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人的大腦大概確有質量上的差別，決定著人的愚與智、才的偏與全。從過去科舉取士的八股，到現在招考的標準答案，都有很多問題，但仔細想來，結果並非完全無效，因為太愚笨的人肯定怎麼也考不好，而真正聰明的人則是無論什麼樣的規範都未必把他卡住。所謂高分考生，歷來有不同情況，即使狀元，也不乏只會背書的庸才，但必需承認的是，狀元中確有真正的天才。過去的八股取士也罷，現在的應試教育也罷，常常足以使天才變成庸才，甚至使人變成欽定知識的複寫機器。但是，畢竟有一些人個性比較頑強，任你怎麼洗腦，怎麼一遍又一遍把他納入模具，仍能保持頭腦的活躍，仍能產生獨到的見解。不過，這些人很容易成為模具的簡單反抗者，有很強的叛逆性，習慣於逆向思維，因而出現了一個問題：他們的考卷得不到高分，只能被淘汰。我常常為這些人覺得可惜，嘆息不合理的選拔機制使有見解的英才敗於無頭腦的庸才，但仔細想來，那些在劣勝優汰機制下被淘汰的才子們，其實還是二流人才。因為如果真的很聰明，他就應該能適應各種考試，玩得轉哪怕是最最荒唐的遊戲規則。玩得轉規則，卻不讓規則改變自己，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這些感想，是我面對張謇的傳記材料而想到的。在我看來，張謇就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儘管他在科舉路上也曾屢屢受挫，但無論怎麼說，最後能中進士，又是狀元，說明他把科舉考試的那些規則吃得很透。許多人就在吃透規則的過程中完全喪失了自我，張謇卻進得去又出得來，拿得起也放得下。中了狀元，贏得了一個無與倫比的仕途高起點，張謇卻沒有為此興奮，而是很快改弦易轍，回鄉做生意去了，而且再次證明了自己。因此，要說才華和智慧，有幾人能與張謇相比？
辛亥革命前後，張謇又成了政壇上的活躍人物，為終結帝制和創建共和做出了貢獻。可惜的是，後來的教科書堅持的是黨派立場，而當年的張謇卻偏偏沒看上後來左右教科書編寫的那些黨派。因此，他的貢獻連同他的名字，以及他特有的心路歷程，就在一次次遮蔽之後，逐漸被遺忘了。
1
辛亥革命爆發那一天，張謇就在武昌，是晚上才上船離開的。
為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於10月4日（舊曆八月十三日）趕到武昌。紗廠的事忙完之後，他準備於10月10日返回上海。於是，武漢的頭面人物紛紛為他送行，10月9日，中午是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設宴；晚上又是湖廣總督瑞澂等人送行的宴會；晚宴結束之後，瑞澂等人又與他一直談到深夜。第二天，張謇一行過江到漢口等船，晚飯後上船東去。在船上，他看到長江對岸燃起了大火，「舟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嗇翁自訂年譜》辛亥八月。]。
當時張謇還不知道，那就是武昌起義的火光，註定要寫進歷史的火光。
革命爆發了，張謇註定不會是局外人。因為他是狀元，又是實業界的領袖，在立憲運動中，他又成了立憲派的代表人物。
1894年（光緒二十年），張謇為了不拂父親的意願，勉強再次參加會試，本來不抱太大的希望，卻有幸進入前十名。接著參加殿試，榮登第一甲第一名，成為狀元。然而，張謇對官場興趣不大，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他認為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經濟上富強，政治上立憲。所以，在回鄉為父親守孝之後，他即不再留戀官場，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辦實業之中，並且很快成為實業界的領袖。
實業界領袖卻仍然關心國事，關心政治。經過了庚子之亂，又目睹日俄戰爭，張謇像當時的許多開明人士一樣，認定大清若想救亡，就必需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實行立憲。論及清末立憲運動，張謇可謂功不可沒。因為正是他和幾個人的努力鼓吹，才點燃了袁世凱、張之洞等人的立憲熱情，最終促成了朝廷預備立憲。1905年，清廷為立憲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卻於出發那天在車站遭遇吳樾的炸彈。五大臣雖然只受輕傷，隨行者卻死傷若干，吳樾本人也被炸身亡。在刺客身份未明之際，張謇就斷定「此必反對立憲人所為也」，並認為「如此則立憲尤不可緩」。為此，他立即給端方草擬電稿，請「奏布明詔，以消異志」。[《張謇日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6月，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回到上海，張謇發起商學兩界公宴，並替出洋大臣起草《為立憲致各省督撫電》，積極鼓動實行憲政。正是這一系列的鼓動，朝廷終於宣布預備立憲。
