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曾經跟人聊過生育率的話題。
對方的觀點其實也是當時大多數人的觀點：歐美人很自私，以自我為中心，都不喜歡生孩子，中國乃至東亞社會有儒家傳統道德和情懷，對家庭非常重視，傳宗接代是一種責任，所以會維持相對更高的生育率，人口保持穩定。既然有人口優勢，所以就有大市場，一切都會更好。
我當年的認知能力肯定比不上現在，見識也有限，但起碼的邏輯還是有的。所以，我第一時間就對這個說法存疑。
首先，我不相信「歐美人都自私」的說法。現實中很多人的邏輯非常奇怪，動不動就來一句「以前雖然窮但風清氣正」。我從不相信物質貧瘠的社會能夠有良好風氣，因為當基本的生存資源都要拼命去搶時，好人必然是稀缺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那些動不動就呼喚傳統的人怎麼此時就忘了這句老話呢？
我成長於八十年代，當時物質已經不算太匱乏。但即使是大城市，公德也相當之差，等公共汽車沒人排隊，一群人在車門擠半天誰也上不去，為了搶座大打出手的事情時有發生。報紙上屢屢出現一些反思拷問，比如英雄下水救人，力竭犧牲，岸上幾百看客無一伸出援手。
當然，我最直接的依據是：「以前雖然窮但風清氣正」這種話，在那些從小批鬥老師甚至批鬥自己爹娘的一代人嘴裡說出來，完全沒有任何說服力。
一個經濟穩定、尊重市場規則而非權力的社會，道德水準不會差到哪裡去。法律的保障也很重要，老人倒地卻沒人敢扶的事情，只會發生在法律不保障正常人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對「中國乃至東亞社會有儒家傳統道德和情懷，因此會維持相對較高生育率」這個說法完全不認同。這一點出自樸素的邏輯和直覺——如果真的遵循這種傳統道德和情懷，那就會活得非常累，而且與人類文明進程完全相悖，那只會勸退，怎麼可能刺激生育呢？
多年以後，東亞已經變成了生育率最低的地區，印證了我的直覺。
2021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減少3.4%，創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新低。在經合組織38個成員國中，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排名倒數第一，是唯一低於1的國家。
韓國的近鄰日本，更是早就不生了。說起低生育國家，日本總是首當其衝。1990年，日本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日本出生率跌到了歷史最低值，此後三十多年裡，日本的出生率持續低迷。進入本世紀後，日本人口開始不斷減少。西方社會驚訝於日本竟然對少子化現象毫無對策，而日本的東亞近鄰們則將日本視為反面教材，生怕步其後塵——當然，還是步了後塵。
傳統上最重視儒家倫理、代際傳承的東亞地區，居然遭遇了生育困境，這是很多人無法理解的。
日本和韓國的例子，也印證許多人將生育單純歸咎於經濟問題是站不住腳的。畢竟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日本是高度已開發國家，韓國則是中等已開發國家。無論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收入，還是整體福利保障，在全球範圍內來說還算是很不錯的，而且日韓人口基數不小，所以「平均數」的含金量不低。
說到底，還是一個「累」字，養孩子累，孩子也累。即使是日本社會，在幼童入學等方面已經儘量公平，在教育上已經儘量鼓勵和放鬆，但整個社會還是有著壓抑感。
這種累也不僅僅體現於教育和社會競爭層面，還體現在人際關係層面。西方人的家庭關係相對比較疏離，但這種疏離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獨立的基礎上。大多數孩子成年後就離開家，與父母分開住，在成長過程中，兩代人的相處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儘管看起來疏離，但相處反而會比較融洽。
而在東亞社會，家庭關係的連接非常緊密，父輩會將自己認可的家庭價值觀全數傳遞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質疑，這也造成了各種干涉、誤會和不理解。所以一個歐美年輕人選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不但社會能包容，父母也能包容，甚至反過來予以各種支持。可是在中國社會，別的不說，學什麼專業、做什麼工作，都能在家裡掀起「戰爭」。在這個過程中，當事人的意見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句「我是為你好」就足以讓人立於不敗之地，雖然簡單粗暴。在許多父母看來，自己對孩子的愛，就等同於對孩子的理解，卻忽視了二者的差別。
也正是因為「我是為你好」這種發自內心、卻忽視對方需求與內心的思維方式，很容易讓東亞家庭陷入一種「我愛他，但我不理解他」的狀態。
即使有些家庭號稱「理解」，但實際上也並非如此。或者說，大多數中國家庭對待子女的態度，實際上跟對待社會事件的心態是一樣的——壞事發生在別人身上，他們會為權力尋找各種藉口，或是不聞不問，但壞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那是絕對不行的。
所以，你會經常看到類似的「邏輯」：
