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是一個虛構的小說，書里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實的。
在生活的摧殘下，她精神失常了。被安排給一個需要女人的殘疾農民為妻，奏出許多不和諧的生活顫音……
1995年2月1日，宜川，趙曉華（右二）一家。出生於1949年的趙曉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動員到了陝西宜川插隊設籍，第二年她瘋了，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公社黨委安排她嫁給了殘疾農民李根管，婚後，他們生了3男1女。（攝影：黑明）
趙曉華，一個能歌善舞的北京女知青。初中六八屆學生。插隊第二年患精神病。食花椒，吞醋糟，不辨麻辣苦澀。當地幹部安排其與一殘廢農民結合，現身邊已有三男一女四個孩子。
一件陰丹藍布褂子，皺巴巴，髒兮兮。市面上早就不出售這種布料了，這是遙遠年代在農村婦女中曾經流行過的服飾。這件褂子穿在她的身上。她站在六月太陽照耀著的斜坡上，凝然不動，仿佛一根枯木。頭髮灰蓬蓬粘成一團，額前朝前戳，腦後朝後戳，宛如茅草庵的兩檐，即便花工夫去梳理，似乎也很難服貼。臉倒白淨，眉毛彎彎，一雙鳳眼，下身穿一條又窄又短的灰褲子。腳上是一雙新布鞋，但是有一隻不知在哪兒踩濕了，黃土一撲，成了濕土疙瘩。
她面無表情，僵硬地站在仲夏的陽光下，不動。或許一個小時。或許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我不相信這個人會唱歌，會跳舞。把她與一個能歌善舞百靈鳥一樣活潑的姑娘聯繫在一起，是吃力的。
年少時的趙曉華
可是所有了解趙曉華過去情況的人都告訴我，當年她的歌舞才華，相當突出。曾在縣知青辦工作過多年、現在是縣誌辦副主任的北京知青高敏告訴我，過去縣上召開知青大會，她總要動員趙曉華唱幾支歌。回回博得掌聲。
趙曉華村裡的一位姑娘說："好哩，趙曉華唱的好哩，那時我們是娃娃家，她唱我們就擁到窯門口聽。"
現在，這個趙曉華的歌聲呢？——那歡樂的歌，妻涼的歌。她的歌喉啞了。她只會默然無語地站在烈日暴曬或者風雪交加的高原上，沒有歡樂，沒有痛苦，沒有思維，甚至也沒感覺。世界在她眼中，或許只是一團模糊混沌的色塊，惚惚、凌亂雜蕘的畫面，或許壓根兒就是片空白。
很有可能，那第一個晚上，她的精神就受到了摧殘。
那天下大雪。所有那一批下鄉的北京知青都不會忘記那個白雪皚皚的日子。火車把他們拉到富平，然後轉乘縣上派來的卡車。車頂蒙著帆布篷子，車輪子上裝著防滑鏈。車隊小翼翼爬行在白雪覆蓋的山道上。車內有人情緒高昂，不時扒開帆布眺望遼闊壯麗的雪原景色，毛XX的《沁園春·雪》在車廂內唱起來。她和幾個人擠坐在一隻破輪胎上，渾身冷得縮成一團，手腳凍麻了。她不說話，緊迫而來的恐懼襲擊著她。她不敢看車廂外面總擔心卡車會翻。有人叫她的名字，讓她也來唱一支，她的歌聲同伴們非常喜歡聽。她企圖擺脫恐懼，打起精神，和大家一塊樂一樂，可是辦不到。會翻車一這種不祥的預感象魔影一樣糾纏著她。當她推說暈車，可憐巴巴地把頭伏在膝頭的時候，有人看見她的身體一陣陣哆嗪。
車到縣上，天已經黑了，街道上的積雪被人踩成稀泥爛漿。歡迎的人很多，敲鑼打鼓。也有很多看熱鬧的男男女女，他們大都穿著黑色家織布棉襖棉褲。在狹窄窄的街道上一堆兒堆兒擁擠著，給這些新來的知青一種很刺激的印象。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當地人喜歡黑顏色。縣上的幹部拿擴音話筒指揮著人群和車輛。有的車已經停下來，知青們紛紛跳下車;有的車還在泥水中往前走或者往後倒，尋找合適的停車地點。一片亂鬨鬨的景象。
趙曉華剛跳下車，便聽見身旁不遠處傳來一個尖銳短促的聲音。聲音刺激極了。她扭頭看去，只見一個黑乎乎的影子躺在一輛車輪下。她還沒有反映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聽見有人大呼大叫："壓死人啦！""出事啦！快！快"。壓死的是一個看熱鬧的小女孩。人們把她從車輪下拉出來的時候，兩隻胳膊還在抽搐，但是人已經沒救了。
趙曉華傻呆呆地站在那裡。人們亂紛紛從她身旁跑過，湧向出事地點。她被人撞了一下，猛地清醒過來，隨即恐怖地尖叫一聲，幾乎是被本能驅使著，捂著臉逃向遠處。
也許這以後她就一直沒能抹去那絕望的、撕心裂肺的短促叫聲刻在她心頭的印痕。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懼，不敢聽見有人突然發出叫喊。來到陝北的第一印象，成了她不幸的開端。
與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趙曉華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插隊下鄉，尤其不願意到很遠的陝北插隊下鄉。家裡七口人，父親是工程師，"文革"開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進監獄。母親沒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兒麻痹後遺症，是個癱子，兩個弟弟都還小，正在讀小學。父親關進監獄後不久，母親便瘋了。動員插隊開始後，趙曉華沒有報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學校一天幾次找上門，不走不行，她只得辦了插隊手續。她難以預料她走後，家裡的生活將怎樣維持。
剛插隊下鄉的趙曉華
她插隊的村子叫里溝，地處Y縣南部山區，共有十七個知青。象許多知青點一樣，這是一個亂鬨鬨的集體。做飯把破襪子下進鍋里；一個月的糧食，不到十五天就吃個精光；打架鬥毆；把老鄉的狗勒死燉著吃；干起活來卻凶得要命，生產隊記工分，他們非常詫異：插隊幹活還記工分？……
