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學。可是，提起我的大學同班同學，真的是感慨萬千，千言難盡。我是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統計專業1962級的學生。入學報到時，全班30位同學。到1968年秋離校，是26位同學。離校以後，更有好幾位同班同學離開了人世，已經確知的就有：陳振來、米受光、薛余才、田永禎、王松珉、夏宗勇同學。有幾位同學，從離校後就一直聯繫不上，至今毫無音訊。還有幾位同學，近年來也已失去聯繫，情況不明。現在回過頭裡看，我們在校的六年，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內容。就以我們班的四位同學為例，他們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那是一場怎樣的浩劫。
一、殞命武鬥場
當時人民大學師生分裂為「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兩個群眾組織。隨著文革的深入，兩派的爭鬥日趨尖銳，不但各自劃分了地盤，成立了武鬥隊，實行武裝割據，而且相互間不斷地摩擦和衝突，最終失去控制釀成大禍。1968年5月22日，一場空前的血腥武鬥，在人大校園爆發。這是文革期間北京高校唯一一場面對面刺殺的血戰。
這場武鬥，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為了防備對方的進攻，雙方都在自己控制區的邊緣挖壕溝、拉鐵絲網、修築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燈四處照射，就跟戰場一樣。那天挖溝時，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對方那面，對方又再掀過來。掀著掀著，雙方就動手打了起來。從泥土對扔，到棍棒交加，直到出動「武鬥隊」拼殺。
我是「三紅」這邊的。那天下午，我在樓下，當時好像一切都很平常。突然，有同學從大路邊走過來，神色緊張地對我們在外面的幾個叫著：「西面打起來了！西面打起來了！你們這兒還像沒事一樣，不知道啊？」「怎麼啦？」我們問。「打起來了！都打起來了！」他使勁地嚷著，我們卻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此時，「嘩啦」一聲，「武鬥隊」從總部大樓出發了。我們這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當看到他們全副裝備、手持長矛，一排排地小跑著出發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腳步聲，就像踩在心上，渾身也不由自主地跟著顫動。那步伐之整齊、神情之堅決、訓練之有素，堪與正規部隊相比。可是，那是上什麼戰場？只聽說西面打起來了，這一去，誰都不知道將會是怎樣。我們想跟著去，被隊伍後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們跟著去，只能給他們添麻煩、增加負擔，所以沒有堅持。
血戰是在新圖書館西南面的操場上進行的（當時的新圖書館，是「新人大」的總部所在地，現在叫圖書館東館）。往日的同窗，就這樣手持長矛，面對面，作生死拼殺，前後就短短几分鐘的時間。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場空地。短短的幾分鐘，對方就倒下了好幾個同學。短短的幾分鐘，就失去了3條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學陳榮祖。聽說，他身上被捅了7個窟窿（也有說是中了11槍），其中一槍刺穿心臟，當場身亡。聽說，他是倒下後還想掙紮起來，又被更多的長矛扎進。
當時，還並不知道雙方的傷亡情況。我們身處後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傷員們被攙扶著下來。每個傷員都有好幾個人扶著，身上血跡斑斑，臉色冷峻，好像都很堅強。他們上了一輛小客車。車上還有全副武裝的「武鬥隊員」護送，以防對方途中劫持。護送人員中，還有一位黑色長裙的女同學，引人注目。
