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數人一談到屈原自沉，就說是為了愛國。這說法似是而非。
屈原是個人主義者，而且是精英主義者，一定要說愛國，也近似於密爾筆下的共和愛國主義者，而非始於朱熹，成於乾隆，變於民國，定於當代的那種愛國者。
楚辭在西漢始廣為流傳，但西漢人並不以忠君愛國推崇屈原。司馬遷推許的是屈原的人格與志向，"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揚雄認為屈原不該自沉，應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個炮轟屈原的是東漢人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忿懟君主，文采雖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對屈原不待見，因為他持儒家的道德標準，認為屈原不夠忠君，老是數落懷王，也不夠中庸，總愛展示自己的個性與才能。
拋開班固迂腐的價值判斷不論，他其實說到了點子上。屈原個性極強，是狂放張揚的反叛者，而非溫良恭謙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對象，那就是他內心的準則與理想，而不是某個君主，也不是國家。
戰國時代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連秦漢後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沒有，當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
戰國的人不愛什麼國，所以殉國者沒幾個，週遊列國的縱橫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
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為楚人的伍子胥借吳國軍隊報私仇，大敗楚國，還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如果屈原愛國，他能對伍子胥讚許有加嗎？
戰國時忠君觀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則留，不合則去。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說，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黑暗，那麼從貴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潤，還忠什麼君呢？
拿楚國人來說，析公、雍子奔晉，伍子胥、伯噽逃吳，文種、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戰國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離騷中才反覆說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勸他走，但他終於還是沒走。
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於自己的理想。他對懷王當然有感情，但那是因為他們曾為共同的理想一起奮鬥。現在問題來了，屈原的理想是什麼？兩個字可以概括，美政。
內涵如何？大概就是舉賢授能與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賢人政治與法家法制主義的混搭。今天看來沒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來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對理想的表達與堅持，以及最後以身殉道。
在小說《堂吉訶德》中，一個理髮師扮成的騎士跟堂吉訶德決鬥——其實不過是打架，堂吉訶德不是對手，被打倒在地，鬍子亂了，滿臉血污，狼狽不堪。堂吉訶德怎麼說的？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騎士，我輸了，但是我的愛人杜爾西內婭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個真理不會因為我的失敗而改變，現在，騎士，請刺下你的長矛吧！"
某種意義上，屈原就是戰國的堂吉訶德，他的理想或許跟杜爾西內婭一樣只是個村姑，他也輸了，但他捍衛理想的決心不會因為他的失敗而改變，並且可以任憑別人為此對他刺下長矛。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處於幻覺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麼平庸。
進言之，屈原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是精英主義而非平民主義。屈原的個人主義，當然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現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治和個人自由的道德與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關乎人性的理論，個人主義主張，只有賦予一個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責任，允許他選擇自己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務於他的利益。
屈原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的個人主義有重疊之處，那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強調個人責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濃厚的宗族觀念與故土情懷。在屈賦中，第一人稱的出現頻率高得驚人，朕、余、吾、我、予……歷代辭賦作者，沒有人像他這樣寫作，也沒有人像他這樣完全從個人出發去思索、去感受、去行動。
他站在眾人對面，單身上路，永遠孤獨。
他發現，世俗社會總是把一切與眾不同的、個體的以及精華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任何一個與其他人不相似的人，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考慮問題的人，都面臨被構陷、被放逐的危險。