在這群人里，趙曉華一般情況下是個不起眼的角色。她缺乏很多夥伴那種狂熱勁頭，遠不象別人那樣灑脫和無憂無慮。她沉默寡言，總喜歡把自己縮在一個角落。同伴們知道她牽掛北京家裡，有些人同情她，有些人因此而瞧不起她，認為她接受再教育的決心不堅定。她默默地接受著外來的一切，在十七個人的小集體裡，她是最順從的一個。她也有顯眼的時候。生產隊開會，知青給老鄉教唱歌曲，這時候大家就要推出她來。她的歌聲甜美動聽，老鄉跟著唱會，不唱了，乾脆叫她一個人唱，大家聽。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聲里，她似乎忘掉了一切，千里之外的家，不幸的父親，可憐的母親和姐姐、幼小的弟弟以及自身眼下的處境。她表現出少見的活潑神情來，白淨的臉頰和彎眉風眼顯得楚楚動人。老鄉聽迷了，咂巴著嘴直讚嘆："簡直跟廣播裡的人唱的一樣。
這就是趙曉華插隊後最初的情景。
知青點上，亂鬨鬨的集體生活很快就維持不下去了。這群毫無經驗的年輕人把生活弄得一團糟，經常為做飯、吃飯的事情吵架。他們中間，沒有幾個會做飯的，常有這樣的情況：吃飯時，飯盛到碗裡了，咬一口，生的，於是便有人抱怨，甚至罵罵咧咧，很容易便導致吵嚷一通。
趙曉華在家時經常做飯，但她不會燒陝北的灶火。隊上分的千柴早讓大夥燒光，抓一把新砍來的濕柴塞進灶洞裡，只冒黑煙，不起火苗，急得她用嘴吹，扇子搧，都不頂事。下工後，大家都回來了，誰也進不了窯，裡邊嗆得人喘不過氣。待煙散盡。打開蒸籠一瞧，蒸的窩頭稀軟鬆散象黃泥巴一樣平糊在籠屜上，根本不能吃。沒等大夥說什麼，趙曉華自先捂著被煙燻得又紅又腫的眼睛，縮在灶角哭開了。
小集體瓦解了。十七個人分開重新打伙。這次趙曉華誰也沒跟，獨自一個生活。隊上給她分了一孔小窯。小窯在一個僻背處，人不常去，她也不大同其他知青們往來。她成了一隻離群的孤雁。
她是靜心地向遠方寄託著自己的思念，或者需要默默地咀嚼牽掛親人的痛苦？
可以肯定地說，她的內心是極不平衡的，她並不喜歡孤獨。不論怎樣講，知青們生活在一塊，總有一些歡樂，而一個人的日子總是難捱的。她曾對同村一個知青說："我能象你們一樣就好。"她指的是象他們一樣對一切都不在乎，心頭沒有那麼多憂慮。她渴望這樣，但是辦不到。
有段時間，公社組織文藝隊，她被吸收進去在文藝隊裡，她又唱又跳，和大家關係處得不錯，工作相當努力。看得出，她企圖通過一種熱烈而豐富多彩的生活來改變自己的心境。她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段時間她顯得輕鬆而愉快，性格變得開朗了，見了人常說說笑笑。可是文藝隊一解散，她回到她那孔小窯洞裡後，現實世界又在她面前無情地展開，她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了。
1970年春節，插隊整整一年的知青們早就急不可耐，有錢的打票，沒錢的扒車，紛紛回北京過年。
趙曉華隨四五個知青，步行120里，來到黃河邊。他們打算從這兒渡河，到山西境內扒車回京。他們都沒有乘車的盤纏。
到黃河岸邊已是日落西山。踏著濃重的暮色，他們走進個小小的村子。
一撥年輕人，誰也沒有見過如此荒涼的村莊。他們插隊的村子，雖說偏僻落後，但村子裡終歸有樹木，有高音喇叭而眼前這個小村莊，一棵樹木也沒有，光禿禿裸露在寒風凜冽的黃河的峭岸上。村里死寂無聲。房屋清一色是用從河灘撿來的石塊壘起來的。走進村子，除了石塊，還是石塊，景象之荒涼宛如一處原始部落。
他們在一個跛子老漢開的"黑店"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來到渡口。從亂石癱上一個小窩棚里叫出船工。船工見是一幫北京知青，知道掙不來錢，推推辭辭不想過河。他們死磨硬纏，每人過河的開價從三毛錢增加到五毛，船工扛不過，說："船漏水，要過就坐羊皮筏子。"
"在寒風呼嘯的河灘，他們幫船工吹起羊皮"渾脫"，然後再把幾隻"渾脫"連在一塊紮成筏子。筏子拖到河邊船工說："一次只能坐兩個人。"
冬季的黃河裡，漂浮著大大小小的冰塊。河水翻卷騰起剌骨的寒氣，冰塊子順流而下，相互碰撞，發出彭彭的響聲。皮筏子放進水中，急促地打著旋轉，不是被冰塊撞翻，就是被沖回岸邊。船工又吹了幾隻渾退，加在皮筏子上。分兩批先把四個男生送過河，最後來接送趙曉華和另外一個女生時，她們卻怎麼也不敢登上那隻顛簸得非常厲害的皮筏子了。
別說登上皮筏子，即便站在岸邊，趙曉華和那位女生也覺得一陣陣頭暈目眩。他們分明看見那幾個男生的衣服已被浪花打濕，在河心裡，有幾次皮筏子被冰塊撞擊得幾乎翻傾。那情景太可怕了。她們瑟縮在岸邊，心裡充滿恐懼。這趟沒有盤費的長途跋涉，肯定會有沒完沒了的冒險，她們退卻了。
他們回到村里。
那個女生是鄰村的，春節期間，里溝村只剩下趙曉華，這是一段異常難熬的日子。孤單單一個人呆在一孔又小又破的窯洞裡，聽佳節爆竹聲聲，聞街巷笑語喧譁，她不能不格外思念遠方的家，掛牽親人的處境。
母親的病時輕時重，輕時還能幹點家務活，重時就只會亂說亂跑。有一次跑出去，被自行車撞傷胳膊，鄰居送回來又跑出去。姐姐的大小便都得要人照理。弟弟小，不懂事。父親是冤案，哥哥已為父親翻了幾年案，還沒翻過來。她來陝北前哥哥還在為此奔走。插隊以來，家中很少給她來信，哥哥偶爾來一封，也絕口不提家中的事。
她急於了解一年來家中的情況，可是憋在陝北這深深的山溝里，回不去，她只好瞎猜亂想了。
春節後，回京的同學陸陸續續返回村里。一位女同學告訴趙曉華，她去過一趟她家，她母親的病更重了，這一陣不再亂跑，一天到晚圍床爛被套坐在床上傻笑。她姐夏天生了褥瘡，沒人管，直到冬季背上還爛著。兩個弟弟不再上學，在排水溝里掏煤渣泥向蜂窩煤廠出售。她一聽就急哭了，找大隊，找公社，要錢，打算立即回北京。
錢沒有要來。
於是她又找縣知青辦。里溝離縣城200里，一星期通一次班車。沒錢坐車，也等不及，她步行著去。路上要鑽一條40里長的老虎溝，還要翻兩架山，一天趕不到。人們不知道途中的她晚在哪度過的。在縣知青辦哭磨了兩天，當她一分錢也沒有拿到手，迫不得已返回里溝那孔小窯里時，她便病倒了。
她病得不輕。發高燒，說夢話，水能喝一點，飯一口也吃不進去，躺了四五天。
病未痊癒，有消息傳來，說本縣一個知青的家長，從北京趕來看望孩子，在黃河灘上，心臟病發作，死了。趙曉華聽到這個消息，支撐著虛弱的身體，從窯里跑出來，在野外山樑樑上愣愣地坐了大半天。