這一夜，開始是異常的寂靜，雙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著。到半夜時分，突然，對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國際歌」，那悲壯的樂曲響徹了校園漆黑的夜空。我們一聽，知道是對方有人陣亡了，個個都面面相覷。後半夜，傳來話說，「有你們班的一個」，我們大驚。因為陳榮祖同學在我們兩派分開以後改了名字，叫陳江，傳過來的名字對不上。我們還都抱著希望，不敢相信，也不願意相信，總覺得不會是他，但願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剛亮，得到了確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雖然被分成兩派，但我們班的同學之間並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見。陳榮祖同學是江蘇鹽城人，很樸實、很正派，為人做事認真負責，從不張揚，體格也並不健壯。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較高，是我們班唯一一個成份高的同學。這在人大的學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現好，是不會有機會上人大的。他平常很謹慎、也很到位，有什麼事情，既不沖在前面，也不落在後面。雖然我們班同學相互之間一直比較好，對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員，但顯然他對自己事事處處要求都很嚴。對這場「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謹慎、格外的認真。這厄運怎麼會落到他頭上呢？他並沒有參加「武鬥隊」，他的身上都沒有防護，怎麼會這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為上面講的這個原因，在面臨風險的時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現，竟然也出現在武鬥場上，儘管手無縛雞之力，儘管滿心的不願。
幾十年後，我能慢慢地復原當時的現場情況。那天的情況是，「新人大」一方對武鬥的準備不充分，裝備、訓練、指揮和應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線的「主力部隊」交鋒幾下，很快就頂不住，又匆忙動員二線隊員上去。而二線隊員不但沒有防護服，也沒有像樣點的武器，就是拿著木棒鐵棍之類，有的甚至拿著食堂的掃帚、拖把就跑過來。我們班的李原好和陳榮祖同學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紅」這邊提前有所準備，在裝備、訓練、氣勢各方面均優於對方。雙方在實力上，明顯不在一個檔次。
由於「新人大」這邊一線人員頂不住回撤過快，把本來在後面的非主力二線隊員反而閃在了前面。當「三紅」的武鬥隊衝到這邊二線隊員面前時，現場發生混亂，指揮失靈。有的見勢力不妙就往後跑，有的竟然站那兒不知所措，有的心裡還想著「堅強勇敢」的人還在往前沖。陳榮祖同學沒有很快後撤，而是拿著木棍還想抵擋一下，就被無情地刺上了。
只幾分鐘的時間，地上就橫七豎八地躺著好幾個傷員。等「三紅」稍有後退，這邊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們不顧一切地趕緊上去搶救。我們的班長李原好衝過來一看，發現自己班的陳榮祖也躺在了那兒，滿臉滿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樣往外涌。
同學們七手八腳把受傷倒地的人往後抬到路上。校醫趕過來看的時候，說已經不行了，不用送醫院了。等到了積水潭醫院，醫生確診已經去世。這時，李原好同學抱著陳榮祖的遺體失聲痛哭、滿臉是淚。所有在場的人，都哭成一片。誰都沒想到，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會搞成了這個樣。
在醫院的太平間裡，陳榮祖躺在那兒，滿臉的血污，緊閉的雙眼，那毫無血色、蒼白得嚇人的臉，那浸透了血漬、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見過他遺容的同學至今都閉目難忘。也說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臉上的血塊。在我們的班長給他收殮的時候，連件替換的衣服都沒有。他的衣物還在被「三紅」占據的東風三樓，不敢過去拿。還是歷史系的一個老師給了件稍微好一點的，給他穿上。臨離開這個世界，都沒能穿上自己的衣服。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蘇北農村，景況十分貧寒。而且很早就結婚了，已經有了個一歲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靂般的噩耗，他妻子拖著孩子趕來北京，已是和自己至親的親人陰陽相隔。這位不幸的妻子來到城內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樓里，一個門、一個門地拍打著，滿樓道呼喊著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嗆地，悲痛欲絕，尋找著她的丈夫，尋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個農村婦女，聽不懂別人勸她的普通話，別人也聽不懂她滿心要說的蘇北土話。整整一夜，那整個樓就一直迴響著這悽厲悲嗆的聲音。
