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多人的人生，就像在順著一支長長的、塗滿黃油的刀刃攀爬。哪怕雙手被刀刃割得血肉模糊，也不敢放鬆分毫。因為你只要稍有鬆懈，就會以令人絕望的速度墜落下去。終生再沒有復起的希望。對照一下自己和身邊的人，想想我說的是不是真的。
人怎麼能活得通透？如果你只是局限於觀察每一個獨立事件，永遠都會被各種疑問困擾。而當你把所有事件視作一個整體，然後啟動深度思考，就會發現背後的規律。深度思考，是我們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裡保持清醒的利器。
前天的文章里，我試做了一下今年高考的作文題。文末，請朋友們給作文打了分。平心而論，按照高中階段議論文寫作的技術性要求，這篇作文雖算不上佳作，但也不會失分太多。（我之所以強調是按照高中階段評判，是因為像我這樣的理工男，高考以後就不知道語文課長啥樣了）但如果這篇作文真的放到高考閱卷老師面前，給個零分都算輕的。僅憑「思想偏激、政治不正確」這一條足矣。這其實就是我一直都想說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到底是統一答案重要，還是陳寅恪先生當年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重要。
這兩天，復旦大學發生的悲劇獲得了更廣泛也更持久的關注。但網上凡是對此事分析稍微透徹一點的文章，均「應刪盡刪」。連警方通報也貼心的把學校名字隱去，代之為「楊浦區邯鄲路某大學」。
此事發生後，有人為內卷終於蔓延到知識精英階層而哀嘆；有人，則為聖潔的象牙塔里竟然也存在血淋淋的生存競爭而感到驚訝。其實，無論是海龜臨時工的「非升即走」；還是高科技公司鼓吹的996，亦或是過勞死的外賣小哥。只要生存於一個叢林法則的社會，無論是處在食物鏈的哪一環上，都不可能擺脫吃和被吃的命運。產生戾氣的根源，是無處發泄的怨氣！
我七十年代初，出生於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科學院工作。所以，我小時候的夢想曾經是當一名科學家。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在科學院這種地方，最沒地位的其實就是科學家。因為大家的水平能力都差不多。想要脫穎而出，就必須要有過人的「情商」。而這，對於高智商但是一根筋、木訥的科研人員來說，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在我小時候的印象里，平時儒雅謙和的知識分子，遇到「漲工資，調級，分房子」這三件事就會開啟戰鬥模式，不打到頭破血流決不罷休。
那個時候，事業單位的房子要靠單位分的。而且也沒有什麼平方米的概念。一般都是按照一居室、兩居室、三居室劃分。頂多再有個大三居和小三居這樣的區別。單位分房子是個天大的事兒！需要比拼「貢獻值」。怎麼比拼呢？處長一定比科長貢獻大，年資長的一定比年資短的貢獻大，有學術成果的一定比沒有成果的貢獻大，領導重視的人一定比不受重視的人貢獻大。看似很公平對嗎。但問題就來了。人和人不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總會是你這方面比較強，他那方面比較好。房子只有這些，到底該分給誰呢？於是，就有領導出面乾綱獨斷：「這批房子優先給某一類人，其他的都給老子靠邊站」！公平嗎？不公平又有什麼辦法！短缺經濟就是要讓同層的人相互撕咬。
我的父親是老一代研究生，參與研究的粒子加速器還曾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懂的人應該知道那時候這個獎的含金量。而在成果署名的時候，排名最靠前的肯定是承擔了更多領導責任的人。覺得不公平管用嗎？學術界、知識分子的內卷，遠比你們想像的早得多，也嚴重得多。只不過是少見有姜文華這樣快意恩仇的人而已。
大學裡其實也是一樣的。到哪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一屆領導必然會打破舊秩序。你能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各種評獎、打分、任務分配，立項申報。甚至是檔案、面試和課程安排都可以成為挖坑設套、勾心鬥角，派系鬥爭，打擊異己的工具。對於善於逢迎拍馬、懂事兒會做人的人來說就是「生逢其時」；而對於不通世故的死腦筋，就只好哀嘆「生不逢時」。
陳景潤這個名字，大家想必並不陌生。他於1973年發表了（1+2）的詳細證明，是當之無愧的大師級人物。林群院士回憶陳先生時候說，他為了驗證一個超高階行列式的值是否真的等於0,曾經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手算了幾十萬項。可以說，陳景潤把一生都獻給了數學。就是這樣一位牛人，在第一次走上講台不久便遭到校方的刁難。先是以其口齒不清為由，停止他的授課，扔給他一個批改作業的活兒。不久後，又藉口「養病需要」將陳景潤辭退。
根據陳景潤妻子由昆回憶說，造成陳景潤死因的是兩次摔倒。第一次是在1984年陳景潤過馬路時，被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撞倒在地。幾個月之後，陳景潤在乘坐公共汽車時，又被乘客從車上擠下車而摔傷。且兩次摔倒都是後腦勺著地。但熟悉的人都知道，經歷過特殊歷史時期的陳景潤的身體早已經不堪一擊。
