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鳳仙，安徽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在北上廣深談農民工，他們是「流動人口」或「外來人口」；而在安徽談農民工，他們就是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
民工暮年
我叫仇鳳仙，來自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系，我關注的是農村社會學和農村流動人口。
我是從安徽農村走出來的。當我們在北上廣深談農民工，他們往往只是被稱作「流動人口」或「外來人口」；而在安徽談農民工問題，他們就是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或者是熟悉的鄰居。
當我從鄉村走出來，而今又回到鄉村的時候，當年最早外出流動的農民工們已經開始走入暮年。所以從2015年起，我開始重點關注農民工問題，尤其是第一代農民工的生計問題。
通常在學術意義上，第一代農民工是指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並且在80年代中後期外出務工的農民群體。這一部分人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的經歷和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歷程幾乎同步，換句話說，他們見證了我們國家社會改革的歷史。
談到第一代農民工，一個關鍵詞就是戶籍制度。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出台（1958年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正是這個制度第一次把人口分為城和鄉兩個管理區域。
在這樣的管理體制之下，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失去了自由流動的權利。而且這個制度的發展應該說是造成今天城鄉分野的重要推動力量。很多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體制都依附在戶籍之上，也就造成了一系列流動人口問題。
1978年後，改革開放開始，農村實行「大包幹」，也就是土地承包製度。農民從土地上獲得了一些釋放和自由，有了些許的流動權利。私營企業發展也使得城市有了用工需求，於是農民就有了一定機會和空間進入城市。
當我開始系統關注第一代農民工，首先是和我最熟悉的父親、兄弟姐妹和鄰里聊他們的現狀和未來。緊接著我開始在城市裡主動尋找第一代農民工，在馬路上，在工廠里，在路邊的小飯店……只要遇見他們，我就會上去和他們聊一聊。
在反覆聊天的過程中，他們有三句話最典型，實質上反映了身處暮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在務工歷程中的最大訴求和最大問題：
年紀大了，我往哪裡去？
一旦生病，我的將來靠誰？
不能打工了，我將來怎麼辦？
圍繞這三句話，我訪談了200多位農民工，並設計了一套含有70個問題的問卷，發放2500份。在整理質性資料和數據資料的過程中，第一代農民工的群體形象和生命過程就像在暗房裡洗膠片一樣慢慢地清晰起來。
第一代農民工的年齡多集中在46到50歲，占比43.2%。訪談對象里年齡最大的農民工72歲，從事護理工作；還有一位72歲的阿姨在從事小區保潔工作。
他們的務工生命歷程非常長，在外務工21年以上的占到了41.2%。
那麼第一代農民工當初為什麼要出去？像我們的訪談對象周大哥，58歲，家裡有6口人，只有5畝田，年年種田，年年欠債，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不出去，真是窮死了」。
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幹了三年之後，學會了瓦工活，工資從每天5元、7元、12元漲到了每天30元，比在家裡面種地強太多了。1995年農村人口的收入是每月200塊錢左右，在外務工的他有約500塊錢的收入。
▲數據來源：2010中國統計年鑑
在巨大的經濟對比之下，農民工開始大量向外流動，進入城市尋求生計機會，這就形成了1988年的民工潮，百萬移民下珠江。
▲民工潮｜圖源網絡
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帶來了城市的管理壓力和秩序問題。所以1989年國務院會同民政部、公安部，出台了各項嚴格限制農民工進城流動的相關政策，嚴禁農民盲目流動。（相關政策：《關於嚴格控制農民工外出的緊急通知》和《關於做好進一步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
