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這是我今天第三次看表了。指針終於轉到了10點50分。看著電腦上反覆演練的教學軟體，我深吸一口氣，隨即關上電腦，轉身鎖上辦公室的門。深色的玻璃門上掛著我的名牌，宣誓著我的主權。穿過明亮的走廊和大廳，我不自主地挺了挺身子，希望利索的西裝能給我的新身份加持，襯得我成熟一點，把我和那些年齡相仿的學生區分開來。我一手端著茶杯，一手夾著電腦，輕車熟路地走向我要教課的教室。一個小時以前我就已經來踩點認門了。然而，等我到了教室門口時，大門緊鎖，裡面似乎還在上另外一堂課。怎麼回事。我愣了一下趕緊查看了一下系主任給我發的課程排表，上面寫著11點30分。我頓時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灰溜溜地踱步回辦公室。這是我入職T學院，作為助理教授工作的第一天。
開學第一周，我小心翼翼地適應著這個新身份。A面的我，在全院教職工會議上自信地自我介紹，在社交酒會上和新同事談笑風生，在講台上魅力四射，引得不少學生來旁聽我的課。B面的我仿佛穿了一件加大號的衣服，企圖拼命地膨脹自已來匹配上這個亮閃閃的名號。辦公室里光禿禿的六層書架上僅陳列著十幾本書，那是我畢業之前導師送給我的。你的辦公室會需要這些書的。她意味深長地說。現在，我望著這貧瘠的書架，就像看到了自己淺薄的學識，再一看其他老師辦公室里滿滿的一牆書，我的臉都感覺燒了起來。
圖：我那「空溜溜」的辦公室
為什麼選我呢？這是我最想問的問題。跟其他候選人相比，我沒有光鮮閃亮的博士後經歷，更沒有畢業於我們專業的頭部院校。我的論文發表和引用量雖有但也並不突出。拿到offer的時候我甚至還沒有博士畢業。我們很欣賞你的跨學科交叉的背景，你的job talk（註：面試候選人給學院師生做的關於自己研究的演講）給我們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你做的研究被媒體報導了也是一個加分項。系主任真誠地說到。我相信他的誠意，但我覺得這些理由並不能說服我。在教職上岸如此激烈的今天，我深知自己的硬性指標不是最優秀的。我的好友X，讀博期間發表的論文累積都有上千的引用量，還創辦了服務眾多學子的求職科研信息分享平台，結果申請了多家名校的職位都被刷下來，最後只能在兩個排名一般的州立大學裡面挑挑選選。跟我競爭同一崗位的候選人Y，在MIT讀博，入選拉丁美洲30歲以下福布斯精英榜，發表的論文比我更多引用量也更高。雖然Y最後入職了另一間的常春藤學校，我還是很長一段時間都陷入了冒名頂替症候群，忍不住猜想我是不是學校「退而求其次」的選項。
直到有一天，我再一次向一個同事旁敲惻隱地拋出了這個問題，她堅定地看著我說，不，你當時就是我的第一選項。頓了一頓，她補充道，我覺得你是所有候選人裡面里，最能展現你關心的深度的。很多人說他們關心某個事情，關心的程度僅僅是發表幾篇論文，但是我可以看到你的關心是有厚度。那一下，我被擊中了。
02
2011年，我從一所公立高中轉到一所國際學校準備出國留學。以前每天早上6點半起來跑操晚上在宿舍打著小夜燈的學習的日子，一下子變成了沒有考試壓力的選課和人手一台電腦的自由（我們需要用電腦上美國AP和社區學院的網課和做作業）。在大段大段留白的時間裡，我開始關注TEDx，青年志，創客空間，三明治，CAPE全球青年實踐網絡等等各式各樣的社會機構。這些機構展示了很多不同的年輕人多元的職業選擇，讓我深深地著迷。
