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方在"專家院"及中國政壇有一席之地的必要性：由專制到民主的政治過渡和民主中國建設的"定海神針"
以上關於"專家院"的設計，賦予了其頗為巨大的權力，尤其是在與其他權力機構衝突時，"專家院"擁有最終決定權。這樣的權力顯然不是靠"專家院"掌握真理就可以令各方聽從的。"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備之"，即便是科學合理、符合法律和程序的決策，想要各方尤其利益攸關方聽從，也必須有強大的暴力機器為後盾。
因此，我設計中的"專家院"特意包括軍方人員。在"專家院"的400人中，應有50人來自軍方。這些軍人在"專家院"，當然並不只是為了處理與軍事領域有關的專業問題，更是為了讓看起來文弱的"專家院"變得真正強大和具權威。
民主中國當然要實現"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軍隊中立化"，讓中國軍隊（名稱由"解放軍"改為"國防軍"）擺脫現在"黨指揮槍"及對領袖和軍方強人個人忠誠的狀態。但是即便國家實現了民主化，軍隊也不可能完全超脫現實，它必然受到來自各方的影響。無論是總統、議會、大法官這"三權"，還是各地域、民族、宗教等勢力，乃至軍方內部的強人，都會試圖影響、操縱、控制軍隊。而人數超過百萬的中國軍隊/軍人集團（以及人數更多的退役軍人和軍人家屬），其自身也不會甘於對政治完全置身事外，而是想有所作為和得到各種利益，擁有更多作為軍人的尊嚴與價值。沒有了"黨指揮槍"的中共對軍隊的嚴密控制，又未能建立和完善新的制衡安撫軍方的體制機制，軍人很難自覺抑制干政乃至政變當權的衝動。這在民主中國剛剛建立、民主政治尚不成熟時更是容易發生。
如果某些勢力成功滲透和影響了軍方，乃至對軍隊有了絕對控制力，那中國的民主將大打折扣甚至有名無實。或者，軍方依靠槍桿子壓制了文官集團，軍人直接登上最高權力寶座，會出現類似於1960-1980年代的韓國和拉美、現在的緬甸那樣的軍政府統治中國，或者像巴基斯坦那樣政權長期被軍人集團深度介入把持，對中國同樣是巨大災難。如果不是一股勢力壟斷軍權，而是多種勢力均有滲透，那樣也並不是相互制衡而是導致軍隊山頭林立、各自代表一方，政治衝突就可能暴力化，中國甚至可能出現內戰。滿清滅亡、民國肇始的政治過渡期，中國的軍閥趁機割據、相互混戰，就是明確的前車之鑑。而1917年後的俄國，沙皇退位、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後，發生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慘烈內戰，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用武力解散民選的"立憲會議"、建立一黨專政，導致俄國背離和平走向戰爭、失去民主轉為專制的歷史前例，也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中需要避免的。追求自由民主，不等於放任國人為所欲為，相反恰恰需要民主派掌握暴力以維護秩序和樹立權威，否則惡人和野心家就會趁虛而入。
還有，在中國由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軍方的態度對於中國是否能走向民主化、是否能和平過渡，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如果不能許諾軍方在民主化後擁有崇高地位和話語權，那軍方會更傾向於站在中共一邊阻止民主化。相反，如果將道德正義感召和現實利益引導相結合，成功拉攏軍方站在民主和人民一邊，就會加速民主的來臨，並讓中國民主化的過渡期相對安定和平。
而實現民主化之後，民主中國也需要軍人的存在和作為，軍人既要對外保衛主權和國家利益，也要對內捍衛民主體制不被顛覆和維護社會安定、保障文人政府和議會正常運行和施政。如果沒有強大和忠誠勇敢的軍隊對內對外捍衛民主和人權，民主中國就會像歷史上文治燦爛但武力孱弱（甚至特意"崇文抑武"）的宋王朝、光明進步但內外交困的民國那樣，被殘暴的外敵和棘手的內患合力摧毀，讓中國陷入黑暗。民主萌芽的古希臘雅典城邦被野蠻尚武的斯巴達城邦征服、興盛一時的古羅馬亡於諸"蠻族"之手、曾經包容開放進取的伊斯蘭文明在基督教十字軍和蒙古人夾擊下走向沉淪封閉，都反映了沒有足夠武力保障的文明的脆弱與悲劇。
