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階級鬥爭從「三反」、「五反」起不斷「擴大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指導思想的必然產物。我在這裡只能敘述我所遭受和接觸的那一鱗半爪，好比傾盆大雨中的點點滴滴，以供後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掛牌遊園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開始至1977年6月6日止，為期十年。我是從1966年6月18日起被隔離反省的，即與當時所謂「黑幫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樣趕來趕去，成了北京市民來校參觀者起鬨的對象。
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掛上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黑幫分子×××」，在名字上用紅筆打上了「×」。敲鑼打鼓，在校園內示眾遊行。觀看熱鬧的群眾中，有高名凱的女兒高蘇（當時她是大一的學生），見我這個模樣，笑不遏止。好像她正在告訴左右同學：掛牌遊行的法律系教授是他父親的好友。如果她父親在世，也會遭到同樣的厄運。我這麼想，毛澤東曾一度使中國人民相信，革命並非像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的規定，而是人們自我選擇的行動。本人並沒有因掛牌遊園這類舉措而傷筋動骨，也不怨天尤人。高蘇的笑聲反而使我驟然感到這場鬧劇非凡，滑稽可笑。
隔離反省
我們全系七八人被關在一個教研室里，夜以繼日地寫檢查作交代，沒完沒了。當聶元梓名震全國的時候，北京市民蜂擁到了北大校園，群眾要見見關在房裡的黑幫分子，我想，大概是出於好奇吧。曾經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間竟成了「階下囚」，成了另一類人種，自然成了罕見的觀賞品。一天四院（我系所在地）來了一群北京市民，他們高呼口號，敲打窗口，高喊：「黑幫分子滾出來示眾！」確有人進入院內要打開房門，把我們一個個揪出去批鬥。我們把門緊閉著，幾個人躲在書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觀眾狂喊猛叫，要叫我們「出來，出來」！呼叫聲越吼越大，敲門聲越敲越響。我怕房門被踢開，與其被動揪出，不如主動向群眾交代自己的歷史較為上策。當時，我確實是相信群眾的。這次運動是整走資派，是整當權派，像我這樣歷史上有問題的不過是陪綁者，關係不大；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讓我出去轉移群眾的目標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難友輕聲說：「還是讓我出去向他們交代，就將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認為：「出去你這條命就沒有了。」他們都怕被憤怒的群眾活活打死，都不讓我走。幸而，敲了一陣，群眾見沒有動靜，也就轉移矩陣地，往別處去了。一時平靜下來，我們一個個又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幾個小時才回到家裡。
一身濕透
我們29名教師在42樓南側，背上個個掛著「黑幫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伏在地上拔草，旁邊有兩個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看管我們，數以千計的人圍觀，猶如動物園裡的牲口那樣，一個個成了被觀賞取笑的對象。
這天中午，在拔草完畢解甲回家的路上，遇到外語系女教授俞大?，我見她愁容滿面，一聲不響低頭走路，似有無言之苦在心頭。我想：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種自信的神態在她身上消失了。誰知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藥自盡了。
在校園裡拔草，是運動初期懲罰我們的一種辦法。校園內凡有草的地方幾乎全被我們這幫人拔了個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濕透，衣服也還沒換掉，紅衛兵就把我們召集起來，談談雨中勞動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濕透的身子邊談邊幹了。大家談的都是好話，有的說：「這陣大雨把我們身上的臭氣都淋掉了！」有的說：「很痛快，好比洗了個澡！」有的說：「把對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紅衛兵的笑聲和讚賞。
「走吧，有收穫就好！」
一次毒打