立憲運動中，張謇始終是一個積極而穩健的推動者。1909年9月，江蘇省咨議局正式成立，張謇當選議長。不久，他聯絡全國各省咨議局，發起了請求速開國會的請願，要求縮短立憲的預備期，提前召集國會，成立責任內閣。那篇著名的《各省議員請速開議會折》由福建代表林長民起草，張謇修改定稿。在請願運動中，激進者夢想一蹴而就，甚至抱定「不成功，毋寧死」的犧牲精神。張謇作為組織者，卻比較冷靜，也比較保守，抱定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態度。[張謇：《自訂年譜》丙午十一月]請願代表團出發之時，一些人慷慨激昂，張謇卻態度平和，主張理性而堅韌的態度。他說：「秩序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會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張季子九錄·文錄·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疏序》。]朝廷沒有為請願所打動，三次請願，目標仍未實現。許多人因此而失望，張謇卻覺得不應該過於沮喪，因為朝廷畢竟有所讓步，立憲預備期縮短了三年。請願代表團準備繼續請願，朝廷卻惱羞成怒，驅逐請願代表，逮捕請願領導人。這使張謇非常痛苦，一次在杭州與友人談話，友人嘆息說：「以政府社會各方面之現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張謇說：「我輩尚在，而不為設一策，至坐觀其亡，無人理。」[《張謇日記》辛亥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見，即使在痛苦和絕望中，他仍然以國家為己任。
革命爆發之際，張謇的地位有點特殊。他沒有官職，卻有別人無法擁有的地位和聲望。從王公大臣到各界名流，都對非常尊重，願意與之交往，而張謇為人練達，當然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他的地位與人脈，從辛亥革命爆發前幾個月他進京的情況可以看到。
1911年6月24日（舊曆五月十），張謇自漢口赴京。他帶著雷奮、孟森、劉厚生等一大批隨員，乘專列由京漢鐵路北上。中途先去彰德，看望了罷官後隱居洹上的袁世凱。張謇的火車於6月25日（五月十一）下午5點到達彰德，袁世凱派人在車站迎候，用轎子把他接到了洹上村。那次相見，兩人推心置腹，縱談天下大勢，從傍晚一直談到午夜。袁世凱向張謇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劉厚生：《張謇傳記》，181頁。]對於這次訪問的結果，張謇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日午後五時至彰德訪袁慰庭於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二十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其論淮水事，謂不自治則人將以是為問罪之詞。又雲，此等事乃國家應做之事，不當論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樂即國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開。」
與袁世凱告別之後，張謇前往北京。據張謇日記可知，他於舊曆的五月十一日在彰德與袁世凱長談至午夜，下半夜才確認鍵中休息。「倪某自京來，持久香書，京師人士群以余前電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團體將於車站歡迎。余不願為此標榜聲華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許也。」可是，當他到京之際，車站還是擠滿了歡迎的人群。肅親王善耆的世子、端方的弟弟和兒子、一大群王公大臣的代表，都到車站迎接。他被特意安排在恩師翁同和的故居下榻，由此可見，接待者是多麼細心而周全。第二天肅親王善耆為他洗塵，第三天慶親王奕劻專門會見，然後是監國攝政王載灃接見了他。也就是說，當時朝廷的最高統治者除隆裕太后之外，都專門會見張謇，聯絡感情，聽取他對國事的意見。
這時候的張謇雖然經歷了三次國會請願，對朝廷失望至極，但他仍想「打一針最後強心的忠言，來救醒親貴的沉迷，來保住那將倒的大廈」。[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他與攝政王及慶親王等會見的情況值得一提。五月十七日八時，攝政王載灃在勤政殿召見。落座之後，載灃說：「汝十餘年不到京，國事益艱難矣！」張謇則回答說：「丁憂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於戊戌，中更庚子，……今世界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皆先帝之賜。」然後，他向攝政王匯報了自己離京之後的所作所為：因為有感於國家的落後，「即注意於實業教育二事。後因國家新政，須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他告訴攝政王，自己雖不做官，但盡心做事，亦是「報先帝拔擢之知」。一些話情深意長，讓人動情，作為光緒皇帝欽點的狀元，他當然不能忘記這份知遇之恩。他的兒子張孝若後來曾經說：「我父自光緒二十年以後，雖然在野，與官職久久隔絕。可是對於光緒帝的一般知遇，有機會還是要盡那款款的忠忱。所以許多年來，每逢會見了封疆督撫和出京的親貴，都還舌敝唇焦的進了不少的忠言，和挽救的策畫。」[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因此，利用這個機會，他必然要向攝政王提出種種建議，比如注重民生、振作商業、實行憲政，甚至包括外交上的聯合美國，內政上的「四川鐵路收歸國有，須寬恤民隱」。張謇主張川路虧空應該由國家承擔，商股應該全部收購。如果執政者當時馬上按張謇說的做，放棄與民爭利的決策，保路風潮也許未必導致革命。
張謇與慶親王的談話涉及許多內容，從東北三省的主權問題，革命黨的問題，朝廷的一系列難題，一直到慶親王個人的處境和名聲，甚至說得慶親王忍不住掩面大哭。
無論攝政王、慶親王、肅親王還是滿朝文武，似乎這時才認識了這位狀元，一個個相見恨晚，相知恨遲。於是端方在朝中提議：如果張謇願意留京，就任以「賓師之位」；如果張謇願意到外邊，就請他做督撫或籌邊大臣。對此，張謇連忙拜見載澤、載洵、載濤等各位王公，以及徐世昌等朝中權要，表明自己此次來京的目的絕不是做官，而是為了赴美報聘事宜，絕不能出現「公推而來，得官而去」的結果。朝廷充分尊重張謇的意見，想做官就給，不想做則絕不勉強。
