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華師（華中師範大學），就發現自己已經成了批判對象，有些大字報是專門針對我的。不過，我很快發現，批我的大字報並不算多。那時還在批「三家村」，我夠不上那麼高的「規格」。並且，工作組的「革命」方式相對文明，只是「文攻」，尚未發展到「武鬥」。進駐華師的工作組的組長是藥檢學校的一個團委書記，年紀不是很大，他還與我們一起到東湖游泳，顯得有點「敵我不分」。
不久之後，工作組被趕走，造反派起來，「群眾專政」開始，那就變得厲害了。華師桂子山校區一號教學樓到二號教學樓之間有數百米長，號稱華師的「長安街」，都搭起了貼大字報的篾棚，所貼的大字報，有很多是針對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來是曬糧食用的。為了把篾席豎起來，先要把書櫃擺好，作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報是寫在白紙上，更多的寫在舊報紙上，舊報紙有點供不應求。
針對我的第一張有影響力的大字報，是我過去的一位學生貼出來的。他之所以能製造出有影響的大字報來，與他參加了紅衛兵串聯有關。借調期間，我有一段時間住在社會主義學院招待所，旁邊就是玉淵潭。玉淵潭有一個不錯的飯館，叫做紫竹林。玉淵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來時，我常做東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論學，海闊天空。有那麼一兩次，這位學生剛好在那裡，我當然邀請他一起進餐。文革期間，他到北京串聯時，看到當時與我交遊的很多人，如中華書局的李侃、人民大學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單位都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了，而我卻還在華師逍遙，於是，他決定要扔一顆具有爆炸性的「炸彈」。
有一天，他來到我家裡，看望我的女兒，帶著點心，買了玩具，還把過去借我的錢也還了。我當時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熱情，但是第二天，在歷史系召開的會議上，他拋出一張大字報，一下向我提了十個問題，我才知道，他昨天的舉動，是為了表示與我劃清界限，或者說是「先禮後兵」。
這顆「炸彈」很有效果。在那之前，歷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張舜徽。在他扔下那顆「炸彈」之後，我被全校關注，張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則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後，華師「長安街」上的大字報中，我的專欄就多起來了。印象最深的有兩組。
一組是校部的兩位幹部寫的，其中一位供職於宣傳部。他們把我在北京時給歷史系黨總支寫的一些思想匯報和信件，模仿毛澤東批註胡風往來信件的樣子，用編者注的方式，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細作，上綱上線，說我是桂子山上忠實地貫徹中宣部黑線的骨幹，真是太抬舉我了。
另外一組是我的親密助手、弟子劉望齡寫的。他們進行「策反」，要劉望齡揭發我，與我劃清界限。望齡沒有辦法，只有揭發我，因為他與另一年輕教師組織的「瓦窯堡戰鬥隊」已經成為學院教工中響噹噹的造反組織，他不得不帶頭「大義滅親」。他在我身邊時間較長，有很多筆記。他就根據這些筆記，寫了一組頗為壯觀的《章開沅論章開沅》的大字報，做得很仔細，很漂亮，像做學問似的。我知道他很為難，雖然寫大字報與我劃清界限，但實際上又很同情我，暗中還經常幫助我家裡做一些事情。
另外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張出自某位中年教師的大字報，篇幅雖然不大，但標題卻聳人聽聞，乾脆說我反對毛主席，理應按照現行反革命處理，要求院革委會把我送到武漢市警備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備司令部，那也沒有什麼可怕，因為那時我已經被關進了「牛棚」，不過換一個地方罷了。問題是，警備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為某個造反派說誰是現行反革命，就把誰關進去。
相對地講，批判我的還是正經事多一點。有很多大字報就顯得五花八門、無事生非了。華師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記里寫著：「肥皂又貴了。冰棒三分錢一塊，還不甜。」這也被革命小將們抓住，說他不滿社會主義，不但被貼大字報，還被在胸前掛一串肥皂示眾。身邊諸如此類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來，找機會把自己的《晝夢錄》、《下鄉日記》、《上山日記》、鄭君里和田漢等「黑幫」寫給我的信件、林則徐寫給我十二世祖的條幅和對聯等等，一股腦都燒了。燒了半天，才回過神來，臥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東西的，但為時已晚，只剩下《張謇傳稿》的書稿了。要是我頭腦清醒一點，把那些東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該多好！
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