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母女二人在河南幹校時合影
我曾寫《鋼琴與政治》一文，略述自己幾十年來與鋼琴分分合合的經歷莫不與政治形勢有關，說明在那個年代「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找你」之信然。又想起出生於1960年之小女幼時一些憨態和趣聞，後來常作為家中茶餘飯後之笑料，也都與「政治大背景」有關，今錄幾則以供讀者一笑或一嘆。
「沒本兒！沒票！」
小女出生於全民饑饉，物資最匱乏的年代。她在兩歲上幼兒園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親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時購買日常食品是一件頭等大事，樣樣都需要票證或購貨本。從她蹣跚學步之時保姆就常帶著她上街購物，往往看到需要的東西，票證或本上的配額已用完，只能望洋興嘆。所以孩子在呀呀學語時聽到最多的話之一就是「沒票！」，或「沒本兒了！」這兩個詞自然而然進入了她最初的語彙。以至於形成條件反射，一帶她進商店，她就說「沒本兒！沒票！」惹得售貨員說，「這孩子真懂事」。後來發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說簡單的話語之後，她常常要自動加上「沒本兒！沒票！」大概這是她無師自通的詞，說得最流利、響亮。今天的人想像力再豐富大約想不到兩歲以前的幼兒常用語竟是這兩個詞。
「給批判了」
文革初起，到處是高音喇叭，大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幼兒園的阿姨們也免不了輪班學習搞大批判，對孩子自然起耳濡目染的作用。那時我們住集體宿舍，吃集體食堂。周末一幫孩子從幼兒園接回就在食堂吃飯，不免是許多叔叔阿姨們逗樂的對象。特別是一些單身漢樂此不疲，常常問一些刁鑽的問題。
一日，一叔叔問她：「人是從哪裡來的」。她應聲答曰：「猴子變的唄！」－－「唯物史觀」從娃娃抓起，果然取得立竿見影的成績！那位叔叔還不罷休，接著問：「那為什麼現在動物園的猴子不變人了？」她吧眨眼睛略作思考說：「給批判了」。眾皆捧腹。她對「批判」直覺的理解就是禁止。
「想不通」
一日，從幼兒園回來，問道：「共產黨和毛主席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他們倆老在一起？」我們儘量用她能聽得懂的語言解釋說：「毛主席是一個人，共產黨是許多人，都跟著毛主席走」。她恍然大悟說：「噢，我知道了，就像幼兒園阿姨領著我們大家走」。接著，她作沉思狀片刻，忽然說：「我真想不通」。我問何事想不通，說是「幼兒園阿姨說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我想不通他是親密戰友，為什麼要反毛主席，我都那麼熱愛毛主席！」我無言。這回輪到我想不通，她知道她為什麼那麼熱愛毛主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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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錄的威力與限度
那時我們的機關和宿舍都在東城台基廠，而大多數職工的幼兒都送到復興門外木樨地上級機關的幼兒園，相隔有十多公里。在「文革」期間一切秩序失常，公共汽車起初是擁擠到像前幾年春運中的火車一樣，到站後大人可以硬擠出去，孩子卻擠不出去，靠乘客發揮集體互助精神把孩子舉起，從頭上接力傳遞到門口。每次都是一場戰鬥。後來就乾脆沒有車了，有也擠不上去。
周末接孩子成為一大難關，主要成為爸爸們的任務，至少體力強一些，實在不行時還可背著走一段。一日，孩子她爸去幼兒園接，有一位同事碰巧家裡有事，托他把他們的孩子也一起接來。就這樣領著兩個孩子開始艱巨的長途跋涉。以冰棍糖果為誘餌，好不容易走到約三分之一處，兩個孩子看見一幢與我們機關大樓相似的大樓，趕忙跑過去，一看不是，就此泄氣，坐在台階上再也不肯起來了。
