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認為自己的思想與五十年前那一場席捲法國的風暴有著莫大的關聯。"那是一場衝擊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體上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968年，巴迪歐不僅徹底拋棄議會民主制、法共和蘇聯馬克思主義，走向了毛主義，也和自己的恩師路易·阿爾都塞決裂，巴迪歐無法接受"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
另一位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的前輩，雷蒙·阿隆，對"五月風暴"的評價卻頗為刻薄："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仿佛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阿隆曾經出版《知識分子的鴉片》，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過激烈的抨擊，他對這場運動的觀感毫不讓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五十年之後，阿蘭·巴迪歐的激進左翼盟友（然而也曾對他提出過批評），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對那一事件也給出了與阿隆類似的評價："這場本應是左翼的運動，最終卻幫助資本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
我們很少看到有人探討"五月風暴"對中國的影響，相反，探討中國對1968年歐美左翼運動之影響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棟。錢鋼先生在最近那篇《"法國的文化大革命"？關於1968"五月風暴"的走讀》寫到："1968年，'法國'一詞在人民日報標題上出現100次，其中5、6兩月的77次全部與'五月風暴'有關，年度和月度語溫都達到'沸'級。人民日報將法國'五月風暴'和中國文革連在一起，強調它'是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這最多只能證明中國這邊利用了"五月風暴"來進行自己的政治宣傳，不能證明1968年後的中國政治受到過"五月風暴"的影響。
熊培雲在2008年寫過一篇《"五月風暴"的真正遺產"》，可以看做中國自由保守主義路徑的一種典型詮釋。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集體"告別革命"，力求剷除或壓抑中西思想遺產中所有美化革命的成分，為漸進改良開路。熊文對"五月風暴"的詮釋，某種程度上也呼應著這樣的意圖："毫無疑問的是，1968年5月改變了法國。這與其說是一次'失敗的革命'，不如說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過70年代的廣泛自責與失落後，當歷史進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顯現。過去僵硬的社會關係消逝了，象徵性的等級制度不明顯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資的迅速提高而帶來的收入等級。'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變了當代法國的歷史風尚。用一個法國學者的話來說，'五月'以後，法國的生活變得性感。從此以後，'對話'與'商討'成了法國政治中的一個常態。法定的程序、絕對的命令、神聖的指示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五月風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觀上完成了社會力量對政治力量的一種抗衡或者分權，表明這場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內涵。"值得一提的是，熊文對法國當局的應對態度，有不少讚許之辭，比如他將當時警察總署署長莫里斯·格里莫稱為"英雄"，"一位有教養的人道主義者"。這些說法可能不無事實根據，不過將"五月風暴"僅僅詮釋為一場"改良"運動，不僅有立場先行的嫌疑，而且對這場運動的親身參與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在當下的中國知識界，與"五月風暴"牽連最深的，當屬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院知識分子，這主要是因為所有當代最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要麼直接參與過"五月風暴"，要麼曾經對它作出過重要的評價或詮釋。我們不妨這麼說，如果在中國，有人認為自己是"五月風暴"在這片土地的合法繼承人，那他很大可能會是一個西馬研究者。在這些可能的"繼承人"中，由吳冠軍、藍江、夏瑩和姜宇輝所組成的"激進聯萌"，最為突出。
"激進聯萌"在網上簡稱為"激萌"，以引介當代歐陸左翼哲學為己任，他們引介的幾個重頭哲學家正是齊澤克、巴迪歐和阿甘本。與傳統的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相比，他們不怕在普通受眾面前拋頭露面，頻繁組織各種線下學術講座和對談，積極地傳播歐左哲學。與汪暉這樣享譽國際的學者相比，激萌的文章沒有太多地涉及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也暫時說不上有什麼創新之處。陸興華也是研究歐左哲學的，但與他這樣自我邊緣化的學院左翼相比，激萌又顯得跟主流過於合拍。可以說，在過去幾年裡，激萌有意地不在現實政治上站隊，以維護自己發展勢頭。夏瑩經常強調說："激萌不上街。"雖然巴迪歐自己就對那些空談激進毫無行動的學院知識分子有過辛辣的嘲諷。
如果激萌只是"犧牲政治換來學術"，那也無可厚非，畢竟當下也沒有什麼走上街頭的機會（所以我也不知道夏瑩這話針對的是哪些人），而通過學術播下"激進"的種子，或許比莽撞地四處出擊更有長遠的效益。不過，從激萌的表現來看，他們好像也沒有什麼"忍辱負重"的感覺：他們一邊批判消費主義，一邊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給"螞蟻短租"做廣告，一邊批判資本，一邊賣著激進哲學的周邊產品。