因此，外出獲得生計支持的門又慢慢地關上，農民收入直線下降。當時的農民工剛剛在外面有了改善自身生活、提升家庭生活品質的希望，又開始變得渺茫。
到了1992年，農民的收入已經很低，增速也非常低，國家為了提升農民收入，又開始把進入城市的門慢慢地打開了一點，「鼓勵、引導和實行宏觀調控下的有序流動「。
農民對生計需求強烈，只要有一絲的光線，有一絲的縫隙，他們就會向外走。這就造成了1993年、1994年連續的農村人口外出流動大潮。
到90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鋪開，股份制改革帶來了大量下崗。為保障下崗和失業工人的再就業，從國家到城市層面又開始關上農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徑，很多地方政府通過了招工只招本市戶籍的政策，令農民工在城市裡面幾乎無立足之地，他們只能停留在城市最邊緣的市場中最低的工作崗位。
在我的調研過程中，農民工的職業分布也明顯體現了這點，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大部分集中在建築工地，有些建築工地上有90%都是第一代農民工。還有的做餐廳服務員、保全、個體戶，在工廠里做技術工人的農民工占到18.9%。
在城市的擠壓之下，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道路和生計機會非常坎坷。
我在合肥人才市場遇到了62歲的李大哥，他已經超過退休年齡了。當時他一臉愁苦和落寞。因為他年齡大了，很多企業都不要他，他擠不上去，就在那裡呆呆地看著別人。
我問他，現在的工作怎麼樣，難不難找？他一肚子的苦水，尤其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人老了不值錢」。
現在找工作和年輕時候找工作一樣難！我們那個時候出去打工，那不是你說出去就能出去的，你找不到門路，沒有人帶出去，那你也不敢出去。在城裡面找不到活，也沒有住的地方，那只能在人家屋檐下，橋洞裡面住，自己帶被子，有被子蓋能將就一下，但熬不了多長時間。找不到活還得貼錢，跑一圈再回來。
——李大哥，62歲
沒有工作機會，他們不得不游離於城市和農村之間，像一塊橡皮泥一樣不停地被城市擠壓。他們的生計機會斷斷續續，一旦城市有風吹草動，農民工就馬上回家。城市感冒，農民工先吃藥。
在30年的流動過程中，城市給他們的除了一身傷病之外，可能沒有更多的記憶。
在學術界關注農民工的健康問題之前，媒體就開始關注了。2009年，《南方周末》深度報導了萬州矽肺工人的維權之路，他們在維權的路上逐一死去。這篇文章到現在我一直在反覆地看。同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這些報導都激起了社會對農民工健康問題的極大關注，也衝破了很多人的認知底線。
▲來源：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
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從事高強度、高風險、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他們的健康問題雖然不具有塵肺病人的典型性，但是更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
從他們的個體生命歷程能夠看到「弱勢累積」的形成過程。像何大哥今年才55歲，當我看到他的時候，他頭髮花白、腰半弓著，在家裡的小菜地裡面，拿著鐵耙子在耙拉著地，因為他已經幾乎失去了勞動能力，不能幹太多體力活。
我是90年代初到廣東打工的，在路邊扛大包，幫人卸貨扛到公司去，一個大包有100多斤，扛一個給10塊錢。有次我沒準備好，車上人就把大包遞給我，我的腰當時就閃了，疼得汗珠都下來了，還是咬牙把大包扛到倉庫去了。那個時候哪裡有錢去醫院看啊，就是抹點藥。從那以後腰就使不上勁了。年齡越大，疼得就越厲害，你看我現在腰都直不起來，走路總弓著腰，就是那個時候給壓壞的。現在胳膊也疼，不能抬太高，去醫院看過一次，說是肌肉勞損，都是幹活乾的啊。
——何大哥，55歲
扛一個100多斤的大包只給10塊錢。為了多掙錢他要儘可能多地扛大包，在工作中扭傷了腰，沒有及時治療。由於一直從事高損耗性的重體力工作，他的胳膊長期疼痛，不能抬太高或提重物。
他去醫院看，醫生給開的「良方」就是休息，不要幹活。但是作為農民工，他有休息的權利嗎？沒有，只能繼續強撐病體幹活。
另一位張大哥57歲，他從事的是和塵肺病高度相關的水泥攪拌和搬運工作。
我是96年跟著人去上海浦東幹活，一天就10元錢，乾的活又重，一個月能掙300元錢就是好的。家裡處處都要錢，錢不夠花啊。年輕時候仗著身體好，拼命加班，白天活結束後，晚上有活就干，比白天掙錢多些。天天揮著鏟子，胳膊都腫了；天天被水泥嗆著，咳嗽，也沒管。現在就落下這個肺氣腫毛病，喘得厲害，右胳膊也不能提重東西。現在我什麼也不能幹了，一走路就喘得厲害，走幾步就要歇歇。
