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識分子與政治的複雜關係來認識二十世紀的重要革命，除了俄國、東歐和中國本土那些讀者熟知的名字以外，其他國家還有很多類似的重要人物應該被介紹給中國讀者。投身古巴革命的著名記者和作家卡洛斯·佛蘭基(Carlos Franqui1921—2010)的經歷和他離開古巴後對革命的思考就有這樣的價值。
1古巴革命的宣傳家
佛蘭基出生貧苦，父親是甘蔗園主的佃農，祖父的兄弟中有人參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慘遭分屍，他自稱這個家庭背景對他反叛的個性有很大的影響。他沒有上過大學，但熱愛文學，思想左傾，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文青"。他剛成年就加入了古巴共產黨，一度擔任過黨報《今日報》的文字編輯，但很快就因和史達林主義影響下的古共格格不入而退出。
這段和古共的短暫同路，不但奠定他一生中拒絕史達林主義、反對古巴革命後卡斯楚政權全面倒向蘇聯的思想基礎，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政治立場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甚至社會主義者，但不是共產黨人。
1953年卡斯楚（為行文方便，以下分別用菲德爾和勞爾指稱卡斯楚兄弟）發動反抗軍事獨裁者巴蒂斯塔的"蒙卡塔襲擊"失敗並被判刑後，佛蘭基決定加入他的運動。他和監獄中的菲德爾多次通信，成為後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秘密宣傳機構的負責人，創辦了地下報刊"革命報"，為此被巴蒂斯塔的警察逮捕，受到折磨和威脅，但後來很快被釋放，其遭遇正像發動武裝暴動被判無期但最終只關了兩年不到就被假釋的卡斯楚兄弟一樣。
當時迫於國內外輿論，巴蒂斯塔企圖把自己通過政變奪得的權力披上合法外衣，於是不但宣布要實行普選，而且釋放了像菲德爾這樣的對手。用佛蘭基的好友、古巴著名作家卡布萊拉·印凡提（G. Cabrea Infante1929--2005）的話來說：相比之下，巴蒂斯塔不過是一個"業餘的專制者"（a part-time tyrant）罷了。
卡斯楚1956年十月乘"格拉瑪"號回到古巴開展武裝鬥爭後，佛蘭基來到游擊隊的大本營馬埃特臘山區，在那裡建立了電台"起義之聲"（Radio Rebelde），這成為他對古巴革命的主要貢獻。
1950年代的古巴，廣播電訊事業在拉美是最發達的，六百萬不到的人口有各種私營電台一百六十多家，人均收音機擁有量超過大多數歐美已開發國家，電訊網路四通八達。"起義之聲"電台本身功率不大，但它充分利用這個技術條件，秘密建立了三十二家信號接受和放大站，廣播網基本覆蓋了古巴全島。"起義之聲"不但是宣傳機構，而且用暗號向政府軍控制地區的地下組織發出行動指令，就像二戰中盟國通過BBC向歐洲大陸德國占領區的抵抗運動發出指令一樣。它還是一個公關項目，卡斯楚在電台向全國發表多次講話，聲音沉著、平和，樹立了一個堅定而理性的反政府領導人的形象，贏得了外界的好感。
巴蒂斯塔政權被推翻後，佛蘭基在哈瓦那恢復和主持了被巴蒂斯塔取締的"革命報"。他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代表古巴出訪蘇聯、西歐和北非，宣傳古巴革命，爭取西歐著名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例如法國著名作家薩特和他的伴侶波伏擊娃1961年初對古巴的那次著名的訪問就是佛蘭基促成的。
2從歷史照片上被抹掉
當佛蘭基投身革命時，"七·二六"運動的目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政治上推翻軍事獨裁，恢復憲政，社會政策上實現公平正義。這也是當時由憲政民主派、知識文化界的各色自由主義者、獨立工會、學生反政府組織等組成的反巴蒂斯塔政權的民主統一陣線的共同綱領。
