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回首文革歲月，華師校園裡的兩個場景經常會在我腦海中浮現，並給我啟示。
場景之一是一號教學樓擺著的一副戰棋。
一號樓被改為華師的文革指揮部之後，歷史系搬到三號教學樓，在其中的一間房裡擺著一副戰棋。很多老師在那裡「鏖戰」過。小將們「武鬥」時，作為革命群眾的老師們在那裡下棋；當我們被關在牛棚里寫檢查的時候，他們在那裡下棋；當我們寫完了檢討，在歷史系資料室找書看的時候，他們在那裡下棋；當我們頭頂烈日在桂子山上抗旱的時候，他們在那裡下棋；當我們被下放到農場接受改造的時候，他們還在那裡下棋。
那副戰棋的利用率實在太高，後來棋盤被磨損得看不清了。但人們仍然鬥志昂揚，幹勁十足，只要被磨損，很快就會有人用筆畫好，繼續鏖戰。
他們沒有注意到，磨損掉的，不僅僅是棋盤的格線，還有自己的青春。文革開始的時候，造反派的老師一個個意氣風發，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結束的時候，他們卻兩手空空，一無所長。磨損掉的棋盤格線尚可補畫，磨損掉的青春卻無法彌補。於是，很多人要麼繼續蹉跎歲月，要麼唉聲嘆氣，宣稱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誤的一代，更有少數人反其道而行之，懷念文革，歌頌文革，以此證明自己一貫正確，唯我獨「古」，年輕時並不荒唐。
可能有人會說：「你這麼說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民族的災難，在那樣的時代，個人能有什麼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確實是被耽誤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民族的災難，那個時代的青年，也確實是被耽誤的一代。並且，他們被耽誤，主要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而是國家的過錯，社會的過錯。不過，我想表達的是，在社會處於病態的時候，真正有為的人，也可以不隨社會而病，可以逆流而動，有所作為。
在我回首文革歲月的時候，經常會進入我腦際的第二個場景，就與一位老師的自強不息有關。
這一場景，是華師曇華林校區的澡堂。這一位老師，是歷史系的張舜徽先生。
張先生是「反動學術權威」，在我被揪出來成為「活老虎」之後，他被稱為「死老虎」。在「群眾專政」階段，張先生也被關進牛棚，也接受過大大小小的批鬥，甚至還被學校的工人辱打過。不過，由於他當時已經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因此還是受了一點關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允許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後一點，則將他全家趕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鬥當然還是少不了，但沒有讓他參加勞動改造。
澡堂簡陋，低矮陰濕，夏天如蒸籠，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時候，還四處漏水。但是，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張先生沒有唉聲嘆氣，而是發憤圖強，抓緊時間撰寫學術著作。雨季的時候，屋頂漏水，就找個盆子接一下，水從室外灌進來，就穿上雨鞋，繼續寫作。武漢夏天溽熱，他就在胳膊下墊一條濕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繼續寫。如果遇上批鬥會，他就白天接受批鬥，晚上繼續寫。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點鐘起床寫作的習慣。
如此數年下來，張先生撰寫了多部頗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說文解字約注》，有二百多萬字。僅僅謄寫這部著作，他就寫禿了50多支毛筆。
桂子山上文革指揮部里圍著戰棋鏖戰與觀戰的眾多青年教師，與曇華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張舜徽先生，這兩個場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記憶鏈條中，並給我啟示。當我年老之後，總喜歡告誡青年：即使社會病態，也不要隨波逐流；處在人生最低谷時，不妨充實自己。這兩句話，就是我從這兩個場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雖有點我中學時代的「老馬老師」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確實是想以此與青年共勉。
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