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是居美的台灣政治、歷史哲學學者林毓生的一本文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月初版）
林先生看到中國一百多年來最重要的事是轉型，他提出了創造性多雲轉化的思想。
他說，''人類學家基爾茲正確地指出：當一個社會發生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產生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第42頁）
林先生認為，二十世紀初五四前後，中國正是發生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道德等所有領域的全面危機之時，中國亟需一個整體主義的解決辦法，於是一個最強勢的意識形態就會被接受。
中式馬列-毛思適時誕生
在中國出現全面危機之時，在中國迫切需要轉型之時，在中國最需要一種意識形態時，中式馬列主義出現了，它"比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任何其他強勢或溫和的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右派法西斯主義。漸進的自由主義等等），更能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各種嚴重問題，提出一整套全盤化的（或整體主義的）解決辦法。中共提出的這種辦法，對處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解體的三重危機，與意識形態'真空'的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第136頁）
"馬克思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工業革命後慘遭資產階級壓迫與剝削的無產階級（城市中的工人）產生了極大的'異化'，這一'異化'——根據馬克思所信服而實際上是無稽的黑格爾辯證法——辯證地提供給無產階級'自我意識'或'真正意識'。'自我意識'是現階段歷史進程中理性與道德的化身。它不但能了解歷史的規律與進程，並且能夠提供共產革命的指南與動力。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帶給人類徹底的救贖與解放，而其最終勝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阻擋無產階級革命的人是'階級敵人'，那是人類獲得自我救贖與解放的障礙，……所以在革命過程中對'階級敵人'的鬥爭，必須無所不用其極！
既然馬克思的那一套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對理性的誤解與迷信之上——因為理性本身並沒有他使用黑格爾辯證法以後所謂無產階級'自我意識'中的'理性'的本領；那麼，列寧對'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界定，當然是錯上加錯了。……列寧根據他建立革命組織的需要，卻在政治宣傳中運用詭辯的伎倆，把這個關鍵性的環節取消了。結果是：被列寧稱作'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不需要是無產階級，卻必須是其領導……（馬克思已經在思想上犯了嚴重謬誤；列寧的詭辯，自然是錯上加錯。然而，謬誤深重的馬列主義，由於種種原因，卻在世界各地迷惑了許多人，並使人類為其謬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18頁）
"馬克思認為工業革命後城市中的工人是無產階級。階級的特性是由經濟條件所決定；因此，不是主觀或政治需要可加以操縱或轉移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必須本身先是無產階段（如此才有階級特性），這樣才不自相矛盾，才能講得通。但，列寧卻把具有強烈政治性格的職業革命者——共產黨黨員——當作'無產階級先鋒隊'。列寧思想的政治性特別強。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會自動地到來。那是需要職業革命者的領導才能發生。職業革命者不必需要一定來自工人階級，他們只要能夠'領導'（實際上是駕馭）工人階級，便成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具有無產階級的特性。這樣的馬列主義到了毛澤東身上，變得更為主體化與政治化。毛澤東從未做過城市工人，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在取得政權以後，便認為他的主觀喜惡與政治需要，均自動地具有馬克思根據客觀經濟條件界定的無產階級特性（毛澤東在這裡，當然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的前提）。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惡——他肯定的思想、道德或政治需要（而這些也隨時可根據他自己的意思改變）——來界定誰是無產階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前提與內在邏輯來看，列寧主義之內的'階級'與'階級鬥爭'觀念，已經有很強的虛幻性與任意性，到了毛澤東身上，更是變本加厲。"