當時古巴有公開活動的古巴共產黨，其領導人追隨蘇聯在拉美的和平過渡路線，視"七·二六"運動為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但到"七·二六"運動掌權後，古共又轉向極左，幫助菲德爾和社會主義陣營建立聯繫，推動古巴革命朝社會主義迅速轉變，在拉美建立一個蘇聯模式的政權。
從1959年一月菲德爾進入哈瓦那到1961年四月豬灣事件後他宣布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古巴高層政治總的趨向就是背棄聯合陣線的共識，成了一列朝親蘇親社會主義方向飛駛的快車，由此決定了過去聯合陣線各派的表現和最終的命運：他們絕大多數被拋出車廂，或是離開古巴，或是留在國內被徹底邊緣化，在革命歷史的敘述中基本銷聲匿跡，或者至多成了"七·二六"運動的陪襯。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意識形態的光譜和政治前途的選擇中，佛蘭基思想上是左翼自由主義，社會政策上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傾向，政治上是憲政民主派，國家發展道路上堅決反對古巴加入蘇聯陣營。所以，當菲德爾的革命表現出日益明顯的個人專斷，向更左翼發展，尋求和蘇聯東歐集團建立同盟時，佛蘭基和他們發生了衝突。他的文人氣質和作風使得這種衝突更具有戲劇性。
當古巴革命完全轉向之後，佛蘭基被解除在"革命報"的職務，後來離開古巴，定居義大利。1968年八月，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強烈譴責。但古巴公開表態支持，西方左翼陣營大失所望，佛蘭基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譴責蘇聯入侵的公開信上簽名，正式和古巴政權決裂。古巴官方為了抹掉他的歷史存在，把一張革命時期他和菲德爾在一起的照片上他的形象完全抹掉。
由於在革命的重要階段主持過新聞和宣傳，佛蘭基可以說是投身古巴革命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雖然從事意識形態工作，但對革命、政治、文化、社會和人性的思考始終堅持了獨立性，尤其對重要領導人在重要政治場合的細節描寫，非常具有歷史的深度。他1984年在蘭登書屋出版的《近看卡斯楚--我的回憶》(Family Portrait of Fidel—A Memoir以下簡稱《我的回憶》)是國際上研究古巴革命早期階段的重要參考書，書的封面就是那張歷史照片的原貌和他被抹掉後的版本。
那麼，佛蘭基是如何與革命分道揚鑣的？他的思考又有什麼歷史價值呢？
3菲德爾：你的鬍子不屬於你，屬於革命
在我看來，對菲德爾個人稟性和品質的洞察，是佛蘭基對古巴革命在感性上從投入到疏離的關鍵。菲德爾作為領袖的個人魅力，是他贏得國內外巨大聲望的重要資源，尤其對於眾多紅色浪漫文人。但同樣是文人革命者，佛蘭基追求獨立的個性使他對這種魅力天生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加之和菲德爾相處甚久，毫無神秘感可言。他和菲德爾說話非常直率甚至隨便，似乎始終沒有接受對方至高無上的"總司令"(革命中和勝利初期菲德爾的頭銜和尊稱)的地位。1959年一月初，當舊政權瞬間土崩瓦解，古巴萬眾歡騰，菲德爾前往哈瓦那去接管政權時，佛蘭基對他作了一些非常生動和深刻的描繪，包括一段有關鬍子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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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期間，部分是因為艱苦的物質條件，絕大多數游擊隊員都蓄起了鬍鬚，菲德爾和其他領導人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就是如此。