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高考比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河南考生的橋，看上去比別人的更窄，往橋上擠的人卻更多。「在河南，700分上不了清北，600分讀不了鄭大」，這樣的說法，也加深了人們對「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難」的疑問。
龐大軍團
2022年，125萬河南考生走上高考考場，比高考第二大省山東多出45.5萬人。山東與湖北兩個高考大省的考生加在一起，還要比河南少5000人。
表面上看，各個高校在河南投放的招生數量與其他省份並無明顯差異，但百萬高考大軍的分母過大，概率在每一個考生身上稀釋過後，都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僅拿一本上線率來說，河南大學黨委書記盧克平列舉過一組數字：2021年全國高考報名1078萬人，其中河南省125萬人，占全國總數的11.6%左右。河南省本科一批上線13.97萬人，占全省高考報名人數的11.18%，一本上線率在全國排名居於末位。
如果把高考比作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河南考生的橋，看上去比別人的更窄，往橋上擠的人卻更多。「在河南，700分上不了清北，600分讀不了鄭大」，這樣的說法，也加深了人們對「河南高考到底有多難」的疑問。
河南開封的李盈真正感受到河南考生的某種「悲劇感」，是在她拼盡全力考到北京一所大學的那一刻。她在高考的戰場上拿了張575分的成績單，而她同班的北京同學考了404分。雖然不是同張考卷，但聽到這個分數差之後的錯愕感，讓她記憶至今。
作為最龐大高考軍團中的一員，陳斐很早就認清了人數擁擠導致的高競爭性。從小他的同學就很多，一個班八九十個學生，滿滿當當地塞滿一間標準教室。隨著身體的發育，留給他的空間越來越狹小，到了初中，在座位上轉身都成問題，身後的同學掉本書，不及落到地上，就被他用後背卡住。
老師對他們說，你們生在戶籍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這裡的常住人口近1億人，你要非常努力，才能通過狹窄的上升通道。
在河南，超級中學的體量也很龐大，如同一個個產出競爭強者的獨角獸。商丘一高，一個年級有44個教學班，「2700人左右」，一個學校的考生人數比北京通州整個區的還要多；縣級中學鄲城一高，一年有近萬人走入高考考場，而他們每年30多人的清北錄取人數，也讓這所學校比它所在的縣更知名。
博主秋分溫第一次聽到「小鎮做題家」這幾個字，驚了一下，「怎麼每個字都是在針對我」。她出生在河南蘭考的一個小鎮上，從小到大都在做題，甚至一度覺得自己是「做題機器」。雖然在小鎮長大，但因為父母是醫生與銀行會計，秋分溫算是出自鎮上的「高知家庭」，對教育的渴望程度更高。她想考北大，這個宏大目標拆解下來，先要進一所重點高中。在鎮上讀初中時，一個班大約60個同學，只有前三四名才有考上縣城高中的可能，再小的測驗，名次哪怕下跌一位，都能把她刺痛，覺得「要失去一切了」。
秋分溫無數次做過與高考有關的夢，她甚至確信，這個夢，「每個經歷過河南高考的人都會夢到」。
2022年6月7日，河南省洛陽市高考第一天上午語文考試結束後學生滿懷信心地走出考場，家長們在校門外迎接孩子。
「特異技能」
高競爭的環境下，沒有什麼比時間的紮實利用更能帶來安全感。南陽某縣城高中的班主任杜媛雪每天工作時長超過16個小時。這名90後每天早上6點之前就要趕到學校，而學生們會在5點半起床，接著洗漱、跑步，6點抵達教室開始早讀，直到晚上10點下晚自習。她要盯著學生回到宿舍，一天的工作才算結束。