「穿衣服當然是自由，我們能理解你，但是你作為一個女孩子，穿短裙出門是危險的。」
「我們能理解頂客家庭啊，這是個人自由啊，但你不生孩子，別人會懷疑你們夫妻是不是身體有問題。」
「生男生女都一樣，我們都能理解，不過我們家這種情況，還是需要一個男丁，親戚家都有。」
……
這些「理解」壓根就不是理解，而是貨真價實的「不理解」，但它很多時候就是中國社會對「理解」的認知。「不理解」就是無法擺脫自身經驗和視野，更糟糕的則是將「不理解」偽裝成「理解」。
如果在東亞家庭關係里，當事人都能搞明白「愛一個人」和「理解一個人」是兩回事，關係肯定會融洽得多。
具體到現實問題，東亞對個體最直接的衝擊是教育焦慮、婚育捆綁和集體主義底色。
教育的高度內卷，基本讓所有父母都陷入掙扎，加上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大多數人的人生已經完全被孩子的教育裹挾，徹底失去質量。如果不能為孩子提供正常水平的生活，就會動搖人們作為父母的自信，人們會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數量。
內卷不僅僅停留在教育層面，也體現在工作方面。在東亞社會，日本在這方面相對是最好的，韓國則是最糟糕的。韓國國土面積排名世界第100位開外，但人口數量排名世界前三十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作為重要的經濟國家和多人口國家，它的考公極其瘋狂。
韓國受儒家影響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有深厚基因。當然，更重要的是現實原因。
韓國有許多「考試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體宿舍，房間寬度還不到一個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廚房等只能公用，環境十分逼仄壓抑。有些人在這種環境裡一住就是好幾年，脫產備考公務員。韓國人有「四當五落」的說法，認為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才可能考上，睡五個小時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經是「人中之龍」，考五次甚至七次結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因為考試的人多，考題也就越來越難，絕大多數人根本不可能答完試卷。大量題目完全沒有現實意義和邏輯，完全是腦筋急轉彎類型。
這麼多人考公務員，而且一考就是好幾年，對韓國經濟當然有影響。韓國政府的對策是削減公務員工資，韓國公務員的整體薪資只能算中上水平，遠遠比不上大企業。許多地方還推行淘汰制，比如不能勝任工作的公務員，可能會被派到街上撿菸頭。當然，許多中國基層公務員會覺得這也沒什麼，因為他們要乾的類似事情其實比韓國人多多了。
即使如此，韓國年輕人依舊是考公沒商量。畢竟公務員社會地位高，育兒假多，去銀行貸款都是優質客戶，各種福利補貼也還不錯。而且，對於韓國年輕人來說，財閥主導的階級固化已根深蒂固，考公務員的選拔過程再難再變態，也是相對公平的，是寒門子弟唯一可以憑藉努力實現的目標，但大多數人不可能得償所願。
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指望這些年輕人去戀愛結婚嗎？
「結了婚就要生孩子」的慣性思維，讓許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2010年到2015年，東亞三國結婚女性從結婚到生育第一個孩子的間隔時長數據，中國的間隔非常短，中位數數據是婚後第11個月孩子就已出生，韓國的數據是15個月，日本是18個月。也就是說，東亞三國幾乎沒有真正的「二人世界」。
也正因此，許多人在結婚這道關口前便已經選擇停下。之前日本有數據顯示，目前日本20-30歲左右的男性中，有70%沒有配偶或者戀人，而有40%的男性甚至沒有約會經驗。此外，有超過1000萬的日本女性選擇保持單身，「不戀愛、不結婚」成為熱門理念。
在我們身處的社會，很多老人都喜歡強調「無縫連結」，在他們看來，「無縫連結」的人生才是最好的。比如小學中學大學，讀完書就以應屆生身份找到穩定工作，然後趕緊結婚，結了婚就馬上要孩子，這樣的話孩子大學畢業，父母還沒退休，簡直是完美人生。社會也傾向於這一點，如果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玩兩年再找工作，考公考編的選擇會少很多，用人單位也會心存顧慮，認為這個年輕人不太靠譜。
可是，這樣的人生意味著個體完全沒有喘息的機會，甚至從來沒有「為自己而活」繼而審視自身的機會。我認識不少大學畢業立刻就結婚的人，他們的父母當時都很高興，覺得自己「完成任務」了，但後來他們全部離婚收場。這並不是偶然，因為以中國年輕人的心性，從小學到大學，已經毫無自主空間，在完全不成熟的狀態下結婚生子，必然導致悲劇。
在現實中，許多人面對結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總是簡單粗暴來一句「年輕人太自私，只顧享受，沒有責任感」，這種判斷顯然過於草率。與他們的父母相比，如今的年輕人沒有享受到全球化高速運轉的紅利，也沒有享受早期的社會福利，但從結婚到生育，成本都劇增。在結婚方面，預設了許多物質上的前置條件，準備工作就已經很艱難。之後無論買房還是養娃，花費都極其巨大。而在學位和升學等問題上的高度內卷，配上高強度工作和失業風險，更是會勸退無數人。
