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是劃右派的經歷！」1960年秋，我在北京門頭溝大台煤礦勞動改造的時候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當火車軋斷小腿的時候，那個血淋淋的極限傷痛，終究是一時的，而劃右派後「撕心裂肺」的那種極限的精神傷痛，卻是前後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中的一員前往蘇聯學習法律。畢業前使館教育處徵求本人的意見，我表示願意去高等學校，這樣，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我在1956年底帶著桂冠回到學校，自以為步入了「天堂之門」，從此可以步步高升萬事如意了。沒想到1957年給我開啟的是「地獄之門」，我一下子從天堂跌入地獄！
有人要我談史達林
1957年的春天，黨開展了「整風運動」。
由於我1951年就出國，對國內政治鬥爭情況一無所知，其間發生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這些政治運動，與我毫無關係，所以我對即將來到的這場政治運動，既無經驗可言，也無任何思想、心理準備。
整風運動開始時，是很和風細雨的，主要是通過座談會形式，聽取教職員工對黨委的意見。當然大家都很謹慎，給黨委提意見，更多的還是提希望。
我因為剛到北京政法學院，什麼情況也不了解，當然沒有什麼意見可提。但是，大家對蘇聯發生的事情，卻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剛發生不久的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秘密報告。在座談會上，有人希望我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和看法。
史達林殺害和鎮壓大批反對派人士的事實揭露後，歐洲國家的共產黨受到很大震動，一個時期內在群眾中影響也降低不少，不少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退黨。
西歐國家共產黨中，最有影響力的是義大利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史達林事件發生後曾說過，史達林問題的根源，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當時赫魯雪夫和陶里亞蒂的分歧，就在於赫魯雪夫認為這是個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亞蒂則認為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當然，我是同意陶里亞蒂的觀點的。我在蘇聯學習時，從自己的五年經歷也感到，這麼大的問題，僅用個人品質是無法解釋的。我所經歷的蘇聯制度層面的缺陷，正是現在我們黨要整風時，需要警惕並克服的。
於是，我就在座談會上談了上述想法。後來在揭露我的「反黨」言論中，這也就成為一項內容了，儘管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狀」。批判時，有人以此說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有缺陷」，這當然令我甚感冤枉——幫助黨整風也就是要解決制度中的缺陷，為什麼一提制度缺陷，就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時候一講社會主義，其前提必定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說社會主義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張大字報
整風運動座談會方式冷冷清清，發言不痛不癢，於是沒過多久，就開始進入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階段了。
當時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參與其中，生怕被形勢拋下，我也很積極，於是也就開始琢磨寫個大字報。根據大家反映，由於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高校的職稱評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麼職稱，現在快十年了，還是什麼職稱。具體到北京政法學院，就有差不多20個人，還是1949年之前評定的講師、助教，連副教授都夠不上。於是，1957年5月31日晚飯後，我們住在二號樓、三號樓的一些青年教師聚在一起議論，大家紛紛表示也要寫張大字報，表示我們青年教師的意見。討論到最後，提出了五條意見，大家推舉我主持並起草大字報。大字報共有五個方面內容：
第一、認為學校整風不力，應當在黨委領導下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幫助黨整風；
第二，認為學校的問題揭得還不夠，中層幹部都不出來揭發，要求中層幹部帶頭幫黨整風；
第三、認為群眾反映了一些問題，但真相究竟如何，沒有下落。應當就一些重大問題成立專門的調查小組，弄清真相，公布於眾；
第四、老教師中有一些在肅反中，由於肅反擴大化背了黑鍋，應當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現今的工會選舉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應當實現工會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
寫完大字報後，我們就開始徵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師簽名。許多人都毫無保留地簽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個簽名的，當然最後也就成了這張大字報的主謀。
第二天清晨，我們將大字報貼在了三號樓門前。因為這是青年教師的第一張大字報，又有20人簽名，這張大字報非常引人注目，引來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學院院黨委書記劉鏡西，也專程來看了我們的大字報。看完後還誇獎我們，說大字報寫得不錯。
這張大字報的簽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師為主。緊接著，我們還把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以反映意見的方式正式向院黨委做了反映。
我們一共去了三個人。黨員代表是林炳煌，他後來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擔任香港《鏡報》主編，反右中受到了黨內處分；團員代表是我；群眾代表是姚兆輝。姚兆輝和林炳煌均為歸國華僑，姚兆輝因系群眾，未受處分，但也被牽連。
我們三人向院黨委反映了青年教職工的意見之後，當時還受到了院黨委領導同志的表揚，說你們的精神很好，院黨委會考慮你們反映的這些問題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領導決定的
6月中下旬，整風運動進入反右階段後，學校也就停課了，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轉入了對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師生員工之間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
整風階段，當時的矛盾主要對著院領導、中層幹部和師生員工之間的矛盾。現在反過來，領導很明顯地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那些曾向領導提過意見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來，看到校園內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開始揭發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這張大字報上面，最集中批判的當然就是那張20人簽名的大字報。不久前還被交口稱讚的大字報，如今卻成為「反黨」的大字報，翻雲覆雨兩重天！