從這時開始，可怕的跡象就在她身上出現了。
也許悲劇的根子早就潛伏在她的遺傳基因中，不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精神病學的遺傳學說中，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同樣為研究家們所強調和重視。精神病與心理現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人的心理理解是具有社會性。精神病學家指出：人的認識活動、情緒和情感反應、意志行動，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同時由外界事物引起，並又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協調和統一地發揮作用。認識、情緒、情況和意志行動之間如能保持諧調性，便保證了精神活動的完整和正常地發揮其作用，反之，心理過程便產生障礙，極有可能陷於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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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沒有那些強烈的外來刺激，趙曉華也許會健康地生活下去。即便在她的體內潛藏著母親的遺傳因子，那因子也可能處於沉睡狀態。它已經沉睡了近20年，也許會沉睡30年50年，也許終生都不會蘇酲。可是。極度的抑鬱焦慮把那可怕的魔鬼喚酲了，它開始殘酷無情的摧殘她的神智。
開始她喜歡到處不停地亂跑，嘴裡嘟嘟囔囔，不斷地重複一句話："我媽病了，我要回北京。我媽病了，我要回北京"。再就是唱歌。一個人常常坐在小窯洞的門口唱。她唱的是一首知青創作填詞的歌曲。這首歌在北京知青中流傳很廣泛，歌詞直白，但曲調(借用一首蘇聯歌曲的曲調)異常哀惋，它幾乎成了北京插隊知青的隊歌：
知青歌曲《從北京到延安》
從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遙遠。
離開了家鄉，
告別了父母，
生活多麼悲慘。
有一天晚上我做夢，
回到了媽媽身邊，
媽媽撫摸著我，
淚水灑在我胸前…
趙曉華唱這首歌時沒有任何表情，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跟念誦差不多，在她痴呆呆的眼睛裡，卻蓄滿一眶淚水。她仿佛只是為了給自己聽，唱得聲音不大，但是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似乎在她唱過的眾多歌曲中，存留在記憶中的唯有這一首了。
那些平素非常喜歡聽她唱歌的老鄉，如今再也不忍心去聽她的歌聲。她的歌聽了教人心酸。
後來，她的言語、動作和行為慢慢減少，舉止變得緩慢而笨拙。她不再理睬別人，對於別人的問話也不聞不答。但是她還唱歌，唱那首"從北京到延安，路途多遙遠。"不過聲音更小，更不成調兒。再後來，她的歌聲便啞了。
在守鳳鄉的院子裡，我看見兩個孩子正在土地上玩耍。孩子穿得又髒又破爛，一個大點的脫了一隻鞋，往鞋殼裡裝土，然後再把土倒進一個破塑膠袋里。身旁一個小點的側匐在地上，嘴裡噙著一根蔥葉，對著地上噗噗亂吹。有人告訴我那是趙曉華的孩子，老大和老二。
趙曉華現在已有四個孩子，老大是男孩子，已經十一歲，但生得又瘦又小，看去最多八九歲。老二是女子，我差點認成了小子。在我注意這兄妹的當兒，那老大嘴裡失聲喊了句什麼，揚起胳膊，將裝滿黃土的塑膠袋扔向遠處，一溜煙跑了。老二從地上爬起來，地上的黃土兜進褲腿里撲簌簌從褲襠腿直往下溜，急急忙忙去追哥哥。
趙曉華的婚姻，是一個畸型的組合。
她的丈夫李三性，是個身高不到一米五、一條腿有嚴重殘疾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我來後，想見見他，和他聊聊，可是他總躲著我，幾次請人和他約好，到時候我去了，撲了空。開始我很納悶，不明白什麼原因。後來才知道，過去他常打趙曉華，聽說我是省上來的，以為我要調查打趙曉華的事，所以怕得不行。趙曉華是他的婆姨，但更重要的還是知青，知青是不能隨便動一手指頭的，過去村子裡的許多事情，都向他提示著這點。
我不再相約，徑直去他家找他。
見到我他有點慌亂，讓座讓茶，客套當中，不時偷偷拿睛瞟我。直到我說明來意，他才稍稍穩住了神。
我讓他講講有關趙曉華和他們生活的情況，他又誤解了。以為我是來調查知青生活狀況，準備研究補助或解決什麼問題，於是馬上發牢騷，訴苦。他坐在一隻小矮凳上，臉上現出一副忿然不平的樣子，歪著腦袋哼了一聲。"不管天東地西，知青下鄉，是毛XX的號召。可是搞一搞就沒人管了。我婆姨看病的藥費還沒報哩。四個娃娃，一家六口人，困難大著哩……"
他大約意識到自己有一張很硬的王牌，這就是他是知青家屬，有權利發牢騷，有權利抱怨，有權利要求政府特殊對待他和他的家庭。望著這個又瘦又小、頭髮有些花白的男人，我的心裡隱隱湧起一陣痛楚。
1970年冬，趙曉華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生活幾乎都難以自理了，去河裡洗衣服，衣服往水裡一扔，她便呆呆地站定，水把衣服早沖走，她仍木偶般地站在那裡發呆。上廁所，走到廁所門口，一隻腳踏上台階，突然站住不動了，仿佛被一個無形的機關固定在那裡，一個姿勢一直可以站一兩個小時。不梳頭，不洗臉，也很少做飯，看見什麼吃什麼。一次村裡有人見她攥著一把什麼東西，一粒一粒塞進嘴裡咀嚼，要起來一看，竟是花椒！她那孔小窯里又髒又亂，別人很難插進腳。村子裡的知青，不再與她來往，大家象逃避瘟疫似的，遠遠地躲著她。
