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清華赴美留學生70多人在太平洋中的郵輪上合影
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力作《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The Credential Society：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問世，隨即在全球風行一時，影響深遠。年輕的柯林斯，亦因之暴得大名，儼然成為該領域的一線學者（2010年也確乎實至名歸地膺選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並贏得了極高的學術及社會聲譽，在國際學術界亦堪稱明星。此後數十年，無論柯林斯如何特立獨行，始終享有著相當高的「熱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該書在大洋彼岸的影響力，遲遲未能很好地傳入中土。迨至2018年，此書中譯本終於在大陸印行，隨即在學界、讀書界引起強烈反響。
作為美國學界的傳奇人物，此公個性卓特、閱歷豐富、成果豐瞻，於學術和社會均有獨到見解，故其言論、行止每每頗受關注。其人不虧是此道高手，該書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和批判令一眾同行難以比肩。柯林斯所論，基本是美國景象（同期的歐洲亦近之）。然而，嚴格說來，所謂「文憑社會」非止是西洋景，吾國亦並不遜色。
一
迷信文憑，以文憑分高下、以學歷定去取，以文憑作為官員及專業人員的遴選標準和社會地位的評價標準，長期以來都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晚近之中國亦然。隨著科舉的廢止，國內外新式大學的學歷已成為一種「新科舉」，繼續扮演著類似的角色，於各行各業無孔不入。許多並無真才實學的人，完全可以憑著一紙文憑（甚至僅僅是留洋鍍金的經歷）而謀取要職、備受倚重、平步青雲。自然，有受益者，必有受損者。與之相伴的，則是許多富有才學的人因為文憑問題而備受壓抑、懷才難遇。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胡適，以虛構的博士文憑而謀得了北京大學本科教授職位，成為當時人才濟濟的北大的最年輕的紅人，薪資高於許多名宿。當然，胡適絕非特例。此間，確實不少博士二十多歲就在北大擔任教授（南方的南高師亦有此盛況）。他們居高聲自遠，備受禮遇，呼風喚雨。其所依仗的，多半也是一紙洋文憑。而沒有文憑的梁漱溟，雖然才學過人，亦只能屈身為講師，在校中不算得志。此時北大學風已大有改觀，但多數學生仍重視文憑。真正完全求學問而不珍視文憑的，當然沒有，但畢竟不多。其中有一位朱謙之，強調讀書為求學問，而非求文憑；因此他最後連畢業考試都不參加，空手離校，自然也就沒有北大文憑。後來朱氏雖依然卓有成就，但人生道路之曲折遠甚於同儕，足見他多少還是受到了他並不稀罕的「文憑」的強力壓迫。
陶希聖（左一）
1922年從北大畢業的陶希聖，可謂青年才俊，然而在與海歸派的競爭中仍吃盡苦頭，有著難以忘懷的切膚之痛。為此，他齒難忘。「留學生『學成歸國』，便躍入候補官員和教師的上層，叫那些沒有力量和機會出國求學之國內學生『瞠乎其後』。」在與留學生的比較與競爭之中，國內學生吃盡苦頭。陶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任教經歷，進入商務印書館任職，月薪八十元。而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歸國者，月薪一百二十元。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歐美一般大學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於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牛津、劍橋、耶魯、哈佛畢業回國後有大學教授經歷者，「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此非誇張，較之當時一般的薪資水平，如此待遇可謂優渥之至。當時與陶共事的有周鯁生、唐鉞等歐美名校博士，收入均遠高於陶，令其意氣難平。
——實際上，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人才缺乏，一般大學對教授資格的要求，並不十分嚴格。許多人只要大學畢業，出國遊學，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或者僅是訪問研究一段時間，回國後就可以出任大學教授。」因此，可以說並非商務印書館對陶本人有成見，而是風氣使然、制度如此（按，唐曾任北大教授，赴商務印書館任職數年後，又轉任清華教授；陶一舉成名後亦被禮聘為中央大學教授，後又殺回北大任教授，算是與唐大致齊平了）。
此中遭遇絕非陶氏一人的經歷，而是一代青年的普遍際遇。
1925年，蕭一山以北大高材生的身份入清華任教，深得梁啓超欣賞和提攜，然亦只能屈居講師教席。前此一年，年齡相仿的錢端升以哈佛博士身份回母校清華任教，年僅24歲，其起步於副教授，次年便升等為教授。同期，校內的海歸派教師，如劉師舜、錢昌祚、葉企孫、陳達、陳岱孫、薩本棟等，亦只有區區二十餘歲，但大都已是正教授。梁啓超對這種過分拘泥於學歷、迷信文憑的做法極為不滿，於1923年公開批評道：「無論你多大學問的人，無論你有多少的博士頭銜，你們初來我們大學教書，你只可當一位助教或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時就得經教授團的通過。」
