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圖：Laura Lannes
作者：盧坎·阿邁德·韋依（Lucan Ahmad Way）
譯者：聽橋
對今天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幾個獨裁政權來說，2022年並不是一個好年份。
11月，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遭遇了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被政府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激怒的全國各地抗議者公開提出政治訴求，籲請習近平下台，結束一人統治。這些抗議活動爆發時，恰逢中國經濟正經歷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政府的回應是，突然放棄了清零計劃（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並任由新冠病毒在人群中迅速擴散。這一政策逆轉，以及隨後據估計的一百萬人死亡，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對政權的信任。
伊朗甚至遭遇了更重大的挑戰。9月，一位名叫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的年輕女子因「不當」佩戴頭巾而遭警方羈押，隨後在羈押期間身亡，這引發了持續數月的全國性抗議，目標直指伊朗政權革命身份的內核。一百多個城市的數千名抗議者呼籲處死該國年邁的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終結這個伊斯蘭共和國自身。當年底，反對派活動人士組織的一場為期三天的大罷工幾乎癱瘓了這個國家。這些行動令人回想起1979年伊朗國王垮台之前的那些行動。儘管此後抗議活動逐漸平息，大量伊朗女性仍繼續拒絕佩戴頭巾。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可能經歷了最糟糕的一年。他的入侵烏克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俄羅斯軍隊被迫放棄奪取基輔的努力，並從早些時候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斬獲的陣地撤退。這場戰爭引發了西方實施前所未有的制裁，造成大約二十萬俄羅斯人傷亡，這遠遠超過了1980年代俄羅斯占領阿富汗長達十年間的傷亡人數，並導致數十萬公民逃離這個國家。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急劇下降。幾乎是一夜之間，歐洲切斷了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莫斯科則被迫放棄了對高加索和中亞鄰國施加影響的努力。
如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觀察到的那樣，有十多年，「惡人」正贏得勝利，而在那之後，今天的世界似乎正開始厭倦獨裁。最大惡人中的三人似乎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權力挑戰，這在多年來與獨裁統治的全球競爭中首度賦予民主以優勢。但獨裁權力受到的威脅沒有許多人期待的那麼大:尤其是這三個獨裁政權，它們擁有隱蔽的韌性源頭，那深深根植於它們革命的過去。革命的源頭——以俄羅斯為例，那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不滅的遺產——幫助三國政府挺過了經濟衰退、政策災難和民眾支持率的急劇下降，並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加固它們。
任何有效的反擊戰略都要求理解它們的真正本性和韌性的獨特來源。
更多的敵人，更多的團結
當代最持久的獨裁政權誕生於社會革命。
與傳統的奪權不同，當受到大眾動員支持的活動人士奪取控制權，試圖改造國家，以徹底轉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比如取消私有財產或強加宗教統治之時，社會革命就發生了。儘管這樣的革命極其罕見，自1900年以來只有二十次，但它們形成的革命的獨裁政權極大影響到世界政治:革命的獨裁政權激發了冷戰、越南戰爭、伊斯蘭恐怖主義和中國的崛起。如今，這樣的政府及其繼任者——這份名單不只包括中國、伊朗和俄羅斯，還包括阿富汗、古巴、厄利垂亞、盧安達和越南——對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世界秩序構成了某種最嚴峻的挑戰。
這些政權的生命力往往遠比它們的非革命同道持久。這一持久性源自它們鞏固權力的獨特方式。許多獨裁者掌權後即設法壯大民眾支持並獲得國際上的合法性，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革命政權的領袖疏遠本國大批民眾，並與鄰國和世界強國為敵。