可進可退，來去自由，能混到這個份上的，大清國能有幾人？這種情況下，張謇應該是忠臣，死心塌地扶持大清帝國。
2
張謇於武昌起義爆發之日離開武漢，看到了沖天的烈火，卻不知道那是革命爆發。幾個小時之後，他在安慶下船，因為他已答應安徽巡撫朱家寶的邀請，到安慶來商談興修淮河水利。然而，由於武昌事起，安慶新軍也在醞釀起義，對於安徽巡撫來說，淮河水利的事已經顧不上了。既然如此，張謇不多停留，上船赴南京。
這時的張謇仍然希望兵亂迅速平息，大清國泰民安。三次請願失敗之後，立憲派的不少人都已傾向於革命，張謇卻沒有放棄和平改良的努力。
到南京之後，他首先拜見了江寧將軍鐵良，勸他出兵援鄂，並且請他代奏，懇請朝廷立即實行憲政。鐵良讓他找兩江總督張人駿商量，張人駿卻只發牢騷，根本不接這個茬。認真想來，鐵、張二人讓張謇失望是必然的，因為無論將軍還是督撫，都不可能因一介書生的建議而輕易出兵。即使他們願意前去平亂，也要有朝廷的聖旨。何況，他們首先要防備的，是自己地盤上爆發革命。
在南京枉費唇舌，張謇又匆匆趕往蘇州。在蘇州，他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了《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認為革命已經是「止無可止，防無可防」，剿與撫都無濟於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憲政、解散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並且嚴懲朝廷「釀亂首禍之人」，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此時的張謇所希望的，仍然是借武昌起義之機，推進他所關心的立憲進程。
然而，各省紛紛起義，很快上海光復了，江蘇和浙江也相繼光復。革命的形勢，使張謇很快從立憲轉向了共和，由反對革命轉向支持革命，並且直接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他給內閣發電報說：「今共和主義之號召，甫及一月，而全國風靡，征之人心，尤為沛然莫遏；激烈急進之人民，至流血以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憐尤復可敬。今為滿計，為漢計，為蒙藏回計，無不以歸納共和為福利。惟北方少數官吏，戀一身之私計，忘全國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憲耳。然此行謬論，舉國非之，不能解紛，而徒以延禍。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謝帝王之位，俯從群願，許認共和……」[辛亥九月致內閣]
11月6日（九月十六），江浙獨立之後，張謇給袁世凱發電報，勸他正視現實，尊重國人「趨於共和」的選擇，不要與革命為敵，而應當迅速前往北京控制局勢，防止清廷逃亡，爭取與南方協議，和平實現歷史轉換。他還給鐵良和張人駿寫信，勸他們響應革命，放棄抵抗。[《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85頁。]
11月21日（十月初一），張謇當選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幾天後即赴上海，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會晤。至此，他的革命身份已經非常明確。
袁世凱進京組閣，張謇被任命為農工商部大臣兼江蘇宣慰使，連發數次電報，但張謇沒有就職，而是發表辭職通電說：「罪己之詔方下，而蔭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姦淫焚掠屠居民數萬人於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於後……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無已，再進終後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幡然降諭，許認共和，使謇憑籍有詞，庶可竭誠宣慰……至於整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託庇無方，實業何以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見曹從坡等編：《張謇全集》，第1卷，第183頁。]
清廷召張謇北上討論政體，張謇又一次拒絕，並聯名伍廷芳等致電攝政王載灃：「……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否則戰褐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豈能獨存。」[曹從坡等編：《張謇全集》，第1卷，第190頁。]
對於張謇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捨棄朝廷而走向革命，需要感情上的痛苦撕裂。當年的光緒皇帝，面對眾進士而選擇了他，給了他狀元的殊榮，對他寄以厚望，這份知遇之恩，放在任何人身上，都無法輕拋腦後。革命爆發之際，光緒帝雖已遠行，但大清帝國仍在，愛新覺羅的江山社稷仍在，攝政王是光緒帝的親弟弟，皇位上坐的是光緒帝的親侄子，自己作為光緒帝選拔的人才，有責任為朝廷排憂解難。如今朝廷面臨危機，自己不但不能為之肝腦塗地，卻去從事推翻朝廷的事業，讓張謇情何以堪！