久而久之，鬍鬚似乎就成了菲德爾和他的追隨者的形象特徵。巴蒂斯塔政權垮台，游擊隊從山上下來時，黑色長鬍鬚（或者絡腮鬍須）、橄欖綠軍裝和美式步槍成了革命者的"標配"。為了維持這個特殊的群體形象，菲德爾明確要求不准剃鬍子。留鬍鬚的游擊隊員(guerrilla-barbudo)或簡稱"鬍鬚漢"（barbudo）擁有地位和特權，乘坐公共汽車、進電影院免票，因為他們名義上不領工資。革命後的哈瓦那蓄鬍不但"政治正確"而且引領時尚，男人們紛紛仿效，市面上美國產剃鬚刀銷量大跌。
但是佛蘭基一進哈瓦那就找了個理髮匠剃掉了鬍子。菲德爾到了哈瓦那第一次看見他時吃了一驚，質問道："你怎麼會弄掉鬍子的？"佛蘭基說："理髮匠幫我剃的。"菲德爾說；"這怎麼行？鬍子是革命的象徵。它不屬於你個人。它屬於革命。"佛蘭基說："哈瓦那太熱了，再說我的孩子會認不出我，我做愛時也嫌長鬍子礙事。別忘了我是個平民，不是軍人。"菲德爾仍然搖頭說："我仍然搞不明白你怎麼可以剪掉鬍子，真搞不明白，你這個蠢驢。"佛蘭基說："菲德爾，鬍子畢竟是我自己的，對吧？"菲德爾說："不，不。我不允許這裡的任何人剃掉鬍子。"佛蘭基說："我可以保證，將來這裡只有一個人會一直留著長鬍子，那就是你自己。不信打個賭？"
佛蘭基說這話半個多世紀以後，一直到去世，菲德爾都留著他那象徵古巴革命的一把大鬍子，而絕大多數游擊隊出身的領導人包括勞爾不久就都剃掉了鬍子（儘管他的鬍子遠不如乃兄）。
4道成肉身—看穿個人崇拜的本質
那麼，鬍子的象徵性僅在於革命嗎？彼得大帝發動歐化改革時曾經視俄國人留長鬍子為陋習，頒布"剃鬍令"，但俄國人視鬍子為東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為聖像上的耶穌和後來的多數聖徒都是留鬍子的，所以很多人抗拒，彼得規定不服從的起碼要為鬍子付稅。作為天主教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古巴革命在心理深層其實很有或明或暗的宗教情結。卡斯楚兄弟少年時都是在古巴最嚴格的耶穌會學校當住宿生的，深受天主教文化薰陶（古巴革命後期他們都和羅馬天主教會妥協，甚至規定黨員可以信教）。佛蘭基說他不服從菲德爾的"蓄鬍令"就是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聖像上走下來的聖徒。
菲德爾當初乘坐"格拉瑪"號從墨西哥回到古巴時，隊伍被政府軍打散，只有十二個人跟他上了馬埃特臘山，正好暗合了耶穌基督和十二個門徒的典故。這個暗合在古巴的廣泛流傳從來就是受到菲德爾默許的。佛蘭基甚至說菲德爾視自己為革命的"三位一體"—"七·二六運動"（象徵是紅色與黑色）、游擊隊（象徵色是橄欖綠）和他本人。三位一體是天主教概念，即聖父、聖子和聖靈三個位格都體現神性。和菲德爾有關的一個近似神跡的現象也受到官媒的渲染：在革命勝利初期，菲德爾好幾次在公共場合露面或發表演說時（包括一次訪問美國在紐約街頭），都有鴿子從天而降，棲息在他的肩膀上，引起圍觀群眾如痴如醉的歡呼。
佛蘭基觀察到，從巴蒂斯塔垮台到菲德爾進入哈瓦那有一周時間，菲德爾不讓任何重要的游擊隊領導人如格瓦拉先期入城，儘管後者的隊伍就在哈瓦那城下，而是等自己從古巴島的東端游擊隊大本營所在地長途進軍，一路上像先知被信眾環繞一樣接受群眾的歡呼併到處發表演說,最後在萬眾歡騰的高潮中進入哈瓦那。佛蘭基說，這正像聖經中說的"太初有言，言與神同在"（中文一般譯為"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這裡用"言"以契合本文的語境。聖經英文版中就是大寫的"Word"。）。