因為武力弱小文明被毀的例子很多，而另一面，軍人作為改革進取"定海神針"的成功例子同樣不乏前例。如凱末爾·阿塔圖爾克領導的土耳其國民軍，對外擊敗英國和希臘的入侵、保衛了土耳其主體領土的存在，對內推翻了腐朽的奧斯曼蘇丹王權教權統治，壓制宗教保守勢力，大力推動世俗科教和發展現代工業，將落後衰敗的奧斯曼帝國改造為現代化的土耳其共和國（相反，同時期同樣試圖實現現代化世俗化的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汗的改革，就是因為缺乏軍隊支持，結果其被宗教保守勢力推翻，本墮胎亡海外，改革也告夭折，阿富汗也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局面，成為塔利班崛起和得勢的遠因）；如二戰後的日本，在麥克阿瑟及其繼任者領導的駐日美軍管制、監督、保護下，由野蠻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形態，轉變為民主自由的新日本，經濟也得以高速發展，民權保障和民生幸福程度令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艷羨（相反，曾為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在美軍撤出、脫離美國管轄、擁有了獨立自主後，卻變成強人割據、暴力頻繁、經濟萎靡、腐敗橫行的落後國家）。而且，土耳其和日本的改革、轉型、發展中，都沒有發生大規模致人死亡的暴力衝突，更沒有內戰，即便轉型劇烈也保持高度和平、社會秩序井然，這當然和軍隊力量為轉型與改革做後盾密不可分。
西方各民主已開發國家的成功之路，其"文治"也都是在"武功"的護衛和拓展下實現的。"畢相拿翁盡野蠻"，英法德美諸國的經濟發展、政治文明，也都建立在政權存在乃至擴張的基礎上的。假如英法軍力不敵俄國和奧斯曼，美國工商業主導的北方軍隊完全敗給南方奴隸主階層，那歐美的民主、法治、思想解放、科技進步，也都會隨風飄逝或起碼大打折扣。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法擊敗德意日，根本上仍然是國力尤其軍力的勝利，而非憑藉民主自由就可戰勝暴政。
沒有文明只有暴力，是邪惡和具危害性的；只有文明而武力不足，則是脆弱易毀的。文武兼備的國家和民族才能生存發展、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面對這些前車之鑑和歷史經驗，民主中國顯然應在發展鞏固武力，保障政權和國家民族的生存前提下，才談得上民主法治和經濟繁榮；只有軍人支持和保衛民主和進步，各種轉型和改革措施才能得以推行，國家和民族才能涅槃重生。民主中國當然不要侵略擴張，但起碼應該能夠自保生存。
當然，內政外交最好都要以理服人，但在現實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矛盾衝突劇烈，驕橫不法的權貴精英、精於算計的中間階級、野蠻無賴的愚民暴民，都不是只用是非道理就可以說服的，推動觸及各方利益的改革更會引發抵制（"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外敵更難用法律和道德約束。何況，經歷專制暴政荼毒後的中國人，無論仍具優越感驕橫心和試圖死守既得利益的舊權貴精英，還是復仇和補償前失心態強烈的平民大眾，普遍心理扭曲乃至變態、畏威不懷德、既麻木又暴戾，必然會為私利和個人恩怨破壞民主進程和國家大局。
而且，在中共愚民教育的馴化下，國人沒有同情心同理心，對權利和群己權界問題認知錯亂，往往只要權利不願意承擔義務，強烈追求個人利益同時不在乎他人和公共利益，甚至習慣於損人利己。例如中國各地經常發生反對建設發電站、垃圾場、臨終關懷中心的"鄰避"行為（甚至移民到國外還保持這一習慣，加拿大和澳洲的鄰避性質的抗議、杯葛行為，皆是華人尤其華人新移民主導）。而男性反對女權、京滬居民反對外來者享有同等權利、國企工人鄙視農民、正式工歧視臨時工並反對同工同酬，都是例子。這樣的國民不可能自覺自愿的顧全大局和尊重他者，不可能有序參與政治、合理爭取權利。