我印象中最深的還是CAPE專欄作者黃泓翔寫的一系列在南非調查走私動物的文章。為了協助當地警察，他機智地扮演了一個買家的身份與走私犯周旋。沒有人會懷疑一個中國面孔和口音對象牙和犀牛角的熱情。直到走私犯放下警惕給他展示了珍稀保護動物製品的一刻，南非的特警一擁而上將其逮捕。在文末，他大聲地呼籲道：中國人不僅應該「走出去」，但更應該「走進來」。走進當地歷史文化，走進當地人的友誼，走進與非洲共同發展的願望，是對非洲其本身而非作為一個賺錢之所的熱愛。讀到這裡時，我的腦袋嗡嗡響，這是血液往頭頂上沖的感覺。跟這些有血有肉的思考和真實世界相比，校園裡的商賽，模聯，學生會就像一場拙劣的成年表演。
我迫切地想要把我所看到的學校以外的世界分享出去。高二的時候，拿著爸媽給的一千五百塊啟動資金，我和其他幾個高中生搭建了一個高中生社會實踐活動信息平台。我的想法很簡單，參與的第一步是打破信息鴻溝。然而網站維持了一年之後，我發現熱度並不高。很多同學知道了信息也並沒有參與的願望。參與課外這些雜七雜八的活動有什麼用呢？當時的我並不能給出一個答案。
高三暑假，我創辦了第二個項目，開源學校，取義自開源軟體的精神，意寓任何人都可以來開課，在任何地方學習。這是一個免費開放給同齡人的三天的夏令營。手裡握著從青年項目基金會申請到的微薄的資金，我租下了一個破舊的培訓機構的三間教室。開學前一天，我和團隊成員給教室進行了大掃除，把桌椅推到角落，在地板上鋪上泡沫墊，在牆上貼了一個卡紙剪的簡易的世界地圖，在玻璃門上掛上了「課程表」，又各自從家裡薅了幾盆植物和明信片做擺設，我們的草台班子就正式成立了。接下來的幾天，來自社會各界的十幾位教員給三十幾位高中和中專生分享了3D列印，古文字入門，Photoshop入門，社會創新，戀愛心理學，應用戲劇，走訪社會企業等等新鮮的課題。從第一天在樓梯口被家長質疑是否是詐騙，到最後一天所有學員默默幫忙把教室恢復原位，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戲劇的是，最後是這些雜七雜八的活動而不是我平庸的SAT成績把我送進了一所美國頂尖的大學B。
帶著理想主義的高光，我在B大學裡選修了社會學，希望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社會問題。然而，我為無法在社會學中找到入世的切入點而感到失望。我學習了人是如何在系統和制度中被一步一步異化的，但卻沒有找到如何解開這些異化的鑰匙。甚至我連自己都沒有辦法解開。來到美國後，我賴以自豪的思考能力和行動力一下子都沒有了用武之地。我無法用英語表達細膩的想法，我關心的問題本地人無法共情，我申請的獎學金和實習也把我拒之門外。強烈的挫敗感動搖了我以往的自信心，讓我迫切地想要抓住一些讓我有安全感的東西。
我的第一個抓手就是績點GPA。諷刺的是，即使我先前對教育有如此多的反思，我卻無法逃脫東亞教育體制下所養成的學習習慣。越是無法將課堂上教的社會學理論在我自己的生命里落地，我越是想要通過拿到高分來證明我「學會了」。這種無意義感的衝突在社會學理論每周一次的討論課里爆發了。那是期中考試前的一節討論課，助教梳理了一遍我們前半學期看到的文獻的主要內容。因為無法深入閱讀理解原文獻，我非常依賴這種概括性的總結來在考試的時候引用。然而這次助教說得太快了，很多地方我沒有來得及記下來。離下課還有五分鐘，助教問，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沒有人舉手。於是我怯生生地問道，能再給我講一遍嗎？助教頓了頓，眼神飄到了其他地方，還有其他問題嗎？課室里仍然是沉默。這短短的五分鐘，我如坐針氈，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學期結束之後，我甚至還因為這堂課的討論部分拿了C而跟教授投訴了助教。我認為這次經歷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創傷，才導致我在後來的討論課上無法發言。很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裡面有些委屈和憤怒是衝著助教發泄的，更深的一些羞愧則是衝著自己的：我竟然把自我價值與學習捆綁地如此之深。