第二天，到了積水潭醫院，見到已經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顧一切地撲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著，翻開丈夫的衣服，顫抖地撫摸著他丈夫身上累累的傷痕，幾次昏死過去。見者也無不落淚。
事後，因為是群眾組織，沒有經濟能力，只給了很少一點撫恤。在陳榮祖妻兒快要離開時，李原好冒險回東風樓拿回了陳榮祖的遺物。最後，我們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學去北京站為陳榮祖妻兒送行。當他們把陳榮祖的骨灰盒和遺物交給陳榮祖妻兒時，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過，磕頭嚎啕大哭。幾個同學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團。車開了，望著漸漸遠去的列車，他們都在牽掛著這對孤兒寡母將要踏上怎樣艱難的人生之路。當我現在寫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淚水盈眶。
在這一邊的我，雖然不能為他送行，幾十年來，他卻始終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給每個班講課，都要講我的學生時代，都要講這件事，都要講兩個時代的對比，都要講珍惜當前歷史機遇，好好學習、努力工作。1990年代的一天，我講完後，下課時，有位學生走到講台前，對我說：「老師，你講的，就是我的叔叔。」
直到現在，我每次領工資的時候，總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這一疊錢，可是他呢？他在哪兒呢？我還曾試圖尋找過他的血衣，聽說是保存在田永禎同學那兒，可惜田永禎同學也已離開了人世，就無從繼續。
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我終於找到了陳榮祖同學的兒子陳東林，並取得了聯繫。在經歷了當年天塌下來一樣的苦難之後，克服了許多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他堅強地站立了起來，如今是地方稅務局的一名幹部，成家立業，生活幸福，還有了一雙兒女。
二、相互抓捕
兩派的仇恨，不但表現在武鬥上，平時還多次相互抓捕。1967年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了「三紅」成員王昆順，開始了雙方相互抓捕的惡劣先例。於是，雙方在校內外都想方設法伺機抓捕對方人員，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
因為不論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對方抓去，結果都是很悽慘的，至少是要挨打的。打的輕重，除了看打人者當時的激憤程度，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對方組織里的位置、職務；在兩派爭鬥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謂「罪行」的大小；以及「認罪」的態度。至少要打得求饒，發表「反戈一擊、棄暗投明」的聲明，並用大喇叭對外廣播。還得留下親筆寫的書面材料，簽字畫押，以便日後隨時可以翻出來。此時的「反戈一擊」，名為重新站對立場，跟上毛XX革命路線，實際上都會被認為是一種變節行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嚴重的罪名，被認為是最可恥、最卑劣的，比走資派、黑五類還要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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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此這般之後，抓人的這邊還不收留，還要交回去用於交換被對方抓走的人。這樣回來以後，當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壓力很大，抬不起頭來。同一派的人，也有看不起他的，影響隊伍的團結。看著被抓去的人，如此淒淒切切，也會影響其他人計程車氣，不敢去和對方放手大干。所以這種做法，是很卑劣的。
被放回來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態，為了洗刷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為了復仇，咽不下這口氣，會更加無所顧忌，或四處控訴揭露對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爭鬥中不顧生死、沖在前面。
