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福利國家的本質，是相互劫掠的制度；是最終會走向讓國家控制一切，個人自由喪失殆盡的制度；是所有人爭奪權力，誰有權力、誰靠近權力就變富，因此不事生產的制度。這種制度的最終結果就是極少數人富可敵國，絕大多數人普遍貧窮。
我們並不是沒有過「高福利」的時期。曾經有一段時間，所有人都生活在公社中，吃飯都是免費的，但結果是人人都吃不飽飯。有人說那時候人人平等、沒有腐敗，可是那時候，某某酒還在擴量生產，有人在海里騎著新潮的摩托車，其他人卻全部在吃土啃樹皮，所以說這種話的人，不但瞎了眼睛，而且壞了良心。
其原因並不複雜。當一個人從事什麼職業由國家說了算的時候，當一個人的鍋碗瓢盆被認為應當用於煉鋼鐵的目標的時候，當一個人生產了些許財富就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被割掉的時候，當生產什麼由一個中央計劃機構來決定的時候……沒有人能夠、也不願意去生產財富。沒有財富的生產，福利從何談起？
因此要增進每個人的福利，必須激勵人們去努力生產。激勵人們生產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有一個適合財富創造和資本積累的制度環境。這樣的制度環境就是市場經濟，就是個人自由。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就是人們一步步突破觀念的枷鎖，掙脫管制的牢籠，奪回個人自由的過程，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過程。它不是誰規劃的結果，而是千千萬萬人有目的地行動的結果。「設計者」順應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革，撤除了層層限制的藩籬，於是人們迸發出了強大的財富生產動能，實現了物質福利的幾何式躍升。
所以，他們做的最正確的事情就是：什麼也不做。只要讓人們自由選擇，人們就自然會創造出一個自由與繁榮的國度。
自由與繁榮之間的因果關係是確切的，所有繁榮都是自由的結果。自由是第一生產力。不搞清繁榮的根本原因，認識不到自由的基本內涵，就會南轅北轍。自由增進一分，福利就提升一分；自由減少一分，福利就減損一分。
增進人類福利的唯一途徑，是每個人擁有運用自己的財產生產財富的自由。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薩伊定律」——供給創造需求。在分工交換的市場經濟中，我們都是為他人而生產，用自己的生產與他人交換。只有你生產出他人需要的東西，才可以用這些東西「購買」他人的金錢（即他人付費購買你的產品和服務），然後再用這些金錢去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的財產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可以實現的欲望都更多且更加重要，雙方財產的價值都得到了提升。因此，生產，以及由此而來的交換，是提升所有人福利的必由之路。
一個社會的普遍貧窮，就是因為生產遭到了破壞。人們無權運用自己的判斷，生產他人需要的東西，在自己致富的同時增進他人福利。這就是消滅了組織生產和財富增長的根本——企業家才能。當人們自己的判斷被限制，財產權就處於羈束狀態，無法發揮它應有的效用。一部分人的土地被限制了它的用途，一部分人無法決定自己在哪裡生活、生育幾個孩子，還有一部分人，可以經營石油、菸草、電信、銀行、教育、醫療等等行業，另一部分人卻不能，這就是限制了人們生產財富的自由。那些取得特權的人就會獲取壟斷收益，其餘人則只有被迫減少選擇接受他們的掠奪。
因此，最大的不平等，並不是財富本身的不平等，而是生產財富的權利不平等，也就是個人自由的不平等。財富永遠不可能平等，因為每個人的能力不同。追求財富本身的平等，就是在打擊這個社會上最聰慧的頭腦，打擊財富的創造。能夠追求的，只有個人自由的平等，在這個前提下，財富的不平等才是正義的，並且會起到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正面作用。
作為題中之意，我們當然有交換的自由。之所以反對貿易戰，就是因為產業保護和補貼、貿易和關稅壁壘，不但鼓勵低效的生產，扭曲資源配置，造成產出降低；而且是在讓所有人付出更大的代價購買商品，讓人們的選擇變少，侵犯了交換的自由。其共同的結果就是減損每個人的福利。所以，降低關稅，消除壁壘，並不是對他國的讓步，而是有利於本國。