當時所有被劃為右派的，都是經院黨委研究確定的。領導決定了劃誰為右派，那下面的積極分子就按照這個目標去揭發、批判。所以每個教研室都有一些積極分子。
這些積極分子，他們最典型的特點，就是黨指到哪裡，他就打到哪裡。比如你要說我是右派，那這些積極分子就看我在整風鳴放期間有沒有什麼言論或行動；如果沒有的話，那麼看我歷史上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如果歷史上沒什麼問題，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總之，他們的使命，是向領導證明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右派，證明領導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的決策是正確的。
證明了這一點還不算，他們還有批判的重任。他們最後看了我領銜的20人簽名的大字報，說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們就都開始批判這個大字報，最後再從這張大字報的字裡行間，挖出我的動機。
當時，這樣的運動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說都是這麼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須是由上面先來定，而不是下面人來定的。下面的人在領導決策前可以揭發，但最終是不是右派，必須由領導來定，這是很厲害的。沒有領導批准，是不可能成為右派的。
有沒有對我搞過全校性的批判大會，我記不清了，好像沒有。在北京政法學院的反右運動中，我是最好解決的一個右派分子，因為我很快就繳械投降了！最後，大家覺得我態度還不錯，自己都認罪了，也沒什麼特別要再批判的了。
總的說來，我的右派問題並不複雜，而且也不屬於院一級的重點人物。反右鬥爭矛盾的集中點，主要是在有影響的老知識分子，尤其是民主黨派中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像民盟、農工民主黨這樣一些與共產黨有過政治糾葛的民主黨派。此外還有就是高等學校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而我那時還屬於小知識分子，又是團員，只不過是個反右中順帶進去的邊緣人物。
批判完了之後，組織上就根據右派分子本人的認罪態度，來進行處理。處理總的原則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這個原則總的來說還是貫徹了，只有極個別人處理相當重。
那麼，像我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過去參加過地下活動，參加過外圍組織，算是有革命經歷的了。而且像我這樣又留蘇的，回來後工作也很認真。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早早就繳械投降了，領導上認為我的態度還是比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也下來了，對我的處分算是比較輕的。
作了組織處理之後，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從天堂之門跌入了地獄之門！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敵人，家庭上剛剛從蘇聯回國結婚還不滿一個月的妻子立即提出離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後不久在西山勞動時被火車軋斷一條腿，可以說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擊和痛苦，全都壓在了我的頭上，但我要堅決地活下去！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堅強地活下去！」我給自己寫的座右銘是：「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強者，不是沒有眼淚的人，而是含著眼淚奔跑的人！」
反右運動主要針對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實際上是針對知識分子。應該說，在知識分子中，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又是重點關注的對象。在高等學校里，文科的知識分子又是重點中尤為重要者。而在文科裡面，放眼全國，政法界的知識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災區」——從全國範圍來看，應該說政法戰線上的「右派」還是比較多，無論是最高法院還是最高檢察院，甚或一些基層的法院、檢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戶」。
在蘇聯的時候，我看過小托爾斯泰寫的小說《苦難的歷程》。這部小說主要就是講蘇聯知識分子的經歷。那麼，從知識分子的經歷來看，蘇聯人特別注意階級基礎，因為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到後來，一直都強調革命中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樣的話，蘇聯的知識分子在蘇維埃政權裡面，就不得不經歷一個「苦難的歷程」。在蘇聯，像高爾基這樣沒有經歷大的衝擊的作家或者學者，那是非常罕見的。一般來說，無論是作家還是學者，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在蘇聯革命的過程中，都經歷了長期改造的「苦難的歷程」。
當時我就覺得，這一點跟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比如陳獨秀、毛澤東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認為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最後都是有問題的。好像真正革命堅定的，還是那些參加革命的大知識分子。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他們原來的家庭也都比較富裕，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國的革命勝利之後，我們越來越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並不像原來所想像的那樣。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第一個針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緊接著就是院系調整。那時候對知識分子地位的描述，並不像後來所說的那樣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一直面臨著它依附在什麼階級身上的問題。最開始，政策制定者認為知識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屬於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一部分，屬於小資產階級。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後，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或者思想體系都還是資產階級化的，或者說是舊的，就需要對敵對陣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這幾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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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講革命不分先後，隨時歡迎知識分子參加，而且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後，確實對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無論是報紙還是意識形態，都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立場，要使貼有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標籤」的知識分子，朝著無產階級的方向，進行自我改造。當然改造究竟怎麼進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無產階級了，那不由知識分子說了算。