第二個抓手則是大量地學習實用的技能。我嘗試了商科，設計，甚至是計算機的課程。然而，當我發現，我們小組最後提交的作業里，我用一周時間寫出來的代碼早已被計算機專業的隊友改得面目全非的時候，我悲哀地意識到，這就是一場沒有懸念的龜兔賽跑。比起發令槍一響就直奔終點的兔子，我這隻烏龜還在起點左兜右轉，甚至連終點在哪裡都不知道。
03
正當我鑽進死胡同的時候，我機緣巧合地發現了一所創新學校M正在招收創始班學生。M校的理念深深地打動了我：全球沉浸式學習，以城市為校園，提煉每個學科背後的思維方式，科技平台賦能的主動學習模式，國際多元的學生群體等等。每一項都戳到了我大學生活的痛點。更重要的是，這一次我不是一個人在愚公移山。
不出意外，當我把從名校退學到M校重新開始的想法跟父母說了以後，他們堅決反對。我在十多頁的Word文檔上一條一條列出了此舉的利與弊，我給他們翻譯了我能找到的所有關於M校的資料，我找了高中的時候的導師來給我的選擇背書，我在他們面前哭得聲嘶力竭。在抗爭無果之後，我只好安慰自己。也許他們是對的。這確實是一條充滿風險的路。
然而我的腎上腺素不這麼想。M校發布了第一條創始班學生的視頻後，我開始失眠。我翻來覆去地把這個視頻看了很多遍。鐺鐺車駛過舊金山的街頭，一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走在街上，面對鏡頭自信地說，我來這裡探索未知，我想讓我的每一天都充滿挑戰，我為能夠成為學校的創始班學生感到無比的榮幸和謙卑。他們眼裡的光刺痛了我。我本來也可以是他們其中的一員。這不是一間適合所有人的大學，學校的創始人Ben在視頻中誠懇地說到，你是否能夠接受這樣一所學校，沒有校園，以城市為講台；沒有主流單一的文化，無論你從何而來，都會體驗到文化衝擊。這些對每一個學生來說，都是艱難的問題。
幾天後，我向爸媽宣布了我的決定。我要從B校提前兩年畢業，再去M校重讀一次本科。我仔細地算過了我的學分。如果每個學期修25個學分（學校所能允許的每學期最高學分限制；總共120分可以畢業），再加上大二暑期學校，我可以在大三開始之前拿到畢業證書，這也最大程度上解決了爸媽的後顧之憂。提前畢業省下來的學費加上M校的獎學金，足以讓我有了一點經濟獨立的底氣。接下來的一年，我摒棄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每天泡在圖書館裡。漸漸地，學生中心的牛肉卷從我最喜歡的味道變成了讓我一聞就頭疼的夢魘。晚上踏著星光回家，就連路過的流浪漢也懶得搭理我。他們早已經知道我就是個兩手空空的窮學生。那時的我認定，M校就是我對抗體制的解藥。
一年後，我坐在M校學術導師面前哭得稀里嘩啦。M校要求所有學生在大一開學之前自學Python編程。我成了少數幾個沒有通過開學編程考試的人之一。過往上計算機課時的創傷性記憶又湧現了上來，我委屈地對學術導師說，我暑假把好幾個線上編程課程都上完了，但是一到應用就又不會了。我實在不知道學編程對我有什麼意義。我的學術導師是認知科學的教授。你感興趣什麼，他問道。社會學，心理學，各類社會科學，總之跟理科沾不上邊。學導在鍵盤上敲擊了幾下，給我看在維基百科上搜索的人口增長的曲線圖。他耐心地解釋道，你看，如果你會編程的話，就可以根據這個已知的函數創建一個方程(functon)。這樣你只要輸入一串時間作為自變量，通過方程得出因變量，再畫到X-Y軸的圖像上，就可以模擬人口未來的增長啦。似懂非懂，我盯著曲線圖入了神，這好像也沒有那麼難。