作為齊澤克的中國分身，吳冠軍在中國也一樣打著學術明星的頭銜，他不僅是激萌裡面曝光率最高、人氣最旺的學者，而且也是批判鋒芒最露，卻也最受惠於他所批判的事物的一位。2017年底，吳冠軍點評年度十大熱點事件，將馬雲的"雙十一購物狂歡節"作為重點拿出來批判，認為這些沉浸於購物狂歡的人的欲望是被馬雲等人創造出來的。到了今年，他一個轉身就上了一檔叫《腦力男人時代》的綜藝節目，與李小璐談笑風生，並不吝於給一眾明星一些不痛不癢的褒獎。當然，這個本身也沒什麼問題，"娛樂至死"確實不完全等同於"消費主義"。齊澤克也上過很多節目，不過齊澤克上節目至少聊的還是嚴肅的內容，吳冠軍在節目上連一點哲學的插邊球都沒打，倒像是單純享受著自己在鏡頭面前說話的快感。
在2014年給澎湃做的訪談中，吳冠軍高度評價了齊澤克，並貶低了汪暉。吳冠軍認為汪暉的論著是地方性的、本土性的、特殊主義的，只是一種為了在國際學術占領一席之地的"學術策略"，而齊澤克的論著才是普遍的、世界性的，齊澤克為第三世界的學人指出了另一條走向國際學術的進路。齊澤克的進路有沒有那麼神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光靠不斷拷貝齊澤克的說法，一定沒辦法走向國際學術。國際學術界有一個齊澤克已經夠煩了，不需要第二個。
在訪談中，吳冠軍這樣說道："在今天，學界與商界許多地方已經很相似，我碰巧兩個界都待過，兩者至少還保留有一個區分：投機或其它類似手段能夠'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確立一個人之真實學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槍拿出來的東西。"從字面上來看，吳冠軍至少是不反對利用"投機"來助推的。無怪乎在同一年，吳冠軍就在《同濟大學學報》發表了《"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講到上任國家領導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再講到現任領導人的"中國夢"，並一一列舉了那一年落馬的腐敗官員，作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代表。期間儘管穿插了拉克勞和巴迪歐，但是除了給"群眾路線"作出了一點新穎的哲學解釋，並沒有提出什麼制度上的落實之處，甚至連激進左翼一直強調的"民主參與"也隻字不提。要說這樣就能讓當局接納吸收激進左翼的元素，那不知是該說吳冠軍天真，還是說他狂妄到把讀者當成了白痴。
吳冠軍在方方面面都模仿著齊澤克，他在澳洲讀博時，有一段時間還學齊澤克留起了大鬍子，但有一個方面，他是斷然不敢模仿的，那就是齊澤克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說到這裡，吳冠軍可能會抗議說，他明明批了，去年的時候，他還發表了一篇抨擊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文章，怎麼能說他不敢批判現實政治呢？這種蘇聯笑話式的詼諧，具體表現在一個激進左翼學者身上，就一點也不好笑了。
去年年底，當吳冠軍批判完代議制民主，準備批判馬雲的電商帝國時，北京開始了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以崔衛平等學者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向北京市政府表達了抗議。包括吳冠軍在內的激進聯萌，沒有一個人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對"低端人口"的遭遇表示出任何的關注。同一個月，自稱"毛左"的北大畢業生張雲帆因為舉辦讀書會被番禺警方拘捕，後遭刑事拘留。期間，不僅有社會各界人士聯署要求釋放張雲帆，而且在民間，從毛派、托派，到自由派，都有人撰文聲援張雲帆及其他幾位左翼青年。激萌對此是歌舞昇平，高高掛起。今年Metoo運動在中國興起，藍江所在的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長江教授瀋陽被舉報在二十年前性侵自己的學生，並導致後者抑鬱自殺，網上關注此事的人絡繹不絕，但激萌眾學者，仍然不在其中。後有北大學生因關注此事被約談，有聲援被約談者的學生遭學院報復，激萌也依舊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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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以"激進"為旗幟甚至噱頭的左翼團體，除了空談某某激進左翼的哲學家說過什麼，並不真心地對激進左翼理論的應用產生"興趣"。至少，真正的激進左翼，是絕對不會對自己所處國度的"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的，除非激萌能夠讓人信服地證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騷擾的女性和被打壓的學生，都不屬於"人民"。
倘若上面所說的一切尚屬"可以原諒"，那吳冠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則徹底撕下了激萌的"激進"偽裝，露出其國家主義者的狐狸尾巴。這篇一千字的黨八股，從頭到腳沒有任何一句話一個詞能體現一個哲學學者的素養。發出來之後，吳冠軍不無得意地轉發到華師政治系的教師群里，大方地接受同事們的祝賀，因為發一篇《人民日報》相當於發一篇權威期刊。看到網上的風向不對，他趕緊在朋友圈辯解說，這裡面有不少句子被編輯刪掉，他也沒有辦法。有朋友建議他將原稿發出來以正視聽，他沒有回應，不了了之。他又接著發了幾個微博澄清，說"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歐和拉克勞的理論都有重要的地位，他的這篇東西，並沒有違背他的初心。
事情發展至此，已經十分尷尬了。為了不讓吳冠軍覺得自己孤立無援，藍江和夏瑩發了朋友圈，力挺吳冠軍。藍江認為這篇文章並不能代表吳冠軍的所有學術，夏瑩則"重新定義"了"激進"："所謂激進，絕不意味著無條件地與主流對抗（和）盲目的行動，它僅以徹底性的批判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於是，一個影評，一種研究，之於學者的我們，都將是一種激進的（徹底性的）姿態。"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激萌的"激進"，只針對"不可見"的惡，不針對"可見"的惡，只針對"平庸之惡"，不針對"滔天之惡"。運用到吳冠軍的文章上，大概是說吳罵罵脫離群眾的官員，本身就是"揭示隱蔽在日常繁華之下的不可見的平庸之惡"，已經非常"激進"了，大家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在吳冠軍發表文章之後兩天，藍江做了關於"五月風暴"的演講，再次聲明他對反抗行動的肯定。藍江沒有看到，此國真正的激進左翼，並不在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之間，而在被他屢次忽略過青年行動者之中。