從大的方面說，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
國共政爭主要爭取民盟
或者再換個角度，當時從全國的形勢來看，反右運動主要針對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右派的劃分、打擊的對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時也在想，為什麼主要打擊對象是章伯鈞、羅隆基這樣一些核心人物呢？從我們1949年前後成立中共國的經歷來看，在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白熱化的階段，應該說雙方主要都是爭取民盟加入本方陣營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從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來看的話，民盟在1949年前後確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裡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其他黨派人也不多，影響力也不大，並不是至關重要的。即便像民革這樣的，從人數上來說是個比較大的政黨，但是民革畢竟主要是從國民黨裡面分化出來的一些人組成，在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中，共產黨可能會去拉攏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舊政協的時候，是當時國共兩黨最主要的爭取對象。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沒有爭取到民盟。於是，不能用之便殺之，國民黨強令解散了民盟。
後來我們才逐漸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後，其內部鬥爭也很激烈，並不是鐵板一塊。當然隨著中國共產黨的不斷勝利，民盟也逐漸地站到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邊；而民盟中原來中間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漸分化掉了。所以這給外界這麼一個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態度一直很明確，一直很堅決地跟中國共產黨走，這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問題。可是實際上看起來，民盟仍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有獨立見解的政黨。
以前我聊起過林達的《西班牙旅行筆記》。在這本書中，特別講到了1935-1939年內戰期間西班牙的政治格局，當時要麼是左派，要麼是右派，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以走。現在很多歐洲國家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情況，可是在當時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兩頭大、中間小」，甚至實際情況比這更極端，只有兩頭，沒有中間了。
1949年前後的中國，與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這麼個情況，已經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了。當時最有可能走中間道路的，就是以民盟為代表的幾個民主黨派。民盟是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強，最有可能走中間路線。所以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寫了以《別了，司徒雷登》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國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間道路的人，中國已經一邊倒了，別再有什麼幻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民盟的這些人中，無論章伯鈞也好，羅隆基也好，還有其他比如錢端升也好，這些人都是原來留學美國的，而且這些人腦子裡面，都受了美國傳統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這樣一來，即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並肩戰鬥，但是革命勝利之後，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時候了。
但是說實在的，包括錢端升在內的絕大部分民盟盟員，這些人在1949年以後的言論也好，行動也好，都是非常明顯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可是現在看起來，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恰恰也就是這些人。因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組織民盟，而民盟在知識分子中間一直很有號召力；另外，這些人大都是留學英美的大知識分子，無論是高校還是整個社會層面都很有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儘管在1949年後都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洗禮，但是至少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他們腦海中美國式的思想觀念始終都存在，他們仍然希望中國能夠走親美的道路。
所以現在看起來，當時中共領導人都把民盟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來看待，捧也捧民盟，殺也殺民盟。無論政策是有利還是不利於民盟，針對的對象，在民主黨派中，民盟都是首當其衝的。
反右運動的國際國內背景
反右運動中把高校作為重點，被稱為「重災區」。現在人們都知道，劃右派是有指標的，當時的指標是百分之五，後來又有追補，即漏網右派的補劃。但高等學校大大突破了這個指標。
50多年後，我們幾位倖存者回憶當初劃右派的比例時，一位掰著手指數當時四個馬列主義理論教研室（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國際共運）共30多人中，被劃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有人說，整風運動開始時對我們說的是16字方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風的方針。延安整風我不知道，後來聽說也有些過火，已經變成了政治鬥爭和抓特務「搶救失足者」了。反右運動結束後真是一片肅殺的氣氛，可以說是：「知不敢言，言不敢盡，言者有罪，聞者動怒」！
反右20年後，雖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屬「摘帽右派」。悲情難禁，曾在1977年6月寫下一首《反右20年感懷》：
莫道系鈴已解鈴，風吹時聞舊時腥。
長握筆管悲難禁，強閉喉舌心欲鳴。
鬼域猶得訴羅殿，聖朝無處哭昭陵。
為何三紀用兵者，卻怕書生紙上兵？