那年冬天下了一場大雪。大雪覆蓋了高原，四野茫茫，天地間的一切都隱蔽起來。燒火無柴，吃水無人擔，趙曉華黑天白天都躺在窯里，餓了吃點炒得半不生熟的玉米粒，渴了吃窯外的雪，村子裡的老鄉看著不忍心，便有人給她送點糊糊米黃(一種包穀面與小米麵混合攤成的餅子)，端碗雜豆粥。正月初二，村里一個老漢在鹼畔上閒轉，見趙曉華的窯洞裡煙火動靜俱無，便走進去探視。只見趙曉華躺在冰冷的炕上，鍋台上一個黑瓦盆里盛了幾疙瘩醋糟，一隻碗裡盛著雪。老漢鼻根一酸，去找支書，支書來看了看，又將隊長、黨團員叫到一塊商量，決定村子裡挨家挨戶輪流給趙曉華管飯，一家一天，每戶再給趙曉華一捆柴禾。此後，趙曉華總算能吃上熟飯、喝上開水、睡上熱炕上。
夏天割罷麥，縣委書記來大隊蹲點，聽說里溝有個知青病了，便到村里來看望。
"趙曉華，縣委書記來看你。"隊長說。
趙曉華坐在窯門外一塊石頭上，正給一隻又髒又爛的黃膠鞋穿鞋帶。鞋帶是用幾綹麻胚子松鬆散散捻成的，頭兒開花，怎麼也穿不到鞋眼裡去。她不急，也不明白要把繩頭兒搓緊，久久地繼續著她那僵硬遲緩的動作。對於隊長的話她毫無反應。
"趙曉華，這是縣委書記，是專門來看望你的。"隊長又說。
趙曉華抬起直勾勾的眼光，瞥了隊長一眼，又專心致志地去穿鞋帶。
縣委書記嘆口氣，走了。
幾天後，縣知青辦來人，讓隊長把趙曉華送到縣上去治療，治療的同時，縣上和北京有關方面聯繫，要將趙曉華病退回京。北京不接收，而縣上又治不好趙曉華的病，於是，這位對什麼也渾然不覺的姑娘在輾轉於延安西安許多醫院以後，又被送回村子裡。
趙曉華成了村裡的一個負擔，尤其成了隊幹部的一個負擔。他們不能不管他，又不知該怎樣照管。躊躇中，一個主意想出來：給她找個人家，誰願意娶她去做婆姨，就來照管她。
先是給村里一個小伙說。小伙子是個羅鍋腰，年齡不小了，直娶不下婆姨。小伙子沒有同意。村幹部又想到李三性。
李三性六歲時母親便去世，跟著父親長大。八九歲時，和幫小孩子玩耍摔跤，跌了一下，不知怎麼就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時間不長，左邊大腿上生了瘡，先是一個，隨後帶出三個來，瘡好後，腿上的筋就彎曲了，人成了跛子。
三性讀過初中，會打算盤，在隊裡幹不成重體力勞動，便時而當會計，時而在哪個工地管管灶。倒也能養活自個。可憐的是，直到三十大幾，他還沒有成家。沒有人願意嫁給他。他的老父親央告過許多人，給附近村子那些常說媒的人提過點心包包，送過羊肉菸葉子，希望給三性說上個婆姨，不少人給鼓過不少勁，但莊稼人靠身板吃飯，健康強壯的好男人還有打光棍的，何況一個殘廢人？
在李三性對娶妻成家徹底絕望之後，村幹部來給他說趙曉華。他的心動了。
不錯，她是個瘋子，但她是個女人。他需要女人，有了女人。他就能夠組成一個家庭。啊，家庭！家庭！建立一個家庭他盼了多少年！那怕這是一個最倒霉、最不景氣的家哩。人到哪步田地說哪種話。總要把香火續下去，沒有什麼要他來挑揀的。行，我跟她過。
請示公社，公社同意。於是，趙曉華便算一個有主家的人了。
不可能舉行什麼儀式。天黑前，村里一個老婆把趙曉華的被子抱進三性的窯里，趙曉華又抱了回去。她好象有點點明白眼前的事情，呆呆的眼神里有種驚恐的神情。村裡的老婆連說帶哄，勸她到三性家去，她抱緊被子坐在牆角不動彈。
她害怕什麼？她能對自身眼前的處境和李三性這個人給以明確的判斷吧?不知道。也許她害怕的是事情本身。古往今來人類男男女女重複不絕奉行的事情，在她癱瘓的意識的深層，也許仍然秘密地保留著某種印象。雖然麻木不仁，但本能逼她做出反應。這是一種神秘的趙懼，而病態無疑加深了這種恐懼。
村里人見勸說不下，一些婦女便連拉帶扯，把趙曉華硬送到三性家。
這天夜裡，村裡的近鄰聽見李三性家的窯里傳出剌耳的哭叫聲。人們說那不象人的聲音，象是從動物的嘴裡發出來的。
第二天一大早，趙曉華就跑了。誰也不知道她跑到什麼地方。三性一家人分頭尋找。公社，鄰近幾個村子找遍，不見人影。三性坐一輛手扶又去縣上尋，尋了一圈，依然沒有找見。回來時路過老葦溝，三性意外地發現，趙曉華呆呆地坐在荒溝里一塊石頭上，一隻鞋丟了，腿上被什麼東西劃破了一塊，血流到腳面上，已經結了痂。
以後趙曉華還是不斷地跑，每次都弄得李三性到處亂找。找回來忍不住便打。打過之後，三性又長噓短嘆，不知往後的日子該怎樣過。
可憐的人喲！日子是什麼？就是這經久不息動物般地追逐和制服麼?就是這懸在心尖的希冀一次次打碎仍抓住不放麼？就是人世間那種最簡單最本能的要求麼？
婚後數月，在一次暴雨襲擊高原的時候，趙曉華站在電閃雷鳴的滂沱大雨里，家裡人怎麼把她也拉不回去。她垂手恭立，頭髮、衣服被雨澆透，臉頰象紙一樣蒼白。她似乎在思索，又似乎在祈禱，樣子看去叫人由不得打激冷。雨後，她從窯院的角落摘了片蓖麻葉子，用嘴吮著沾在上邊的雨水，慢慢地到鹼畔上。其時天近黃昏，天空碧藍，落日如血，高原沐浴在一片神奇的玫瑰紅里。她披頭散髮，對著落日站定。呆呆地站立了好久。當血陽留下最後一縷光輝的時候，她令人震驚地開口歌唱了。先是嗓子眼裡發出一種聲音，一種含混、奇怪、難聽的聲音。漸漸、聲音起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同時也越來越剌激人心。是那首歌。村子裡許多人都聽見了，是那首揪心扯肺的《從北京到延安》。
從北京到廷安，
路途多遙遠。
離開了家鄉，
告別了父母，
生活多麼悲慘。
有一天晚上我做夢，
回到了媽媽身邊……
她再也唱不出那動聽的旋律，表達不出那豐富複雜的感情了。她的歌聲乾澀，生硬，直戳戳象棍子一樣。可是里溝村聽見這歌聲的人，都為之震撼。人們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她啞了很久的歌喉又發出聲音，是病情好轉，抑或是更加厲害了？她那渾渾噩噩的心裡在想什麼？
在高原的雨後，在黃昏降臨的時候，她唱了好久。她好象在舉行告別演唱，那天之後，她的歌聲便永遠啞了。
守鳳鄉黨委書記程昭義，是一位北京知青。這位研究員的兒子、原北航附中的高材生，同一位當地農民姑娘結婚，便也留在陝北高原紮根了。他對趙曉華很關照，幾年前，他剛一上任，就趕到里溝村去看望趙曉華，此後常想方設法給趙曉華以照顧。程昭義至今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見到趙曉華的情景。他一開口說話，趙曉華便判斷出他是北京知青，她對口音仍然保持著分辨能力。她怔怔地看了他一會，突然問："你也沒有回去？"其時北京知青在陝北已所剩無多。她顯然清楚這一點。程昭義問："你還想著回去嗎？"她不回答，臉上又露出呆漠的表情。程昭義告別時，她緩緩走到柜子前，打開蓋，抓出兩把核桃，遞給程昭義。程昭義不要，她目光直直地盯著他，執著地說："給娃吃。"