這就是幾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時的特有表現。當然，這樣對待被抓人員，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滿門抄斬，又要「文明」多了。
這種事竟也落到了我們班同學的身上。
一次，我們系有幾個「三紅」同學上市里去，在前門外大街貼大標語，其中有我們班的兩位同學：柏承慶和張春，結果被對方武裝巡遊的大卡車碰上。對方看見是「三紅」的人在刷標語就跳下車，十幾個人猛撲過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慶個子小，對方以為是圍觀群眾，沒引起他們注意。他趕緊鑽進了旁邊的商店，躲過一劫，得以回校報告。而同去的張春則沒有那麼幸運，被對方抓走。
張春被抓走以後，我們都很擔心，天天在等待著他的消息。
可能是集中交換「俘虜」，容易場面失控出事情。張春是在被抓幾天後單獨放出來的。那天，忽聽門外喊：「張春回來了！」我趕緊過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見他緊閉雙唇，神色愴然，臉上身上有幾處明顯的傷痕，看來被打得不輕。扶他時，碰到哪兒，他臉上一陣陣地痛苦。躺下後，什麼話也不說，能看到皮膚還在瑟瑟顫抖。我們看著都很心疼，情緒也很激動。很可能因為張春是我們班「三紅」的小組負責人，因此而多挨了幾下。他是被抓到北三樓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而北三樓正是兩年前我們住的宿舍。
當時，有一位我系「新人大」造反團的同學（從對方「新人大」造反過來的同學，不直接加入「三紅」而是單獨編隊）看到這情景，氣憤得不得了，徑直跑到總部大樓，去拷打對方的被俘人員。通常打對方人員，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來也是戴上面罩的。這次，他可是不管這些，上去就打，可見已氣憤至極。
女同學們還都悄悄地掉了淚。隨後「三紅」派來了一輛救護車，由班裡兩位女同學陪護去了北醫三院療傷。這之後，他再沒有說起這件事，我們也再沒提起過。很可能是這次創傷留下的後遺症，張春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夠好。畢業分配，他去了東南沿海的一個鄉鎮。近十幾年，只聽說他回到了河北遷西老家的一個工廠，卻再也沒有聯繫上，很讓我們牽掛。
兩派也由此積怨日深，憤恨難平。即使已經到了1968年7月，工宣隊進校掌管了大權，就要「大聯合」了，「三紅」的一些人卻依然要抓人報復。可能是因為我們班的張春被「新人大」抓去打過，「三紅」這一面的就要反過來抓我們班「新人大」的同學報仇。
由於對方的同學已陸續搬回原宿舍，反而更好抓一些。名單都定好了，先是要抓許昭忠同學。我們班「三紅」的柏承慶同學不知怎麼得知了這個情況，出於同學情分，十分著急，通過朱婉珍同學設法轉告了過去。許同學聞訊趕緊避開，得以逃過一劫。但我方「三紅」依然抓走了我們班「新人大」的另一位同學，即我們的班長李原好。在李同學回東風三樓不久，一個晚上，已九點多，他被三四個蒙面人從床上拖走，兩手被繩子捆住，頭被蒙上衣服，拖到了「三紅」總部的新教學樓地下室。
到了那兒，眼睛被換成黑布蒙上，就立即遭到審訊毒打。邊問：「你為什麼參加『新人大』不參加『三紅』？你為什麼保郭影秋反對孫泱？」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打得他兩眼冒金星，鼻子、嘴角都流出了血。打人者又喝道，要他跪下，他不肯。上來一個人猛踢一腳，擊中右腿，當即就造成骨裂脫臼。李同學「啊」的一聲慘叫摔倒在地，打人者還不放過，又接連幾個小時的皮帶抽、棍子打，一直打到深夜一點多。這時的李同學只能躺在地上呻吟，臉上陣陣抽搐，混身遍體鱗傷。一天一夜沒吃沒喝，屎尿都拉在身上，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還留下了後遺症，至今行走不便。
在「新人大」同學的努力下，解放軍、工宣隊主持正義，對「三紅」的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此時的他渾身傷痛、兩眼看不見東西，已無法行走，是一位解放軍同志把他背了出來，上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同班的兩位「新人大」女同學陪同前去，而且在之後的幾十天裡，對李同學精心照料。在這時又一次顯示出人性的光芒，同學之情，如同手足。
這事在當時我並不知道。事隔幾十年之後，李原好同學才告訴了我詳情。而那位許昭忠同學不久前還幾次對我說，他至今還十分感謝柏承慶同學的冒險轉告。
三、摧落的花
