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披著反帝反封建的外衣，以人類烏托邦之大餅忽悠下，聲稱和宣揚要建立的所謂紅色社會主義，並試圖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邪惡政權，結果發現他們比獨裁專制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封建主和西方殖民者更壞更邪惡！他們至少不搞什麼計劃生育，不搞刨人祖墳、燒人族譜、毀人祠堂的混帳透頂的事兒！

在國界的那一邊，一個校長能憑几通未經官方確認的電話拍板停課，理由是「就算洪水沒來，也不過耽誤一天的課」。 在國界的這一邊，一名民警在口岸守了十三年，最後被剪成可以播出的十幾秒。 被封鎖的從來不是境外的敵人，是你。防火牆修在你和一段視頻之間，不是修在中國和世界之間。 那台機器可以刪掉一段視頻。 它刪不掉水往哪邊流。

人類道德感知的結構決定了，我們對個體生命的共情能力，遠遠大於一堆數字，哪怕它實際上也很重要。 同樣的道理，在新聞相對自由的國家，災難發生之後，記者不僅僅關注領導的英明決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還會探訪倖存者和逝者家屬，讓他們講出自己的經歷和哀傷，講出逝者生前的故事，這樣讀者才能感同身受，緬懷逝去的生命，幫助倖存者度過難關。這正是尼泊爾各家媒體正在做的事情。 但一段廣泛傳播的、顯示土石流吞沒西藏吉隆縣一個邊境口岸的片段，已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遭到審查。 不僅「國門」被洪水沖毀，「國人」作為鮮活的生命，也被中共官媒報導掩埋了。

中國在西藏做的就是這一件事——威權政權利用災難進一步強化其控制權。偏偏國外記者和政界人士對西藏的關注度向來相對不足，遂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緊接西藏大地震之後的美國洛杉磯森林大火，則是在國內外媒體長達數月，並提供各層面、角度的報導下，使之受到全球廣泛關注，西藏大地震倒是很快就從新聞上消失了。 以「災難不只會使我們的自然環境陷入危險，也將削弱一個地區的民主狀況」角度論，這次喜馬拉雅山洪災難，即便主災區不在西藏，卻可能進一步提供中國更高壓控制西藏的藉口，使之再次承受額外的政治災難。

中國真正需要完成的革命，不只是把權力從一個政黨手中拿走。它還必須把秩序從權力手中解放出來，把社會從國家的陰影下解放出來，把人格從依附中解放出來。到那一天，一個中國人才不必再首先問：誰是我的靠山？上面是什麼意思？領導允許嗎？風向變了嗎？他可以只是平靜地說：這是我的權利，也是你的權利；這是我的邊界，也是你的邊界。我們不需要彼此臣服，也可以共同生活。 　　專制循環真正被打破的標誌，或許並不是最後一個獨裁者倒下。而是有一天，即使又有人試圖成為獨裁者，這個社會已經不再需要他，不再崇拜他，也不再允許他。到了那時，我們才真正完成了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漫長跋涉。而所謂自由，不過是億萬個普通人終於學會了一件看似簡單、卻異常艱難的事情：自己站立，也允許別人站立。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

《法蘭克福匯報》評論認為，西方同中國的競爭，早已不再局限於經濟層面，更是一種政治制度的競爭，民主政體應當聯合起來，共同抵禦來自中國的壓力。《南德意志報》稱，南中國海問題國際仲裁十周年之際，日德等14國呼籲中國遵守國際法準則。《法蘭克福匯報》評論援引法國政府前不久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導...

放手腐敗和選擇性打擊腐敗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共產主義已被證明徹底破產。既然這個罪惡的意識形態無法凝聚黨徒的忠心，江澤民於是選擇了用腐敗來收買黨徒對這個制度的維護。在此過程中，江澤民還發現，腐敗還可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江澤民之前，中共無論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

「鄉愿」為什麼要媚「大盜」？因為文人們本身沒有獨立是非和骨氣,他們的全部價值、地位、利益都來自體制的賞賜。要做官、光宗耀祖、保住利益,就必須討好權力。所以他們天生就會迎合、會自我審查、識時務、拍馬屁——而且誰拍得巧妙，誰做的官就大。 兩者一拍即合：「大盜」給「鄉愿」好處,「鄉愿」給「大盜」合法性。這套「暴君+犬儒」的共生關係，兩千年不變，從而導致了秦制不變。中國問題的根子不在某一個昏君、某一個奸臣,而在政與學合謀構成的整個系統。 見著那種看起來老實忠厚,沒是非觀、不得罪人、隨波逐流的人，小心，他一定是偽君子。

鄧小平悍然復辟毛式一言堂極端專制政治。（網絡圖片）1979年2月，鄧小平調遣20萬中共軍隊，入侵越南。一個月間，中國軍人陣亡2萬多人，傷者無數，慘敗而還。而這場戰爭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縱容的柬共（紅色高棉），屠殺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國和越南僑民。越共以保護其僑民...

當專制落幕，真正到來的不是混亂，而是重建；不是失序，而是再平衡；不是崩塌，而是制度重構。國家不再屬於某個組織，而屬於每一個公民。那將是一種以權利為基礎、以法治為框架、以公開為原則的社會秩序。它未必完美，但它擁有改進的可能；它未必沒有對抗，但對抗可以通過制度化方式解決。正是在這種可修復的秩序之中，一個社會才能真正實現長期穩定與尊嚴共存。

「沒有中共中國會亂」，本質上是一種恐懼敘事；而恐懼，恰恰是極權最穩定的基礎。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一個必須靠恐懼維持的秩序，本身是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正當性？這，才是所有反駁刻意迴避的地方。真正的問題不是「怕不怕亂」，而是「怕不怕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