一種決絕的姿態與蘇共、南共抗衡。
有學生問，為什麼蘇共和ZG都沒有出現像吉拉斯這樣的人物？我們那些被罷黜和被監禁的高官為什麼結不出什麼果子來？為什麼處死和監禁都禁錮不住他們的思想？
各種條件苛刻很難恰好具備。它不僅需要有理論功底和文字駕馭能力、有思辨能力和批判性，還要有高屋建瓴的大視野以及對這套體制的全方位思考，更需要勇氣。一般來講，走上高位的人所有上述功能都會退化，或者說台上台下分裂人格，僅一頂烏紗帽就會耗盡個人的全部精力。
牢獄和軟禁沒有使吉拉斯早亡，反而使他看到了東歐劇變，活到了1995年。歷史賦予了吉拉斯太多的"恰好"。蘇共也有一些老牌政治人物活到了蘇聯劇變，比如1911年就入黨經歷過幾朝的元老、當過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卡岡若維奇（1893-1991），老年時唯一的娛樂就是打牌。其他老人都不願和卡岡諾維奇一起玩牌，總是轟他走，稱他為"殺人兇手"，他就委屈的掉眼淚，連普通工作人員都鄙視他，這種人僅僅是活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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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STL（由左至右）
體制內覺醒者罕見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一個權力淘汰機制設定了，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來。在這樣的善良淘汰機制里，越往高層真正的理想主義而且從人類文明著眼的人越少。整個社會都被控制起來的狀況下，使人不能在社會之外孤立的作戰。在高壓之下的人們都戴著面具生活，一旦鬆動就會出現大批的質疑者和反對者，但是"正在進行"時自覺質疑批判的人活不下來，會早早出局。還有制度對人的塑造功能太強大了，如果不是早逝，摸爬滾打幾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來的。
因為淘汰機制所設定的原因，有人道主義的、心慈手軟的、有點良心的人在D內激烈殘酷的鬥爭當中，都早就出局了。當時挑選捷爾任斯基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LN說"要求有一雙乾淨的手去幹這個不乾淨的工作"，可見LN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乾淨"的工作。LN進一步說，我們不怕弄髒自己的手，"用乾淨的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對此評論道，"布爾什維克的磚政在國家政權的專斷、強力和不受約束方面都遠遠超過了沙皇制度。"其實LN自己有時也承認，"我們本來想扭轉歷史的方向，而結果是我們自己扭轉了方向。"
托洛茨基承認，爭權猶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問題，猶如棋局面前沒有道德問題一樣，維繫D組織存在的條件無非有兩點：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在原來為之奮鬥理想剝落以後，嚴酷的獨裁就是維繫黨的唯一辦法。2、紀律的制約和恐懼，恐怖的組織就是靠嚴刑峻法保持它的統一的，離開了這一點組織的多元化在所難免。深諳其中的人都知道，在沒有道德的政治里取勝，靠的是心黑手辣殘酷爭鬥，但是又要給自己臉上貼金要立牌坊，所以"虛偽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來替手段，目的本身就變得越來越遙遠而不現實，而手段的可怕現實就變得越來越清晰。在權力、意識形態、所有制這三個基本環節的排位中，權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棄的，從這一點就可知他們所要維護的不是經典作家的思想和他們宣傳的"為人民大眾的利益"。他們深知宣傳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國家的強大動員力和社會進步是成反比的，所以在宣傳中強調前者淡化後者。
這種反對派成功後的排他性、唯一性、絕對性超過歷史上任何一種政黨組織，它的合作者都是暫時的很快會成為"替罪羊"被卸磨殺驢。圍繞在最高領導人的團結是最高任務，D內的人都擺脫不掉這個神秘的"統一"觀念，托洛茨基說："D是不會錯的"，說穿了，組織資源是最不允許與他人分享的，剪除派別的辦法把有獨立思想者拔除掉，所以無一例外的D內的鬥爭格外多。
在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義還要極端，原教旨主義強調聖戰、追隨真主、尊崇教義和傳統，有極端行為，但是組織性不強，所以派別迭出，內部矛盾不斷。STL對權力高度控制和警惕，你怎麼可能期望在D內再產生這樣的人物呢？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黨制。它本身是靠反對前體制起家的，而一旦成功絕不允許其他人效法。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最後都輕易轉化成了對權力的愛。