一人也無法背兩個，眼看天黑下來，情急生智，想起了「一句頂一萬句」，就領著她們念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鼓舞下，果然起了神奇的作用。兩個孩子居然站起來跟著走了。就此一路上不斷地有節奏地念這幾句話，作為前進的口令，走了一大段。不過越念聲音越小，終於失去效應，兩個孩子又坐在地上，這回念什麼語錄都不管用了。好在此時已離家不遠，最後連哄帶罵，生拉硬拽，也不知怎麼總算到家。大人孩子都筋疲力盡，倒頭便睡。語錄表現了它的神奇威力，終歸也有其限度。
「無私」教育的失敗
我們這輩讀過點書的人自參加「革命工作」後就有原罪感，深為割不斷的「個人主義尾巴」而苦。終於有了下一代，下決心從「一張白紙」開始，培養她成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無私的人。於是忽發奇想，在她身上做一番實驗，讓她從懂事起就沒有私有觀念，也就是沒有「你的」、「我的」之分。鼓勵她把玩具糖果等等都與小朋友分享，她的小朋友到我家來，賓至如歸，什麼都可以隨便拿。後來發展到她把小朋友帶回來，抽屜、柜子隨便翻。好在那時家無長物，我們只把特別要緊的東西藏起來，也不敢要她制止小朋友翻我家東西，以免破壞「無私」教育的實驗。直到有一天，我們帶她到別人家去串門，她老實不客氣打開人家的抽屜就翻起來。我趕忙制止說，「人家的東西不許亂動」。她一臉茫然，望著我們說「為什麼呀」？其潛台詞是：為什么小朋友可以翻我家東西，我就不能翻人家東西，再說，什麼是「我家」的和「人家」的呀？從那時起，我們的「無私」教育實驗宣告失敗。總不能教育出一個到別人家裡亂翻抽屜的孩子來不是？
選語錄專家
機關里又要「講用」了，人人過關，蓋莫能外，而且還要交書面的。我們在家對紙發愁，不知說什麼好。家裡的二年級小學生見狀想對我們有所幫助，問道：你們是要寫做好事的，還是檢討錯誤的？如果講做好事的，就用：「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或者「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如果是檢討錯誤的，可以用「要鬥私批修」，「無數革命先烈為了革命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或者「要相信群眾相信黨」，要是講運動的，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是要講大好形勢的，有「五洲四海紅旗飄」（她說明這不是毛主席語錄，但一樣可用）……她講了一串，如數家珍，十分自信，恕我不是好學生，現在連複述也記不全了。只記得我們的心情始則愕然，繼而啼笑皆非，但是對擠出一篇「講用稿」來並沒有多大幫助，因為缺的不是語錄而是內容。
與小豬同受優待
原來我們幹校在京郊。林彪「一號命令」後，限期離京，舉家隨機關到河南鄲城縣幹校。有一度，為了更加直接地向貧下中農學習，我們一家三口住到附近老鄉家裡。那是一家成分絕對純正，而因勞動力多一些相對說來生活還過得去的人家，有一間空房借給我們。當然我們三餐都還在幹校農場的食堂吃。小女也受到嚴格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很自覺地絕對不吃房東任何東西－－熱情的房東可以拿出來待客的也就是一個煮雞蛋，她非常懂事地掉頭就跑，沒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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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全部副業就靠養一頭老母豬，每年可賣幾頭小豬換一年的花銷。我們在的期間碰巧母豬生了一窩小豬。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不久樂極生悲，一日母豬出去覓食，破壞了鄰近生產隊的莊稼地，竟被村人（隊員）打死。那時鄰隊之間這類事是經常發生的。那窩小豬還在哺乳期間，頓時失母，就有養不活之虞，這意味著一年的收入就此成泡影，對這一家實在打擊太大，全家人如喪考妣痛哭了幾天幾夜。但是小豬還得餵。當地人的經常食糧是白薯干磨成粉做的窩頭，又黑又酸，遠不如玉米面的窩頭。白面只有在麥收之後才分得一些，平時是捨不得吃的，只有喜慶、節日和走親戚才蒸「大饃」。用白面加開水調製成漿糊狀的「糊糊」就是當地最細的細糧，通常用於病號飯和嬰兒的代乳品。房東就用它來餵失乳的小豬。