我和程昭義曾經討論過趙曉華的遭遇。這位鄉黨委書記對事情有著他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趙曉華的悲劇也許是她對其人生旅途更大悲劇的一種逃遁或者適應。"正常人必須接受正常的生活。"他說，"生活已經不正常了，被鐵錘打碎了了。生活得了神經病，如果還要人用正常的神經去應付，那就更痛苦。而如今，對於趙曉華自身感覺世界來說，再沒有什麼不幸可言了。"他的話里，透出一股黑色幽默的味道。他是用平淡、鄭重的語調說的。他認為趙曉華嫁給李三性，是一種無法逃避、也是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從理論上講，我們的社會，應當全部承擔起照料趙曉華的責任，可是理論歸理論。實際歸實際。一場動亂留下的後遺症太多太多，趙曉華的不幸在社會的病歷卡上難以記載上去。她嫁給李三性，不過是獲得了一個生命的寄存方式，可是除了生命，如今她還有什麼？什麼也沒有。所以說這也就行了。"
這番話，聽得我心裡冷氣森森。
趙曉華為李家生下第一個男孩後，李三性，還有他七十歲的老父親，簡直高興得不得了。一個殘廢人，幾乎連婆姨討不上，如今有了根苗，香火有人接續了，這比什麼都值得慶賀。
家裡不算熱鬧，卻鄭重其事地給孩子做了彌月儀式。孩子取名叫李明望。明天有希望，明天有盼頭，是三性的老父親給取的。這是一個善良的老人，對趙曉華很好。他知道趙曉華雖說是瘋子，可也是個人，是自己的親人。他不允許村裡的娃娃嘲弄欺侮趙曉華，也不允許李三性對她動手動腳。現在，她給他把孫子養上，他更加注意保護她了。
有了兒子，對李三性是個巨大的鼓舞。他心裡陡然生出一種男子漢的豪壯之氣，決心要把日子變個樣兒。他那樣的身體，在隊裡只能幹點輕省活，工分掙得很少。
他找到隊長，要求替隊裡攔羊。
攔羊的活不重，但是操心，還要翻溝爬坡到處跑。隊長不放心把羊交給他。他立下字據：羊丟了，或從崖上跌下摔死，他賠。隊長說：人哩？你跌下去咋辦？他說不讓隊上負責把這活兒爭到手，見日頭他都有工分了。他開始變得貪心起來，一邊攔羊，一邊挖藥材，有時甚至用他那不得勁的腿攀到半崖去挖，他想攢錢再掏兩孔窯。他住的窯還是老父親手裡掏的，已經破敗不堪了。冬季到來之前，他已給家裡砍了不少柴。他一背一背從山樑子上背回家。一走一跛，柴捆子在他背上搖來晃去，弄不好會把他搖到溝里去，他不在乎。他狠了心，要把日子弄出個樣樣來。
村裡有人跟他打趣："三性，不要命啦！幹得這麼凶想當老財呀？"
李三性笑笑，說："想當啥老財哩！你沒瞅瞅，屁股後頭墜了個跤襠里掛鈴的，幾年躥起來，不置點家底拿啥應付嘛！"
有了孩子，他有一種掩飾不住的得意之情。他的話里，有意要顯示自己的自豪。
還有一件事情讓他感到欣慰：有了孩子以後，趙曉華再也不往外跑了。她知道疼愛兒子。她不會侍弄那個小傢伙，不知道餵奶，不知道對付孩子的拉屎尿尿。孩子哭了，她的臉上有種驚慌的神色，但不知道如何去做。儘管如此，母性的本能依然在她身上表現得很充分。她常常盯著孩子的臉蛋一個人笑。那笑容是呆呆的，卻透出真誠。村裡的婆姨女子來家裡里，她從炕上抱起孩子，讓人家看。人家夸孩子長得親，她會隨聲附合："親著哩。"或者不說話，但臉上一定現出那呆呆的卻又是真誠的笑容。
患病後，她和北京家裡的聯繫就斷絕了。那個唯一寫信和她聯繫的哥哥，在她患病後不久，因急性肺炎死於醫院。本來不會死的，他去醫院太晚了，耽誤了治療。據人講，死前，家裡人他誰也沒有提起，只是不停地念叨遠在陝北插隊的妹妹的名字。他知道妹妹得了病，原打算到陝北看望妹妹。父親依然被關押著。家中那個爛攤子全憑兩個弟弟支撐。趙曉華不知道哥哥的去世，不知道家中的一切。她再也不需要知道了。
李三性開始教她干點家務。別人給孩子送來一些爛衣裳，三性把針線拿給她，她就補起來。動作僵硬遲緩，但針腳密密匝匝，好象生怕補綴得不結實似的她會擀麵，會蒸饃，只是必須由三性把面給她盛好，要不有時做的飯剛夠一個人吃，有時多得剩好多。當然，要她幹家務，僅僅是湊合，她那突出而奇怪的毛病不論在幹什麼時都會出現，比如蒸饃時，籠搭到鍋上，她應該去燒火，但她突然猶如一架掛鐘停擺一樣，中止了一切動作，以一種凝固不變的姿勢站在鍋台前，一站老半天，有時直站到三性回家吃飯的時候。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的輪子也許就這樣的長久地轉下去。
她依然是個精神病患者。
但她偶爾流露的近似於正常人的感情，給李三性帶來線希望：她的病也許有治，他想試一試。
結果，他領著她，還有幾個陪同，到北京走了一圈。
李三性領趙曉華去北京看病，在當地流傳著許多笑話。我採訪期間，便有人給我講過這些笑話。有人說他在北京摸不著東南西北，不光差點把婆姨丟了，也差點把自個丟了。有人說他見了警察，嚇得就跑，還有人說他在北京找不見廁所，憋得亂打轉，好不容易找見了，卻尿不出來見人家廁所乾乾淨淨，不敢尿。這些笑話頗多揶揄成份，我聽後卻笑不出來。李三性給我講過他去北京為趙曉華治病的過程，我知道他有一些什麼樣的經歷。我聽他敘述的時候，心裡一直翻騰著一種酸溜溜的感覺。
下邊記錄的，便是李三性對我的講述。
1978年，縣上沒有多少知青了，知青辦要撤。當時知青辦還有些資金，研究幹啥用，正好我找上門，說要給趙曉華看病人家同意了。
去哪裡看？西安、延安都治過，治不好，知青辦張主任說乾脆去北京。我一聽心裡蠻高興，北京大醫院多，說不定能治趙曉華的病哩。
回到家，我就給趙曉華家裡寫信，讓他們給聯繫個醫院，我沒有和她家通過信，地址是從很早以前她哥給她寫信的信封上抄下的。那些信趙曉華亂撂，我替她保藏了一封。隔些日子，來了回信，是她大弟寫的，說北醫三院能治那病。她大弟信上還說他爸可能要減刑提前釋放，組織上去家裡了解過情況。
收到這封信，我就作動身的準備，能早點去就早點去。我心裡發急，可縣上的事情一直辦不好。說是給錢，錢卻拿不出來，知青辦一時半時又撤不了了。不過人家沒封口，說病還是要看的。這一推就推到了第二年冬。穿上棉衣的時候，縣上捎話來，叫我趕緊準備我把啥都收拾好了，右等右等，又等不住，我去縣上問，才知道知青辦還要派人去，但是派誰定不下來。回到家裡，我把蒸好路上要帶的饃掰成饃蛋晾起來，不晾就壞了。家裡白面不多，看來還得蒸一次饃。