早在1911年5月，國會請願失敗之後，雷奮就曾經勸告張謇，大清帝國即將垮掉，「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的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實。須知皇帝和國家相比，則國家要重於皇帝。」[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0頁。]雷奮的擔心並非多餘，若論感念皇恩，沒人比張謇更有理由，他如果選擇與大清帝國共存亡，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張謇似乎對清廷沒有眷戀，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共和，走向革命。這難免讓人生疑，讓人難以理解。正因為這樣，從當時到後來，許多人都對張謇有所非議。那些「大清遺民」的確有理由譴責張謇，因為要論所受皇恩，他們大多比不上張謇，卻能誓死忠於大清，反對共和，認定「民國即敵國」。張謇是狀元，竟然「叛國附逆」，參與摧毀帝國大廈，豈不是忘恩負義？對於一些革命黨人而言，張謇本是立憲派領袖，卻在革命到來之際成了革命派，這個人有立場嗎？他是不是投機？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所以，就連他的兒子張孝若在寫《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時也不得不為父親辯護，寫下了這樣的話：「當其時，就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人懷疑我父，一息主張立憲，一息擁護革命，變動得太快，卻不明白我父自有他變的理由，和立腳點。」可惜的是，這個理由和立足點，張孝若並沒有說明。
張謇走向革命，至少需要一個說服自己的理由。那麼，這理由和立足點何在？仔細考察，其實不外這樣幾點：首先，張謇雖然對朝廷感恩，卻不讚賞君主專制制度。在他的自訂年譜序言中，他曾稱中國五千年君主專制制度的特點就是「千萬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強伯善爭者享其利」。既然如此，摧毀君主專制制度，只要消滅的只是一種制度，而不是清王室那些有恩於他的人，這種革命就是他能夠接受的。其次，張謇之所以主張立憲而反對革命，是因為立憲可以避免流血，避免革命帶來的破壞。如果革命並不殘暴，並無多少破壞性，這革命就是他能夠接受的。再次，革命既然已經發生，避免革命已經無從說起，那麼，努力讓革命少流血，讓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歷史轉換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讓清王室也有一個好的結局，就是唯一最佳選擇。張謇所做出的，正是這樣的選擇。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擺在張謇面前的是，各省紛紛獨立，革命已經無法避免，共和已是大勢所趨，即使做臣子的肝腦塗地，大清帝國的潰敗也無法挽回。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抱著它破釜沉舟，為它流盡最後一滴血，不如為它另謀出路，比如，使革命更加文明一些，少一些殘暴，少一些屠殺，既實現變君主專制為民主共和的目的，又使清廷在革命中安全著陸，贏得一個好結局。所以，和平實現革命目標，成為張謇的努力方向。正如他兒子張孝若後來所說：「與其用盡氣力保這已經搖動沒有把握的帝位，何不玉成他歷史上禪讓的美名，留一點情感來訂優待的條件。所以我父用了不少的力，方才得各方面同情……」[《辛亥革命》八，45頁。]百年之後回頭看，只要超越暴烈派革命黨人的狹隘立場，就會承認這對誰都有好處，是一種雙贏的結局。它不是辛亥革命的局限，而是那一代人最卓越的智慧的結晶，將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永放光輝。
何況，辛亥革命讓張謇看到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革命文明。張謇之所以擁護革命，與辛亥革命所表現的文明程度是有關的。如果革命就是燒殺擄掠，就是血流成河，就是「殺上東京，奪了鳥位」，就是一個集團殺掉另一個集團，張謇大概是不會擁護革命的。然而，辛亥革命展示在他面前的，卻完全不是那樣的情形。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影響之下，辛亥革命沒有重演中國歷史上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的種種慘烈。這使張謇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原來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終結帝制、創建共和這樣的歷史偉業，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上海光復，市民照樣生活，商店照樣營業，立憲派領袖李平書做了軍政府的民政長；浙江的革命發生了，革命軍人充分尊重敵軍的意見，張謇的摯友湯壽潛被推為都督；江蘇的革命更是兵不血刃，巡撫程德全響應各界的要求，一轉眼就成了軍政府的都督……張謇的老家通州是11月8日（舊曆九月十八）宣告光復的，而那光復的過程更沒有絲毫的恐怖：來自上海民軍的一支隊伍到了通州，張謇的三哥張詧召集各界人士前往歡迎，「光復大漢」、「還我河山」的口號過後，通州宣告光復。革命發生了，生活照常，這樣的革命自然不可怕。
總之，一方面是大勢所趨，一方面是革命所展示文明程度，使張謇不再排斥革命。
