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對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2，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3，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隨」。葉群記錄的林彪的一次談話說道：「萬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離開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條萬條中的第一條」。「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筆記還寫道：「何為當代偉大人物？一號利益的代表者（應聲蟲）」，「誰不講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還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1966年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在大連休養，是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並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從表面看，林不願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幾年來的行為並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見毛澤東就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應該說，毛的眼力是準確的。
在毛為發動文革的先期準備中，爭取林彪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毛為了滿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長期忠於他的羅瑞卿，但是，毛拋棄羅瑞卿不單是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個人的考慮，這就是羅瑞卿在1962年後和劉少奇、鄧小平及中央一線走得很近。1965年1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並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在毛看來，這些都是劉少奇在挖自己的牆角。所以從1965年4月起，毛、林就開始削羅的權。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談，很有可能就是對林進行「路線交底」，幾天後，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臨時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迅速解決了羅的問題。在這之後，毛馬上要林彪作出回報，命江青「請尊神」找林彪，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拉林彪上船。
對於毛髮動文革的意圖，林彪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給予了積極的配合。為了震懾中央一線，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在「七千人大會」的四年後，林彪又一次面對全黨作大報告。林彪在講話中發展了毛的「修正主義要搞政變」的看法，使全黨大受驚嚇，達到了「丘八嚇秀才」的目的，卻未料到毛對他的講話竟然還有一些保留，毛通過周恩來把給江青的信轉給林彪看。為毛說話卻被批評，林彪的一片「忠心」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應，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對林彪還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叫林彪讀《三國志》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范曄傳〉，以古史對林彪加以告戒。郭嘉為曹操的謀臣，助曹操破袁紹有大功，隨曹操征戰多年，英年早逝，年僅三十八歲。范曄，南朝宋國人，《後漢書》作者。420年，劉裕代晉稱帝，國號為宋。范曄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等職，由於性格驕慢，經常被貶官。由於劉裕弟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放劉義康的親信十餘人，並貶劉義康為江州刺史。劉義康不甘失敗，多方拉攏范曄，使其最終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發，有人告密宋文帝，稱范曄是政變主謀，於是，范曄於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謀反罪名被滿門抄斬，時年四十八歲。
毛要林彪學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曄最後參與謀反，被滿門抄斬的歷史來警告林彪。從這可以看到兩點：第一，毛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時，對林彪還是有頗深的懷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擺正關係，這就是毛和他的關係是君臣關係。他以范曄為例，直言不諱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謹慎從事，否則下場不好，還要禍延子孫！這兩點，是理解文革期間毛、林關係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