1932年清華大學校務會議左起：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梅貽琦，楊公兆
蔣復璁（1898年生）1925年北大哲學系本科畢業，通過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的援引進入清華任教（1924-1926），他感覺「在清華教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清華大學的老師多為留學出身，而我只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我在清華教了一年半……便轉任北京大學預科」。後來，他又通過考試，赴德留學。此間，該校其他一些青年教師如桂質廷、林語堂、蕭一山、湯用彤等在短期任教之後，都漸次離校，大多數設法留洋。蕭氏理離開清華後，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於1929年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並任院長，後又赴中央大學任教授，成為早期罕見的年紀輕輕便榮升教授的本土派學人之一。對本土派學者而言，往往需要先「外放」至地方院校才能較容易獲得高級教職，之後平調回名校（幾乎都在學術中心），這也成為當時許多本土派學人躋身教授、出人頭地的一種「終南捷徑」。
——北方學人顧頡剛與林庚，也是在地方性高校的廈門大學較快地得到了晉升。至於蔣、蕭的同代人鄭天挺，1920年自北大本科畢業後赴廈門大學任教併兼任圖書部主任，次年考回北大國學門作研究生。1924年，鄭畢業後留校任講師，後南下各地任職；1930年隨蔣夢麟校長回北大，仍任講師。如此職業旅程，實在算不上順遂，較之同代的海歸派學人確乎相去甚遠。
總之，在當時，由於制度的障礙，大量助教、講師晉升無望，只好騎驢找馬、以學校當跳板，極力出國留學，日後歸國逕任教授。即便早已貴為北大名流的劉半農，也被迫去國，在法國苦讀數年，「要得這個臭博士」。在此間的北大清華，教師的「貧富懸殊」也極為醒目，校中不僅有許多處境艱難的講師助教，也有一眾少年得志的稚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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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種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就於1927年6月重新公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加強對大學教員資格的審查與認證。條例再度規定：講師須「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助教完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於國學上有貢獻」；副教授須「外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學位」，或「講師滿一年以上之教務，而有特別成績」，以及「於國學上有特殊之貢獻」；教授須「副教授完滿兩年以上教務，而有特別成績」。此等規定，較之已開發國家尚有距離；然在當時的中國，如此標準實不算低。著名教育學家孟憲承便稱，國立大學「教員的資格已經是相當的嚴」。
實際上，當時能如此執行的院校，實在有限。在「才荒」嚴峻、「到處都缺人」的情況下，各高校各部門用人時也「不得不有所遷就」。有人戲稱，留學生歸國後，即便走投無路之際，還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許地山語）。此非虛言，當時確有許多留學生歸國未久年紀輕輕便擔任高級要職。如此經歷，大有人在，如陳錦濤、顏惠慶、王寵惠、羅文干、伍朝樞、張公權、吳鼎昌、顧維鈞、宋子文、秦汾、唐有壬、石瑛、吳之椿、唐悅良、魏道明、羅家倫、錢昌照、錢昌祚、徐道鄰、李惟果、高宗武、郭斌佳、沈昌煥、俞國華等。實際上，從清末到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有許多高校動輒破格聘用人才，因此，全國始終擁有一大批20餘歲的海歸派教授。例如，
1911年，25歲的胡敦復成為清華首任教務長，1年後成為大同大學首任校長；1916年，23歲的鄒秉文任金陵大學教授、26歲的劉大鈞任清華教授；1917年，24歲的朱家驊、26歲的胡適任北大教授（朱被認為是當時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與胡同齡的陶行知受聘為南高師教授；1919年，25歲的唐有壬受聘為北大教授，25歲的何魯受聘為南高師教授；
1922年，24歲的哈佛博士張歆海受聘為北大教授；
1925年，25歲的劉師舜任清華教授；1926年，23歲的哈佛碩士梁實秋受聘為東南大學教授，25歲的劉崇樂、26歲的楊光泩受聘為清華教授；1928年，25歲的陳序經受聘為嶺南大學教授，25歲的王化成、26歲的薩本棟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29歲的段茂瀾任天津電話局局長兼南開大學教授。1929年，25歲的耶魯博士方顯廷開始擔任南開教授。1931年，25歲的凌其翰任東吳大學教授，26歲的MIT博士吳魯強（梁啓超女婿）被聘為北大教授，25歲的哈佛碩士陶葆楷、26歲的MIT碩士王士倬則受聘為清華教授。1932年，25歲的章名濤受聘為清華教授，25歲的耶魯博士柳無忌，歸國即任南開大學外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樣年僅25歲的朱偰從柏林大學歸國任中央大學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4年，年僅二十六七的吳大猷、錢思亮、周同慶等幾乎同時受聘為北大教授……