在逐漸突破了編程思維的瓶頸之後，我開始喜歡上了模擬社會系統的感覺，甚至從社會科學專業轉到了計算機專業。M校大一有一門必修課叫複雜系統，通過物理，生物，生態，環境，社會學等跨學科的視角來分析很多互相作用的成分所組成的系統。我的第一個實習就是建立一個模型來模擬職場上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招聘和升職方法，如何在系統層面對女性產生了不公平的待遇。我和我的上司測試了兩種假設，如果一個公司一開始所有層級都是50-50的男女比例，但是在升職的時候引入少量的男性偏見，五年後，這個公司的男女比例會是如何；如果一個公司一開始男多女少，但是在招聘和升職的時候給予所有候選人公平的機會，五年之後又如何。系統模擬的結果表明，請「偏見」入室非常容易，而送走「偏見」非常難。想要解決職場性別不平等問題，僅僅創造平等的招聘和升職條件是不夠的，公司需要積極地採取平權行動，大力支持女性的職場發展。後來我們研究的結果還發表到了福布斯新聞上。我感覺自己摸到了第一把對抗異化的鑰匙。如果你還沒有對手強大，你至少可以創造出一個模擬的對手，在無數次對話和演練中提升自己，聯結盟友，直到挖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雖然學業上漸入佳境，我的教育「烏托邦」的歷程仿佛從一個體制又掉入了另一個體制的怪圈。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二下學期）的最後一周，我又一次去了中國城，一個人點了我最喜歡吃的滷味拼盤。在回程的火車上，又一次看著連成片的棚屋一閃而過。這是我在歷史課程作業里分析過的貧民窟Villa31，但是我只在跟學校安排的嚮導去實地田野過一次之後就再也沒有進去過了。我又約見了我的西語老師，互相留了臉書帳號，儘管我知道這一別我們很可能再也不會聯繫。回到宿舍樓，提前搬出去的同學把街角的垃圾桶塞得滿滿當當，裡面還有很多可以用的小電器，生活用品，和食物等等。我突然就厭倦了這種候鳥式的生活。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走馬觀花地體驗了當地的生活，我們真的有給當地的社區帶來正向的影響嗎？
這種感覺在韓國首爾（大三上學期）變得更加強烈。教育烏托邦的新鮮感褪去，變換莫測的評分系統，層出不窮的新挑戰，還有為別人解釋了第一千遍的為什麼選擇M校的情緒勞動，讓我和我的同學無時無刻不處在一種應激狀態中。畢業臨近，社會期望像一輛準點的火車碾壓而來。作為第一屆畢業生（註：和創始班合併），我們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對象。研究生院校會接受我們的學歷嗎？僱主會認可我們的經歷嗎？名校背書究竟有多重要？沒有人有確切的答案。實用主義的氛圍在學校悄悄蔓延，大家對學業也更上心了。計算機的專業課程的難度逐漸增加，我不得不把大段大段的時間都泡在寫代碼里。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在咖啡館裡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5點都在嘗試作業里的一個問題卻一直都做不出來，最後才發現是題目出錯了。從咖啡館走回宿舍樓的路上，西斜的陽光把城市的街道襯得暖暖的，販賣韓國炒年糕和魚餅的小店氤氳著煙火氣，而我卻覺得離世界越來越遠。來到宿舍樓底的紫菜包飯店，我手指著菜單的圖片，用眼神示意老闆娘點菜。我一個字也不想多說，更不想努力再學一門新的語言，甚至連與人交談的願望都在一點點喪失。