更為重要的是，張謇贊成共和，卻不願辜負朝廷，為清廷著想，最好是有兩全之策，既能實現革命目標，又能保全清廷利益。武昌起義之後的革命形勢讓他看到了希望，他不能不以自己的智慧去為之努力。公正地說，大清帝國的最後有兩種忠臣：良弼、溥偉、耆善等宗社黨人是忠臣，但他們有可能使清廷陷入滅頂之災，同時把百姓拖入血海；張謇、袁世凱是另一種忠臣，顧念舊主，卻順應時勢，既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又使清廷獲得了歷代王朝都未獲得的最後利益。
張謇的選擇非同小可，由於他的聲望，不僅影響更多的人擁護革命，而且朝廷也不得不對革命黨人持慎重態度。在議和過程中，朝廷曾分裂為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耆善和良弼等宗社黨人曾經派代表質問袁世凱：當年洪楊之亂，十三省都陷賊手，曾國藩、胡林翼都能剿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多少兵力，黎元洪、程德全本是朝廷官員，若不討伐，成何體統？袁世凱回答說：你要我討伐黎、程二人，我可以辦到；但你要我討伐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凱，我辦不到，因為他們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們不滿意，我只好向太后辭職。[劉厚生：《張謇傳記》，192頁。]由此不難看出，張謇等人的選擇，已經成為袁世凱主和的理由。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謇等人走向革命，不僅壯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在客觀上保護了革命、成全了革命。如果沒有他們的轉變，辛亥革命究竟會是什麼結果，是很難設想的。所以，不僅劉厚生說張謇是一個「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劉厚生：《張謇傳記》，第281頁。]，黃興也說他「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14頁。]
3
在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過程中，張謇的一些貢獻是別人無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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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各省紛紛獨立，獨立各省自然要產生新的權力機構。在建立新的權力秩序的過程中，革命陣營因派系、地域和集團關係而有不同的要求，明爭暗鬥不可避免，這很容易給革命事業帶來不良影響。張謇等人憑著他們的智慧，處理了許多問題，化解了許多矛盾，有力地維護了革命陣營的統一。
武昌首義突然爆發，同盟會的領袖們全不知情，坐失領導革命的機會，因而讓黎元洪成了革命領袖，可是，同盟會的一些人卻不甘心讓革命領導權落入別人手中，因而進行了種種努力。比如，武漢的胡瑛等同盟會員剛剛從獄中出來，就致力於讓湖北軍政府遵從同盟會的整體方略。這個目標部分地實現，但軍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黎元洪、湯化龍等卻與同盟會無關，所以領導權並不在同盟會手裡。黃興、宋教仁等在革命爆發後匆匆趕往武漢，途中曾經商議到武漢之後的戰略，是「根據革命黨既定方案，先行樹立軍政府，而即以黃興主持其事」。他們到達武漢之後，湖北那些與同盟會有關係的革命黨人又曾經計劃推舉黃興為兩湖大都督，或稱「南方民軍總司令」，以此把黎元洪、譚延闓等都置於黃興領導之下。[1]可惜同盟會在武漢的力量實在微弱，結果幾黃興不但未能凌駕於黎元洪之上，反而成了黎元洪任命的總司令。這讓同盟會的一些人非常窩火。根據宋教仁的策劃，他們要「率南京新軍奪江南諸省以制天下」，防止黎元洪向獨立各省發號施令。[2]所以，上海為支援武漢而召集隊伍之後，卻沒有讓隊伍馳援武漢，而是在上海就地起義，又促使江蘇和浙江兩省獨立。這就有了一個與武昌抗衡的革命勢力。
黎元洪於11月7日向獨立各省發出電報，就組織中央政府事宜徵求意見，11月9日再次發出電報，正式邀請獨立各省派代表來武昌商討籌建臨時政府。湖南、江西等省馬上派代表奔赴武昌，而上海集團卻沒有反應。四天之後，11月13日，滬軍都督陳其美聯合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通電各省，請派代表到上海開會，準備籌建臨時政府。
張謇和趙鳳昌等人屬於上海集團，但在陳其美等發出邀請的第二天，11月14日，張謇和趙鳳昌等人就提出了「請求各省都督府承認武昌為中華民國新政府」的倡議[3]。之所以有此議，因為張謇等人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最激烈的戰爭往往並不發生在推倒舊王朝之際，而是發生在起義的各路諸侯之間。為避免上海集團與武漢集團的矛盾激化，權力中樞應該儘早確立。當然，張謇等人對黎元洪了解不深，因而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希望有制衡力量。而且，只有通過上海集團，他們才能對獨立各省施加影響。正因為這樣，就有了他們對上海集團的偏袒，以及在武昌集團和上海集團之間的折中態度，也就有了「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折中方案。[4]
同盟會的領袖們為了與武漢集團抗衡，努力拉住程德全、湯壽潛、張謇、趙鳳昌等。張謇等人則利用這個機會，通過上海集團對全國施加影響，做活全國一盤棋。