從1959年初開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菲德爾在群眾集會上發表了難以計數的現場演講，通過古巴革命前就建立的先進的無線電和電視網絡向全國轉播。這些演講動不動就是六、七個小時甚至更長，腔調激進而武斷，完全不再像是那個馬埃特臘山上清醒理性的反對派領導人，而是一個教長甚至先知，然後其文本又將報刊的版面幾乎全部占滿。
這些巨量的話語和他無處不在的形象、視察和指導（佛蘭基說這就是所謂神的"全在"）將菲德爾的個人存在極度放大，充分占據了民眾的聽覺、視覺甚至想像空間，不但等同於革命，所謂道成肉身（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而且逐步使得很多古巴人把他的存在作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菲德爾"、"革命"和"生活"三個概念在古巴幾乎成了同義詞。
今天回首二十世紀的革命，個人崇拜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在不同的國家，個人崇拜有不同的形式，很多都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所謂宗教色彩其意義是很廣泛的，但其核心不外乎都是道成肉身。很多人說古巴沒有個人崇拜，這是用其他國家的形式去套，好像只有喊萬歲才算。對這個問題缺乏認識甚至意識，就會把製造出來的個人崇拜當作是自發的大眾支持，不但陷入概念誤區，而且曲解革命的歷史。佛蘭基的觀察在這個意義上對祛魅很有啟發。他對鴿子落在肩膀上這個似乎不可思議的現象的嘲弄就是如此，他說或許那些鴿子只是找到了一個非常方便落糞的地方。
個人崇拜也有比道成肉身更世俗更現實的一面，就是盲目相信領袖萬能，類似求神拜菩薩。革命前的古巴金融、商業、地產業和服務業高度發達，革命後政府手裡接管了巨量的物質財富，為了贏得大眾的支持便隨意揮灑，降低房租和消費品物價，開放海灘和服務業，一方面提高工資，另一方面還免費提供很多公共服務，城市貧民和下層民眾一片歡呼。菲德爾走到哪裡，都會被群眾圍繞，向他要這要那。佛蘭基說他們給菲德爾起了個"馬"的外號。"馬"是古巴華人社區博彩業中的幸運號碼，得了就是大滿貫。以此稱呼菲德爾，意為有了他什麼都有了。對這個外號，菲德爾一開始很不高興，後來也就默認了。法國哲學家薩特1961年初訪問古巴時看到這個情形，又興奮又擔心地問菲德爾："要是他們向你要月亮怎麼辦？"
5不當政府部長，寧願獨立辦報
革命初期佛蘭基和菲德爾的另一次衝突是關於佛蘭基的工作安排。巴蒂斯塔垮台的消息傳出時，菲德爾不在總部，所以佛蘭基通過"起義之聲"發布了一些臨時指令，菲德爾都認可了。當他向哈瓦那進軍的途中，一路上忙於發布人事任命，接管舊政權。
當他遇見佛蘭基時他說：你知道我的想法，你來當勞工部長吧。佛蘭基用玩笑回答說如果勞工部長的任務就是在工廠建立社會主義，讓工人來管理，那我可以。菲德爾又說："那你來做財政部長怎麼樣？"佛蘭基說那更是離譜。他說自己在西方和拉美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可以從他們那裡獲得支持，在古巴發動一場文化改造和文化復興。但菲德爾認為文化工作完全不是當務之急。
這個插曲讓我想起了十月革命時列寧把機關槍手派去接管國家銀行的故事。佛蘭基說，菲德爾認為自己了解他的想法，這就夠了，所以任命自己做部長，但實際上沒人了解他的想法。他從來不告訴別人他的想法，他沒有這樣的習慣。他只告訴別人他的決定。這既有可能是菲德爾自己當時確實對突然降臨的管理國家的責任毫無準備，也有可能是他駕馭部下控制局面的權術手段。
對菲德爾任命的拒絕讓佛蘭基再一次面對革命勝利後的那個困境：為了推翻巴蒂斯塔，是不是只有接受菲德爾？在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的時候，他只能對自己說：我參加鬥爭可不是為了到了勝利的時候再退出。他決定繼續觀察菲德爾，採取"既在革命之中又和革命保持距離"的立場，通過辦報紙繼續發揮自己的影響。回到哈瓦那，他就恢復了被巴蒂斯塔取締的"革命報"。
