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前的1966年，有人妄圖炸毀樂山大佛。這件駭人聽聞的大事，當年的樂山人都曾經有所耳聞。但真實情景，至今未見當事者有詳實的記錄，就連發生的時間，也各說不一，大相逕庭。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它發生的背景，應該是在文革初始，舉國大破「四舊」的時候。
1966年6月底，文革已經拉開序幕，我所在的樂山二中，暑假還是照常放的。我先是在街道和居民一起參加學習，不久王浩兒修輪渡碼頭，我家經濟困難，求得會主任恩准，安排我去王浩兒做臨工。
8月份時，天底下就比較的不太平了。有些人開始變得凶神惡煞起來，可以隨意砸店鋪和街道標牌，理由是但凡封資修的東西，都要徹底砸爛。我所在的小巷，原來叫御史巷，是紀念明代鄉賢嘉定四諫的，一夜之間就改稱反修街了。
不久，造反從街道、店鋪，進入家庭。只要街道上有人到學校告密，立刻便有一群學生湧出校門，去所謂頭戴地主、資本家帽子的家庭，查抄金銀財寶、書畫玉器。這些人呼嘯而來，掘地三尺，又呼嘯而去，形同明火執仗的土匪，但皆冠以美名曰革命小將。
我當時在王浩兒掙錢做工，耳聞目睹的抄家讓我心驚肉跳。我家從前開過藥房，劃成分屬於資本家，按階級鬥爭理論，也歸查抄之列。我居住的院子已經抄了幾戶人家。我家隔壁的魏奶奶，過去開誠孚染料店，最先被抄。然後是後院的先家，民國時期在政府部門任職，新政權一來便成了管制分子。抄他家沒見財寶，卻搜出來一本日記，上面寫了許多牢騷。這類文字只要上綱上線，可不得了。日記主人在東大街日雜店上班，聞聽日記被抄，頓成驚弓之鳥，家不敢回，連夜出逃。
接下來又抄了兩家。按理再抄，便該輪到我家。但遲遲不見街道上喊人動手。直到破四舊運動結束，我家都安然無恙。後來一想，人家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早看出我家經過公私合營，家徒四壁，簡直就如洪水衝過一樣乾淨，既然抄我家毫無搞頭，豈非白費精神？
當年的學生，上面敕封為小將，雖然肚子並沒有完全吃飽，但鬥志卻很高昂。說起破四舊，不知哪兒來的精神，簡直如同打了雞血一樣。其中一些人，砸了街道上的標牌，抄了民宅的家產，還不過癮，又闖入寺廟，和菩薩幹了起來。
記憶中還有印象，是1966年8月份的時間，在王浩兒修碼頭時，聽到傳聞說，有群學生要炸凌雲山的大佛，結果沒有炸成。
具體是哪個學校或哪些學生，想要如此膽大妄為，傳聞中一概沒有涉及。更重要的是，大佛毫髮無損，所以這條傳聞並未成為轟動新聞，只是口頭說說而已，很快便被接二連三的重大新聞淹沒了。
如今再回過頭去敘說這段歷史，當事者已經知道羞恥，全部三緘其口。知情者或礙於情面，欲言又止；或數十年印象模糊，講述不清。天長日久，終成懸案。
但這件事畢竟發生過。幾年來，我特地留意此事，但凡耳聞目見，無不記錄整理。
一種說法，來自萬魯君執筆編寫的《樂山一中百年校史》：「（文革初期）我校學生中的紅衛兵去大佛寺破『四舊』。先是要去炸掉樂山大佛，但沒有四噸炸藥，未炸成。」「接著他們便去烏尤寺，一陣棍棒，搗毀了羅漢堂中的羅漢塑像。」
按此說法，想炸大佛和搗毀羅漢堂，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從邏輯上講，是說得通的。紅衛兵從徐家碥出發，必先去大佛寺，炸大佛不成，再奔烏尤寺毀羅漢堂，在空間上是符合邏輯順序的。
另一種說法，來自《樂山日報》編輯康鑒撰寫的《嘉州雪鴻錄》：「（十年浩劫中）諸天諸佛，殿宇伽藍也在劫者難逃，大佛的腦殼被認為是『四舊』之首，自然首當其衝。造反派準備炸藥若干，打算懸吊於鼻，平放於肩，系之於頸，繩之於髻，只要一根火柴那麼一點火星，大佛的腦殼就要落地。可惜腦殼太大，炸藥不夠，廣大群眾又都出面阻擋，才沒有炸成。」
康鑒先生的說法，較之於萬魯君老師的記錄，多了一個細節，就是「廣大群眾出面阻擋」，也是避免了樂山大佛被炸的原因之一。