中共政權依靠高壓維穩體制，將社會矛盾尖銳的中國維持在表面相對和平的狀態。但這種壓制越嚴重，未來反彈也就會越強烈。中共政權崩潰時，各種被壓抑的勢力都會湧出，平民大眾將由順民瞬間成為暴民（尤其貧困和痛苦的底層必然出現各種"悍不畏死"之人），權貴精英和各利益集團亦有"死士"，必然不乏許多亡命之徒製造血腥事件（包括在公共場合恐怖襲擊和隨機殺人、暗殺政要、報復以前當權的仇人、基於宗教和民族的仇殺），以謀取利益或發泄憤怒。即便有些激烈行為情有可原，但很容易破壞正常的轉型進程，不利於民主大業，也會導致許多無辜者連帶受害。而且一旦暴力泛濫，就會導致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間仇恨越來越大，最終陷入殘酷的暴力循環（可參考中東和印度等地的情形）。（即便沒有以上前提，人性本身也有殘忍嗜血一面，無秩序的轉型必然導致暴亂），全國局勢必然失控，人民也會遭遇大難。沒有和平，經濟發展和人權保障都必然不能實現，相反會導致經濟崩潰和大量人道主義災難，國家不興反衰。（俄國從19世紀中期至今幾次在專制高壓和無序暴力中反覆，人民時則為順民、時則為暴民的狀態，就是典型的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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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即便民主轉型相對成功，人們也未必就能擁護民主，反而可能因種種原因對通過民主政治達成訴求喪失耐心，重新擁抱威權。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埃及，本來已經推翻了穆巴拉克獨裁政權，實現了民主化，並通過普選選出了伊斯蘭民主主義立場的總統和國會成員，選舉也公正透明，沒有舞弊。但在選舉中失利的政治勢力卻不滿這種選舉結果，繼續進行街頭抗爭乃至暴力行動，以及耍弄政治權謀，國家動盪不安。最終，埃及軍方出手干預、發動政變，在部分民意背書下推翻了民選政府，總統穆爾西和執政集團國會議員皆被逮捕、大批相關人士被殺害和判刑，埃及重新回到軍人獨裁的狀態（雖比穆巴拉克時期略民主和自由一些）。再後來，民選總統穆爾西因多種疾病交加死於獄中，而前獨裁者穆巴拉克卻重獲自由安享晚年，埃及革命的成果幾乎付之東流。軍方雖然是政變的決定性力量，但如果沒有民眾對民主政權的攻擊、反對派做出各種超出民主法治範疇的政治破壞行動，軍方就不可能重新得勢。而另一個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轉型相對更加成功的國家突尼西亞，即便一度實現了民主與和平，各政治勢力也達成了妥協和實現權力共享，民權民生都有巨大進步。但數年後，民眾卻選舉出了一位威權主義色彩強烈的領導人（凱斯·賽義德），還在最近的修憲公投中賦予總統更大權力、削弱議會權力，讓政權的民主成分削弱而威權成分加強。而已經實現民主化和去軍政府統治近三十年的巴西，也選出了為軍政府暴行辯護、公然鼓吹獨裁、打壓女權和原住民權利、削減乃至廢除各種社會福利保障及其他各種醜惡言行的總統（博爾索納羅）。今年5月的菲律賓大選，前獨裁者馬科斯之子小馬科斯以58.77%得票率當選總統。而他在當選前後皆否認其父為獨裁者、拒絕為其父親的罪行道歉，還稱讚其父的"政績"。而即便如此，他仍然以很大優勢擊敗其他多位候選人當選總統。而根據其立場和表現，雖然不至於像其父那樣成為獨裁者，但起碼又是一個威權主義和敵視自由和人權的總統。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非常複雜，而簡單來說就是民眾政治素養不高、對通過民主程序達成訴求缺乏耐心、不能體諒和尊重其他群體個人利益、拒絕"利益均沾"而傾向於"勝者全得"、各種訴求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對民主政治不珍惜。