"革命報"雖然和"七·二六"運動有歷史關係，但它的恢復不是菲德爾的授意。由於"七·二六"運動沒有自己的出版物，所以在一段時間裡，"革命報"就成了革命輿論的主要喉舌。菲德爾對它是既利用又觀察，而佛蘭基的原則是既不完全聽命於菲德爾又不過分忤逆他的意志。
6"星期一"周刊與短暫的文化自由
除了政治新聞，佛蘭基為"革命報"創辦了一份名為"星期一"的文化周刊，宗旨是貫徹古巴民族主義之父何塞·馬蒂"文化帶來自由"的思想，提升古巴民族的文化水平。"星期一"大量發表西方和拉美文化名人如薩特、福克納、畢卡索、米羅（Joan Miró i Ferrà，西班牙著名畫家和雕塑家）、伍爾芙、布萊希特、博爾赫斯、聶魯達等人的言論和作品，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和帕斯特爾納克的作品，同時發表反映古巴社會變遷中複雜現象的深度報導。
在形式上，佛蘭基想把"星期一"辦成不同於傳統報紙而更像是現代都市媒體的圖文並茂的大型刊物，在版面安排和視覺上追求衝擊性效果，借用西方新興的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形式，甚至字母的樣式和句子的排列都別具一格。由於這份周刊聚集了古巴最有影響的作者群，它體現了古巴文化知識界革命後的動向和追求，似乎成了他們的思想文化陣地，發行量達到二十多萬份。後來，佛蘭基還以這份刊物的方針和內容為基礎開辦了一個電視新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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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相對獨立自由和新潮的辦刊方針終於使得佛蘭基和官方正統的立場發生衝突。1961年六月，官方的文化委員會召開了有關《星期一》的文化工作座談會。以古巴政府文化委員會領導人為一方、以佛蘭基和數百名《星期一》的主要作者為另一方展開了辯論，卡斯楚兄弟和古巴所有高級領導人都在場。
"星期一"受到的指控包括企圖用文藝從內部分裂革命，反蘇，散布意識形態的混亂，把波蘭和南斯拉夫的非社會主義觀點引進古巴，為西方的腐朽文化代言，等等。一開始，佛蘭基以為這些指控的背後策劃者是親蘇的勞爾和領導集團中從原來的古巴共產黨領導人中吸收進來的成員，他們企圖在古巴建立史達林主義的文化統制政策，所以他希望菲德爾說句公道話。但很快他就清楚了：這場"座談會"正是菲德爾親自發動的。
座談會開了兩個多星期，菲德爾最後做了總結性發言，後來成為古巴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他說圍繞《星期一》產生的爭論，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藝術家有沒有表達自我的自由？藝術的標準又是什麼？菲德爾說有人擔心革命會損害創作自由，但是只有那些還沒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結合起來的知識分子才會有這種擔心。在革命的古巴，藝術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終沒有限制，但內容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個真正的革命藝術家必須始終把革命的任務放在個人的創作之前。所以在古巴，藝術的標準是革命而不是美學。在古巴，藝術家只有參加革命才能獲得權利。他在會上說了一句堪稱經典的名言：藝術家"和革命相結合，就有一切；離開革命，什麼都沒有。"
