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下午，趙紫陽會見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時說了一番話，中國政壇因此出現了山崩地裂般的震盪。趙紫陽說，戈巴契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見面，是你此行訪問中國的高潮。因為我們13大有個決定，小平同志雖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還是我們黨的寶貴財產。
因此他在退下來以後，我們黨在最重大問題上要聽小平的決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見了鄧小平，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恢復正常。「國外看中國是不是穩定，就看小平同志的地位變不變。」這種「小平同志地位不變」的說法，至今在六四研究史上莫衷一是。
根據趙紫陽的《改革歷程》、戴晴的《鄧小平在1989》、吳偉和高伐林等相關著作和文章，我發現，對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所說的話，有幾種非常流行的解讀，很值得討論。首先，鄧家人反應最激烈，他們認為趙紫陽此舉出賣了鄧小平。
另外，一些改革派知識分子先是認為趙與鄧攤牌了，於是出台5.17宣言和六點聲明，後來又提出「趙懼怕鄧，放棄責任」論。第三種是趙紫陽的自我辯解，他說這是為了維護鄧小平。何以這三方對同一個事件，會有如此南轅北轍的認知？本文將首先簡要介紹他們的基本觀點和根據，然後討論幾個相關問題。
戴晴的書《鄧小平在1989》就鄧見戈氏披露了不少細節。鄧小平把會見戈氏看作是自己一生中位於頂峰的重大成就，是對中國和世界做出的重大貢獻。見戈氏時，他很激動，和他握手長達35秒。可是中聯部和外交部很緊張，鄧小平這位最高領導人不具最高頭銜，如何向戈氏交代？鄧小平當然不操心這樣的難題，他認為自己就是想當然的中共第一把手，所以他在會談結束後，對戈說「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戈笑容滿面的點頭同意（戴晴《鄧小平在1989》，第123頁》。
但是5月16日晚間，當鄧看了新聞聯播，對趙紫陽捅出自己非常憤怒，他大發脾氣，狠狠拍了桌子，還痛罵「叛徒」。街上出現的標語口號更讓他深受刺激：「鄧大？黨大？」「小平下台，人民做主」、「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等等（戴晴，第135頁）。鄧小平女兒痛罵趙紫陽長達一個半小時，認為趙紫陽在學運最關鍵時刻，把鄧拱上前台，是不折不扣的出賣行為，並說，「我們家老頭子已經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
嚴家祺批趙「放棄責任」
嚴家祺早先認為趙紫陽在和鄧小平攤牌，後來批評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談話是推卸責任。他的批評特別值得關注。這不僅是因為他是趙紫陽政改辦研究政治改革的要員，在中國的政治學研究領域亦有重要建樹，同時他還是5月17日第一批對趙的講話做出即時反映的學者。他在2023年3月在《當代中國評論》刊出「『從元力史』看當代中國的變化」，批評趙與戈巴契夫的談話，把處理天安門學生運動的責任，推給了鄧小平。他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家，趙紫陽沒有用智慧和權力尋找出路，而是放棄努力，走上了一條尋求「悲壯失敗」的道路。當人們跟隨他行動時，他辭職了。2024年5月，嚴在美國之音刊文更是批評說，趙紫陽因懼怕鄧小平而放棄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而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卻有不同的解釋。他說他跟戈氏說那番話有兩個原因：一是蘇聯方面有疑問，二是社會上流行一種指責鄧小平專權攬權的說法。趙說自己5月28日為此專門給鄧寫了一封信，解釋自己這麼說，完全是為了維護鄧小平。但該信「泥牛入海無消息」。「欠了鄧小平」竟成了趙紫陽被軟禁後的精神負擔，伴隨他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