以上四例國家的民主化除菲律賓外，另三者在開發中國家可以說已相當成功，不僅政治民主、法治進步，即便經濟上也不差於此前專制時期。但是人民卻在擁有民主權利和自由後，不珍惜且濫用。在專制威權的暴力與管控下，人民往往噤若寒蟬，即便被各種壓榨羞辱都唾面自乾，政府給一些恩惠就感恩戴德。但到了民主化已實現、人民獲得權利與自由、物質供給也已提高且分配更公平（起碼比專制時代公平）後，人們卻利用得到的民主和自由試圖得到更多利益（包括合理的、不合理的；能實現的，不切實際的），得寸進尺、貪得無厭，而且往往一方面非常強調自身的利益，卻又反對其他群體和個人的訴求。尤其發生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更是會雙重標準、損人利己，如精英追求自由但反對勞工權利（例如中國）、男性捍衛人權但反對女權（例如巴西）、主體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反對專制但對少數族裔和LGBT群體施以壓制（如匈牙利）、城市中產要民主但牴觸人多勢眾選票多的農民（例如泰國）。
如果政府如果無法滿足這些人的欲望與訴求，以及他們覺得政府對各群體中有"偏袒"，就會試圖"掀桌"，輕則以民主法治程序滋擾打擊執政者，重則通過暴力在內各種手段破壞秩序。而民主政權又不能也不便像專制政權那樣肆意鎮壓和管制輿論（如果是有限鎮壓和管制，反而激起人們叛逆心理，並利用政府"手軟"和社會空隙反抗。而無底線的鎮壓和完全的管制，只有專制政府做得到），於是人民肆無忌憚破壞秩序，政治癒發動盪，轉型和建設也就停滯不前，然後人民更加不滿，以此惡性循環。經過各種折騰後，人民越發對民主政府失去信心，民主政府執政者也對人民失望，國家治理糟糕，社會秩序混亂。於是各種強人和暴力機構介入，專制時代的舊勢力往往也會捲土重來，國家重新變成專制或威權。這時候的人民大多數"折騰夠了"，想再"折騰"的又會被上台的強人和軍方鎮壓（他們可沒文官主導的民主政權那樣寬容），反而不再像擁有充分民主自由情況下那樣勇於反對、反抗了，秩序也穩定了。或者更甚的，大多數或起碼一半選民直接通過民主程序，選出威權領袖或獨裁者，如在菲律賓、匈牙利等國發生的那樣。人民得到自由民主後，反而通過自由破壞了民主，用民主扼殺了自由，理性上看是非常諷刺和弔詭，但現實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了。
還有，即便人民並不激烈的反對民主政權，但是在民主政權面臨強權顛覆和暴力攻擊時，往往選擇袖手旁觀而非積極捍衛，這就導致民主政權很容易被顛覆。前述的埃及即是一例。當軍方出手解散民選的政府和國會時，除了執政集團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數民眾並不積極反對軍人政變，而是漠然視之甚至幸災樂禍。民主是來之不易的，但是人民卻並不珍惜。即便人民爭取到了民主，也並不能始終積極的捍衛民主（尤其民主政權無法完全滿足自身訴求情況下）。
當然，人民的一些行為是應該得到"同情之理解"的。人民在專制時代常年被暴力壓迫和剝削，不能自由發聲，還缺乏公民素養和參與民主政治的訓練。民主化之後，受盡苦難的人民就有強烈的"補償心理"，想要儘可能彌補專制時期的損失。例如專制下無錢上學和治病、在大城市買不起房養不起老的人，都等待民選政府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但民主不是萬能的，民主化後的政府顯然也不可能一下子讓人民都"幼有所教、住有所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而人民就因此對民主失望，處在痛苦中的人民就會反對政府、破壞民主法治秩序以發泄其不滿（難道能指望在病床上掙扎的病患、無錢繳費而焦頭爛額的家屬冷靜的體諒政府、理性的投票而不被胡亂許諾福利的民粹人物蠱惑？哪怕政府並沒能力幫他解除病痛、完全免費醫療，而民粹分子和野心家更不可能（但他們可以開空頭支票、慷他人之慨、竭澤而漁、寅吃卯糧。這暫時可以滿足部分人需求，但是必導致更多禍亂））。即便民主政權給了一定福利保障，他們其實仍然不會滿足，因為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以前受到虧欠而有補償心理的民眾更是如此。