根深蒂固的集體主義意識，則是東亞社會無法繞過去的坎兒。在儒家社會的理念里，人是無法脫離其他人獨自生存的，直至今天，父母教育孩子，仍然會特別強調「做人」。它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客觀說明，東亞社會始終在強調人的依附性。
學者易勞逸曾在《家族、土地與祖先》一書中概括了古代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幾大特徵：
「首先，中國曾是一個以社會地位為本位的社會。中國人都十分清楚社會是一個由不同階層構成的結構，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關係則取決於他們各自的位置。雖然兩個人在社會分層中處於同一階層，並因此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但大多數地位關係都是一種垂直結構：一個人地位相對較高或相對較為權威就必然意味著另一個人地位相對較低並需要依附地位較高的人。
其次，中國人傾向於建立一個由『有用的』人組成的人脈圈子或者關係圈子。中國人早在兒童時期，在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就清楚的意識到，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他們因此放棄個人獨立自主權而去尋求他人的支持、指導和保護。一個中國人寫道：『中國人關於互相依存的觀念，與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人們非常渴望與有錢有權以及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係，即使與鄰居、同時或同學之間的關係也被塑造成為一種將來可以利用的關係。
第三個特徵是關注『面子』。『面子』是取決於他人判斷的一種自尊。一個人如果在別人那裡有聲望或者有個好名聲就是『有面子』。中國人非常看重恰當的和道德的行為，也非常在意是否『丟臉』。」
這幾個特徵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當靠譜。如今的中國人，仍然強調社會等級和身份，重視關係，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認識人」。
所以易勞逸還寫道：在中國，互動關係中的下級對待上級總是特別順從，在對待上級的態度上總是遷回的，非常不願意提出批評意見，並且特別樂於取悅有權力的人。在中國，當一個人第一次見到某個人時，總是儘快去了解這個人的背景：他是個什麼官？他家裡有什麼背景（他的父親是官員還是學者，是窮還是富，或者是個無名小卒）？他有錢嗎？他過去在哪裡上學？他擁有什麼學位？通過搞清楚這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何種權力、受過何種教育等判斷出這個人處於哪個社會階層，才有可能採取合適的態度來對待這個人。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的結構是何等根深蒂固。
這三個特徵的本質就是「權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強調父權、手工業中強調師徒關係，官僚體系則強調上下級關係。而且，人們會在特定社會圈子裡做「主子」，但隨時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奴僕，比如有人在家中顯示權威，但出門見到官員立刻下跪。這也造成了一個更糟糕的問題：中國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義原則，因為是非觀念不是根植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根據社會圈子而變化，一個人無法「自己對自己負責」。
這一點在家庭觀念上就體現十分明顯。易勞逸寫道：「在西方，父母養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們成長為獨立的、自我實現的個體」，而在中國，「父母養育兒子——養育女兒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是為了使家庭血統能夠無限延續下去」。換言之，最重要的是基因傳承，而非個體價值的實現。
這種思維模式與現代文明是完全衝突的，因為現代文明的基礎就是法治框架下的個體自由，就是對個體權利的保障。
這年頭有不少人出於各種目的，挖空心思在儒家傳統和現代文明之間找所謂的聯繫，對宋朝的吹捧就是典型例子，將宋仁宗之流與現代憲政扯上關係，將各種人治主導的宋代案件賦予「法治之光」，真的是臉都不要了。他們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儒家強調的集體性正是對個體權利的侵犯。這個大前提決定了二者不可能交融，更不可能由儒家傳統衍生出現代文明。
在東亞社會，有無數人曾經歷逼婚和逼生孩子之苦，這之中的道德綁架與裹挾，恰恰是現代文明最反感的東西，卻也是儒家道德里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生育率的走低，很大程度上正是來自於這種文明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