布爾什維克試圖向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竭力消滅資產階級，恐嚇貴族，攫取他們的財產，並將他們的宅邸轉交給前僕人。1917年，大約五十名上層階級的俄羅斯軍事幹部被五花大綁，帶到一家工廠，扔進了鼓風爐。同樣，在中國，毛澤東奪權鬥爭期間的著名宣言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還鼓勵農民羞辱和摧毀舊的地主階級。在伊朗，最高領導人霍梅尼推行了嚴格限制女性著裝的規範，支持扣押美國人質，處決數千名反對者，並呼籲在整個波斯灣發動伊斯蘭革命。
初看起來，這些舉動顯得毫無理智可言。對強大利益的侵害幾乎總是引發摧毀新生革命政權的暴力衝突。在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侵害幫助引發了致命的內戰;在伊朗和越南，它們造成了血腥的外部戰爭。在一些國家，如1970年代末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此類衝突將開啟衝突的革命政權滌盪殆盡。但沒有摧毀這些政權的東西使它們更加強大了。對那些能夠生存下來的政權來說，殘酷的權力鬥爭使它們的持久是獨一無二的。持續存在的威脅團結了那些政權的精英。暴力衝突還滌盪了包括其他政黨和教會在內的其他權力中心，確保了未來多年反對力量的孱弱。
這些早期的衝突還迫使那些政權打造新的強大安全部隊，如伊朗的革命衛隊和俄羅斯的契卡(後稱為克格勃)，用來鎮壓所有反對派。革命政府既已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非繼承已有軍隊，它們就可以將支持政權的間諜和軍官安插到軍隊中，這使得士兵和他們的上級發動政變難上加難。
最後，因為內戰往往摧毀了既有的經濟結構，它們也就為威權政府創造了深入滲透經濟的機會：令獨裁者得以推動經濟發展，而沒有淪為強大獨立力量的犧牲品。那些獨立力量在其他國家促進了民主。
中國邁向安全的長征
從一個角度看，在中國，威權主義韌性的源頭似乎顯而易見。中國是一個全球性的軍事和經濟大國，其國內生產總值是1978年的43倍以上。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令中國家庭有機會消費僅僅在幾十年前尚無法想像的商品。儘管最近在新冠疫情應對方面出現失誤，增長也放緩了，許多中國公民仍有明確理由支持這個一黨制國家。
但如此令人驚嘆的經濟成就無法完備解釋這個政權的持久性。一方面，中國非同尋常的經濟成就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更早些時候成功統一了這個國家。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有一個接近當代阿富汗的脆弱不堪、支離破碎的政權。中央政府幾乎沒有觸及絕大部分領土，國家的很大部分地區處在你爭我搶的軍閥、帝國主義勢力、犯罪團伙和秘密社團的控制下。在可能成為經濟和軍事強國之前，中國首先必須形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
其次，對竭力維持嚴格威權控制的獨裁者來說，在中國見證的炫目經濟發展可以是一把雙刃劍。經濟快速增長強化了人們對政府的支持，但也能播下民主的種子。經濟發展往往推動獨立的商業、社會和政治權力來源的興起，進而威脅獨裁者，這使得領導人更難以壟斷控制。今天，在富裕的已開發國家幾乎不存在獨裁統治。不考慮那些利用自然資源獲得收入的中東國家（這些國家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財富，同時沒有發生與經濟發展相關的社會變革），2022年，在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的54個國家中，僅有三個沒有被「自由之家」列為「自由」國家。(這三個例外是競爭性威權國家匈牙利，以及汶萊和新加坡這樣的小型國家。)
對共產黨領導層而言，這一模式看上去或許意味著麻煩。中國的經濟發展令數百萬人擺脫貧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和諸多聲名顯赫的商業領袖，進而有可能形成其他可以催生強烈政治變革訴求的權力中心。事實上，在臨近的韓國和台灣，1980和1990年代的經濟發展推動了那裡的民主過渡。觀察人士很久以來就預言，中國的經濟擴張同樣會帶來民主。
但中國政權的暴力社會革命源頭令其得以克服國家失敗的歷史和經濟變革的不經意後果。共產黨在1927至1949年間漫長而暴力的奪權鬥爭固然成就了一個對快速增長而言必不可少的統一國家，但也確保了經濟發展不會產生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當毛澤東成為共產黨領導人時，他堅持將奪權鬥爭與激進的社會變革結合起來，這意味著在內戰期間和內戰結束後不久，黨就實施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這場改革滌盪了長期以來削弱國家的根深蒂固的精英和地方團體。這些舉措，加上戰爭的破壞，允許共產黨滲透到以前絕少受到國家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雖然1949年後的幾十年間，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會經歷創傷性的動盪，但革命鬥爭期間國家的統一和強大，為中國自1990年代起最終崛起為全球經濟大國創造了條件。