所以這個制度里很難產生思想家，因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隱藏起來，所以它抬高侏儒，毀掉思想家。這麼殘酷的政治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還要具有理論素養，條件的確很苛刻。吉拉斯在書中專門談到了，沒有堅定信念、沒有反思能力、沒有信仰的人只會當"螺絲釘"的人更容易存活下來。
哈耶克說，政治家很快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遭受是失敗還是置一切道德於不顧，只能在這二者之間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集全主義的社會裡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這就使得善者進退兩難，惡者如魚得水，如果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可能會導致一D磚制瓦解，要麼強詞奪理，以錯為是，所以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
從這個角度說，東歐gcd因為是從外部輸入，都是蘇方培養的"親莫斯科勢力"，在本民族內合法性不強。比如說，蓋萊克承認教皇的聲譽比總書記大得多，蘇聯要求他不要讓教皇訪波，他說那我這個總書記就當到頭了。再舉一個例子，背叛納吉的卡達爾是最清廉的總書記，一輩子租住公房，1988年精神失常時反覆表白："我沒有出賣納吉"，可見心理壓力有多大。這些做"夾餡餅乾"的人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1956年，納吉政府解散，卡達爾政府成立
相對而言狄托比STL寬容些，狄托至少讓吉拉斯活下來了，除了關監獄就是軟禁，給他種種限制，包括出版和發言的限制。最後狄托講，吉拉斯的東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許發表的。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頭不認錯。反觀蘇共黨內痛哭流涕有之，不斷表忠心有之，真心悔改有之……，都是從自身找原因，不敢質疑體制。
1970年代札格瑞布
還有一個原因——宗教：因為他們有一個比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背靠宗教，不管此岸什麼組織和社會的壓力，它可以成為坦然面對"歷史'晦澀期'"支柱。以個人可以面對上帝，不需要附著在一個主義或組織上。1979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訪問波蘭在布道時強調，"要尊重每個人的天賦權利"。他說建立工會的權利是上帝給的，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這一句話，瞬間3800萬的波蘭有1千萬加入團結工會。通過基督，苦難的犧牲成為一樁高尚事業，就像波蘭作家巴蘭查克所說，宗教可以成為知識分子拒絕道德空白的一種自衛工具，具有一種犧牲精神。
有比較尺度：由於西歐近在咫尺，戰後的水平差不多，現在各自幾十年的發展，反差太大了，距離很近比較反差很大。比如東德和西德比較。西德商品琳琅滿目，東德這邊是短缺經濟，東德這邊的標語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西德還是這幾個詞，只不過換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魯雪夫對烏布利希說，看樣子我們不能以開放的邊界與資本主義競爭了，如果不建一道牆把兩邊隔離起來，我們是競爭不過他們的。人心是拿鐵絲網能隔斷的嗎？越阻隔人們就越嚮往，仍然有冒死逃離的，1961-1980年有17.7萬人成功逃離。一種制度如果要靠強制手段維護它就已經輸掉了。所以說，別把民眾當傻子，哪邊好哪邊壞老百姓自己會分辨。
最後是內民煮派與知識界的互動。納吉的個人魅力不可低估，最後與納吉一起避難的洛松齊、西拉吉、毛萊泰願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證明。納吉在過60歲生日的時候，當時他還在貶黜當中，黨內民煮派和知名知識界人物有120人前來慶賀，就是一次"納吉隊伍"檢閱，大家對他是雙重認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認同，第二是政治認同，而且這種認同絕對是"鐵桿"的，在黨內如果不是僅見的，也是少有的。
納吉國葬儀式
這些原因使東歐體制內外湧現出一大批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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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更一圖：
金雁/插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