（第139-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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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顛倒成為客觀以後，主觀的為所欲為。可以解釋成為客觀進步的鐵律。自認是歷史過程中'理性與道德'化身的中國共產黨，以軍事奪取政權以後，與殘存的中國傳統統治模式與政治文化相結合，所產生的全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統治，乃是中國史上一個新的現象。他與中國傳統中專制暴君的統治不同：它的任意性與強制性尤有過之、在許多不同之中，一項突出的特點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具有強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的道德優越感而政治性極強的烏托邦性格。
（這樣的烏托邦性格是以毛澤東所承受的五四全盤化反傳統主義為背景的。到了文革期間，毛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文化觀不但包括中國的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而且也包括布爾喬亞的西方以及'蘇修'；於是，在毛的頭腦中，當所有舊的東西都被剷除以後，未來是有無限可能的）。"（第138頁）
"強勢的意識形態有高度的自我封閉性（越強勢的意識形態，其自我封閉性越高），它往往與現代知識隔絕，甚至與常識隔絕。因此受到強度特高的意識形態支持的革命，便往往犯了重大的錯誤，帶來了重大的災難。這是為了促進進步而形成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弔詭。"（第198頁）
從思想意義上來說，現代極權主義創自於列寧主義。
創造性多元轉化
林先生是反對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他不認為有整體主義的辦法，他提出創造性的多元轉化。
林先生認為、"務實的、多元的'創造性轉化'的途徑，一方面可使我們從'全盤西化'與'新傳統主義'之間緊繃著的、僵化的意識形態論爭（或形式主義謬誤）中緩和下來（或解放出來），以免重蹈上幾代知識分子的覆轍；另一方面，則可使我們站在切實了解繁複的中西傳統的基礎上與關懷中國未來的前提下，實質地解決中西思想、文化、政治與社會的選擇性匯通與接榫的問題。……
"'創造性轉化'並不以改造思想為優先，但也不認為思想與文化完全是政治、經濟、社會的副產品。另外需要特別強調的有兩點：1，'創造性轉化'是一個導向，並不是一個藍圖。它提供中國文化、思想、政治與社會如何進展的方向。但它本身，並不指導每一項進展的細節步驟。2，這裡所謂傳統質素的重組與/或改造，不可含有任意性——不是任何傳統質素的重組與/或改造都是'創造性轉化'。因為它必須符合下列兩個條件：a,有利於自由與民主制度的建設，以及有利於符合自由與民主原則的文化與思想的發展；b,傳統的質素在'創造性轉化'中，不但不可喪失它們的純正性，而且能夠更進一步——創造地——落實。"（第46-47頁）
過份厚重的帝制專制傳統
我很同意林先生的基本觀點。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危機全面發酵爆發，曾經的帝制專制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其與之相適應的儒學（不斷改進的儒學，雜以法、道、佛學），表面上看來是"整體主義"的學說。此時，形而下和形而上一起崩潰。
現代先進思想者資中筠曾經說過，經過一百多年志士仁人的努力奮鬥，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中國大約形成了中華思想文化傳統中的精華與西方現代化結合的新的道統和文統。可惜，到了四十年代末，全部被衝垮、摧毀與淹沒了。
不是發明中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劉少奇、陳伯達以及毛澤東本人的本事比其他志士仁人大，而是正是在那個時機，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及中共提供了這麼一個看似能治百病的整體主義的理論、制度和社會。而其他所有人的努力奮鬥，從來沒有弄出一個整體主義的包羅萬象的道統和文統。
這一些，林先生在本書中反覆強調，講得已經很清楚了。
我想補充的是，中國傳統的帝制專制政治經濟制度及相配套思想文化，二千年傳統實在太過厚重，不是外來衝擊引起近代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全面爆發，或許還能繼續拖下去。
當一種能與之契合的西方的現代的意識形態此刻出現，必定會在轉型中形成相當強的潮流。如果這股潮流能在軍事政治上得到加持，那麼它衝垮以致淹沒其它一切中國志士仁人百多年努力奮鬥得來的各種先進的道統和文統，便是很現實了。
中國的帝制專制傳統加上現代極權主義，對兩者都是升級。中國人熟悉的帝制專制更加專制了、而馬列主義-現代極權主義也走到了頂峰。
林先生強烈反對"整體主義"，這世上哪有包治百病的一套理論？任何理論都是有缺陷的，都應該是開放的。因為人們的認識不可能窮盡這世上的全部真理和真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哈耶克理論同樣不能（現在的簡中圈裡有些有反思的自由思想者，有點把哈耶克思想推向極端了）。
如今（毛澤東去世至現在），中國大陸陷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全面危機已經顯現無疑，四十多年來中國的清醒者仍然在尋找思索中國轉型的出路。切記，不會有一整套整體主義的理論來代替中式馬列-毛澤東思想的，能夠行之有效轉型的必定是多元的在各個領域中逐漸顯現出來的。