為了「自救」，我在大三下學期間隔了一個學期，來到香港一個非營利機構全職做軟體開發和編程教學。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學習編程，而這些學生的困難不僅在於技術學習上，更在於心理上。他們會覺得編程是給精英大學生學的，他們這些loser是不可能學會的。但一旦他們能突破這一點，這件事就會給他們賦能。創始人Bill熱情洋溢地介紹著他做這個項目的初衷。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這是神指引我的」。Bill是香港人，在非洲加納出生長大，曾經在香港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講師，後來退出創辦了這家非營利機構。「我的同事都覺得我瘋了，放著這麼好的鐵飯碗不要」，Bill笑著說。
從文轉理的痛並快樂還歷歷在目，我對Bill的理念深表認同。然而對於這些讀技校的學生而言，自我認知的瓶頸並不是那麼容易突破的。無論我如何精心設計課程的內容，總有一些學生在底下打遊戲和聊天。有什麼辦法能夠大家能夠覺得編程思維其實很簡單呢?有一天，我上課的時候看到幾個頑皮的學生在底下偷偷地打撲克。我靈機一動，跟他們說，我教你們用「撲克」編程好不好。晚上回到住處，我開始研究了起來。根據信息學理論的原理，每一張撲克牌至少可以代表了一個字節的信息。如果要模擬一個石頭剪刀布遊戲的代碼，學生就需要先為每張撲克牌賦值，比如黑桃代表石頭，方塊代表剪刀。然後再定義一套運行邏輯，比如方塊比黑桃要小。最後玩遊戲的過程其實就是在運行同一套邏輯方程。大半夜的，我為自己的「天才」想法激動不已，恨不得明天馬上在課堂上推行一下。然而第二天，這個想法在同學間的熱度僅僅維持了十幾分鐘就告罄。我的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樣沉入了谷底。
在香港的生活就像是擺錘實驗的另一端。我從一個被電腦屏幕隔絕開來的，嚴絲合縫的世界，跳入了真實的，情感黏膩的一線工作中。如果做單純的技術類的工作，脫離了社會現實讓我很難受，覺得沒有對人產生正向的影響。如果單純做社會性質的工作，我無法持續的付出情感勞動，這種為別人著想而燃燒自己的感覺讓我精疲力盡。至少最近這十年，我想自私一點，為了自己而活。這是我第一次認真思考起了讀博的選項。如果做大學老師意味著像Bill一樣，可以不斷在思考中校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可以自由地在擺錘的兩端搖擺，這應該是我最理想的職業了。
04
博士申請的過程就像是烏托邦和現實兩個平行世界並軌了，在世俗的漣漪里產生了激烈的震盪。因為跨學科的背景和興趣，我不得不在計算機，社會學，信息學，地理學等等交叉學科的老師里一一梳理，根據更加具體的研究方向來挑選導師。因為擔心聯繫導師的郵件有去無返，我特意在郵件的抬頭寫上了我曾經畢業了的名校，做過研究的頂尖機構的名字，或是大牛推薦人的名字。提交申請材料的時候，我尷尬地發現學校的下拉選項里並沒有我們學校的名字，我只能填上一個「其他」。
收到offer之後，我應邀到幾所學校去參觀和面見導師。我一直覺得，M校的經歷就像是杯子蛋糕上的糖霜，是那個可有可無的談資。只有跟名校的簡歷搭配，才顯得與眾不同。你就是B校畢業的那個候選人吧，一個老師說。啊那是我第一個本科的學校，我現在在M校。我小心翼翼地糾正到。噢，你為什麼覺得M校比B校好？這是大多數的情況。也有一個老師，上來就說，我查了你簡歷里的M校，太有意思了。你可以跟我講講你在M校的經歷嗎。要知道，像我們這麼跨學科的小眾方向，就需要像你這樣勇於創新的人來加入。