那幾天剛好小女生病發燒躺在「家」里，我們卻還得下地，只能等中午從食堂打飯給她送來。一天，回去一看，她已分享了小豬的「糊糊」。原來房東大娘心疼孩子，給小豬餵糊糊的同時，也給她一碗，她雖然堅決拒絕了雞蛋，卻無法拒絕這碗糊糊。遂與小豬同受特殊優待，也算漂母一飯之恩吧。但是最終，白麵糊糊還是沒有救活那一窩小豬。
「首都階級鬥爭真複雜！」
1971年秋，托中美關係解凍後工作需要之福，奉調回北京，第一次正式安家（下幹校之前雖已成家，卻一直住集體宿舍），分得房一間，與楊君一家同住一套公寓。他家剛好有女與小女差不多大，也從幹校回來不久，都上小學四年級。從此兩人同吃、同玩、同學習，形影不離。雖然來自不同的幹校，但是在農村的生活和所受教育基本相同，所形成的「好人」、「壞人」的觀念也相同。
一日我們下班回家，兩個孩子爭相告訴我們當日的「歷險記」，說是「嚇死我們了」。原來她兩到附近一片比較僻靜的小樹林去玩耍，忽見一對男女擁抱在一起，認為一定是遇見壞人了，「嚇得我們拔腿就跑回來了」！敘述完畢後，小女慨嘆曰：「首都階級鬥爭真複雜啊」！怎麼會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呢？想必是那年月「地、富、反、壞、右」之說連小孩子都耳熟能詳，而其中「壞分子」往往與男女關係有關，莫非是這種議論給她們留下了印象？
階級敵人破壞？
轉眼1976年夏，小女已上高中。班上有一名十分革命、左得可愛的班長，一切走在前面，帶領她們學工、學農、學雷鋒，事事不落後。那年春，她們班在班長帶領下集體到郊區「學農」－－並非校方組織，純屬自願，校方不便阻攔，也無老師一起去。大家騎自行車去（是哪個縣我記不清了），住在老鄉給分配的倉庫或其他空屋中。那時郊區農民對於下鄉的學生都有義務好好接待，妥善安排生活和勞動，也是「政治任務」。無形中，當地的幹部對她們就有保護之責。實際上就是給人家添麻煩。
那還是唐山地震之前，但關於地震的預報不斷傳出，也有過幾次虛驚。北京及其附近的居民已經聽過有關地震的知識和應急之道的傳達，各級領導被要求提高警惕。因此，有一夜，村裡有人似乎有所感覺，發出了可能地震的警報，村民全都從家裡跑出來，當然也有人趕忙把這批女學生叫醒，動員她們出來。但是那位班長第一個反應是，這可能是階級敵人造謠破壞，要同學們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後來證明是虛驚，不是地震。那班長更加自信。小女回來敘述此事，此時似乎已經對那位班長不那麼信服了。
不久以後，女兒又風風火火地整天跟同學往外跑，這回卻是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獻花圈、抄詩。眼看風聲緊張，我們提心弔膽地等她回家，幸好她在「民兵」包圍的最後一個缺口下鑽了出來。
過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大家都住地震棚。又不久，四人幫垮台，政治形勢劇變。再以後，那位最革命的班長因有親戚在美國，第一個出國定居，寄回照片來，長髮披肩，與任何旅美的華人女孩無異，當年梳兩個小揪的革命英姿已了無痕跡。女兒則忙著考大學，要背的內容很多，但已不是語錄。不出幾年，那些從娃娃抓起的各種「教育」和「薰陶」，那些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觀念在她身上已不見蹤影。剩下的只有一些作為家庭笑料的遙遠的記憶了。
（本文首發於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