民主下輿論管控的放鬆乃至消失，曾經在專制時期並沒有過批判性思維訓練的人，不知言論自由邊界和節制而肆意發言，各種極端和暴力言論都會出現，從不敢批評變得無論是非對錯都批評謾罵。以前專制時任何不滿都難以發出，而有了權利自由，終於"翻身""揚眉吐氣"，一點不順心就對執政者投反對票或各種示威遊行乃至製造暴力。這些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前面的專制者的暴力與高壓、愚民與虐民導致的（雖然也和人性的欺軟怕硬、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非理性的本性有關）。而且，各國人民對民主化後民主政權的不滿和反抗，幾乎全都有專制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各種舊勢力的挑唆和鼓動，人民是被利用的。但客觀上，人民這些行為破壞了來之不易的民主，最終也會傷害自身。中國民主化之後，此類事情也完全可能發生（其實以前就已經發生過，民國部分時期（1927-1937、1945-1949）民權民生都尚可（相較滿清、北洋、日占、中共），但大多數人民還是激烈反對國府、各種暴力和非暴力反抗接連不斷，還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支持共產黨）。）
不僅普羅大眾會破壞民主，各色政治勢力、各路政客，也會為一己之私不惜影響國家發展大局，通過各種合法和灰色手段阻礙政府運作和政策出台執行。例如北洋政府時期，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即利用擁有國會多數席位的優勢，通過各種程序阻礙總統袁世凱的施政，有些出於公心，有些則出於私利。而韓國的張勉政府時期，同樣陷於政客們的明爭暗鬥，政府效率低下，經濟建設和國家發展遲遲沒有進展，也給了朴正熙等軍人政變的可乘之機。權力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總是議而不決、延宕拖沓，那對國計民生必然害多於利。
所以，民主中國對這些幾乎必然要發生（如果沒有採取合適預案）的糟糕情況，只能提前將軍方力量拉入民主陣營（更要儘可能拉入民主陣營中的進步陣營）並予以適當安排，以軍隊作為政權後盾，約束各種政治勢力通過和平方式參與轉型，翦滅製造恐怖行徑的群體和個人，並"殺雞儆猴"，先殺機凜冽的鎮暴、後春風拂面的安撫，分定各方地位和話語權，才能保證國家體制的運轉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公平處置各種紛爭、合理分配利益。當然，軍方力量不能輕易使用，更多是"定海神針"的威懾和預備，而不是動輒以武迫人。即便不得已需要使用暴力，也必須先禮後兵、窮盡一切非暴力手段無效後再動用軍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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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完全明白，一個政權的生存與發展、國家的治理、人民的權利，不能都寄托在軍隊或者警察這樣的暴力機器上，更不能以暴力治國。任何政權尤其民主政權，應該讓人民因愛心悅、使外國為理誠服，而非藉助槍彈的淫威逼使他人屈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暴力傷害和脅迫的滋味是痛苦而委屈的，壓迫與威脅會滋生更多仇恨，暴力的體制與環境也會催生更多暴力，並形成欺軟怕硬、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