此外，中國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清除了執政黨的其他選擇，為全能主義統治掃清了道路。黨現在滲透到包括外國企業和國內企業在內的中國社會每一個角落和縫隙。親政府機構的無所不在使得獨立力量很難組織起來。部分結果是，經濟增長未能像在韓國和台灣那樣強化獨立的民主力量。儘管坐擁財富，中國卻有世界上最孱弱的公民社會之一。於是，在出現抗議的罕見情形下(比如，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和2022年11月的反新冠清零政策抗議活動那種)，這方面的努力就因組織混亂和缺乏協調而受到妨礙。
儘管沒有一個威權政權是不可戰勝的，但中國或許依舊是全球最持久的獨裁國家，能夠承受民眾的強烈不滿和經濟動盪。
韌性和混亂
伊朗革命領導人1979年奪取政權後，展開了矛頭指向世界的戰爭。他們立即實施了教權統治，幾乎使該國陷入一場打擊反教權的左派叛亂分子的內戰。如此動盪局面鼓動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海珊實施入侵，引發了長達八年的殘酷兩伊戰爭。同時，政府妖魔化了美國和蘇聯，成了該地區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這些鬥爭最終鞏固了政權。
最重要的是，打擊伊拉克和左翼叛亂分子的作戰，將霍梅尼組建於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從一群缺乏訓練、裝備落後、散兵游勇式的街頭武裝分子，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安全部隊之一，這支部隊擁有大約十五萬士兵，遍布整個國家。這些衝突還強化了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這一民兵組織成立於1979年，旨在捍衛革命，反擊國內外敵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成員主要從農村地區極度信仰宗教的貧窮家庭中招募。如同任何宗教的狂熱信徒那樣，許多人相信他們的事業值得任何形式的犧牲和暴力。（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波斯文縮寫為Basij，隸屬於伊斯蘭革命衛隊。——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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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識形態並非維繫伊朗政權的唯一粘合劑。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伊斯蘭革命衛隊是腐敗的，它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生存中擁有巨大的經濟利害關係。但物質激勵通常不夠。在其他許多獨裁國家，與現政權的生存有利害關係的安全部隊成員已經叛逃，以避免在現政權面對壓力時成為失敗一方。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期間，埃及軍方拋棄了總統穆巴拉克，導致他下台。2000年，塞爾維亞安全部隊同樣硬扛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當時有大批民眾抗議，要求他下台。相比之下，當這個政教合一的政權遭遇影響深遠的挑戰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其他國家行動者在幕後予以鼎力支持。
過去十年裡，伊朗領導人的處境變得極其艱難。伊朗政權面對的是全國範圍內一再發生的抗議。2009年，強硬派的在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似乎從改革派的挑戰者穆薩維(Mir Hussein Mousavi)那裡竊走了總統選舉，之後，數十萬伊朗人走上街頭，抗議持續數月之久。隨後，2010年代，愈發嚴厲的國際制裁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貧困急劇上升。這些情況在全國各地引發了一波又一波抗議。2019年晚些時候，抗議者譴責哈梅內伊，並放火焚燒了許多政府場所、銀行、加油站和安全基地。2022年秋天的大規模示威表達了對現政權更廣泛的種種不滿，包括對經濟狀況的抱怨，對伊斯蘭政策和現政權使用暴力的憤怒。
但政府以同樣的殘忍和不妥協回應每一波民眾威脅。2009年，政府對抗議活動的回答是監禁和處決異見人士，並對反對派活動人士實施一系列高調的公開審判。2019年，警察開槍射殺街頭的抗議人士。2022年，伊斯蘭武裝力量動員隊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再次成為政權的主要防線，他們殺害抗議者和未成年人，侵入學校，實施了數千次逮捕。
伊朗的例子說明，高層團結對威權政權的生存至關重要。從歷史上看，獨裁者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大規模抗議，而是來自政治盟友和他們自己軍隊中的下屬。與反對派活動人士不同的是，這樣的內部人士擁有強制性的武力和對關鍵國家機構的控制權，這是奪取權力所必不可少的。考慮到絕大多數政府和抗議者之間的實力不匹配，假如政府內部沒有發生高層叛變，挑戰者就幾乎不可能成功。