我不想說，如果陳景潤在同期的歐美國家會有什麼待遇。我想說的是，先有善待知識分子才有已開發國家，而不是先有已開發國家再想起來要善待知識分子。如果陳景潤不是英年早逝，不知道還會為我們創造出什麼樣的奇蹟。作為著名數學家，他的一生活得像老鼠一樣的卑微。隨著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剩下的就會是騙子、精緻利己主義者和「野生國師」。
我們今天看到的姜文華的遭遇也不外乎如此。在基礎學科領域取得哪怕一點點突破，都是難得的人才。用姜博士在美國的同學的話說，09年R校統計學的博士。但凡留在美帝當碼農，大house沒有游泳池都算他混的差。但憑本事吃飯，也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有人口含天憲，就得有人做互鬥的「蠱蟲」。不會鑽營站隊，不願意參與學術腐敗和造假，在幫派林立的學術圈子裡就是異類。一旦被打上烙印就很難再有機會返生。圈子就這麼大，不是你離開某所大學就可以解脫的。他們被逼著為所謂的成功而努力拼搏，卻絲毫感受不到人生的快樂和幸福。
要想在這樣的學術圈子裡如魚得水的活下去，就必須學會找靠山、走門路、拉皮條、拼演技、搞交易、弄虛作假，出賣人格！而被閹割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還不如被閹掉下身的一群太監。因為很多太監或是因為家裡貧窮或是遭受刑罰而被切，知識分子卻是主動的放棄尊嚴。而「權力萬能」則是造成悲劇的根本原因。
有人義正言辭的指出，「非升即走」制度在美帝運行多年，憑啥不能「拿來主義」。但事實上，能看到的起碼存在兩點不同。首先，美國理工科的tenure率約在90%以上。也就是說，大概率能拿到終身教職。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審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因此，一般來說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而國內高校不僅tenure比例低到發指，目測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廣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漢大學第一批三年合約到期，69人僅通過6人。第二點就是，美國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去行政化的。就好比我小時候看到的單位分房子。越是人為因素多，操作過程不透明的，越沒有任何公平可言，越容易滋生腐敗和逆淘汰。當然，校方也可以搞出一個冠冕堂皇的「集體決定」和舉手表決。但就算再小白，也能明白這裡面的道道。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就是，科研成果的數量碾壓資本主義幾條街。但絕大多數都是套殼。真正原創和有價值的根本沒有幾個。
當然也有人會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難道就沒有派系之爭和學術腐敗了嗎？這種口氣像極了我的小學同學。每次因為不寫作業挨揍的時候，就會指出「隔壁老王家的兒子也沒寫作業，你憑啥不去揍他？」傻孩子，就算別人是臭的，也不能證明自己香。這個道理有那麼難懂麼？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一所離奇的大學——西南聯大。這所僅存在八年，歷經顛沛流離，就讀學生不過四千的大學，卻大師雲集，人才輩出。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五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八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百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的奧秘是西南聯大的精神：剛毅堅卓、愛國團結、自由與民主、思想創新。
我始終認為，民主和自由就像水和空氣。可以自由的享有時，當然不會覺得有什麼可貴。而當你覺得口渴難耐的時候，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儘可能快的拿到一杯水，而不會是要一個什麼牌子的水。所以，自由和民主也是一樣的。你需要的就是自由和民主，這和採取哪種命名方式沒啥關係。對於層級壁壘分明、「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學術圈子而言，不打破階層固化，不根除「養蠱」式競爭。復旦悲劇能換來的唯一結果，最多就是又增加了幾個保全，而已。
就目前而言，對於姜博士這樣的人只能說一句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