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推舉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開始了意義深遠的建國工作。會議首先議定的大事當中，有幾件與張謇等人的努力密切相關：其一，通過上海會議提出的議案，承認湖北軍政府即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行中央最高領職權。其二，通過了「虛臨時總統之席待袁世凱反正來歸」的決議案，[5]為以和平的方式終結帝制創建共和鋪平了道路。
置身幾千年大變局的關鍵時刻，張謇心裡首先想的是使革命少流一些血，使百姓的生命財產少受一些損失，所以他總是努力於亂局中尋求秩序，維護穩定。透過他與江蘇都督程德全的關係，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所有的歷史敘述中，江蘇獨立都是比較早的，不過，江蘇的獨立卻有某種虛假性。這當然不是後來那些歷史教科書所講的「假共和」之類的虛假，而是由於江蘇的特殊情況，蘇州雖然建立了江蘇省軍政府，程德全雖然做了都督，但這個軍政府無法對江蘇全境行使權力。因為江蘇的巡撫衙門在蘇州，而南京卻駐有兩江總督和江寧將軍，地位在巡撫之上。所以，江蘇省的真正的獨立應在南京光復之後。可是，張勳等人頑強抵抗，南京遲遲難以光復。在這種情況下，江蘇各地紛紛獨立，出現了若干都督和司令，在各地各自為政。此外，南京光復依靠江浙聯軍，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歷來不甘居於人下。所以，南京光復之後的江蘇如何統一，是個未知數。在這一點上，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的實力太小了。為了江蘇全境的統一，張謇幫助了程德全。南京激戰的日子裡，張謇替程德全坐鎮蘇州，讓程德全以江蘇都督的身份親臨前線督師。南京久攻不下，程德全想回蘇州，張謇力勸他不要歸來，並提醒他在南京攻克時率先進駐，「並寧蘇為一」。正是在張謇、趙鳳昌等人的幫助之下，程德全得到了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的支持，才利用各種英雄之間的矛盾，成功地統一江蘇，保持了江蘇的穩定。
接下來是南北和談。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終結，不是打的結果，而是談的結果。在南北議和過程中，雖然伍廷芳與唐紹儀各代表一方，但幕後卻有幾個活躍人物，運籌帷幄，縱橫捭闔，直接影響著和談大局。在這些人物中，張謇無疑是重要的一位。
議和開始，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北方議和總代表，特別囑咐他到上海之後先與張謇見面，聽取他的意見。所以，唐紹儀一到上海就與張謇見面，轉達袁世凱的問候，並且表示，如果真像黎元洪、黃興等人許諾的那樣推薦袁為總統,清室退位應當不成問題。張謇說:「所謂南北議和,照現在的形勢,乃是項城與同盟會要人之間的談判,與蘇、浙兩省,並無多大關係。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複雜,號稱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於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聽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紹儀對張謇說:「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聽從指示,盡力為之。」(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94頁)
馮耿光在他的《蔭昌南下與南北議和》一文中曾經回憶說：革命領袖們，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對張不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視。他們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請教張，而且往往要趨而謀之趙，張每自南通來滬，必住趙家，這樣民黨中人自然敬重了。在議和過程中，每星期總有一天或兩天，程德全、湯壽潛、張謇、汪兆銘、陳其美等在趙家聚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
一旦和談出現危機，常常都是張謇等人出來化解。因為張謇的話不僅南方聽得進去，北方也信任並尊重。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為此非常氣憤，一方面撤銷了唐紹儀和談代表的資格，一方面致電孫中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同一天，段祺瑞、馮國璋等40多位軍事將領聯名通電，欲與南京政府交戰。於是，和談中斷，和平面臨危機，南京臨時政府前途未卜。
面對這種情況，孫中山和黃興等人一籌莫展，說明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只是暫時的，也沒有作用。誰能說服袁世凱？唯有張謇。於是，由趙鳳昌出面請張謇發電報解除袁世凱的疑慮。1月10日，張謇致電袁世凱：
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誠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將兆分裂，大非漢族之福，心竊痛之，國會會議解決政體，既雙方承認，所須磋商，止開會手續及地點耳……