《嘉州文史》主編郭明興的回憶，也提到了樂山民眾的見義勇為：「1967年文革初期，大佛被視為『四舊』的罪魁禍首，一幫造反派在瘋狂砸爛凌雲寺的佛雕神龕之後，企圖安放炸藥，叫大佛『腦袋搬家』。幸好當時廣大群眾出面阻擋，加之大佛實在龐大，炸佛難以實施而作罷。」
以上三種說法，在時間點上，都未提及具體時間，只說是「文革初期」。但第一種說法將炸大佛和砸羅漢堂視作同一天發生的兩件事，表面上看似乎確定了炸大佛的時間，但其實沒有。因為就連搗毀烏尤寺羅漢堂的日期，至今也是各有說法。毛西旁先生編纂的《樂山歷代文集》註明是1966年11月11日，而劉學文的《遍能法師傳》卻記錄為1966年11月12日。《樂山市人民政府志》的記載，更將時間提前至1966年8月。限於手頭資料，不排除可能還有其他的日期。
那麼，紅衛兵欲炸大佛的瘋狂舉動，最有可能是在哪個時間呢？
前面敘述已經提到過了，我是1966年8月份在王浩兒修輪渡碼頭時，聽到這個傳聞的。這是否是孤證呢？當然不是。近日陳詠陶和吳蘇在微信群中談及此事，陳詠陶提到黃潮文章，打大佛之事錯為1967年了，應該是1966年11月份。吳蘇對此提出異議，在他的印象中，是搞四清回樂山後，就知道此前樂山有人破四舊打砸了烏尤寺，還要炸大佛，因沒找到炸藥所以沒有炸成。
吳蘇的結論是：所以，要炸大佛之事，應該是1966年8月發生的。具體日期不詳。
兩相交流，陳詠陶認可了吳的說法，並補充說：「昨天下午與一中高68級同學馮純建在一起閒聊時，他主動提到此事。他說：1966年過完暑假開學時，他們班有四人立即就是『紅衛兵』了。這類紅衛兵是那時的官辦紅衛兵，即『校文革籌備委員會』宣布的。同時，他談到9月開學後就聽說高66級3班辜明清（校革籌主任），帶領了一中20多人去大佛寺造反。四中也有學生參加，是跟著去的。此說應該是符合大家記憶的，時間是1966年，不是1967。」
陳詠陶據此推斷，既然9月開學時即聽說此事，說明打砸已經發生。那麼炸大佛就應該是9月之前。她的推斷，乃至於吳蘇、馮純建的記憶，與我在王浩兒做臨工時聽到的傳聞，在時間點上是吻合的。
歷史上，樂山大佛自唐代貞元十九年（803年）建成以來，也曾遭受過數次破壞。據明清《嘉定州志》記載，大佛身後的凌雲寺「元時寺廢，國初（明初）重建」；明末戰亂，「袁韜起營，並毀此寺及僧舍百餘」。均未言及大佛受損。而民國《樂山縣誌》中的相關記載，則是對大佛修造以來情況的概括，其中提到曾經的大佛是有樓閣覆蓋的，樓閣舊稱大像閣，宋代改稱天寧閣，「明末罹於兵燹，惟大像巋峙江岸」。
從以上記錄可以看出，大佛自建成1200多年來，雖歷經元、明兩次戰亂，樓閣早已不存，但臨江而坐的大佛，並未受到過損壞。
這倒並非破壞者心懷仁慈，而是當初大像的建造，與別的佛像不同，乃是依山開鑿，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像這樣佛山一體的巨像，用冷兵器一類的工具是無法摧毀它的。這也是當年頭腦發熱、智商扭曲的年輕破壞者沒有想到的。他們隔河渡水，蜂擁而至，意圖摧毀大佛。到了大佛身前一看，才知道這和後來砸毀羅漢堂不是一回事，鋼釺戳不著，棍棒砸不動。想爬上佛頭逞強，則要冒極大風險，弄不好佛頭上螺髻沒有敲掉一個，自己卻跌下山岩粉身碎骨。革命小將再橫，他也怕死。這才想到動用炸藥，但要弄到足夠摧毀大佛的炸藥，那可不是個小數目。再加上遭到民眾挺身而出，奮力阻攔，折了銳氣，只得氣餒而退。
數十年過去，歲月渺渺，人事兩非。當年炸佛之事，能否完全調查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樣瘋狂的年代，有一群人，曾經想炸大佛，他們是樂山人；另有一群人，挺身而出，保衛了大佛，他們也是樂山人。說明任何一個時代，面臨非常事件，清醒者與糊塗者，善人與惡人，總會涇渭分明，呈現對立狀態。這才是值得深長思之的。
2019-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