這種時間安排，杜媛雪在讀高中時就習以為常。2016年大學畢業後，她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母校任教，延續了這樣的勞動強度。學生每周只有6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周日中午放學後離校，短暫回家休整，傍晚再返回學校上晚自習。除此之外，每個月學校會給學生放一天的假。「辦法不聰明，但是確實有用。」
高密度的沉浸式學習，雖然不是河南考生的獨創，但他們攫取時間的苛刻程度頗具特色。
河南考生何意的課表里只有40分鐘的午休時間。同學吃飯都狼吞虎咽，一路小跑往返，好從中再擠出做題與午睡時間。她的數學學得有些吃力，經常做完作業，午休時間只剩下5分鐘，撂下筆的那一刻，頭就掉在作業本上沉沉睡去，醒來之後還能夠維持一個下午的精力。
為了節省時間，那幾年的「特異技能」不止如此。鍋爐房離得遠，為了省去打熱水時間，整個高中，她都用冷水洗頭，到了冬天，還要頂著結冰的濕頭髮衝進教室，「但從沒因此感冒過，身體應該是習慣了」。
洛陽一高的楊安琪從衣櫃裡「偷」出時間。她時常跟人炫耀學校的住宿條件，六人間，上床下桌，有陽台，每一層都可以洗澡。最棒的，要數宿舍的大衣櫃，「寬大到可以坐一個人進去」。只是，為了方便宿管老師監督，每一扇宿舍的門上，都開了一個玻璃窗，隱私讓渡於監管。為了躲開宿管查寢後的「回馬槍」，她常常在整棟宿舍樓安靜之後躲進衣櫃，掛上手電筒學到凌晨。
有時，她覺察到宿舍氣氛的微妙：一個舍友剛躲進衣櫃，另一張床上的同學就開始翻身、嘆氣，「這位舍友本來不願意『上夜工』」，但沒過一會兒，那個嘆氣的同學便悄悄起身，也躲進衣櫃。「別人在學你不學，好像也不太睡得著。」
考進一所在河南省內排名前幾位的高中，小鎮「尖子生」秋分溫的成績排在年級幾百名開外。她把頭埋得更低了，只有拼命做題，才能奪回自己的戰場。有一陣兒，課間集體跑步時，每個人的手裡都攥著小冊子，跑步的間隙還要看幾眼，記下幾個知識點。「如果沒有把這個時間利用起來，老師會覺得你不夠努力。」
真正的倒數計時是從成人禮開始的。孫一辰記得，2019年，高三開學後沒多久，學校為他們舉辦了成人禮。往屆的不少優秀的校友都被請了回來，家長也被邀請來到學校，在操場上，熙熙攘攘地站了近5000人。他們戴上博士帽，一一走過成人門，父母要為他們撥穗，然後把心願寫在氣球上，上千隻氣球一起放飛，「特別有畫面感」。
成人禮後，在通往高三教室的必經之路上，一個一人高的倒數計時牌被立了起來。日子一天一天地開始減少，班裡越來越安靜。女生們不再結伴上廁所，下課鈴一響，頭齊刷刷地埋在書里睡覺。越往後，考試變得越多，一周六天半的課，四五天的時間都在考，考到最後，班裡有幾位同學頂不住了，被家長領回家自學。
二模三模後，楊安琪好幾次都覺得學不下去了，但她不敢停下。各種激勵的標語貼得到處都是，見縫插針地提醒她不能功虧一簣。「提高一分，幹掉一個操場」的話，她也聽得耳朵磨繭。她和朋友們共用一本日記本來記錄心情，互換情緒。有人在上面寫道：「只要你放下筆，在你的心裡，別人就加了一分，自己就少了一分，一下就丟掉了兩分。」
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高中的高三學生畢業典禮、高考壯行暨誠信宣誓大會。
[page]集體性壓力
高考不止是考生的較量，還是社會、學校與家庭資源投入的裝備賽。在這場競賽里，沒有任何一方是輕鬆的。
開封高中錢學森班的語文老師袁泉告訴我，學生如果要考「C9」，她得想辦法把他們的語文成績提高到130分甚至是135分。理科生的其他科目要儘可能往滿分上沖，而語文科目主觀性強，每往上拔一分，都無比艱難。去年，開封高中的理科最高成績是裸分727分，「所有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3分，作文總要扣些分數」，剩下的每一分，所有的老師都在一分一分地往前觸探。