但在當今及未來可預見的時代階段內，暴力卻是現實政治與國際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或後盾。早在先秦春秋時，史家左丘明的《左傳》就提出了"止戈為武"。"武"的目的是為了"止戈"，有"武"為後盾才能"止戈"。就像為保衛和平，反而需要發展軍備、做好打仗準備一樣，想讓國家安靜祥和，人人遵紀守法，也不得不以暴力為後盾。而依仗軍方、討好軍人，對槍桿子表示敬畏，也是現實的不得已。即便不強化軍方權力，各種來自其他勢力的暴力仍然會讓社會陷入暴力與仇恨的循環。當今人類的文明與秩序，既建構在各種理念與制度之上，更是在成建制的暴力機器存在和運轉下才得以維持的。
相對於國內秩序混亂、對外設防不嚴會導致的惡果，給予軍人一些利益和尊重，乃至賦予其超出一般公民和文官階層的榮寵，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何況，民主中國的軍方參與政治、影響國家，會基於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及民主法治的制度規則，要講道理、有同情心，是"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而非濫用暴力、以武欺人。而且，在軍方促成的秩序穩定、轉型平穩的環境下，要保障人民積極行使政治權利、暢所欲言，以及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和積怨，補償受害者和幫助弱勢，化解仇怨減少戾氣，讓各方都發自內心支持民主政權和遵從法紀（而非畏於暴力、出於強迫）。
因此，想要讓軍方支持民主化、化解民主後可能的軍人亂政危機、激勵軍人保衛國家和捍衛民主體制，就需要讓軍方在民主中國政壇占據一席之地、得到合適的位置、有固定的合作對象，能夠通過合法途徑獲取利益。而讓軍方代表成為"專家院"的一部分，則既能保障軍方在民主中國的地位、話語權和利益，也能為看起來是一幫"文弱書生"組成的"專家院"壯勢助力，讓"專家院"能文能武，以保證"專家院"各種決策的有效執行。而軍方與"專家院"其他成員的關係，是平等合作，各取所需。雖然這樣會導致軍方與"專家院"中代表各專業領域的社會精英勾兌，有所謀私，但總體看還是利大於弊。而且，如前面所述，如果軍方完全"中立化"，名義上不參與政治、不受任何政治勢力影響，那反而導致各種勢力覬覦和滲透軍方、軍方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政治，如中國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業"全民所有等於全民沒有"的現況那樣，"不受任何勢力影響等於各種勢力都能影響"、"不以特定方式參與政治等於可以任意參與政治"。相反，如果把軍方與"專家院"整合捆綁，反而可以讓這些相對令人放心的各界學者精英（尤其人文社科學者和專業人士）對軍隊形成一些影響和節制，遏制其他勢力對軍隊的滲透。
而軍方利用"專家院"這個載體參與政治，也可以體現軍人的崇高與重要地位、保障軍人的話語權與參政權，軍方也可以通過合法途徑達成各種訴求。而且，軍方還要受總統節制、聽從總統命令，也會服從"人民議會"各項決策與大法官的相關法令，遵守法律法規，"專家院"不可能單獨控制軍隊。此外，"專家院"影響下的軍方也會更加重視軍事科技的研發應用，推動軍隊管理的科學化合理化，這些也有利於軍隊在實戰中增強戰鬥力和提高作戰效率、打贏高度工業化、資訊化、智能化條件下的現代和未來戰爭，以及促進軍隊建設管理更加文明、保障軍人的人權和身心健康。因此，軍方代表作為"專家院"一部分，"專家院"與軍方合作互通，是一舉多得的設計與選擇。
有了軍方保駕護航的"專家院"，既能夠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又能夠保證政策得到尊重和執行，不僅是議會三院中的"第三極"，也是和官僚集團、人民大眾並列的"第三極"，並讓民主中國成為專家治國的科學理性國度。專家治國是抗拒民粹主義和官僚主義必不可少的手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界的學者，是與反智反科學、歧視、暴力、短視、仇恨與偏見、對弱勢者的欺壓，以及根深蒂固的愚昧與不平等做鬥爭的中流砥柱。