勞動者當然有簽訂契約的自由。最低工資法就是限制勞動者的競爭手段。這種法律以禁止那些邊際生產價值較低的人用可能打動僱主的價格提供服務的方式，限制了他們的就業。托馬斯·索維爾用兩個故事闡釋了最低工資法立法的精確目的和「初心」。一件是他的美國勞工部同事告訴他：誰不知道最低工資法不利於就業呢？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失業，因為我們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另一件是，加拿大政府為了將日本移民趕出伐木業，讓白人取而代之，於是出台最低工資法，那些薪酬較低的日本移民於是紛紛被解僱。
我們也當然有規劃自己未來的自由。企業繳納的社保，並不僅僅是懲罰了企業，而是將勞動者的收入進行了強制性徵收，因為在企業的成本核算上，本來就包括了為一位勞動者支付的全部代價。那實際上是你的錢！我們更不需要國家為我們安排養老，我們自己懂得怎樣在現在和將來之間進行財富的分配。國家養老，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俾斯麥式的養老體系，不過是古老的主子和門客關係的新版本。控制一個人的經濟，就是控制一個人的人格，它不僅在經濟後果上是災難性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欺詐性的、不負責任的。
因此，我們要反對管制和干預，不論它發生在何時何地。因為一切管制和干預，都是在侵犯人的自由，都是在打擊生產，也就是在減損人的福利，其本質是侵犯財產權，是暴力後盾下的強制交易。
我們要反對一切過重的稅收。因為它啟動了國有化的進程，讓權力擴張有了基礎；它剝奪人們生產財富的自由，減少了資本積累，使生產結構扁平化，是在將社會拉向自給自足的落後狀態。累進稅就是打擊社會上最聰慧敏銳、最會服務消費者的人群，是對生產財富的一種懲罰。一個打擊它的最優秀群體、懲罰財富生產的社會，怎麼可能實現福利的增進？
我們反對一切福利。因為它將財富的分配從依靠服務他人能力的市場過程轉移給了手握權柄的官員，不但會打擊財富創造，而且會摧毀社會道德。窮人並不會從福利中得到長遠利益，他們恰恰是福利國家的犧牲品。歐美福利國家用通貨膨脹的方法擴充福利，然而窮人卻總是處於貨幣供給的最遠端，那些離權力最近的、最早拿到貨幣的人，會消無聲息地將窮人的財富洗劫一空。這很像一個詐騙犯，給你少量的甜頭，讓你付出巨大的代價。
那些認為自己得到福利多處的人們，即使認識不到這一層面，稍加思考也不難發現美國著名黑人經濟學家沃爾特·威廉士揭示的真相：「美國』反貧困大戰』和』偉大社會計劃』中的很大一部分錢是由美國的官僚本身消耗的。那些黑人以為他們取得了很多福利，但其實他們只是拿到了零頭。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把錢給窮人，每四個貧困家庭中的一個將收到大約4萬美元。他們並沒有得到這筆錢。大部分錢被非貧困人群、官僚和負責照顧窮人的專業人士拿走。這感覺就像通過馬群餵麻雀。」
不要說適當的福利是可行的，那是沒有原則的詭辯。原則問題沒有什麼調和的餘地，實際操作中才會有妥協的空間。只要我們認可「適當」，就是將權利拱手相讓，讓某些人來決定什麼叫「適當」，他們擴張權力的欲望最終會使管涌轉變為決堤。
更不要說，我們是在追求另一種烏托邦。現實世界，難以十全十美，我們都有清醒認知，但是什麼是正確的方向，卻清晰明了。
所以，萬萬不可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更不能飲鴆止渴。這世界上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財產權，就是生產財富的自由。正如哈耶克所說：「唯一切實的自由就是經濟自由，所有政治自由，都是為了服務於經濟自由；離開了經濟自由，也絕不會存在什麼政治自由」。當福利國家把生產要素據為己有，將所有企業都國有化的時候；當某些號稱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在呼籲福利和管制的時候，就是走向了自由的反面。這時候，再去談所謂自由，就是一種奢望。
有了個人自由，福利增進就是必然結果；沒有個人自由，人類就將邁入災難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