這次座談會和卡斯楚的講話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為代表的自由創作的命運：革命初期相對的自由化結束了，菲德爾現在開始抓新聞和文藝工作了，知識分子逐漸被收編進體制，自由業者消失了。三個月之後，《星期一》和那個電視節目都被停辦。此後不久，菲德爾發表指示，佛蘭基不再擔任"革命報"的主編。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後，古巴共產黨報"今日報"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西班牙文版在古巴發行發表文章，說"菲德爾·卡斯楚在去年6月30日對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識分子發表的'對知識分子的講話'"基本上和中國領袖的觀點一致。
7法制與食品的雙重短缺
在《我的回憶》中，佛蘭基描述了古巴革命後短短兩三年間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劇變，以及這種劇變在心理和道德層面上的深刻影響。正是這些劇變和影響使得他與革命日益離心離德。法制和食品的雙重短缺就是一對看上去似乎無關但實際上密切相連的現象。
法制的缺失指的是革命勝利後，"七·二六"運動從最初對巴蒂斯塔政權人員的大量鎮壓到後來對一般的社會治安問題也用專政的手段去解決，在佛蘭基看來造成濫殺和恐怖。佛蘭基說，1959年一月，由菲德爾同意的未經任何審判就由各地游擊隊對舊政權的軍警人員執行的死刑非常普遍，流行的政治術語就是"把他拉到牆邊去！"有一個游擊支隊的隊長甚至在電視新聞的鏡頭前對一個舊軍官執行死刑，全國觀眾都看到死者腦漿迸裂。勞爾在聖地亞哥甚至把一個趁機搶劫的團伙全體執行死刑。
過了幾個月，菲德爾召集了會議，決定對各地的游擊隊發出通知，停止死刑，建立起碼的司法程序。但勞爾堅決反對，在會上和菲德爾發生了衝突，佛蘭基目睹了這罕見的一幕。當勞爾最終同意這個決定時，佛蘭基得知他對別人說："等我的隊伍收到這個命令時，正好最後一批死刑剛被執行。"
當時古巴城鄉都可以聽到"巴列東"（paredon)這個詞。巴列東在西班牙文中原意為牆壁，現在轉義為判處槍斃，這是從殖民地時期就存在的，只不過革命後更普遍罷了。中國詩人郭沫若1961年2月訪問古巴，當時風傳美國要入侵，政治氣氛緊張，郭沫若對此有詩云："人民鬥志氣如虹，萬眾齊呼巴列東"。
佛蘭基說，剛進城的時候，出於對舊政權軍警人員的憤恨，自己也同意對他們執行死刑，但沒有想到這種極端手段會失控。他說：問題還不在於那些被殺的人是否該殺，而在於那些殺人的人一旦學會和適應了殺人之後是否會停下來，是否需要不斷尋找新的死刑對象。回顧歷史，打游擊的時候，菲德爾命令不准虐待俘虜，給他們治療，提供食品，曉以大義，再行釋放。當時佛蘭基認為這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但一旦奪取了政權，這一套優待俘虜的政策就完全被死刑和長期監禁所取代，甚至對那些主動投降者也是如此。
革命初期建立的國家專政機器和暴力很快就成為常態，一般社會治安問題也用大規模逮捕和突襲來處理，成了政治打擊。哈瓦那有幾個街區，尤其是靠近中國城的地段，集中了夜生活的場所，也有文人藝術家居住和工作，是各色人等出沒的地段。為了清理這些街區，新政府發動了代號為"P"的嚴打行動，在一個晚上突然調集了大量武裝人員和車輛將那裡封鎖，沒有攜帶身份證的人員或者形跡可疑者全部投入監獄再行甄別。佛蘭基的一些朋友也受到逮捕，他不得不出面保護他們。當他前往有關部門去交涉時，才明白這次行動的部分目的是針對同性戀，模仿蘇聯東歐國家對同性戀的政策，將它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但在古巴，同性戀一向不少見，雖然受到社會的嘲笑甚至鄙視，但卻從來不是罪行。
