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日本東京的一條街道上，行人們走過一塊顯示東京證券交易所日經指數股價（左）和日元對美元匯率（右）的電子板。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信宇編譯
通常情況下，當中共政權抨擊日本時，抱怨的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其中，東京與美軍的親密關係以及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是主要的抱怨。然而，北京有一個更實際、更直接的理由來擔心東京正在發生的事情。日元匯率跌至160點左右，這讓北京非常擔憂。
事實上，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貨幣政策與歐洲、日本和中國等其它主要經濟體相似。大致相同的利率與基本經濟基礎相匹配，導致匯率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波動。然而，COVID-19全球疫情後美國爆發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國際貨幣動態。
各國實行相似的貨幣政策，是因為多種經濟因素使它們能夠實行大體一致的貨幣政策。例如，一個國家的實際GDP增長率為5%，通貨膨脹率為2%，而其鄰國的實際GDP增長率為2%，通貨膨脹率為5%。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保持利率中性就可以實施大致相同的貨幣政策，而不會出現破壞性的匯率流動。
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中看到這種非常簡單的例子。當美國和日本都實行接近零利率時，美元和日元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100到120之間波動。然而，美國新的通貨膨脹動態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平衡。
在創紀錄的美國赤字、全球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以及勞動力市場緊張的推動下，通脹率即使在下降後仍居高不下。這導致美聯儲提高利率，並誓言將其維持在高位。日本和中國等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就是，美國不斷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脹和為經濟降溫，而日本和中國經濟疲軟，瀕臨通貨緊縮，迫切需要降低利率。
現在，貨幣分歧的問題正在匯率上顯現出來。
自2021年初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03跌至最近的低點160。在過去一年裡，日元兌美元匯率更跌至135。對於投資者來說，選擇很簡單：將資金投入到收益率為5%的美國政府債券，還是投入到收益率接近於零的日本政府債券。
這對中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停滯不前，經濟增長放緩，嚴重依賴出口，這些都是中國和日本的相似之處。然而，它們在匯率制度上有所不同，中共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並由中央銀行制定價格，而日本的匯率大多是自由的。過去幾年，日本允許日元貶值約50%，而人民幣僅貶值約10%。日元和人民幣跌幅之間的巨大差異，只是在中美利率差異的基礎上增加了對中國的壓力。
日本選擇讓其貨幣貶值，而中共政府則試圖人為地維持人民幣的高位。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種政策路徑的原因，然而有一些以下的可能候選因素促成了中共政府的想法。
首先，由於中共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和有效的固定匯率制度，貨幣的任何大幅貶值都會很快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人們會試圖持有硬通貨。已經有明顯跡象表明，中國企業正試圖在海外持有更多硬通貨，而不是將利潤和美元轉移到國內。
其次，鑑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中共很可能擔心人民幣會因為已經存在的巨額貿易順差而下跌過多或過快。雖然中國可能希望促進出口，然而中共政權可能擔心走得太遠。
第三，中共一直試圖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可以帶來經濟繁榮的稱職管理者，人民幣的任何大幅貶值都將是一個明顯的指標，表明它沒有完成自我賦予的使命。人們往往會注意到他們的貨幣下跌了50%，而在一個專制國家，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抱怨就會成為一個大問題。
第四，北京迫切需要資金。中國經濟的許多行業正徘徊在破產的邊緣，銀行極度缺乏資金。任何離開中國經濟的資金或沒有進入中國的資金都應有助於推動人民幣貶值。
就目前而言，人民幣面臨巨大的下行壓力，而中共又在積極努力保持貨幣升值，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指明未來的政策路徑。然而毫無疑問，日元的下跌給人民幣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即使日元沒有強勁反彈或下跌，日元匯率的任何持續低迷水平都會對人民幣造成巨大壓力。當然，這還沒有考慮我們將繼續看到的中美之間的利率差。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賴特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等。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曾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後來移居美國。
原文：Why Beijing Is Worried About the Japanese Ye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