事實上，獨裁統治下的成功反對派，往往由拋棄政權的政客所領導。在許多國家，包括1989年的羅馬尼亞、2002年的肯亞、2003年的喬治亞、2004年的烏克蘭和2005年的吉爾吉斯斯坦，獨裁者倒台的部分原因是，他們的盟友一致拋棄了執政黨，加入了反對派。例如，1991年，尚比亞的獨裁統治解體，當時，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經濟崩潰促使政府的核心支持者棄政權而去。如一個叛逃者解釋的那樣，「只有愚蠢的蒼蠅……才會跟著死屍走進墳墓」。
但伊朗的統治精英在經歷同樣影響深遠的經濟危機和其他壓力期間依舊意志堅定。哪怕是改革者，也即在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立場更為溫和的內部政治人士，也拒絕與政權決裂。教權統治的反對者一度滿懷希望地轉向一些人物，如在2009年，他們找到了穆罕默德·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擔任總統）和穆薩維，但這些領導人拒絕與那個神權體制徹底決裂。事實上，2009年的抗議活動爆發一周後，穆薩維就呼籲停止示威活動，並敦促支持者繼續忠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對教權統治的忠誠幫助剝奪了反對派的組織和領導層，而反對派正需要這樣的組織和領導層，以將該國民眾巨大的不滿情緒導向對政權更嚴重的挑戰。因此，最近的抗議活動基本上是沒有領導人的。
儘管反覆的抗議、民眾的不滿和經濟危機顯然令政權弱不禁風，但在高層沒有罅隙的情況下，政府不太可能垮台。
普京的隱匿遺產
不同於共產主義的中國和伊斯蘭主義的伊朗，普京的俄羅斯不是一個革命政權。蘇聯很早就已解體，普京也是通過選舉而非暴力鬥爭上台的。但普京的獨裁統治從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獲益匪淺。
首先，蘇聯漫長的全能統治時代實際上妨礙了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個從革命中崛起的國家甚至剿滅了最基本的公民社會形式或滲透其中，那些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反對黨、工會、教會和其他國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的組織，這些組織原本可以為民主提供一個基礎。雖然獨立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開始出現，但仍相對孱弱，部分原因是經濟中最有利可圖的部門仍容易受到國家干預。因此，俄羅斯的反對派既缺乏組織，也缺乏潛在的資金來源。
其次，普京對俄羅斯的控制得到了廣布而高效的安全部門的支持，這個部門可以直接追溯到1917年成立的政治警察。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安全力量，幾乎在每一棟公寓樓和每一家企業都有代理人。儘管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解散了共產黨的執政機構，但他基本上沒有動過克格勃，而普京的職業生涯就是從克格勃起步的。1990年代，克格勃被正式廢除，並被拆分為幾個機構，但其核心職能和人員保留在了FSB(聯邦安全局)。
今天，聯邦安全局成了普京獨裁統治的堡壘。聯邦安全局的規模遠遠大於其他許多國家的這類組織，並得到數百萬告密者的支持，它滲透到俄羅斯媒體、商業和民間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據學者凱文·里勒(Kevin Riehle)最近對俄羅斯情報機構的研究，目前俄羅斯的人均安全人員數量要多於蘇聯統治時期。聯邦安全局的工作重點是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之類主要反政權領導人，2015年，涅姆佐夫在莫斯科遭到肆無忌憚地暗殺；最近，聯邦安全局又盯上了弗拉基米爾·卡拉-姆爾扎（Vladimir Kara-Murza）和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這兩人都已入獄。
在俄羅斯，有組織的反對派現在非常弱小。七十年的蘇聯全能主義削弱了獨立力量，他們無法抗衡普京龐大的安全機構。
俄羅斯的革命遺產也有利於普京，因為它減少了發生軍事叛亂的可能性，即便在烏克蘭戰爭這樣災難性的作戰進行其間也是這樣。
戰場上的挫敗，尤其是在這樣的挫敗可以向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錯誤決策問責時，往往會引發軍事政變。事實上，俄羅斯在戰爭頭幾個月蒙受的羞辱讓許多人認為，普京可能會被他的武裝部隊推翻。但正如政治學家亞當·凱西(Adam Casey)指出的那樣，普京政權保留了蘇聯用反間諜官員滲透到軍隊中的做法。在大多數獨裁國家，這都是一項艱難的壯舉，因為它們傾向於繼承而不是創造自己的軍隊。但蘇聯沒有這樣的障礙，而且革命遺產賦予了普京識別潛在軍事反對派的能力，這使得武裝部隊挑戰他要難上加難。
沒有永遠的革命