快過陰曆年的時候，縣上把人定下來，是知青辦張主任帶一個人跟我們去，還是坐飛機去。我高興得不得了。咱陝北山溝溝人，進趟北京城就不簡單了，如今倒是要坐上飛機飛進北京城，一輩子再甭想有第二回了。
那時我們已經有了二女子，才幾個月。兩個娃娃都要帶上。我給趙曉華說要回北京給她治病，她聽見跟沒聽見一樣，不理會。我看她把啥都丟到腦後了，啥都不在乎了。我給她家裡帶了一口袋紅棗，一口袋核桃，還有一口袋小米。背上這些東西我領一個娃，她抱一個娃，先到縣上，再跟張主任和一個姓楊的一塊，搭車到了延安。延安有通北京的飛機。
上了飛機，我就頭暈，飛機一飛起來暈得更厲害。心裡也害怕，怕飛機猛一下栽下去。大小子明望不懂啥，一坐上飛機只是高興。趙曉華還是老樣子，跟坐在家裡一樣，看不出她難受，也看不出她覺不覺得新奇。那樣兒你知道，跟木頭人一樣。
張主任和老楊坐在另一排位位上，抽著煙，不和我說話。我心裡怕，不能給人家講。
到北京是晚上九點多鐘。汽車從機場把我們拉到一個地方就不管了，我們四處找旅館。除了趙曉華，我們誰也沒到過北京，可她跟個沒知覺的人一樣，你說走她就走，你說停她就停，一點點忙也幫不上。旅館不少，都住滿了，我們一直轉到大柵欄，才在一個背胡同的小旅館裡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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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把件大事忘了——沒帶她家的地址。
信封壓在炕席底下，走時一直想著要帶，不知咋一岔就忘了。這可叫人作難了。我只記得她家是在一個叫北岸河的地方，問旅館裡的服務員，這北岸河都不知道。我心裡亂了。張主任問趙曉華她家住在啥地方，趙曉華直溜溜坐在那裡，瞅著牆角不吭聲。張主任叫她慢慢回想，不知她想了沒有，反正到底也沒說出一個字。
到了第二天，張主任說不著急，先轉天安門。在天安門跟前，大小子高興得很，硬要上去看毛XX。張主任和老楊的興致也蠻高，一會跑到石獅子跟前，一會又爬到護城河欄杆上，一會又去摸天安門城門扇子上的大銅釘子。我心裡總象壓著石頭，輕鬆不下來。北京城這麼大，一到街上人就眼花，到哪去找這個北岸河？
我猛地想起來，趙曉華他們一夥知青剛到村里時，有人問他們去沒去過天安門，村里人都覺得天安門是毛XX住的地方，不能輕易到跟前去。那伙知青笑著說常去哩，每年國慶遊行都要去天安門。我想遊行趙曉華一定也參加了，這是大事，她興許能回想起來。我就問她國慶遊行時，從她家咋走到天安門來。只要大概說出個方向路線，北岸河也許就好找了。她說不知道。再問，她就不吭聲了。張主任指著天安門城樓，問她知道不知道這是啥地方，她搖搖頭。她啥也不知道了，啥也想不起來了。可能她光知道懷裡抱的娃娃是她的。老楊愛說怪話，說：北京忘了她，她把北京也忘了。
在天安門遊了半天，回到旅館，我猛地想起撂在家裡的信封上有海淀兩個字。給人一講，人家說那就先坐105路無軌，到動物園後再打聽。張主任和老楊一聽蠻高興，讓我先去找找，他們在旅館等我。我心裡怯，這地方人生地不熟，我的腿腳又不好，跑迷了咋辦?可是又一想，這是給咱婆姨看病，咱丈人的家咱不找，還能讓人家去找?我說那好，你們就在這裡等著，我就走了。
找105路無軌車站就費了神。在北京問個地方可不容易，咱說土話，人家聽不懂，有的人想指了給指一指，有的人乾脆不理你。等我到了動物園，天快黑了。我一看這時光到啥地方去打聽北岸河?想了想乾脆往回返，明天再來。
坐105回來，我找不見住的那家旅館了。想間人，不知道那條胡同和旅館的名字。心裡發毛，東躥躥，西鑽鑽，瞎碰亂闖，遊蕩了足有一個鐘頭。這時候我又餓又乏，想找個飯館先給肚子填點東西。天一黑，飯館都關了門，找不下。有一個點心鋪子開著門，想稱點餅乾，在櫃檯前打了半天轉轉，嫌貴，沒稱。餓著肚子又跑，心裡越發的急，操心趙曉華和娃娃，不知娘們三個吃沒吃飯。人家張主任和老楊是陪咱來的，總不能叫人家給咱婆姨娃娃買飯吃吧。轉了一陣，我猛地看見一個眼鏡店的招牌，我見過這個招牌，我能記住。往前再走幾步，又看見了早晨我們吃飯的飯館。我一下放心了——旅館就在右手一個胡同里。
他們正在旅館裡著急地等我。晚飯張主任招呼趙曉華和娃娃吃過了。聽我說沒找見北岸河，張主任說明個坐計程車一塊出去找。老二早上抱出去著了涼，正在發燒。旅館裡的服務員很好，給娃拿了點藥。這一夜我咋都睡不踏實，光做夢，全是在找北岸河。
第二天坐上計程車，沒用我們管，司機把我們直接送到了北岸河。到了那裡，很快就打聽出了她家。說也巧，我們到她家的時候，她父親剛從監獄放出來不幾天。是一件冤案，不是減刑釋放，是無罪平反釋放。可這人霉氣透了，剛回到家，不知咋的就食物中毒住了院。她家生活還很困難，母親的病沒有好，癱子姐是老樣子。大弟不小了，還沒結婚，在街道廠子當工人，二弟在煤廠干臨時工。我把趙曉華領回家，一家人看不出高興，也看不出不高興。趙曉華也好象不認得她一家人，跟誰也不打招呼。許多鄰居來看她，她象根木頭一樣坐在床沿，痴呆呆地看著人家。說不上有時候為啥，她會咧嘴一笑，笑過後又象木頭人，坐在床沿一動不動。
去北醫三院看病，她大弟陪著。本來想讓她住院，醫生問她吃過啥藥，她平時不開口，這時卻給人家醫生說吃過"氯丙烯"、"弗乃近"。醫生說她還知道吃過什麼藥，就不收她了，只給開了一些藥。後來張主任跟北京市知青辦接上頭，讓他們給聯繫個醫院。北京知青辦聯繫的還是北醫三院，人家還是不收。沒辦法，我只好隔幾天領趙曉華去看一次門診。
在北京，我住趙曉華家，張主任和老楊還住大柵欄的旅館裡，有啥事情打電話聯繫，平時不見面。中間有一回，趙曉華看病的錢用光了，我給旅館裡打電話，一連打了兩天都說人不在。我心裡著急，坐上車去旅館裡找。到了旅館還沒找見人，服務員說兩個人去八達嶺還是啥地方了。我只好留下話，第二天張主任才把錢送去。
在北京沒少作難，病還沒治好。我一看沒啥指望了，住了四十多天後，領著趙曉華和娃娃，跟張主任老楊一塊，返回了陝北。