袁泉的壓力來得比學生直觀，學生的求知慾、家長對分數的渴望、學校之間的排名，都會傳導到她身上。學校每月參加聯考，考後都會出具像一本書那樣的數據分析報告，細化到每個學生、各個層次學生的學科成績比較。壓力最大的時候，她也會感到「崩潰」，在空房間裡獨自哭上一陣兒，「哭過之後就緩過來了」。
十七八歲女生的身體也在發生變化，她們會跟老師訴說自己的容貌焦慮、脫髮以及痛經的苦惱。有人還會因為考前的焦慮感出現生理性的不適。袁泉帶過的畢業生里，有個女生，一看到學校的桌子就嘔吐，「一邊嘔吐一邊上課，吐到不能再吐的時候，回家休息兩天，緩一緩再來上課」。班上還有個不能吹空調的孩子，大夏天裡穿了兩層外套，袁泉過去一摸，手腳冰涼。後來，學校給這個學生單獨安排了一個閒置的會議室，讓她自主複習。遠離了人群競爭的環境，她鬆弛了很多，偶爾也會把空調打開吹上一會兒。
袁泉越來越覺察到自己對學生的「悲憫」心態。她做老師的頭幾年，學生考差的時候、粗心寫錯的時候，「脾氣急起來，明火執仗地吵一頓」，但現在，她越來越能理解學生的痛苦。
比起自己的工作壓力，她更心疼學生，「老師只用管一個學科就好了，他們卻至少要學6科，每個科目都在問他們要成績。」
學生課堂上打瞌睡，有時她不忍叫起，還會走過去摸摸學生的頭。班裡發了新的試卷，她給在會議室的女生捎一份過去，再跟對方聊上幾句。
老師甚至還要疏導家長的情緒。袁泉班上一個學生的媽媽，哪怕遇到孩子正常的成績波動，都接受不了，要一趟又一趟地往學校跑，她不得不提醒這個媽媽說：「父母再這樣下去，會干擾到孩子。」
河南考生、教師和家長的集體性壓力的背後，有一個顯著的事實：相比於考生人數的巨量，河南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卻比較稀缺。
河南大學的盧克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生源大省，由於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布局不均衡，河南省僅有河南大學、鄭州大學兩所『雙一流』高校，難以很好地承載起百萬學子的『名校夢』。而省外『雙一流』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在河南投放招生計劃較少，與優秀河南考生上好大學的迫切需求存在較大矛盾。」
即便是本省的高校，對於河南考生來說也不容易。有機構做過分析，2021年，文科考生要讀鄭州大學，天津考生的位次在前15.57%，而河南考生的成績至少要排到本省的前1.09%。
努力一直追不上錄取分數線，這似乎是河南考生的「宿命」。杜媛雪畢業於河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2012年，這個專業的錄取分數線高於一本線10分左右，等她的學生考入這所學校的同一個專業，「高出了一本線32分」。學生還告訴她，她的成績在班級里只處於中位，不少同學高出了一本線四五十分。
人們會猜測，今年河南的125萬考生中，復讀生會占據多大比例。河南省教育廳在2009年就叫停了公辦高中的復讀班，有關復讀生的數據難以確切查證。
4名被訪者對我講述了他們「高四」的秘密。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願意跟人提及這段經歷。「禁止公辦復讀」的政策剛出的頭幾年，有些高中會把復讀班的主體，套一個別的「殼子」，給那些落榜的學生提供回爐重造的地方。也有學生發現，到了高三，班裡會悄悄插入幾個復讀生進來，大多數時候，他們一言不發，「永遠都在學習」。