當然，哪怕最強大的革命的獨裁政權也不會永遠存在，中國、伊朗和俄羅斯也並非不可戰勝。
德黑蘭和莫斯科的政權比北京的政權更加脆弱。到目前為止，儘管發生了經濟危機和民眾騷亂，伊朗政權依舊保持著凝聚力，但那不意味著它可以無限期地這樣做。假如經濟繼續惡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加劇，裂縫或許最終會在政權內部開始形成。從中期來看，隨著在奪權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革命者中最初的狂熱一代相繼故去，發生分裂的機率可能會增加。如同在1970和1980年代的蘇聯那樣，接替他們的年輕官員或許會少一點意識形態色彩，因此在危機到來的時刻更有可能叛逃。此外，哈梅內伊現年84歲，身體欠佳，尚未指定繼任者。考慮到強硬派的實力，他的亡故有可能激發政權內部的分裂，儘管可能性不大。
俄羅斯政府的脆弱，源自該政權集中權力於一人之手。今天，普京的統治基本上不受其他機構或行為者的約束。他的政權不是基於在革命的伊朗動員了強烈的忠誠和犧牲的那種意識形態，也不是基於中國共產黨之類成熟的執政黨（這樣的黨會提供超越單個領導人的持久性來源）。因為一切都取決於普京，所以，他的最終死亡或喪失能力可能將他的政權拋向混亂。每個人都要猜誰可能接替他。如此不確定性在個人特色鮮明的政權中是常見的。同時，考慮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力量平衡，這樣的過渡帶來民主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短期內不可能。
中國政權仍比伊朗政權和俄羅斯政權更強大。中國的經濟狀況顯然遠好於伊朗。儘管習近平的權力較他的最近幾位前任少受一些約束，但他的統治遠沒有普京的那麼個性化。習近平的政權依舊建立在一個強大而制度化的黨國科層制基礎之上，俄羅斯沒有對應的那種機制。當然，中國並非沒有自己的問題。除了低經濟增長和考慮不周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外，近年來的廣泛腐敗使得一些觀察家認為共產黨正在「萎縮」，正變得「脆弱」，並處於「晚期衰退」階段。習近平在過去十年中大力開展的反腐敗運動表面上減少了（但絕沒有根除）政府的瀆職行為。無論如何，這個政權強大的科層制、非同尋常的高壓能力和孱弱的公民社會，可能使政府免受未來腐敗醜聞或其他危機的影響。
對抗革命的政府是錯綜複雜之事。來自西方的政權反對者的強硬戰略往往會增強凝聚力，為獨裁政權提供方便的替罪羊。事實上，對古巴的數十年制裁可以說幫助鞏固了菲德爾·卡斯楚於1959年建立的政權，並使其合法化了。此外，與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和政治實力強大的國家公開對抗，是難以為繼的。
2020年3月，俄羅斯伊萬諾夫市（Ivanovo），普京在檢查一面旗幟。圖源：Aleksey Nikolskyi/ Sputnik/ Reuters
但西方遠非無能為力。儘管自2010年代初以來對伊朗實施的日益嚴厲的經濟制裁併沒有導致伊朗政權垮台，但過去十年裡，這些制裁引發了經濟危機，造成了民眾的不滿和抗議的一再發生，從而削弱了伊朗政權。在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制裁迄今未能動搖普京政權，但在國際上孤立了普京，降低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可能還削弱了該國在烏克蘭發動戰爭的能力。
普京在烏克蘭的行動清楚表明了無力與挑戰國際自由主義準則的大國對抗的危險。避免衝突的願望造成德國和其他西方大國遷就俄羅斯所認為的地緣政治利益，並且哪怕在俄羅斯2014年入侵並非法吞併克里米亞之後，仍尋求與俄羅斯接觸。但這些努力並沒有遏制俄羅斯的地區野心，並且西方相對溫和的應對措施幾乎可以肯定鼓動了普京在2022年入侵烏克蘭的其他地區。今天，除了少數幾個之外，所有歐洲國家都意識到有必要正面挑戰俄羅斯。
革命的獨裁者及他們的繼任者是當今國際秩序面臨的最棘手挑戰之一。儘管俄羅斯與歐洲關係密切，但普京仍決定入侵烏克蘭，這表明，經濟紐帶和共同的物質利益不足以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相反，民主國家必須團結起來，著手捍衛民主價值觀：向受到攻擊的民主國家提供軍事支持，並向反對獨裁的國家提供外交和物質援助。儘管這些努力不會在短期內推翻革命的獨裁政權，但更積極主動、協調一致地抵抗獨裁政權，將使西方更有能力遏制，甚至可能在長期內擊敗獨裁政權。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與Steven Levitsky合作的近著為Revolution and Dictatorship: The Violent Origins of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本文原題「Don’t Count the Dictators Out」，見於《外交事務》雜誌2023年7/8月號，2023年6月20日發布。正文中的超連結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putin-xi-khamenei-dictators-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