——張大哥，57歲
用他的話說，年輕的時候仗著自己身體好，只要有掙錢的機會絕不放過，白天活幹完了，晚上有活繼續干。因為晚上算加班，給的錢可能多個三五塊，那已經是很好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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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這樣拼命，年老後給他留下的是哮喘。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彎著腰，走兩步就停下來喘。雖然他還達不到塵肺病的職業病認決標准，但也幾乎失去了繼續勞動的能力。
我的問卷里有一個問題，你有沒有體檢過？有64.8%的第一代農民工回答「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體檢」。我再問，你生病後在務工地看過幾次病？63.4%的農民工從來沒有在務工所在地看過一次病，沒有獲得及時而有效的醫療待遇。
沒有去看病，那你怎麼處理的？最多的就是「能忍則忍，自己買藥處理」，占到了58.5%，比如腰受傷了，自己去買膏藥貼一貼，躺一躺。去正規大醫院看病的僅占11.9%，還有一部分選擇回家看病。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代農民工的健康問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們「三高一低」的工作性質造成的慢性的弱勢累積，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醫療服務的不可及性。
為什麼會這樣呢？杜大哥說出了一個緣由，我聽他說這些話時特別心酸：
我們基本上有點傷痛都不回家，回家麻煩、耽誤掙錢，來回坐車遠還要花錢。就在工地那邊的鄉村醫院，小診所，鎮上的，沒有去過縣級醫院。不敢去外面的大醫院看。那大醫院一進去就心慌，俺不是怕什麼大病，就是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我就怕自己掙的這一點錢都要扔在醫院裡面。
——杜大哥，55歲
而項大姐讓我們看到了第一代農民工另外一個辛酸之處，她就請了一天假去看病，等她回來的時候，有人頂上來，人家不要她了。他們敢請假去看幾天病嗎？回來很可能就沒有工作了。
有的病不是當時要命的，我也不看，我一直拖到年底回家才看，中間要回家看病不僅要來確認鍵費還耽誤幹活，俺們農村人耽誤不起。一般情況下不敢請病假，有回請了一天假去看病，等我回去幹活的時候，人家就不要我了。說是，有人頂上來了，唉……
——項大姐，64歲
我們再說說和錢相關的，就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政策。新農合是屬地化報銷和管理，這是跟戶籍制度掛鈎的；而農民工具有很高的流動性，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務工，所以這樣一種高流動性和屬地化、固定化的管理，就產生了高度的相悖。
周大哥正是因為不敢到上海的大醫院去看病，在小診所里受到不正規的治療，耽誤了病情，等到很嚴重的時候才趕到大醫院。醫生檢查之後告訴他，你得了紅斑狼瘡，趕緊回家把家裡東西拆夥拆夥，能賣的東西先賣一部分，在家裡治病，在這裡你看不起。
我得這個病已經有10來年了，現在腎臟也不太好，我每個月都要去醫院治療一次。只能在省內治，省內報銷率約為50%。要是去大城市看病，只能報銷20%–30%的費用，那看不起啊。費用還都靠孩子們湊錢了，要不只能等死了。
——周大哥，64歲
從安徽省宿州市新農合政策報銷的政策規定裡面，大家可以看到兩個關鍵數據，一是住院的起付線，從鄉鎮、縣、市，到省和省外的起付線標準是呈上升趨勢的。另一個數據是報銷比例，你越向外走，報銷的比例越低。
在鄉鎮看病，報銷比例可以達到95%，到了省外，報銷比例降低到50%左右。而且很多藥品和醫療服務不在醫保範圍之內，所以實際的報銷比例更低，可能在30%左右。
▲數據來源：宿州市人民政府
所以，屬地化報銷原則最大程度上限制了第一代農民工在外流動過程中及時獲得所需的醫療服務。
第一代農民工的健康問題到老年以後會放大。本來人的身體機能就在向下走，再加上長期的弱勢累積，他們年老後往何處去？
關於養老問題，我們每個人都說我60歲以後就可以退休了，而對於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也沒有明確的預期。他們的概念里沒有「退休」這樣一個詞彙。
張大姐說，我們哪有什麼退休，你是農村人，你就是幹活的命。
其實退休都是城裡人的叫法，像他們60歲就可以拿養老金退休金呀，我們又沒有買過什麼五險一金。60歲對於我們而言意義其實也不是特別大。上了60歲身體肯定是差點兒了，但是也還是幹得起一些體力活兒的。