我是坐在李三性家裡，聽他對我敘述這一切的。其時趙曉華拎著一隻大鐵壺，正在院子裡澆菜。1986年以後，他們搬到鄉政府來住院子裡有一片空地，住在這裡的人們一人分得一小畦種菜。三性的地里栽的是辣子和茄子，還種了點豆角。陝北高原節氣晚，時值初夏，所有的菜苗才一點點高。菜苗長得不景氣，驀沓沓的。
李三性坐在我的對面。他撩起兩隻褲腿，用手不停地搓著腿上的泥垢。他那條殘廢了的腿僅有胳膊粗細。他的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五歲，坐在靠近房門的地上玩，弄兩塊圓木頭片兒和幾顆石子。八個月的老四在炕上睡著，身上搭塊紅乎乎的爛布。這也是個男孩。蒼蠅在他臉上爬來爬去，他竟睡得實實在在，紋絲不動。屋子裡瀰漫著一種霉味兒，還有孩子的尿臊味。
我問李三性："為什麼要這麼多孩子？"
他尷尬地笑笑，說："沒辦法。"
"為什麼不給趙曉華結紮？"
"不敢。"他連連擺手，"把她的病逗重了咋辦哩？"
實際上，人們對我講過，醫生說趙曉華結紮沒問題，可他死活不讓。他想多要幾個孩子。
"這麼多孩子，你養活得過來？"
"不怕。"他把褲腿扯下去，身子一挺，乾脆地說，"不怕多，單怕無，有苗不愁長。能吃到嘴，娃娃就能養得起。娃娃身上能花幾個錢？人一輩子，山珍海味是個活法，粗茶淡飯也是個活法，咱不貪圖享受，只圖個沒災沒病，人丁興旺。"
我很想給他講講有關精神病遺傳方面的知識，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在這一刻，我看到他陡然增長的激情，看到一種與他低矮的身形不那麼諧調的豪氣，我暗暗嘆了口氣。
他象突然意識到什麼，接著說："當然政策上叫計劃生育，咱不是反抗政策，咱是特殊情況。
我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視著那依然忙碌的母親和孩子的身影。我久久無言，一種憐憫的情感在我胸中翻騰。我不能過多地去責備坐在我對面的這個人，責任不能完全歸咎於他。他不過反映了一種存在，一種歷經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存在。
人類生命存在方式多種多樣。在這裡，在這個身肢帶有殘疾的男人和那個拎著水壺動作僵硬的女人以及身穿破爛衣裳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生命呈現出的一種奇異形態——脆弱而強韌，盲目而自信。
縣知青辦又拖了幾年，到1981年冬才撤銷。撤銷前做善後工作，李三性被叫去，讓他辦理趙曉華的脫鉤手續。
脫鉤？脫了鉤你們就不管啦？"李三性擔心起來。
管是不好管了，不過組織上要給你們作出安排。"知青辦的人說。
知青辦給了李三性1500塊錢(比別的脫鉤知青多五百塊)，又把村上原來知青住的兩孔石窯撥給他，作為一次性照顧，趙曉華就算與知青脫鉤，今後不再享受對於知青的照顧。
李三性接受了組織的安排。他很滿意。1500塊錢，叫他攢一輩子也攢不下這麼多。早先計劃拼死拼活幹上幾年，掏兩孔土窯，如今沒費啥力氣，兩孔石窯就到手了。還是社會主義好。
可是，過了沒多久，聽說別的知青沒要錢，而是讓組織上給安排了工作，他心裡便不那麼穩實了。兩相比較，翻來覆去想了一回，覺得自己不划算。錢是一碗水，放在那裡只會少不會多，咋能有鐵飯碗重要?端上鐵飯碗，國家就得管你一輩子。
兩孔石窯算啥：有了工作，當上公家人，自有公家的房子讓你住。越想越覺得吃虧，越覺得自己憨。他一刻也沒耽擱，跑到縣上，要求退錢退窯換成工作。縣上沒有答應，說工作只給知青本人安排，不給家屬安排，趙曉華有病，不可能給她安排什麼工作。他硬跟人家磨，到底沒有頂事。工作沒指望了，商品糧吃不上了，公家人當不成了。他只好嘆一陣氣，悵悵地回到家裡。
1500塊錢，他沒敢存到銀行里。這錢不是他掙的，是國家給的，假若哪天政策一變，要往回收，存在銀行不等於交到國家腰包里了嘛！誰也不知道他把錢藏在哪裡。平時過日子，這個錢一分錢也不動，少鹽沒醋的粗茶淡飯，絮絮絡絡的破衣爛裳一如往昔。他有他的想法。兒長大要娶，女長大要嫁，這些花錢的大事情，沒有一二十年的積攢，一下子能要了人的命。特別是娶媳婦，事到臨頭拿不出硬沓沓票子，媒人不擺手，媳婦不進門，真有急得上吊的。他家是個爛攤子，將來給娃娶媳婦不知要作啥難哩，他心裡虛得很。
沒辦法的時候，過日子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一點辦法，就得謀算哩。
這一年村里實行生產責任制，地分到各家各戶耕種。這一來，上山千活，就等於給自己幹了。李三性貪心地一下子要了九畝地。他的老父親年高體弱，他把老父親的三畝地也要過來，一共十二畝。家裡只他一人幹活，而他只能算半個勞力，春種秋收，從不叫人幫忙，終日一個人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刨挖。
村里人都說：這個瘸腿傢伙不要命了。
有地，沒有牛不行他買了兩頭牛，過了半年，又買了一頭驢。牛拉犁耕地，驢馱水馱糞。大小子還沒上學，他就逼著去放牲畜。趙曉華指靠不上，就讓她在家洗衣做飯。管她飯做得咋樣，哄飽肚子就行。
對於丈夫的這一切謀劃，一切做法，趙曉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理會。她依舊懵懵怔怔，生活當中的任何變化，都不能給她帶來一點點影響洗衣服的時候，她照舊把衣服扔進水裡，愣愣地看著水把衣服沖走。吆牲口到泉邊去飲水，跟在牲口後邊走著走著，驀地便收住腳步。牲口早沒影兒了，她依然釘在那裡。日出日落，颳風下雨，野外的草木都有知覺，可是她感覺不出來。有時在窯外做件什麼事情，突然雨來了，她不避，仍然在原地做她的事情，甚至頭也不抬。做飯常燒從崖畔上砍下的酸棗刺。三性給她做了只捅柴的杈子，她不用，用手抓，手常被酸棗刺扎得稀爛。她好象沒有知覺。她從不收拾自己，也不知道收拾孩子。頭髮成了氈片子，孩子臉上污髒，她自己不梳理，也不替孩子洗涮。村裡有的婦女看不過眼，時常幫她梳梳頭，給孩子洗一洗。也許知道這些人幫助她，她喜歡和村裡的婦女們接近。幾個婆姨女子湊在一堆拉話，她會緩緩地踱過來站在旁邊，雖一言不發，雖不知她聽了沒聽，但可以看出，她願意站在這兒。這時候她倒顯得有那麼一點感覺，保持著一點人的靈性。
