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末，我第一次去母親老家，就是坐這個牛皮船渡河的。
3、
1965年9月16日我和你爸爸結婚。11月初我下鄉去扎木（註：扎木為藏東波密縣駐地，在行政區劃上曾隸屬昌都地區，1983年劃歸林芝地區）農村參加搞「三教」（註：1963年9月，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西藏掀起以階級教育為重，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運動，無數負有特殊使命的幹部們呈輻射狀被派往各地乃至農村和牧區長達數月數年）。公安廳的「三教」點在扎木。我在那裡待了差不多五個月。
本來說是要待三年的，但都沒有待滿。我是因為懷上了你，但在下鄉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懷孕了。起先我被安排在專案組當翻譯，審查「三教」期間發現的那些參加過「叛亂」的人，對共產黨不滿的人，以及成分不好的領主、代理人等。我們這個專案組有三個人，一個是公安廳預審處的處長，一個是大學生，做記錄的，我是翻譯。他們兩人都是漢族。哪個地方有案子了，我們就要騎馬去調查，經常需要這麼跑。現在想起來，其實那些被審查的人都窮得很，說是什麼農奴主，但窮得很，因為「民改」（註：即「民主改革」，簡言之，是1959年之後對西藏傳統經濟的革命）已經結束了，已經是1965年了，那些農奴主早就被革命得乾乾淨淨了。
2001年春末，我坐在母親老家房子的遺址上，但已經縮小很多，僅是一小圈空地被參差不齊的石塊環圍。（王力雄拍攝）
就像我後來才知道的，那時候我們家被抄家了三次，起初未定「參叛」（參加「叛亂」的意思），「民改」第二年複查，被定為「參叛」。那時候已經要求我阿媽接受勞動改造。那天，阿媽啦從地里收工回來，手裡還拿著一把鋤草的鐮刀，到家才發現大門貼了蓋有紅色章印的封條，幹部和積極分子們正在把從房子裡搬出來的所有財物分門別類，放在卡車上。我們家一下子就一無所有了，阿媽啦連個喝茶的碗都沒能拿出來，自己的房子從此居然連一步也進不去了……
還是接著說我自己吧。三個月後，專案組的工作結束了，就把我調到了「四同戶」。「四同戶」就是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我被安排在一個村子裡的老百姓家裡住了兩個月。那裡的生活苦得很，當時給我們供應的15斤大米和15斤麵粉都要交給老鄉。那老鄉是村里最窮的，娃娃又多，我的30斤糧食大家一起吃，幾頓就完了，然後就和他們天天吃那種很粗的麵粉做的餅子。不過那家老媽媽對我很好，他們那裡酥油少，豬養的多，她每天上山勞動前，都要在我的餅子上面放一塊煮熟了的肥豬肉，還總說，拉薩來的姑娘可憐啊。那時候，我22歲。
後來處長來檢查工作，看見我總是嘔吐，問我是不是懷孕了？我居然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懷孕六個多月了，還以為不習慣「四同戶」的食物老是吃了就吐。當時的規定是如果懷孕，須八個月才能請假回拉薩，但處長幫忙，給我向上面寫了一個證明，說我懷孕八個月了。這樣我就辦了手續，返回拉薩了。可沒想到拉薩已經大變了。那時是1966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們在鄉下那麼久，一點兒也不知道拉薩會發生那麼大的變化。
次角林寺的佛殿，文革中的批鬥會場。（唯色拍攝）
次角林寺如今殘留的文革痕跡在牆上。（唯色拍攝）
從扎木回到學校也就是過去的次角林寺，我的第一個感受是驚訝，也有點害怕。怎麼短短几個月就變成了這樣子？跟我們去「三教」前完全不一樣了。到處都是大字報，學生根本不上課，天天敲鑼打鼓地去拉薩開會。老師全都靠邊站，校長和書記挨批鬥。我們的校長叫瞿雄言（音譯），書記叫王林慶（音譯），是上海警局的副局長，援藏到拉薩後是公安廳副廳長兼公安學校的黨委書記。這以前，一說到王書記，真的是不得了的了不得，平時來回都坐小臥車，所有人對他都很尊敬。可現在，學校里舖天蓋地的大字報上寫滿了「走資派王林慶你要老實交代」，「瞿雄言是正在走的走資派」，再也沒有人稱呼他們「王書記」、「瞿校長」了，都是被直呼其名的，氣洶洶的，我聽到了心都在跳。
批鬥他們的地方是在過去一個很大的經堂裡面。當然還有比他們職務更高的人也在挨鬥。當時我們三天兩頭要去公安廳開會，公安廳的廳長叫智澤民（音譯），副廳長叫高立業（音譯）。為什麼我到現在都記得他們的名字，就是因為每次大會上都要高喊：「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智澤民帶進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高立業帶進來」，接著這兩人就被幾個人架著飛跑進來。他倆以前都很胖，現在瘦下來了，臉上的皮都掛下來了，被這麼拖著進場的時候，臉上的肉都在抖，然後就是又揭發又打罵，哎呀，鬥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見的時候簡直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