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劇：中共三反五反運動鬥地主。（攝影：安娜/大紀元）
中國人權狀況有多糟糕，看看新疆關押上百萬人的集中營，看看令人髮指的活摘器官，看看被囚禁、遭酷刑的異議者，看看洶湧不絕的上訪者……。中國的企業家境況有多悲催，看看不屈從中共而被關進監獄的億萬富翁孫大午，看看被罰巨款、不再意氣風發的馬雲，看看一個個噤若寒蟬、為保住財產而向中共妥協的商人……，就知道中共堂而皇之滿大街掛的「民主、自由」的標牌不過是騙人的伎倆，就知道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大言不慚地說「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的憲法原則」不過是遮羞布而已。而這樣的謊言再次出現在中共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中。
在洗腦片第二十九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講述了中共1954年推出第一部憲法以及召開第一屆人大會推舉領導人的過程，而開篇就提到憲法中的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可是迄今為止，哪個中國人會認同這一說法呢？而掌握著一切權力的中共，又何時將人民放在眼中了呢？如果真的將人民放在眼中，又何至於中華大地哀聲不斷？
不禁想起了之前看過的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國會中的一次演講。他說道：「我看到過一些國家的憲法，包括蘇聯的，一些人會感到驚訝，他們竟然也有憲法，甚至賦予人們一些自由。許多國家的憲法都會在條文中給予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如果這是真的，那美國憲法為何如此特別呢？其實差別很小，有可能被忽略，但它又很了不起，一切盡在其中。那就是只有簡簡單單三個字：我們人民。其他國家的憲法是政府告訴人民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美國憲法是我們人民告訴政府，它可以做什麼，政府只可以做憲法允許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美國革命才是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政府為人民服務。」
里根的一席話醍醐灌頂，那就是中共的憲法只是中共為戕害人民而為自己打造的一塊遮羞布，騙騙世界，騙騙國人，誰要當真，誰就上了中共的當！
說到中共戕害國民，那真是罄竹難書，洗腦片再怎麼想洗白也無法掩蓋真實的歷史。在上一篇揭穿中共關於土地改革的謊言後，本篇繼續扒光中共關於工商業改造的謊言。
在洗腦片第三十集《一化三改》中，講述了1953年毛提出並隨即開始的「一化三改」，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過，中共的洗腦片中是絕不會提到這過程中的殘酷的。
改造的後果，在農村就是建立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將農民剛剛從土改中獲得的土地又收歸國有。同時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農民從此徹底失去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幫助了中共的農民在沒有什麼大作用後，如一塊抹布般被拋棄了。
而在城市，所謂的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其實質是強行掠奪私有企業，根本目的就是要徹底消滅各類商人。當下的歷史只不過是在重演。
1949年中共竊政前，在中國大地上活躍著一大批民營企業家，他們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竊取政權後，許多民營企業家選擇了相信中共，而留在了中國大陸繼續經營。但輕信的結果是，中共很快變了一副嘴臉，不僅他們的公司、財產被充公，而且他們自身也屢遭迫害，甚至被逼自殺。
事實上，早在毛的「一化三改」前的1952年1月，中共就提出了針對企業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了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因為上海作為商業中心，有著眾多的企業家。
在這場運動中，企業家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其原則就是順者昌、逆者亡。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們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問題」，或被帶到私設公堂審問，強迫「交代罪行」。在腥風血雨中，企業家、小業主、商販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有吞毒藥自殺的，也有跳樓自盡的。
據悉，當年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通常使用的問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今天又有多少商業主、企業家跳樓自殺。
靠著種種逼迫方法，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民族企業家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可以說，「五反」實際上就是搶企業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
當時，臣服在中共腳下的就有鼎鼎大名的「紅色資本家」、曾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提起民國時期的榮氏企業，那可是赫赫有名。當年，榮宗敬、榮德生兩兄弟白手起家，在無錫、上海等地創辦了二十多家民營企業，並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享譽工商界數十年，對中國民族經濟影響至深。而榮德生的兒子正是榮毅仁。
中共建政前，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榮家也不例外。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先後離開上海，而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起初，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但工商改造後，榮家父子不得不強顏歡笑，在1956年將祖輩辛苦創下的資產56間紡織、麵粉等企業統統上交。考慮到榮家在海外有眾多親戚，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對榮毅仁採取了「捧」的策略。他先是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長，之後又擔任了紡織工業部副部長，但在文革中卻依然沒有逃過被迫害的命運，右手食指被鐵柱打斷，一隻眼失明。
好在榮毅仁晚年看清了中共，三次申請退黨。2005年去世前的遺言中據說有這樣的話：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的政黨，是沒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國的。
除了榮毅仁，另一個臣服在中共腳下的上海著名企業家是上海頗為有名望的中國國貨公司董事長李康年。與榮毅仁一樣，最初他受到中共的信任，後來逐漸發生變化，在改造中，不得不主動停辦國貨公司，由上海市政府接管，並將萃眾、鴻興、中國鍾廠變為公私合營企業。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對私營企業採取贖買政策。國家提出，對企業估價後，以一年5%的定息贖買收購。天真的李康年在1957年在上海人代會上提了一個議案，即建議中共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1957年二年定息)，於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750萬元，每年11,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從此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此外，他還提出了操作性層面的要求，建議政府給他發一個憑證，上面寫明年限和指定、領取定息的銀行。
就是這個建議讓李康年遭到了批判，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他被打為工商聯十大「大右派」之一，接受「勞動改造」。他也從公私合營萃眾毛巾廠的總經理降成總務科長，工資從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受其連累，他在外交部當醫生的二兒子，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的四兒子，也都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兒子則被安上了「組織反革命」罪，被勞動改造。1964年，鬱鬱寡歡的李康年在上海去世。
而曾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園的老闆冼冠生，下場更為悲催。「五反」運動開始後，中共下派的工作組就動員工人起來鬥爭，控訴自己被「剝削」，以此批鬥冼冠生，指其犯有「五毒」罪行。1952年4月，內心苦悶、不甘受辱的冼冠生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64歲的人生。
冼冠生自殺後，其在全國各地的冠生園分號都被各地中共政府收歸國有，相互之間沒有了關聯。中共改革開放後，各地冠生園都稱自己是「老字號」，甚至出現了品牌之爭。一個曾經讓國人驕傲的民族品牌就這樣被中共徹底毀掉了。
在「五反」運動中，上海乃至全國到底有多少企業家自殺至今仍是個謎。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多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而這大概只是個保守數字。當有一天中共所有的罪惡暴露在陽光下之時，我們一定會為之驚愕和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