1967年初，人大的兩派由說不到一起，發展到住不到一起。「新人大」一派撤離原住地，往北集中。「三紅」的留在原地。我原本不是「三紅」的，當「逍遙派」回老家住了幾個月，等回來一看，也不知那些同學上哪兒去了，就留在原宿舍，成了「三紅」的了。這段時間裡，我們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樓（東風三樓的三層樓），她們女生在二樓。我們班有位美麗如花的女同學，這期間有段不一般的經歷。
在沒有她同意的情況下，我不能更多地敘述她的事情。但想說的是，這決不是通常「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因為她和一位外國留學生交了朋友，有所往來，被留學生樓的管理員告發，竟然引起了安全機關的關注，懷疑她「向國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令對她和她的男友，兩個都要抓，儘管她本人是歸國華僑、而那位留學生還是某國左派組織負責人的後代。
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以「革命群眾」扭送公安部門的辦法來進行。這個「任務」由我系的低年級同學承擔了。他們暗暗盯梢，在這位女同學進到留學生宿舍後，等到晚上再一擁而上，砸門而入，把她從衣櫃裡拖了出來。在所謂「扭送」的時候，她被拖到操場上當眾進行極其殘暴的毒打圍毆，衣服被一綹綹地撕碎，頭髮被一把把地揪下，幾近裸體，殘忍至極。
在被公安部門拘押了很長一段日子之後，沒有審查出所謂「向國外泄露國內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問題，她又重回學校。我下去看她的時候，她給我看了她保存下來的一綹被撕下的頭髮，語言很平靜。我沒有勸慰她，我拿不出什麼話可以勸慰她。在這樣的大災大難面前，任何的勸慰都是蒼白無力的。她能這樣地面對，已經說明了她的堅強。
她還告訴我，在被抓之前，她外出進城看她姐姐時，已經被多次盯梢。她都已經認出盯梢的人，就是我系低年級的某個自以為有「公安工作遺傳潛質」的人。在多次的被盯梢中，她也學會了在街上走路時，從櫥窗看身後的人影，再突然回頭反方向走，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兒、不知所措。
這個低年級同學當「特務」的伎倆實在是很不成熟。她說，有次她發現後面有盯梢的，便臨時突然上了輛公共汽車，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著上車而兜里卻沒準備買票的錢，便跟那售票員吵了起來。她一看，又是這麼回事，就立即下車，把那人甩在了車上繼續跟售票員吵。
現在的人們，誰能想到那年那月，同學之間竟會演變成這種關係。或許，正是盯梢者幾次挫敗而心生怨恨，加重了後來對她圍毆的兇殘。
就在我們離校的時候，這位俊秀的女同學又被北京市警局帶走「監護」。並不是什麼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淚。那天，我看見她被人帶進一輛黑色的轎車，遠遠地看著她的背影。我想起她曾經駕著摩托、擔任校運動會護旗手時的風采，引得好多男同學的讚賞。那時，我們連會騎自行車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後期，我和她在一個大隊，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隊。雖說是同一個大隊，但也是相隔有好幾里的山路，很少碰到。不像北方平原上，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大隊。
離校十多年後，我通過公安部門找到了她，還見了次面，她美麗依然。我們班的同學中，我是唯一和她聯繫過的人。她是個熱愛祖國的好姑娘。「文革」前，她深情地對我說過，當年在她跨進羅湖口岸回到祖國，第一次聽到「歌唱祖國」的樂曲，第一次看見五星血旗飄揚的時候，那滿心的喜悅和激動啊，都抑制不住，從心底里呼喊：「回家了，回家了！」可是左傾災難卻當頭一棒，給了這樣一個抱著善良願望、盼望著回家的女孩子終生難以癒合的傷痛。
她的父親是國外某共產黨游擊隊的一位負責人，為了世界革命，真的是出入槍林彈雨，歷盡千辛萬苦，撇家舍業，難以顧及親人，於是把孩子送到了國內，最後卻是這個結果……有很多話，在此，我不便於說。但是，她的遭遇，太不公平、太不應該、太傷人心。
她不一般的身世，決定了她會有不一般的經歷。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繫。這幾年老同學為重新聚會，尋找過她，始終沒有結果。我說，讓她靜靜地生活吧。有相當一部分「文革」過來人，不想再觸及曾經的那些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痛，遠離曾經的人，遠離曾經的事，默默地療傷。我們能理解。我祝她幸福，祝她平安順利。
（選自陸偉國著《風霜雨雪憶年華（1962－1970）》，灕江出版社，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