與此同時，他還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申達。前距停戰期止十餘小時矣，……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疆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勸告袁世凱速決大計電》，《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袁世凱信任張謇。孫中山只是暫代之類，只有由張謇說出來，袁世凱才能相信；「久延不斷」之類的督責，也只有張謇說出來，袁世凱才能聽得進去。張謇的電報挽救了和談，也解除了南京臨時政府的危機。袁世凱回電說：「凱衰病，斷無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塗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對極多，情勢危險，稍涉猛浪，秩序畢亂，外人乘之，益難收拾，困難萬分，筆難罄述，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大總統書牘》]
除了「斷無非分之想」之外，袁世凱的話不失真誠。他願意聽從張謇的意見，這是早有約定的；張謇必需幫助他，也是張謇已有的承諾。袁世凱此時的確面臨困難，既需要張謇的理解，也需要張謇的幫助。
袁世凱遲遲未能完成讓清室退位的計劃，並非他有意拖延，而是朝廷中反對的力量尚大，隆裕太后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這事南方著急，袁世凱也著急，但有什麼辦法呢？張謇再次致電袁世凱,提出了這樣的謀劃：「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
具體的操作過程難以知曉，但接下來的事實是：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領銜47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大清帝國有力量消滅這47位將領嗎？應該承認，是段祺瑞等47位將領的電報，給了清廷最後一擊。
如果他們這樣做是袁世凱授意的，那麼，向袁世凱授意的，卻是張謇。
據汪榮寶日記，清帝退位前夕，北方聽說南方的激烈派反對優待清室，準備殺掉和談代表唐紹儀和伍廷芳。梁士詒、陸宗輿等人能夠想出的辦法，也是請張謇設法疏通。
而且，清帝退位詔書也是張謇參與撰寫的。
關於這件事，一直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天津《大公報》2月6日報導說，遜位詔書的草案已於2月2日呈進，執筆者為華世奎、阮忠樞。但2月7日又刊登消息說，遜位詔書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如果看《泰晤士報》和莫里循的那些書信，會看到他不止一次說到，梁士詒在起草退位詔書。詔書頒布10天之後，上海《申報》在2月22日題為《清後頒詔遜位時之傷心語》的報導則說：「此次宣布共和，清諭系由前清學部次官張元奇擬稿，由徐世昌刪訂潤色。」然而，後來的大量史著和回憶材料，卻都說詔書出自張謇之手。馮自由說：「清帝遜位諭旨之文辭即在趙宅起草，乃出張季直手筆」。胡漢民說得更具體：「清允退位，所謂內閣復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為稿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為甚善，照電袁。」
當然，退位詔書絕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包含了多人的努力，經過了反覆討論和修改。在南方，事情比較簡單，胡漢民當時是總統府秘書，由他參與理所當然。然而，胡漢民也好，汪清衛也罷，自己都心中有數，不敢捕手這樣的文件，所以要請張謇執筆。張謇應了下來，卻覺得難以動筆，於是由劉厚生代他起草，最後由他修改交稿。電稿到北京之後，自然要經過梁士詒和他的秘書班子。如此重要的文件，也必然要有更多的要員參與討論，最後還要太后首肯。在修改過程中，需要增加的話應該如何說，包括「由袁世凱全權」這樣的話，僅僅一個「由」字，就頗費苦心。公認的高手徐世昌顯然參加了修改，許多回憶都證明最後四字是他的傑作。
這就是退位詔書形成的過程。唐紹儀發往北京的，是張謇的稿子，此後所做的，只是個別字句的修改。
4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幾天後公布臨時政府成員，張謇為實業總長。
其實，孫中山和黃興等人本來要請張謇做財政總長，張謇拒絕，並且寫了《對於南京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他認為，設臨時政府，是為了使各國承認中國共和；要使各國承認，就要政權鞏固；要政權鞏固，不僅要有軍隊，而且要有錢。可是，財政狀況如何呢？每年至少短缺八千萬兩。新政權尚未得到各國承認，借錢是困難的。他說自己沒有理財學識，所以不敢承擔，「一身名譽不足惜，因此而誤全局，……無以謝同胞。」他還提出了兩個辦法：一是把財政短缺公之於各省代表會議，看各省能夠承擔多少；二中「孫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於新政府成立後，擔任募集外債一萬萬兩或至少五千萬兩以上。」應該說，張謇將了各省都督一軍，也將了孫中山一軍。孫中山能做臨時大總統，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南方各省代表還相信同盟會的宣傳，以為他從海外帶來巨款，希望能夠從中分得一些。面對記者的提問，孫中山雲裡霧裡，大談革命精神，卻從未正面否認過攜來巨款，更未說過自己在海外版募捐失敗的實情。張謇這麼一說，捅破了許多假面。