這一波的青年行動者，大多來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們的破土而出，有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五月風暴"的原因一樣，至少不能輕易歸納為經濟方面。從長遠來看，中國階級結構的變化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經作為國家主人的工農階級，如今淪為弱勢群體，而國家並無相應法律政策來重新保障工農的權益，對於爭取這些權益的行動，當局也是以鎮壓為主。另者，當局在意識形態上的"左右為難"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緩解矛盾，官方對馬克思採取了名揚實抑的態度，引起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滿，並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稱為"皇馬（皇家馬克思主義）"，與之劃清界線。
自2012年以來，國內出現諸多的新的狀況，他們也有可能促進了這一波青年行動的產生，這些狀況包括：以學者、媒體人、維權律師、NGO公益人士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壓之後，留下了不少話語和行動的真空，急需填補；以"女權五姐妹"為代表的新一代女權主義者，以更加大膽，更有策略的傳播方式，懂得利用新興媒體和流行符號，為社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響了後續的青年行動者；各種左翼社團，利用與官方意識形態相近的便利，在大學悄悄興起，並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網絡。在國際方面，BLM運動和Metoo運動當然不容忽視，在歐美各國的中國留學生，也越來越願意將國外的理念、學術、事件報導，通過微博、微信和知乎傳播到國內，某種程度上為這一波的運動奠定了一定共識。
粗略來說，這一波青年行動者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點：
首先，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感要高於對傳統的自由主義。作為"女權五姐妹"的大兔，不僅自認"左翼女權"，也曾多次關注女工的權益，並用馬克思的理論來批判血汗工廠。張雲帆曾是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會員，在北大做過後勤工人的調查報告，在廣告工業大會給"大哥大姐們"組織紅歌合唱隊和廣場舞。而北大約談事件中的岳昕，也一樣提到自己受到張雲帆的女友顧佳悅的影響，她在幾篇自述之中，字裡行間可以看得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我因為是北大的學生，僅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獲得了這麼多注意力資源，與此同時，正在抗爭的工友們，獲得的注意力資源卻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無疑是對本應屬於工友們的注意力資源的盜竊。"
其次，這一波青年行動者，對女權主義也有高度認同。發起"米兔在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別研究的。被約談的鄧宇昊，正是因為要求北大校方公開瀋陽事件的相關信息，而瀋陽事件，正是中國Metoo運動的其中一個案例。在大兔被公眾號"酷玩實驗室"污衊為受到"境外勢力"操縱，張雲帆和顧佳悅立刻在網上發圖對大兔進行聲援。滴滴順風車殺人事件關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關乎女同性戀者的權益，同樣在所有青年行動者之中引起義憤。
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在這一波行動里，依然有所保留。張雲帆被釋放之後發了一篇自白書，裡面寫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社會問題，都會有人對問題的解決之道提出各種各樣的看法，這難道也是一種罪過？這是權利！憲法赫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論有'過激'，那'自由'毫無意義！"在過去二十年間，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說過類似的話。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張雲帆自稱"毛左"，但他和傳統意義上的"毛左"並不完全一樣，他對文革的語言也並不熱衷。另一位著名的"毛派"李北方曾經將Metoo運動斥為一場"白左"運動，而支持Metoo運動的張雲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類人，即使他們都認同著某個一樣的符號。
這波運動，還有一個隱而不彰的共同點，就是反官僚主義。張雲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羅織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發了相當多的不滿。2017年12月8日，孫婷婷被警察找上門，她要求他們出示警官證和搜查證，後者不為所動。他們把她帶到小谷圍派出所，詢問她關於廣工讀書會的事，她說自己並不了解。派出所的所長對孫婷婷說："你不說是吧？你死吧！那先隨便安排個罪名，關進去再說！"這些官老爺作派，加上孫婷婷後來在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們憤怒的聲討。北大約談事件的發酵，和北大校方的官僚主義也分不開。鄧宇昊被約談之後，岳昕等人連夜去搜尋他的下落，在交涉過程中，青年們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當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諉。後岳昕的輔導員叫來岳昕的媽媽，以遭到"境外勢力"操縱等莫須有的理由，將岳昕軟禁在家。北大校方的蠻橫無理，召喚來了一張"兩個北大"的"大字報"。