「強閉喉舌」和「欲訴無門」就是20年心情的寫照。好在兩年後，終於聖朝出現並給予了徹底平反。但我最後的問題仍然存在：「為何三紀用兵者，卻怕書生紙上兵？」共產黨打了三場戰爭（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擁兵數百萬，怎麼就容不得一些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呢？
這個問題後來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漸有些理解了。
1957年的國際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剛剛發生過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給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罩上了陰影。當時我們這些到蘇聯學習過的留學生，都認為中國不會受到匈牙利事件影響，中國完全是靠自己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而不像東歐是靠蘇聯紅軍解放而獲取的政權，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不像東歐那樣，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共產黨的，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識分子鬧起來的，有名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是知識分子議論國家大事的場所。反右時期一提「裴多菲俱樂部」，就指腦有反骨的知識分子。
從國內情況來看，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依靠的是工農群眾，但中共的真正領導人物向來都是知識分子，有的是大知識分子，有些是小知識分子，他們更懂得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危險。三年解放戰爭發展那麼迅速，除了戰場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從擁蔣到反蔣。但知識分子是善於思考的，也是善於轉變的，今天擁護共產黨是真心的嗎？還是「大勢所趨」呢？不僅對黨外的知識分子要打個問號，對於一直在黨內的黨員知識分子也要打個問號！怎樣才能鑑別他們的腦後是否有「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辦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盡」，當然領導層也不會天真地認為可以「一網打盡」，但終究可以保持政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穩定。
反右鬥爭是一場集中對待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其目的就是讓知識分子從此「聽話」，不要有「反骨」，起到這個震懾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處理方式上採取「敵我性質的矛盾用人民內部解決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壞」不同的處理方式，讓他們繼續工作，不斷地改造他們，敲打他們，為這個政權服務！
法學家的懺悔問題
我記得2006年4月的時候，中國社科院的劉仁文教授寫過一篇文章——《法學家為什麼沒有懺悔》。
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去年巴金去世時，人們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隨想錄》。這部『文革』結束十年後推出的當代『懺悔錄』，對於『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傷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極『左』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痛，因而贏得熱烈的迴響。重溫此書，卻使我想起了一個多年來鬱積在心中的疑問：為什麼『文革』結束30年來，我們法學界始終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懺悔、這樣的講真話？」
他說：
我手頭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這本當時的反面教材現在看來是多麼的珍貴啊。有的人，本來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一遇政治運動，就馬上說「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發的人，又反過來揭發說「到底是誰『利用』了誰」，要求他交代清楚與某某右派分子的關係。這使我想起有位法學界前輩對我說起他當時在這所大學上學時的感覺：今天台上這位老師還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師，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著說：
同樣在這本書里，我找到了我曾經的法學所同事謝懷栻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證：在一次法學界的座談會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認為高級領導同志不重視立法工作是錯誤的。就因為他說出了這樣一些在今天看來屬於常識性的東西，就被打成右派，發配新疆勞動教養，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謝先生去世時，由於他的學問和人品，得到了法學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銳地指出：在謝老面前，許多學人包括某些著名學人，都會感覺心裡有愧。遺憾的是，我未曾聽說過那些當年參與「整」謝老的人在謝老去世前或去世後有過絲毫的公開懺悔。最後他說：「我並不是要法學家們去揭開過去的傷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訴，那太膚淺。我要說的是，法學家們作為一個研究國家上層建築、代表社會良知和正義的群體，如果不對『文革』和它以前歷次運動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進行很好的清理，就等於失去一個社會發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為他以後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轉眼，從1976到2006，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經歷過歷次運動的法學家們如今大都已邁入古稀之年。作為後來者，我不希望這一段歷史在法學界斷裂，因而特別想懇請尊敬的老一輩法學家們告訴我及我的同輩人：你們，這一代命運坎坷的新中國法學家們，在那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有沒有過像巴金那種內心的隱痛覺得不說出來良心就不安呢？倘若這樣做了，那真是化災難為福音，不光是我法學界之幸，更乃我中華民族之幸。」
我之所以在這裡大段地引用劉仁文教授的文章，無非想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知識分子內在的軟弱性、動搖性。反右政治運動能波及這麼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識分子這個與生俱來的弱點，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話題仍然是一個禁區。右派平反以後有一段時間，諸如電影《天雲山傳奇》的問世，曾引起社會很大的反響，後來反右運動就成為禁區。這成了共和國成立60年來最難寫的一段歷史。如果把它寫成正面的歷史，不僅傷害了幾十萬無辜受難的知識分子，也難以應對社會的指責；如果把它寫成反面的歷史，中央對右派又只願「改正」，而不肯徹底地「平反」！
（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