離騷最典型。屈原展現自己獨立的情操，通過鮮花與香草，"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家家戶戶都塞滿惡草，我卻遠離它們，絕對不佩戴；他闡述自己堅守的原則，不厭其煩地說理，這些道理與他的生命長在一起，"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無法跟大眾挨家挨戶說清楚，他們也不可能明白我的心；他打碎神話與現實的藩籬，駕龍驂螭，上天入地，一個人的奧德賽，四處碰壁，"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我讓天帝的看門人開門，他卻靠在門邊看著我一動不動。離騷如此，抽思如此，哀郢招魂涉江懷沙也如此，就連天問，本來不太容易出現"我"，可他到最後也忍不住寫"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老大你要能醒悟改過，我還囉嗦什麼？）、"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我跟你講，楚國這樣下去長不了），"薄暮雷電，歸何憂？伏匿穴處，爰何雲？"（黃昏雷電交加，我該怎麼回家？隱居山穴，為何還要說話？）屈原的自我根本壓不住，永遠都要跳脫而出。
屈原的個人主義又是精英主義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高陽帝的苗裔，精不精英？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我是栽培精英的師長，精不精英？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有美好的外貌，又有內在的美德，精不精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清醒而乾淨，精不精英？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命令蛟龍為我架橋，又令西皇來接我過橋，太精英咯！
不過，屈原絕對不是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或只管利己的精英主義，如果把故土理解成一種共同體，那麼我們可以說，屈原是一位共和愛國主義者。
密爾曾這樣描述共和愛國主義精神，"在一個共同體中，為共同的自然或歷史紐帶所聯繫的人們的一種同呼吸、共命運之感。共同體中的人們，應珍視將其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應感受到其命運相互疊合，對任一同胞的惡也是對自身的惡，他們不能切斷這一聯繫而自私地免除同患難的責任"。
我們不能將屈賦精神與上述完全對號入座，畢竟如托克維爾所言，不能強行將現實的畫像嵌入歷史的畫框，但是，我們可以說，屈賦精神在很多地方，與密爾筆下的共和精神是相通的。"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就是基於故土紐帶的一種同呼吸、共命運之感。"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如果不把皇輿敗績狹隘理解為君主個人成敗，而是理解為共同體的興衰存亡，那么正是不能自私地免除同患難的責任。"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這都是在大聲疾呼，對任一同胞的惡也是對自身的惡，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受難而改變內心的善惡判斷從而不再正道直行。
屈原當然還沒有現代自由的概念，而自由是共和愛國主義的基石。但他有共同善的概念，這是共和愛國主義的另一個基石。
屈賦中的香草美人，日月神靈，都是在暗喻共同善，或者通往共同善的路徑。如果我的國家沒有共同善，並且不公正地對待我，我將不欠它什麼，對它我沒有任何義務。屈原也懂這個道理，但他仍未選擇離開楚國，因為他相信，在故土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在別國也許能過上善的生活，但只有在故土，才能享有獨特的生活，無法割捨的生活，倘若故土也能有共同善的話，獨特與無法割捨就變成無與倫比的甘美。
好了，既然屈原是個人主義者、精英主義者與近似於共和主義的愛國者，為何卻在漫長的歲月中，被牢牢釘在忠君愛國的柱子上呢？
起初是王逸，他既是屈賦功臣，也是罪人。他最早將屈原附會為忠誠的儒家信徒，甚至認為屈賦與六經"一樣一樣的"。然後是朱熹，他認為屈原文辭"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但"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而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皆"不忘乎君臣之義"，乃"變雅之類也"。
從此，忠君愛國就與屈原聯繫在一起，但還是有人拒絕這四字去準繩屈原，譬如明人汪瑗、周拱辰等。
直到乾隆出手，說"屈子之微言大義，彪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忠君愛國才成了屈原的雷射防偽標記。
到了民國，尤其抗戰之後，為發揚民族主義，動員大眾抵禦外敵，屈原再次成為吉祥物，不再忠君，但更愛國了，這次屈原被貼上的標籤是"反抗外敵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1949年後，屈原仍被視作愛國者，只是換上了"人民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標籤。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組織評選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國選送的參賽選手是屈原，選送前還有內部爭議，主要是屈原的階級性，一個貴族階級的老爺，送他參賽合適嗎？後來以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消解了這一質疑。
但屈原作品中的人民性，其實是個誤會，屈原作品中大多數"民"，都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人民"。
屈原成功當選1953年那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作為"人民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名頭，從此就難以搖動了。
那麼，今天應該如何評價屈原？在我看來，屈原首先是一個文學天才，最後也是一個文學天才，同時擁有與其天才相匹配的人格與意志。他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堅信人格是最重要的珍寶，深信自己的理想將來會得到同情。他在一去不回的時光里延佇，捍衛自己的本質，顯現不可戰勝的人類尊嚴。他用最燦爛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痛苦，然後躋身偉大。
沒有一個詩人僅由於他個人的痛苦就能躋身偉大，屈原之所以偉大，因為他的痛苦根植於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又為了他的舊鄉故土。時之不當，他醞釀自殺猶如醞釀偉大作品，終以自沉完成對生命原則的最後書寫。他是中國古典悲傷開端，是這片土地誕生的最好樂器。個人會死，樂器不會死，當我們心靈顫動，樂器就發出共鳴，讓我們潔淨，同時安寧。讓我們和屈原一樣，一生只有一首哀歌，一首關於如何活在本真里的哀歌。活在本真里，就是活在本質里，簡單、不變，永遠與自身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