一次，村裡的大喇叭播放歌曲，有人驚異地發現，她呆呆地站在那裡仿佛凝神諦聽。好久沒有聽見她的歌聲了。她會不會跟著廣播，重新歌唱?發現這一情況的人沒敢驚擾她，悄悄地在一旁觀望。不錯，她真的在聽。她的頭微微偏斜著，臉上呈現出一種安適寧靜的神情。這樣兒跟她平時呆站在那裡的樣兒是不同的。然而，直到廣播裡的歌聲停止，她一聲未吭，她再也不會唱了。是的，她的歌聲永遠消失了。
那麼，在她凝神諦聽廣播播放歌曲的時候，那迴蕩的旋律，是否喚起她的某種心理活動？她那懵懵懂懂的感覺，還能感應到歌聲的美妙動聽嗎？
不知道。一切都無從知道。
也許歌聲如同現實，現實如同歌聲，在她的思維里，全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也是模模糊糊混沌迷離的。她的歌已唱完了，路也走完了。之所以現在還往前走，不過是生命的貫性在推促著她。
1985年夏，李三性聽到一個消息：凡與當地人結婚的北京知青，政府都給轉商品糧。他立即趕到縣上。知青辦早已撤銷，他不知道該去找誰。正在街上亂轉，碰見一個在縣警局工作的同村人。此人說確有其事，就在警局辦理手續。這回簡單，警局、糧食局跑了一圈，手續全部辦妥，一家六口全轉成商品糧戶口。
吃上了商品糧，村里便把一家人的地收了。沒地不要緊，可是沒工作，沒收入，拿什麼買糧？有人給三性說，這事要找勞動局。找了幾次，沒結果。他不敢坐等下去，花五十塊錢，買了台補鞋的機器。乾脆擺上個攤子弄點收入。看街上那些修鞋攤子，營生蠻不錯哩。
機子弄回家，三性把他的、趙曉華的、娃娃的破鞋收攬了一大堆，學著用機子補。三天後，守鳳逢集，他帶著機子上集了。
他選擇供銷社門口，作為安營下寨的地點，這裡人多熱鬧。
攤子擺起來，圍觀的人多，補鞋的人少。山溝溝小地方，四鄰八村的人大都認識，他又是個特殊人物，平日就招眼，這會兒見他弄來這麼個洋玩意兒兜生意，看新奇的、取笑的都有。
有的讓他講機器原理，有的要搖一搖試試。有時擋都擋不住，旁邊伸過一隻手來抓住機器搖把就搖。他害怕把機器弄壞，兩隻胳膊緊緊護著機子。這樣兒又逗得眾人一陣鬨笑。
到了後半晌，他才補了兩雙鞋，一雙皮的，一雙布的，掙了三毛錢。
掙的少點，不怕，慢慢來，往後活兒會越來越多。他這樣想。守鳳逢集，他都去，攤子擺在老地方。果然，找他補鞋的人慢慢多了，一集下來，有時掙塊兒八角，有時掙到兩塊出頭，看樣子往後還能多掙點。
然而，他沒有干多長時間。一次補皮鞋，剛軋了兩針，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就壞了。哪兒也配不上這個零件。他和機器都只好閒呆在家裡。
李三性意想不到的是，1985年冬，有消息傳來，說政府要給他們這種人安排工作。消息不久得到證實。1986年春，他被安排到鄉政府管灶，每月四十塊錢工資，三個月試用期滿，工資轉為五十八趙曉華每月從鄉政府領取四十六元生活費。
一家六口人，都搬到鄉政府的院子裡，和那些國家幹部住到一塊了。
一天黃昏，我看見趙曉華抱著孩子，站在鄉政府院子外邊的一個綠色草坡上，對著不遠處那條夕陽塗染的小河痴痴地發呆。我向她走過去。
我以為她注視那條小河。河水很淺，露出白色的石頭，浪花就在石頭間跳來跳去，象一簇簇耀眼的星星在閃爍。待我走近，見她什麼也沒有注視，眼裡是一種茫然空洞的神情。孩子在她懷裡把頭扭來扭去，用小手揪扯她的衣襟。看見我，小傢伙笑了笑。
她毫不理會我走到她的身邊，依然呆呆地站著。我想找話和她聊聊：
"你在看什麼？"
沒有回答。
"孩子多大了？"
沒有回答。
"老抱著不累嗎？"
還是沒有回答。
看來要和她聊一聊是不可能的。但我禁不住仍然問下去。
"聽說你唱歌不錯，過去大家都喜歡聽你唱歌，你還能回想起來嗎？"
這次她把臉轉向我，緩慢地瞥了我一眼，接著把臉慢慢地轉過去，神情麻木如舊。
我極想試一試。
我小聲地唱起那首《從北京到延安》。在Y縣，我讓幾個知青給我唱過這首歌，我已經學會了她曾經那麼傷情地歌唱過它，即是病後，在那個雨後高原的黃昏，也還放聲唱過一次。這是一首她忘不了的歌。也許她會有點什麼反應。
沒有。
但我又細心地觀察時，發現她似乎在認真地聽，心裡似乎略有所動。這是很難覺察的，但我相信我的判斷。我決定繼續試下去。
又唱了幾首過去時代她可能唱過的歌。我越發相信她在專注地聆聽。她的臉上有種平和安詳的神情，與平素的呆痴板滯是不同的。當我剛剛唱起"讓我們盪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她神奇地開口說話了："《小船》。"
讓我們盪起雙槳
我趕緊點頭。她報出了這首歌的名字。
然而她並沒有看我。她凝然不動，依舊望著前方不遠的小河，孩子在她懷裡拱來拱去，拱了一陣之後，抬起頭來，小眼睛定定地看著母親的臉。
我重新唱下去。
讓我們盪起雙槳；
小船兒推開波浪……
她在聽。她唱過這首歌。好多在五十年代度過童年時光的人，都唱過這首歌。它能勾起人們多少充滿詩意的回想啊！
哦，童年！童年！每個人都有自己難忘的童年。她的童年生活一定是甜美的。北海蕩舟，草地上遊戲，牽著媽媽的手去逛動物園，排著隊伍、唱著歌兒，和老師同學一起郊遊…
也許這是童年生活里平平常常的片斷，然而對於成年人來說，這些片斷會變成多麼美好的記憶啊！
她想起什麼來了嗎？她的童年，她的過去，在她腦海里是否存在？
小船兒輕輕，
飄蕩在水中，
迎面吹來了涼爽的風
……
她一直在靜靜地聽。
夕陽漸漸被西邊的山頭遮掩，晚霞在山頂燃燒。風輕輕地吹，是涼爽的風。可我心頭有一股熱辣辣的風掠過。
不遠處的一片菜地里，一個男孩在追逐一隻小豬。小豬和他兜圈子，怎麼也從菜地里趕不出去。夕陽的餘輝勾勒出小孩身體的輪廓，裸露的小光腿很快地跑動著。小孩嘴裡發出一種奇怪的呼喊，不時貓下腰，從地上揀起土塊向小豬擲去。
我認出這是趙曉華的大兒子明望。這時從鄉政府院子旁的斜坡上，傳來李三性的喊聲，他叮囑明望把小豬趕出菜地就行了，不要打人家的豬。他提著一隻桶，叮囑完一顛一顛地走了。鐵桶在他身體的一側閃爍著黯淡的微光。
我收回目光，又望著眼前的趙曉華。
我為她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