在展覽稀有物質的同一會場上（即今25樓），原是外國留學生的宿舍樓，有個60平方米的會場。那天或許是井岡山兵團召開批鬥會。本無我的，我正在38樓應召交代問題以免挨鬥的一項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參加。當我被帶入會場時，系裡的挨鬥對象多半肉體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動彈不得。我不知道前因後果，只見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著的，有坐著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說。在這種氣氛下，本能地低下頭來，無可奈何地任人「擺布」了，連思維能力也喪失殆盡，唯有任人宰割。一陣眼花繚亂，只見一個青年舉足猛然踢我一腳，並說：「我這雙新皮鞋是專門買來踢你們這幫『壞蛋』的。」這一腳踢在我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我站立不穩，似乎立刻就要往後倒下了，竟然還敢「站穩」，那雙黑色的嶄新皮鞋準確地又在原來的部位上再來一腳，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聞一片打倒聲，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聲。不久就散會了，人群一個個呼嘯而去，剩下來七八個挨打的人躺著起不來身。年輕些的陸續從地上爬起來，企圖往外走，一個個勉強站起來走到過道上，還沒有到樓梯就站立不住，個個又扶著欄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來，稍事休息想恢復體力。被毒打成這個樣子，還是第一次。人們不能理解這是為了什麼。人失去了思維。
我們眼前的打手難道是新中國培育出來的？不！人有時比野獸更殘酷。
我們一個個一拐一拐從樓梯上半爬半走下樓時，有的就只能朝著校醫院的方向走去。等我慢慢移走回到家裡，脫掉鞋子和襪子，將褲腳筒捲起來時，才發現自己左腿上一塊肉竟被踢了下來，四周皮肉都是青腫的。
這樣的鬥爭看來是一個可悲的誘餌，作為治國之道並非一無所獲，我活了那麼多年，竟從未知道人間還有如此殘酷的行動。只有通過掉了塊肉才能取得這樣有益的學問，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個體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正如鄧小平這樣的革命前輩所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毀了兩代人」。中國在現代化的新長征中失去了十年！
開門辦學——當牛倌
北大和清華響應林副主席的號令去到江西南昌鯉魚洲勞改農場。那裡原是一個湖，湖底泥漿肥沃，有良田數百畝，並經勞改犯修繕，就是浩瀚的鄱陽湖建造渠垻填湖的稻田。
我被派到牛棚去餵牛。我們一共三個人，養六條水牛。每天早晨天亮就要拿著鐮刀去割草，所以當寢室里熙熙攘攘批這批那時，我有權利先睡了，不禁感到這是一個自由自在的時刻。
清早割青草，我特別注視著在石縫裡抽芽發黃的小草，它鏗鏘有力地向上長。每天我都見到它長了上來，它渴望陽光，渴望露水，渴望根下的那一丁點兒的土壤。看到了生命自身的力量，我對「教育革命」——把我們這批師生弄到勞改農場來種稻、餵牛，有了微妙的感想，我困惑不解。到底是毛澤東錯了？還是我們錯了？我躺在草地上沉思著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想要解決的問題。
問題的焦點是：「紅」與「專」，即政治與讀書的關係，也就是蔡元培、梅貽琦等教育家早就提出過的問題。
毛澤東說，書讀得越多，人變得越笨。張春橋的名句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所有這些是與我早已接受的思想恰好相反的囉！
毛澤東告訴學生上課時可以睡覺，考試中可以作弊。他把毛岸英送到農村去挑糞，所有這些和我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
當他回顧自己上世紀20年代走遍湖南全省去尋找造成人間苦難悲劇的根源、談到他自己那篇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他說得好，即使已經開辦了十萬所政法學校，他們能像農民協會那樣，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讓男女老少，直到最僻遠的農村地區的人們，受到同樣的政治教育嗎？毛澤東說，我認為他們辦不到。
這些刺耳的、扣人心弦的話在我耳邊響起。凡是不放過孔子的詩書濟世觀念的人，恕難不信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它不是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嗎？我們教了幾年的書，其所起的影響和所造就的人才，豈能與毛澤東的同日而語？豈不是恰恰相反嗎？
湖上的涼風吹在我臉上時，我感到困惑，感到恍惚，終於陷入了夢境而不能自拔了。
但是我畢竟看到了，「教育革命」對70年代的一般學生來說，是毫無意義的空洞詞句。毛澤東們年輕時，找到的是與革命有關的知識，而我們卻沒有。毛澤東在貶低教授時，對教授也懷有敬佩心理，例如，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是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甚至當他把作家寫的史話、軼事貶低為垃圾、廢話時，只要見到這些文章，他就想讀一讀。他甚至說，毒草也可以當肥料，資產階級教授如梁先生也可以被請來當「反面教授」，或在文章中把我們這幫人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不是對中國的興衰榮辱起過一定的作用嗎？儘管是消極作用，但總比沒有作用，一事無成、兩手空空，「交白卷」強一些吧！
事實不是已經證明，一場小規模的文化革命一經發動起來，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在文化教育領域，是容易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就像在極左風暴中被趕下台的教育家蔣南翔，曾向毛澤東簡略地說「大學生學中學課本，他們的水平和中學生一樣」。年邁的毛澤東聽了嘆一口氣，小聲地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會要亡黨亡國的。當他說這話時已經晚了。