然而，無論孫中山高興還是不高興，新政府不能沒有張謇。拒絕財政部，也要讓他做實業總長。1912年元月5日，也就是臨時政府公布的第三天，孫中山寫信給張謇：
季直先生大人大鑒：
昨承允任維持實業，民國之慶也。昨日晚間，陳瀾生（財政部）蔡民友（教育部）俱已到，王亮疇（外交部）今日亦必來寧。惟內務部雪老有病，司法秩公議和。弟擬於今日先行各部委任禮，請先生於午後三時降府幸甚。蟄老一信，請代致。
孫文叩
元年元月五日
從這樣的信，可以看到當年孫中山對這些總長們的態度。因為如果稍有不恭，這些人也許就不來伺候了。
讓張謇進入政府，除了借重聲望之外，仍然是希望他為臨時政府籌款。
臨時政府成立，用款之處極多，而籌款途徑極少。孫中山一籌莫展，黃興急得吐血，沒有辦法，孫中山等打算向商會借，張謇考慮到商會財力有限，擔心孫中山和黃興把江南僅有的商業摧毀，因而找孫、黃，「勸勿擾商，自任為籌」，把籌款的事攬在了自己身上。這位總長沒在南京坐過衙門，東奔西跑，到處弄錢。終於籌到50萬元，但在一些人看來，這筆錢來得太晚了，認定他是有意拖延，「藉此打擊革命黨人，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革命黨」。
為了弄到錢，孫中山和黃興接受盛宣懷的建議，決定以中日合辦漢冶萍鋼鐵廠為條件，再次向日本人借款。張謇聞訊，於2月8日急電孫中山和黃興，竭力阻止借款。他在電報中說：「凡他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唯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唯日人則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即日本降服於我國旗下之日。」他說：「謇忝任實業，於此事負完全責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他聽說孫、黃向招商局借款已經辦成，要求在合同簽字之前給他看看。
然而，孫中山信任日本人，認為「於眾多礦中，分一礦利與日人，未見大害，否則以一大資本家如盛氏者專之，其為敝亦大。」臨時政府秘書長胡漢民也奉孫中山之命，給張謇寫信，要求他在輿論方面維持臨時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張謇於2月12日辭職，離開了孫中山的政府。他在給孫中山的辭職電中說：「……漢治萍事曾一再瀆陳，未蒙採納。在大總統自有為難，惟謇身任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與，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屍位溺職，大負委任。民國成立，豈容有溺職之人濫竽國務，謹自劾辭職，西昌即歸鄉里。」[見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儘管張謇對袁世凱有許多不良看法，但在孫中山與袁世凱之間，張謇顯然欣賞袁世凱，而不喜歡孫中山。組織政府，管理國家，他也更信任袁世凱，而不信任孫中山。1912年1月3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際，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曾與即將上任的實業總長張謇有過一次談話。談話的具體內容已經無從知道，但孫中山給張謇留下的印象卻是「未知涯畔」。一個善於放炮的宣傳鼓動家，很難為務實的張謇所賞識。
按照過去教科書中的說法，張謇是辛亥革命中的「投機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害怕流血，因而向袁世凱妥協；其次就是因為張謇之類人物的投機。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一些張謇研究者也不能超越北伐戰爭之後國民黨人形成的歷史敘述，認為張謇對當時領袖人物認識「主觀武斷，缺乏客觀公正的判斷力」。因此，「如果要選革命黨人做領袖，他寧願選黃興，而對孫中山持保留態度。如果在南北政治人物中通盤考慮，他寧願選擇袁世凱而對革命黨人持保留態度」。[張學君：《實業之夢——張謇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94頁。]這的確是一個事實。但問題在於，這是缺乏判斷力還是有著非凡的判斷力，是缺陷還是優點，卻是值得考慮的。按照孫中山被神化之後的觀點，當然是看不到孫中山的偉大就是缺陷。可惜的是，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張謇的見解都不是孤立的。
張謇助成了袁世凱終結帝制的事業，幫他當上了臨時大總統，為他出了許多主意，包括袁世凱拒絕參加任何黨派，都是張謇的主意，但是，張謇對袁世凱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的。在進入袁世凱政府時，他非常慎重。1913年8月，新任內閣總理熊希齡電邀張謇出任農商總長，袁世凱親自來電勸駕。張謇卻考慮再三，直到10月中旬才到京就任。1914年2月10日，熊希齡辭職，司法總長梁啓超、教育總長汪大燮等一同辭職。袁世凱在批准熊希齡辭呈時曾派人去問張謇是否與總理共進退，張謇說：「就職之日，即當眾宣布，余本無仕宦之志，此來不為總理，不為總統，為自己志願。志願為何？即欲本平時所讀之書，與向來探討之事，試效於政事。志願能達則達，不能達即止，不因人也。」[《嗇翁自訂年譜》，民國三年正月十八日。]
1915年，袁世凱被人推擁著要做皇帝，張謇卻提交辭呈，從此離開了袁世凱。
張謇，不僅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它的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