衣櫥女孩楊安琪滑檔後去了一所二本院校。她不甘心這個結果，回到高中的復讀班再次苦讀，「每一個知識點都細化到最小顆粒度」，終於上岸了一所985院校。她的心思全放在備考上，「直到畢業，班裡的同學都沒認全」。
競爭的殘酷性甚至會決定人生走向。楊安琪的同班同學裡，有兩個人都想報考廈門大學，他們分數相近，老師勸說他們，「河南的招生指標少，咱們同班同學就不要廝殺了」。他們協商後決定，那名復讀了兩年的同學報考廈大，復讀一年的同學報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河南省焦作市，溫縣一中高三學生在教室內複習備考。
「河南考生」的烙印
更長時間裡，「河南考生」會成為他們身上的集體烙印，甚至辨認同類的一個重要指征。
有一次，楊安琪在川西旅行，遇到一位搭伴的驢友。對方跟她確認了「河南考生」的身份之後，立刻開始對她訴說自己高中的糟糕記憶，「那種地獄模式，再也不願回去了」。
2021年，在北京二環里的心理諮詢室里，何意第一次對外人提起自己高考時遺失准考證的經歷。心理諮詢師感嘆，「這得是多大的心理壓力。」何意抽泣不止，把藏在心裡的秘密情緒發泄出來。這些年，她一直認為自己因為準考證插曲影響了高考成績，幾乎不會對人提起她考取的那所雙非院校。
18歲之前做題形成的肌肉記憶和思維習慣，直到現在都沒在秋分溫身上全部消失。進了大學，分數突然不再成為唯一的準則，周遭同學的技能異常多元，而她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去抓哪條主線，「整個大學都很忙很忙，太想得到所有領域的認可」，以至於整個大學都「過得很累」。
畢業後在北京找了份不錯的工作，秋分溫總能把各式情景代入到「考場」。工作是從老闆那裡領走試卷，開始答題，獲得一個漂亮的分數；交友時，會特別留意對方的第一學歷，因為她需要憑藉高考分數來確認彼此的智力水平，甚至還會根據省份、考試年份、文理分科，做出精確的坐標權重調整。
當然，這樣難獲得快樂與喘息。今年5月，她在微博上寫道：「做題家很難快樂，信奉『哀兵必勝』，聽從父母和老師的解讀，對模擬考失利的解釋總是『驕傲了』，逐漸養成悲觀底色，但凡察覺一點快樂就覺得危險，是翻車的前兆，怕快樂是時候未到、是沒看透。」
那條微博底下湧入大量私信。在長篇累牘的敘述與上千條互動里，有人告訴她，畢業10年了，都怕別人在面前提起高考分數。秋分溫想起，自己高中最好的一位朋友在高考後就「失蹤了」，最近才終於取得聯絡。提及這些年「失蹤」的原因，是因為她考去本省的一所雙非一本院校，「混得不好」，她用了10年的時間來跟自我和解。
很多時候，他們也享受這種強競爭給自己帶來的能力上的「獎賞」。高四那年養成的自驅以及歸納、總結的做題方法，楊安琪延續至今。她覺得自己總能在繁雜的事務中釐清主次，工作與生活都井井有條，「這些年越來越好」。
脫離了高考的河南省內「廝殺」，考研是場全國性的競爭，努力的慣性讓他們很容易在考研中脫穎而出。陳斐考去信陽師範學院，有名的「考研聖地」。學校沒有空調，沒有暖氣，「夏天熱得發暈，冬天凍得要死」，但他不怕吃這些苦，最終考取研究生，後來成了深圳的一所重點學校的老師。
杜媛雪帶出的第一屆畢業生里，不止一人告訴她，讀了大學之後，發現自己的成績是同宿舍的最高分，並由此能夠獲得在大學的自我認同。
很多個時刻，秋分溫也受惠於河南考生的身份。別人在介紹她的畢業院校的時候，會在後面加上後綴，「河南考生」。她覺察到，這四個字說出口時，「自己在對方心裡的智商和努力權重又加了幾分」。
河南省溫縣一中的高三學生在走廊上複習。
（應受訪者要求，袁泉和秋分溫外，其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