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當局為了堵截偷渡潮，採取了一系列嚴防措施，然而逃亡者為了能成功起錨，也奇招迭出，真乃五花八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1979年初，改革開放還未開始，我班女生鄺女士，時已32歲，厭倦了在農村當赤腳醫生，與丈夫一起把從黑市買回來的護照貼上自己的照片，由於精心製作，幾能亂真。夫婦二人持著假護照竟然大模大樣地從深圳關口出關。事後她對我們說，過關那一刻，當關員的目光在他們面上掃過時，表面上他們還能故作鎮靜，但內心早已狂跳，不知是他們運氣太好，還是關員有意放她一馬，或是她命該如此，兩人就這麼稀里胡塗的過了關。在踏上自由的土地的那一刻，兩人的褲子都尿濕了。
當年起錨若失敗了，插隊和插場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從「大倉」遞解回來後，插隊的知青一般都能輕鬆過關，因為普通農民都能理解他們，同情他們。大家都在過苦日子，知青比他們還要苦。抓回來的知青一般在生產隊開會時過一過堂，大家罵幾句就算了。事後有些也想走的農民還會找這些失敗者作識途老馬，央求他們下次走時帶上他。
但插場的「起錨」失敗者就悲慘得多了，被抓回來先關在農場私設的牢房裡，放出來後再像勞改犯一樣被監督勞動。每一個國營農場都會有一批覆員轉退軍人，都會有一批積極分子，他們都會為了爭取回城的機會或較好的工作，不放過令他們表現盡忠的機會。插場的失敗者被押解回場時，一般會為他們安排一場「歡迎會」，這個「歡迎會」通常都不容易捱過。漸漸地逃亡者也學乖了，再次被抓後，他們都不會報自己真實的原單位，而是亂報一通，當他們被押到別的農場時，接收者一看不是他們的人，便會說送錯了再送回去，就這樣在送來送去的過程中，被捕者就可覓機逃跑。能逃跑的人都不會回原單位這個火坑，一般都會跑回廣州的老家或親友處，休養生息一段時間後，伺機再起。
我初中同學劉女士和宋女士，1976年秋四人幫倒台前夕從大鵬灣泅水到達香港。我問她們，你們以29歲超高齡又是女的，為什麼還要冒那個險？她們說我們能不跑嗎！她們都是「黑七類」子女，都下放到海南島的國營農場種橡膠。兩，三年前她們都失敗過一次，永遠忘不了那刻骨銘心的「歡迎會」，當年的積極分子難道會對女的叛國者起同情心而手下留情嗎？更難受的是她們從此成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勞改犯。1976年秋她們各自與同伴起錨，幾經艱辛與同伴失散而獨自下了海。大鵬灣與后海灣相比，海面更寬水更深，風浪更大流更急，大鵬灣淹死的人更多。黑夜裡在海浪中僅靠香港岸邊微弱的燈光為目標向前游，一個浪頭打下來人沉下去，幾經掙扎再浮上來很容易迷失方向，在海里亂游損耗體力。她們倆幾乎是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下的水，又幾乎是同一地點上岸，更幾乎是一同在海中死去。她們先在山裡打了幾天游擊，已消耗了大部體力，下到海里與海水搏鬥了8、9個小時，在海里幾番沉了下去都憑著頑強的鬥志浮起來。劉女士對我說，天快亮時她已筋疲力盡，這時一個浪頭又把她打了下去，在下沉的迷糊中她已經準備放棄生命，就在這時她的腳磕到了海底，這一訊號馬上刺激起她強烈的求生欲望，她知道離岸不遠了，於是提起最後一口氣，奮力向岸邊游去。多年後提起那個令她們生死一線恐怖的晚上，她們仍心有餘悸。她們下水時不知「阿爺」（毛澤東）已死，上岸幾天後四人幫就倒了台，她們都說如果在四人幫倒台前死去，那就真太慘了，如果當日知道「阿爺」死後會這樣，那晚可能沒有勇氣走下海去。她倆由於既是同學，又有幾乎一樣的遭遇，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更加成為莫逆之交，現在兩個家庭又都移民美國同一城市，成為我輩中的一時佳話。
當年起錨的熱門逃亡路線還有一條，就是偷渡者先逃亡到澳門，然後再經過親友的安排，花幾百至一千元左右支付給蛇頭，坐「蛇船」來香港。當年的澳門由葡萄牙人統治，經濟上只靠一個賭業，生活水平比香港低，加上地方太小，所以起錨客一般都只把澳門作為跳板，不會將澳門作為最終目的地，短暫停留後，最終都會到香港來。由於這些原因，中方對澳門的設防要比香港鬆些，鄰近的珠海，中山兩縣防守沒有像寶安縣那麼嚴密。當年香港政府規定，凡是已逃亡到澳門的中國人，不能再到香港，一經發現會立即遞解回澳門。由於有這個規定，便誕生了「屈蛇」這個行業。先行偷渡到澳門的「蛇仔」，在月黑風高浪大的晚上，在蛇頭的安排下在澳門偏僻的海灘，多人擠上一條小漁船。一批人像蛇一樣蜷曲著身體，擠逼在船艙里或匍匐在甲板上。蛇頭為了多掙錢，通常蛇船都會超載，為了躲避香港水警攔截，蛇船都會繞道風浪更大的公海，「蛇仔」與船主都要冒著隨時葬身大海的危險。我校66屆初三一個姓譚的同學，就經歷了這麼一個驚險的逃亡最後一程。幸運的「蛇仔」避過了香港水警，在偏僻的地方上了岸，到香港警察局或人民入境事務處報到申領身份證時，都要作一個直接從大陸逃亡來的故事。通常香港政府對已成功上岸的人士睜一眼閉一眼，除非當場逮住。「屈蛇」這個現象直到中國大陸經濟起飛，起錨結束才一併結束。
2010年9月11日於香港
《記憶》2013年2月15日第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