當然，"專家院"也並不是沒有負面作用，其成員即各界學者和專業人士也不是（起碼不都是）大公無私之輩，一定會利用"專家院"巨大的權力和話語權做一些謀私勾當。例如一些專業人士會利用業界知識壁壘，使用複雜高深的專業詞彙哄騙"外行"，以及裁剪扭曲變造事實，以使自身及小圈子獲得不當利益。而作為各行業精英的"專家院"成員與同僚同門同道，也會互相幫襯和掩護，局部壟斷專業議題話語權，使得輿論傾向和利益分配有利於其群體乃至整個精英階層。還有人會因為當今中國各行各業專家學者普遍的腐敗、鑽營、撒謊、無能，尤其一些"明星學者"的"奇葩言論"，而對"專家治國"產生深深的懷疑，認為民主化後的專家學者也會如此腐敗墮落。這類情況在未來民主中國的確無法完全消除。
但即便如此，"專家院"的存在也利大於弊。專制中國的專家學者之所以腐敗墮落，是因為專制極權和權力至上對包括專家學者在內所有人的異化，使得專業人士也不得不依附於權力，這樣他們才能獲取利益。而非常不透明的學術體制和不公正的選拔晉升機制，也會導致學術腐敗和各種關係網"近親繁殖"盛行，專業人士學術不精、尸位素餐。而民主中國會有完善的分權制衡系統、法治體系、公眾與輿論監督機制，"專家院"的專業精英並不易於肆無忌憚的謀取私利。各領域專業精英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也會形成某種制衡。民主法治和學術自由的體制與環境下，中國科教事業會煥然一新，有真才實學的專業人士也會脫穎而出、成為真正的國家棟樑、人民代言者。而且，對"專家院"成員完全可以採用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方式，支付成員極高的薪水和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包括對其家人的保障），令他們不需腐敗和勾兌就可盡享種種極為優越的生活，從而心無旁騖的為國建設和為民服務。同理，對軍人也應該做到充分必要的優待，以令他們安心和專心的服務國家和人民。（而且，如果不設立"專家院"，精英就不會相互勾結、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政治了嗎？與安排軍方人士通過正規渠道參政一樣，"專家院"也是對精英參政的規範）
總之，即便設置"專家院"會導致一些負面問題，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未來民主中國政治體制和議會制度重要且必要的組成部分。
所以，我所設計的議會制度，其實是"三院制"，即代表各區域各民族各少數/弱勢/特殊群體的"聯合院"、權力重心和民意所在的"人民議會"、由人文社科界和自然科學界專業人士及軍方代表組成的"社會自然科學院（專家院）"。只不過本次徵文中提供的議會制度選項只有一院制和兩院制，而且現實中絕大多數國家議會也都只有一院或兩院，所以我才將我所設計的制度稱為"兩院制外加'專家院'"。我認為設置"專家院"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前面都已詳細說明。不過，如果諸位評委和評論者普遍認為不必設置"專家院"，那就只取前面兩院的設計也可。
（關於各地方的議會設計，將在後面關於國家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和單列地方選舉制度的那兩部分予以說明）
（我所設計的軍方在"專家院"乃至全國政治中的地位和權力，是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的，是建立在軍方人士願意服從並捍衛民主憲政體制、接受總統和議會節制、支持開明進步政策前提下的。如果軍方並不服從民主體制和文官管理，還站在阻礙歷史潮流和破壞民權的立場上，以及在國內各派勢力鬥爭中"拉偏架"，那似乎的確沒有什麼好辦法對其制約。不過，如前所述，即便不如此設置，軍方同樣也有能力干預政治、阻止或摧毀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