——張大姐，64歲
所以我們的問卷里還有一個問題，你打算什麼時候停止工作？選擇「干到干不動為止」的占到了60.7%。我們提供的備選年齡段其實是很高的，大家沒有選擇66到70歲，而是選擇干到干不動為止。還有76.1%的農民工說60歲不回家休息。
看到這樣的結果我很心酸，他們要一直像精衛鳥一樣去銜石、去掙錢。
關於養老規劃，他們存了多少錢？本來我以為他們在外務工20多年的歷程中總能攢一些錢，雖然我知道他們存錢不多，但是當數據出來的時候，我還是非常詫異。15.2%的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存過一分錢，存不下來錢；存款在5萬元以下的占55.2%。
他們打工那麼多年，錢到哪裡去了？都用在家庭的發展，兒女的結婚、教育，還有買房子上了。用陳大姐的話說，什麼都沒有這個事大，自己身體的疼就先忍著吧，反正也沒什麼大病，真有大病也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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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結婚了，差不多把家裡的錢全部掏空嘍，要蓋個新房子，新娘家還要十萬元彩禮。小兒子也28了，還沒有對象，再找不到，就怕要打一輩子光棍了。我們在外面拼命掙錢，準備買房子，給他找對象結婚啊，他一天不結婚，我們就一天沒有好日子過。什麼事情都沒有這個事情大，多攢點錢，就能早給他買個房子找對象結婚。自己身體這個疼那個疼的，就先扛著唄。反正也沒有什麼大病，真有大病了也看不好，那就等死了。
——陳大姐，56歲
所以我們的第一代農民工在面臨家庭發展和自身健康訴求的時候，他們一步一步地向後退，至於退到哪裡，真的看不到邊。
第一代農民工在外務工的所有資產幾乎在孩子的結婚、買房、教育上全部清零。他們真正為自己打工，基本都在55歲以後。
很多人會問，農村不是還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嗎？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新農保能不能為他們晚年提供足夠的身體保障。
從數據中可以看到，參加新農保的有65%，沒有參加新農保的有26.2%，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和自己購買商業保險的，加起來比例不到10%。
在參加新農保的農民工當中，繳費比例在每年100到350元這個檔次的占69.4%。繳滿15年可以領取養老金，那我們就可以算一算他們60歲以後能領多少錢。
我的訪談對象周大哥從2012年開始繳新農保，還有4年就繳滿15年了，我給他算了一筆帳，算完之後他傻眼了——他現在帳戶裡面有2600元，按照養老金的計發辦法，60歲退休之後他每月只能拿到40塊錢的養老金。加上國家普惠性的基礎養老金140到150塊錢，他最後拿到手的可能是190塊錢。
這190塊錢夠他們生存嗎？我覺得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所以建築工地對60歲農民工的「清退令」是致命的，把第一代農民工幾乎唯一可能的生計又堵上了。
▲圖源：中國日報
他們為什麼非要到建築工地去？因為即使是60歲左右的第一代農民工，在建築工地每天基本可以拿到300元左右的工資。如果這一扇門給關了，他們到社區去做保潔或服務員的日工資是60到80塊錢。
對於第一代農民工來說，快速地存錢、存更多錢是他們迫切的需求，但是現在這樣的機會又在慢慢地稀缺。
但和我們認知不一樣的是，第一代農民工在務工歷程中經歷了這麼多困苦，他們大部分對時代還心懷感恩。他們並沒有過多渲染自己的困難，而是感謝這個時代給了他們外出務工的機會，讓他們有工作、有收入，讓他們更有安全感。
做農民工研究的這些年，我經常面對面地傾聽他們的故事，而且我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是第一代農民工，所以我常常會動容，在組織材料或寫文章的時候其實很難保持學術上的價值中立。
作為第一代農民工的兄弟姐妹和子女，我要感謝我們家祖墳上冒了一股青煙，因為我考上了大學。如果沒有考上大學，我現在百分之百是千千萬萬第一代農民工中的一員。所以對於第一代農民工的關注和共情，應該是另外一個自我的本性使然。
非常感謝接受訪談的諸多第一代農民工毫無保留地分享他們的生命歷程和迷思。也感謝在此研究中給與幫助和支持的同學們和來自社會的包容與關心。
謝謝大家。
仇老師與團隊關於第一代農民工及農村老人的專著：
《第一代農民工可持續生計研究》
《傾聽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實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