就在法制缺失的同時，一度由政府慷慨揮灑的生活物資忽然也變得十分緊缺。佛朗基說：一覺醒來忽然發現什麼都沒有了：咖啡、大米、糖、肉、豆類、牛奶、水果，什麼都要配給，當時革命成功才兩年。菲德爾提出食用一種薯類的根莖，類似中國人說的瓜菜代或草根樹皮，是游擊隊在山裡充飢的。甚至連香蕉和柑橘這些常見的熱帶水果也缺貨。古共領導人多鐵戈斯（革命後加入"七·二六"領導集團）出面宣布柑橘是"資產階級的水果"，佛蘭基說這真是打破了政治諷刺的記錄。
一個熱帶食品的天堂為什麼在短短兩年裡會變成配給制的王國？佛朗基說原因第一是政府對生活物資大大降低價格的政策人為刺激了消費，兩年內耗盡了儲存物質，不但肉牛連奶牛都被吃光，這很像中國人不久前從在公社食堂敞開肚子吃飯到連種子都沒剩下的經歷；第二是對農場和畜牧場的國有化使得大量業主出走，派去管理的是城裡的外行，導致產量大降；第三是對商業的"蘇維埃式管理"，他舉哈瓦那一個歷史悠久的大規模農貿集市為例，本來那裡由自由貿易的規則自發調節，井井有條，什麼都有。但派去管理的幹部是一個老資格的古共成員，他充滿自信地說要把自由市場變成"紅色市場"，於是把整個市場"蘇維埃化"，硬劃成條塊，結果每個攤位前都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生活物資的短缺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滿。馬坦扎斯省的卡迪那斯地區1961年爆發了由貧苦婦女發起的示威遊行，她們敲打空空如也的鍋碗瓢盆，高呼要糧食和食品，被調來的安全部隊鎮壓了下去。佛朗基也前往觀察，受到很大刺激。
8和高爾基相反的人生軌跡
1961年春天的豬灣事件之後，菲德爾公開宣布自己站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佛蘭基說："我知道自己的立場是什麼。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相信民主和人的尊嚴，我是古共和蘇共的敵人。我通過'革命報'發表的言行是很清楚的：我們反對用軍事方式執政，支持發展文化和藝術，支持自由工會，對同性戀容忍，反對各種形式的恐怖。我的敵人指控我從內部分裂革命……到了1963年，我感覺一個歷史性的時期結束了，'革命報'也該壽終正寢了。"
1964年初，他應邀參加紀念古巴革命五周年的晚會。在會上，他明顯感到自己已經成了異類，和勞爾以及多鐵戈斯等人發生了正面衝突，勞爾甚至威脅說要把他"拉到牆邊去"。離開會場後，他在哈瓦那街頭倘佯，留下了這樣的描繪：
"我神經緊張，需要在外面走走放鬆一下。我走在昔日熱鬧的熱帶集市街區，可集市消失了。沒有魚。沒有水果。沒有鮮花。這些都去哪兒了？'社會主義市場'空空蕩蕩，只有官僚主義和外觀的醜陋。整個城市變得海地化了【海地是加勒比最貧窮的國家】。很多人家在陽台上放個籠子，裡面養幾隻雞。只要外面有一點土地，居民就種上蔬菜，而在革命前只有華人才這麼做。空氣里的鹽分正在毀掉房屋的牆壁，但再沒有人去刷上油漆。離天亮還早，但人們已經為了得到一點麵包和咖啡開始排隊……天漸漸亮了，過去的一切像放電影一樣在我眼前閃過……1959年一月，當從馬埃特臘山上下來進聖地亞哥城時，我真該多想一想。菲德爾說他會懷念戰爭年代。我知道我不會，但現在我知道我會懷念另外一個東西—我曾經為之鬥爭的未來。"
這就是佛蘭基對古巴最後的描繪和心情。作為被嚴格監視的對象，他並沒有交代自己究竟是何時和怎樣離開古巴的，給讀者留下了一個謎。他離開古巴後去了義大利，在那裡隱居，直到1968年八月表態反對古巴支持蘇聯入侵捷克，和菲德爾公開決裂。
此前半個世紀，由於編輯和出版"新生活報"批評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極端政策，高爾基獲得列寧的許可離開蘇俄，在義大利定居，但1928年在史達林的盛情邀請下從義大利回歸故國，從此成為史達林體制下的超級文豪。對比之下，佛蘭基從編輯"革命報"始，以去國他鄉在義大利定居終，其政治生命的軌跡正好和高爾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