就在我糾結選哪一個offer的時候，我的生活又一次展現出了戲劇的本性。「你願意來城市規劃學院讀博嗎」，電話里我的未來博士導師懇切地說到，「我很欣賞你的背景。我找到了新工作，你願意跟我轉到新學校嗎？」。我完全不了解城市規劃是做什麼的，也沒有申請城市規劃的博士項目，之前更沒有打算到美國南方讀博的打算。
為了更加了解這個新學校和學科，我去參加了錄取學生周末。坐在大巴車上，學院的老教授激情澎湃地給我們講解沿途的景象。「這一系列將鐵軌改成綠道的項目最先是我們學校的畢業生提出來的。但是後來這個想法引起越來越多人關注以後就變了味。市長想通過這個項目來樹立城市的形象，規劃局想要通過這個項目來盤活廢棄火車軌附近的地塊和廠房，房地產商想藉此開發新的住宅區來賺錢，植物園希望把綠道做成一個活的生態展示區，然而這個項目建成以後，本地社區急速紳士化，租金和房價高漲，嚴重影響了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嗯，這是我喜歡的複雜系統的味道。就這樣，我歪打誤撞地進入了城市規劃領域。
「小帆，你job talk的演講的錄影可以分享給我們的博士生嗎？我想拿來做案例來教他們怎麼設計一個優秀的job talk。」同事L靠在我辦公室的門邊問道。啊當然可以，不用客氣。我胸口一緊，感到受寵若驚。你可以把我的錄影連結也發給我嗎。沒問題。
我的job talk真的有那麼好嗎？回想起當時設計job talk的時候，我的第一版PPT還沒講幾頁就被導師槍斃了。我知道你現在覺得這些正在進行新項目才最能代表你以後的研究方向，但是你要在過去的研究裡面選擇最能夠代表你實力的案例來展現。導師點了點我引用量最高，又被媒體報導過了的那篇文章說，為什麼不用這一篇呢？
我本來還可以有一篇更能展現「實力」的文章。2020年新冠進入高峰的時候，很多學者都在追新冠的熱點，在短時間內發表了很多論文，影響因子蹭蹭地漲。我的導師也邀請我參加一個與新冠相關的項目，但是被我拒絕了。後來這篇論文發表在了自然頂刊，受到的媒體關注和引用量比我現在所有論文合起來還高。說我不嫉妒不後悔，那是假的。
但那時我的注意力被另外一件事情分散了。2020年10月，我出生長大的城市公布了一條歷史街道北側拆遷的意見稿，以此為新擴建的地鐵線路中轉站讓出空間。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我繞著住所旁邊一個小湖繞了一圈又一圈。我不希望這條街道被拆遷，我在電話里對男友傾訴著苦悶。我還希望以後能帶你回去看看呢。以前這一條街有一片都是小吃和文具店，我每次去街角的少年宮都要到處走走瞧瞧。無論是設計新穎的本子，帶著閃光帶的背包，還是造型卡通的塑料手錶，這裡就是我童年時的寶藏地。但是理智告訴我，地鐵線路都已經規劃好了，我又遠在天邊，這件事我可能做不了什麼改變。
又或者我可以從研究的角度做點什麼呢？於是在輾轉反側幾天之後，我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條長文，大概描述了這條街道對我的意義，以及我想要成立一個研究小組的想法。「研究目標一是希望提供量化的數據來具體化拆遷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和街道的社會價值。二是希望可以提供很多定性的描述，具體化街道作為一個地方對人際關係承載的方式和渠道」，我在文中寫道。幸運的是，我的招募貼很快受到了各方好友的支持而得以轉播。有將近十位我未曾謀面的年輕人、中年人甚至是附近的居民報名加入了研究小組。