然而，我不同意林先生認為"全盤西化"也是整體主義，也是要不得的。
我以為，中國的帝制專制太強大了，何況其中自由民主憲政的元素因子極少，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扭轉帝制專制的勢頭。
我當然知道，不管中華文化思想能不能夠整體轉型，中華文化畢竟博大精深，也有精華。即使將來中華文化思想作為整體無法轉型，像歷史上許多古文明那樣毀滅了，中華文化的優秀因子還是會在其他現代文化中流傳、延續。如果中華傳統在今後五百年裡一旦轉型成功，那麼傳統文化思想中的精華必然在現代普世文化思想中繼續。那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我為什麼仍然堅持現階段的全盤西化呢？因為，只有"取法乎上"'，才能"僅得其中"，如果不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全盤西化，那麼只能"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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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站在馬列主義思想立場上，長時間以來一直認為毛澤東劉少奇陳伯達是對的，必須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傳統結合起來。然而仔細想想，王明張聞天的可能更正確。他們認為，必須把馬列主義原式原樣學過來，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在中國傳統中中國實踐上改進。
同樣的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再次發生。那一次是學習蘇聯軍事理論，劉伯承肖克主張把蘇聯理論全部學過來，在此基礎上再結合自己的經驗和中國的實踐來改進改造。可毛澤東彭德懷主張學習中就要批判就要堅持自己的經驗和實踐。
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離馬列主義相去甚遠，毛思本質上還是帝制專制，他所有吸取的馬列主義-現代極權主義的部分，也只是與帝制專制傳統高度契合的部分，加劇和升級了帝制專制。
中國轉型或許要五百年
1911年帝制專制第一次被推翻，可事實上此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轉型很慢且轉得有限，而且在思想先進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仍然在追求一套整體主義的能夠解決一切危機的理論甚至意識形態。於是，自由民主憲政很差的試驗了三十八年，帝制專制披著一襲現代化西方化的現代極權主義回來了。
我想，現代極權主義雖然強大，但它終究還是要趨於滅亡的，自由民主憲政畢竟是世界潮流。問題是當自由民主憲政在不久的將來第二次來到中國時，會不會再次倒退？1911年至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期間出現了許多國家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然而這其中又有多少國家又倒退了？
我很悲觀。中國的帝制專制傳統太強大了，我認為中國第二次從自由民主憲政倒退的太有可能、當然，這第二次倒退不一定是現代極權主義。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臨終前（二十一世紀初）認為，西方的轉型大概用了三百年，中國有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大概只需二百年就夠了。當時大陸在各方面的表象的確很好。但是後來事實發展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中國的轉型肯定需要比西方國家更多的時間。
公元四世紀初至六世紀末晉朝瓦解五胡亂中華南北朝。那時也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文化思想全面危機大爆發的時代，也是一個轉型時代。到真正完成轉型，穩定下來，進入隋唐時代，經過了三百多年。
這一次的轉型比南北朝那次深刻多了，難道不需要三百到五百多年甚至七百年？從1840年算起，現在才剛剛過了二百年不到。而且還有個更嚴重的問題：中國文化作為整體能不能轉型過去？不能，就只有消亡！
在我看來，在中國第一次轉型失敗以後，林先生起碼作出了這樣的貢獻，提出了"創造性的多元的轉型"的觀念，沒有一套包治百病的轉型理論。他還提出，要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思想的轉型，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現代的民間社會的建立和存在，既是轉型的基礎也是轉型成功、鞏固的保障。
林毓生先生1969年就提出了對中國未來導向的"創造性轉化"的多元觀念雛形。這當然是林先生勤奮學習努力思考的結果，但應該說他是得益可以在獲得充分信息和允許鼓勵自由思考的環境（台灣、美國）中能夠循序學習讀書思考。
相比於大陸吾輩，雖然我們今天也有並能夠接受林先生的理論，但吾輩需要覓縫穿隙拼命學習，需要更加大膽的獨立思考，需要花費多得多的時間，甚至需要付出生活的經歷和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