此類現象在在皆是，不勝枚舉。在此大勢之下，在許多高校中，大量重要職位均由「海歸派」包攬，校內的諸多重要安排及學界的許多重要活動也幾乎被其「包場」；本土派學人往往只能「瞠乎其後」、莫可奈何。如此一來，當時的大學中普遍出現了許多怪現狀，校內有一批20餘歲的年輕教授，也有一批30餘歲的老講師。後者幾乎是清一色的本土派學人，而他們的境遇，顯然是與前者的存在分不開的。兩大群體之間隱隱然有著巨大的鴻溝。在海歸派占主導地位的一線名校中，那些「沉默的少數」，無疑是「被壓抑與被損害的」群體。平靜的大學校園背後，並非沒有不公之事和不平之氣。在如此情境之下，本國畢業生的壓抑與「艱辛」可想而知。如此，「海歸」吃香喝辣，「土鱉」低人一等，民族學術之獨立，亦遠矣。
由於當時博士（有的碩士亦可）歸國即受聘為教授，因此，對許多學者而言，獲得博士學位之日，就是成為國內教授之時。更由於人才緊缺，許多在讀博士已被國內高校競相爭聘為教授。如吳宓在歸國之前，已接到東南大學、北京高師等多所名校的聘書。因此，當時海歸派學者獲得博士學位一般在20餘歲，其躋身教授之時也就只有20餘歲。在全球各主要國家中，大概極少有國家能像中國一樣，擁有一大批如此年輕的正教授，有如此年輕化的少壯派教授群和學術共同體。這是中國在人力資本（人才資源）上的一大特點。——而在同期歐美名校，多數的應屆博士畢業生，即便有幸能謀得大學教職，亦只能被聘為講師。
傅斯年在北大
如此一來，在大學教師評聘的問題上，也就難免出現諸多問題。不少時人對用人上的標準不嚴、風氣不正的現象極為不滿。傅斯年便於1932年７月在《獨立評論》撰文，對國內勢力盛大的「哥大派」大加撻伐，認為其對國內的「教育崩潰」負有重要責任。胡適對此表示：「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個小學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稀有了，我們卻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此說確有誇張，在當時也引起頗多爭議（邱椿等人的反應尤其突出），但無論如何，還是多少能見出某些實際情況。
三
然而，隨著大量海歸人才的回國，國內「才荒」現象日漸緩解，學術水準也日漸抬升，各行各業的用人標準也水漲船高。人才市場的行情也悄然變化。
1930年以前，由於中國學術基礎薄弱，凡在外國取得博士學位者，歸國皆被聘為教授。然而，隨著留學回國浪潮的來臨，這一「行情」很快就一去不復返。歐美名校的應屆博士畢業生，應聘名校副教授或一般高校教授，成為標配；極個別才學卓著者，才有望獲聘為名校教授。
北京大學舊照
1935年，有學人指出，中國大學程度已經大幅提高，以前「只要吃過洋麵包回國的都可做教授」，「現在如國立清華大學，剛回國的博士也得從專任講師做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當時不僅高校如此，其他各界亦然。在此期間，隨著「水漲船高」的趨勢、隨著嚴格主義標準的落實，無論是留學生還是本國畢業生，都更多地依據實力與業績進行競爭，二者的起點也漸趨平等；外籍教師的特權地位也日趨回落。如此均可謂「土洋並軌」。此間，對教師的考核周期，也隨著中國學術的變遷而在無形中日趨抻長。——自然，如此一來，多數青年教師的晉升之路也更漫長、更曲折、更艱辛。
及至1930年代末留學生「一回來就做教授」的現象雖未消弭，但無疑已日顯罕見。——當然，我們依舊能看到一些非常醒目的特例。1939年，年僅24歲的張宗燧歸國任中央大學教授（前此一年已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40年，年僅27歲的柏實義受聘為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教授，隨後兼系主任，此前，他用1年獲得MIT碩士學位、用2年時間獲得CIT博士學位；同樣在這個新興學科領域、在中大航空工程系，黃玉珊在史丹福大學僅1年就拿下了博士學位，回國即被聘為中央大學教授時，尚不滿23歲。1940年首位獲得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華人徐毓枏，甫一畢業，即被聘為西南聯大（清華）教授，年僅27歲；1946年，蔣碩傑被聘為北大教授，年僅28歲。
——在「文憑社會」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的無疑當首推崇洋媚外現象。「崇洋」的同時也必然意味著「抑土」。這一心理和風氣的形成，是歷史所致、時勢使然，因此，其矯正也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此非孤立的現象，它並不只是大學本身的問題，而是一種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是一種無孔不入的歷史積弊。其所反應的是人才匱乏導致的種種亂象，也是一種社會心態不健康所致的惡果。在知識人高度密集的大學中，這一點尤其突出，其對本土派學人的壓迫亦尤深且鉅。如前所言，學歷社會古來有之，絕非自近代始；而近代的學歷社會也與方今有諸多區別。但是對學業的功利化理解、對學歷的盲目迷信和膜拜，以及先問學歷後看實力、將學歷作為職業敲門磚、作為個人身價的尺度，則並無二致。
如此風氣，經久不衰，造就了多少名不副實、才不配位之人，又埋沒了多少才高志遠、有志無時之士，恐怕真是一言難盡。而這些，大概就是那位講述「美國故事」的柯林斯所無從知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