這波行動尚未結束，我們不知道它會將我們帶往何處，但僅就目前青年們展現出來的胸懷、擔當和勇氣，就足以讓偽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批判階段，我們必須分析，出現這種左翼內部的兩極分化的現象的原因究竟在哪裡。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老師與學生分道揚鑣的情況並不罕見，上一輩的學院知識分子，即使認同左翼，跟不上學生激進的步伐，也實屬平常。我們前面說到的阿爾都塞和巴迪歐兩師徒，也只是因為哲學理念不同而江湖再見。
除了部分歸因於雙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學院知識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我認為，出現這樣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官方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中國的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在1978年以後，中國將毛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修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適應中國社會的新情況，但"中特社"的一個基本預設在近十幾年來遭遇巨大的挑戰，那就是"共同富裕"。現任領導上任以來，一方面進行"政治改革"（非自由主義的），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構建新的意識形態，以彌合這種意識形態與現實的斷裂。十九大之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高高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但就其實質而言，與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經大相逕庭。可以說，這是一項未竟的意識形態工程，當局只是指了一個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就成了當局招攬的對象，當局既不肯放棄馬克思主義，但又無法完全地回歸"初心"，如果西馬裡面有人能幫當局殺出一條血路，那當然是再好不過。一方面名正言順，馬克思主義的牌子完好無缺，另一方面憑著這些西馬學者在年輕學生中的影響力，還可以收編新生代的激進力量。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的民間馬克思主義者，對當局這種毫無誠意的"不忘初心"堅決不買帳，並不惜與這種國家主義決裂，鄭姿妍去年在土逗公社發的《中國左派的國家主義：從何而來，向何處去》，以及激流網最近發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左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都是這種立場的體現。
從意識形態學來說，吳冠軍發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以及他的《"群眾路線"的政治學》，再加上《"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題與"群眾路線"》，都是不合格的產品，顯然寫慣娛樂化學術語言的吳冠軍，難以駕馭死板又暗藏機關的黨八股。從後續引發的反映來看，吳冠軍無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為這個失敗的意識形態嘗試的眾多炮灰之一。不難預見，未來的意識形態戰爭（也就是我以前說的"精神內戰"），很可能就是圍繞著馬克思主義這個戰場展開的：一邊是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是當局的意識形態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邊是受到馬克思啟發的青年行動者，一邊是高牆，一邊是磚頭，高牆是磚頭做的，磚頭也可以砸爛高牆。
這一場戰爭，看似和自由派沒有關係，但除非選擇移民，否則一個自由派將難以避免在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間選邊站的問題。有的自由派會認為，目前的抉擇好比國共內戰時期一樣，選了共產黨一邊的，大多都後悔了；現在的政權並不比當年的國民黨要更糟，在國際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國要比49年前國民黨統治的中國要高得多。自由派為什麼不能站在皇馬那一邊呢？說不定它還有改革的可能。這種想法的錯誤不僅在於，將當下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49年前的共產黨類比是不恰當的，最重要的是，它還忽略了一個政治現實。
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之後，有傳言說防火牆將被迫打開。這種說法尚未被證實，但其可能性的存在，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強大，首先是中國政府的強大，並不是人民的強大。中國的強大，也不一定會讓人民受惠，比如說，如果中國足夠強大，那就不存在迫於美國的壓力打開防火牆的問題。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志士都認為只要祖國強大了，中國人就再也不會受到欺負。其實祖國強大了，很可能祖國欺負自己人民的時候，就再也沒有別的國家敢說什麼了。
有理性、有血性的自由派，應該認清自己的敵人是國家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應該堅定不移地站在反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邊，一同去爭奪每一個戰場上的勝利。
"五月風暴"，也只是其中一個戰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