是的，有關教育方面的革命派文章，尤其是「梁效」（音「兩校」，即北大清華兩校）文章源源不斷地出現了，其中流行這樣一句典型的話：你企圖把工農兵像排大便一樣地攆出大學校園嗎？這豈不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嗎？被攆出大學校園的是工農兵嗎？被攆出大學校園而來到江西的還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嗎？
有一天當我割完了草，挑著120斤一擔的鮮嫩青草，半路上遇到一位革命派，一見我，四周無人，就叫我放下擔子，搖著腦袋，擺起架子問道：「好傢夥，今天遇到你啦！我偏偏要問個明白，你的這擔草值多少錢啊？」
「青草沒有價，阿拉勿曉得。」我謙虛地而且謹慎地答道。
「260元一月，小子，你記著。」他是拿我過去的工資來指這擔草的價值的！那麼說，就太貴了！這意味著工農兵雇用了一個每月工資260元的人來割草餵牛實在是太不合算了。
「有理有理」，我心裡想。那時我只拿16元一個月的生活費，全部工資凍結起來（後來都退還給我了）。但是浪費了時間、蹉跎了光陰！遭損失的是那兩代人，我和像我這樣的人沒有什麼損失，只有受益，受到深刻的實踐教育的益處。
在鯉魚洲，我鍛鍊了體魄，學會了割草，駕馭了龐大的耕牛，這不是件易事。有一次，一頭水牛在我躺著看書的時候，走下湖面。當我發現時，這頭水牛已離得很遠，似乎越游越遠，沒有「回頭是岸」的意思。我著急了，不由分說，脫掉鞋襪，放下手錶，游將過去。
附近正在勞動的同事匆匆跑去告訴我的妻子（方備），那時她也在鯉魚洲菜地里幹活：「×××投水自殺了，快去啊！」幾位熱心好奇的人都跟著方備來到湖邊看熱鬧救人。只有方備知道我會游泳。
「不是去牽牛嗎？他游得多快啊！」
大家才放心下來。
我牽著牛鼻子上拴住的繩子，把它引到岸上，大家都拍手表示歡迎。當我濕淋淋一身拉著一頭全身發亮長膘的大水牛一路從群眾中走過時，我感到自豪，特別是我還穿著褲子和襯衫讓那鄱陽湖的清水從褲腳筒里往下直淌的時候，方備笑著和見到這場狂歡節目的同伴們解釋道：「他怎麼會自殺呀！他活得多自在呀！你們多麼照顧他呀！他從沒這樣悠閒地休息過。奇怪！多少年沒有游泳了，竟然還能游！」眾人都笑了！
這次江西的實驗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失敗的。學校花了許多錢，大家出了許多力，在鯉魚洲我們既沒有與工農在一起，也沒有出什麼成果。下田插秧、噴農藥、下化肥、蓋房修路、種菜養牛，餵豬養雞，過著小農的集體生活。吃了後院自己種的嫩玉米，全組挨了軍代表一次革命大批判，說是糟蹋了糧食。
後來我們離開，這裡所蓋的房、所修的路……全毀了。
打入「冷宮」，走進編譯室
1971年，我們是在出了林彪問題之後，從鯉魚洲回到北京的。對外都說是被召回校翻譯《六次危機》，以備毛澤東和周恩來於1972年2月接見美國總統、了解情況之用。從此我們幾位老年教師就集中起來專搞翻譯，並為此在我們系裡成立了一個「編譯室」，由一位黨員任主任，由五個老知識分子組成。直到1980年我才重進教室，給第一屆經考試入學的77年級大學生開「比較憲法」課。從1971年至1981年總計十年時間，由於我們沒有條件給工農兵學員上課，按人們的說法就叫做「被打入冷宮」，可並不閒。我覺得這十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好的鍛鍊時期，翻譯是治學者的基本功之一。
尼克森是美國頭號反共人物，在中國許多人不知道尼克森的政治生涯，連毛澤東和周恩來，尤其是毛澤東也不甚了解。他的唯一著作《六次危機》就最能表明這位總統的思想、出身、經歷以及他當選總統的過程，包括他的言行、意志和野心。翻譯《六次危機》的任務，也就落在我們幾個老知識分子的頭上了。為毛主席和周總理工作是一件光榮的事，當然，在毛澤東眼裡，蘇聯和美國都是「壞蛋」，但是，俄國人更具有欺騙性。毛澤東評論說過，美國人是壞蛋，但他們是誠實的壞蛋，俄國人則是騙子。後來毛澤東甚至開始宣稱美國是個好東西。
從1971年到1977年間我們六個人大約譯了六七本書，其中有《誰是吉米》（卡特傳）、《舊世界新視野》（希思演講集）、《聯合國手冊》、《核競爭與和平》、《東南亞國家協會各國憲法》等。我們都是我譯你校，你譯我校，形成一個「集體」，天天坐班，按時作業。外面的事如工農兵上學啦，我們都不聞不問。常聽人說，能夠活下來就算不錯啦！是的。我這十年沒白活，最後七年多少也干出點事來。
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日子裡被打入「冷宮」，所以我不承認這些年是蹉跎歲月。
在這些年間，周總理、朱總司令、毛主席這些偉人相繼逝世。人無一不生，無一不死，在這點上是亘古不變，又是一律平等的。這裡沒有什麼「新」、「舊」社會的區別！沒有什麼「左」、「中」、「右」的差異！
「四人幫」垮了，「走資派」復辟，都說自己「最正確」、「最馬列」。看來，「非此即彼」的哲學沒有說服力，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地簡單，事實高於任何人的「最高指示」。
但有人好問：什麼是「事實」？
那就讓各人自陳其說吧，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全能全知的，那就彼此交流補充吧！這是我輩之所以主張言論出版自由（當然，自由還應衡之以「自律」和「負責」的精神）和依法治國的根據所在。我們所譯所寫的東西都說明了這一點。
摘自《盲人奧里翁：龔祥瑞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