尋找和梳理街道的歷史線索，查找本地的社會人口信息，走訪街道81家小微商業並建檔，通過衛星圖像和街景給街道的建成環境建模，我沒想到研究還沒開始，這些前期的基礎工作就讓我掉進了時間的黑洞。更不用說我還要動員研究小組的志願者，合理分工，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記錄信息，親自撰寫和編輯研究小組公眾號的文章等等。再加上新冠疫情的攪局，文章成型的時間一拖再拖，志願者一個接一個地減少，我只能在業餘時間裡緩慢地推進。
有一天，一個本地的公共管理專業的大學生在微信上聯繫了我，說她在公共管理案例比賽裡面選了這條歷史街道作為聚焦點，因此關注到了我們做的事情。我們有學校的背書，可以去採訪規劃局的工作人員，你們有什麼信息希望我們傳遞嗎？有。太有了。我激動地說。有了目標導向，小組志願者群又一次沸騰了。在美東時區負責數據分析的小夥伴緊趕著把圖畫了出來，本地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小夥伴連夜整理好了我們發布的所有微信文，遠在佛羅里達州的景觀設計專業的小夥伴給我們的研究報告排了版，剛剛入群沒幾天卻擅長平面設計的小夥伴給設計了漂亮的封皮，最後我自己掏錢印刷了幾十本研究報告。過了一段時間，大學生把一張現場工作人員翻看我們研究報告的照片發給了我。我趕緊轉發到志願者群里，大家一片歡欣鼓舞。這個環終於還是閉上了。我欣慰地想。
圖：我們研究小組自己印刷的研究報告
所以，最能代表我實力的，為什麼不能是一篇還沒有完成的論文呢？最終結合我導師的建議，我在job talk裡面展示了兩個研究，一個是引用量最高的論文，另一個就是我的歷史街道研究項目的半成品。演講的反響也非常好。好些師生都舉手追問了更多項目上的細節。你有遇到其他方面的阻力嗎？你的研究報告最後有被規劃局採納嗎？居民對你的研究怎麼看待？這條街道後來怎樣了？後來面試一對一的時候，院長也對這個研究讚不絕口，我太喜歡了，他說。太好了，我暗暗心喜。畢竟工作也是一個雙向選擇，如果我的同事能跟我的價值觀匹配，那我算是選對了地方。
05
坐在學院的辦公室里，我細細地反芻著我的演講視頻，希望能找出些可供其他學生模仿的一二卻不得。名校畢業，上岸教職，這是多少東亞家庭趨之若鶩的雞娃目標，也曾經是我奮力想要逃脫的體制和社會期望。然而這一路九曲十八彎下來，我往不同方向扔出去的迴旋鏢，竟然最後都飛回到了「正軌」上。
我成功了嗎？從結果上來看，這仿佛是一個不斷另闢蹊徑但最後仍歸順於體制獲得世俗成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一開始就順流而下，我還能到達同樣的彼岸嗎？我的好朋友安豬曾經總結過人與主流世界的三種關係，分別是順從，對抗和游離。在迷茫焦慮迫切需要安全感的時候，我也曾順從了主流的社會期望，卷名校卷課業卷實習以求得到一點安全感。在系統的要求和自我價值激烈碰撞的時候，我也曾勇敢地去行動，去做出改變。教職於我而言，更像是我給自己選的游離之地。在大學，學術，乃至是社會這個系統裡面，我仍然服從著它的規則，但我也給自己保留了一點點自由選擇的餘地。我可以選擇教給我的學生什麼樣的內容，支持什麼樣的學生，做什麼樣的研究，也可以選擇在有能量的時候進擊，在沒能量的時候順從。即便這樣的代價是處在系統的邊緣，可能晉升不順，亦或是文章無人問津，但我更在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生長的自主性。
我是一個個例嗎？這一路上，我非常幸運地在一個還未完全異化的系統里，接收到了最大的善意和支持。從高中時候啟發我的領路人，M校里實踐了各種活法的同學，香港非營利機構里不計回報的義工，欣賞我背景的導師，研究小組的志願者，到認同我的學院領導和同事，每當我冒險想要去撬動這個結構的一絲一縫的時候，他們用善意為我托底。這讓我產生了一種樂觀：也許人們所以為的強大而不可改變的系統，有時候不過是自我內化的一個倒影呢？也許在內卷如此激烈，功利主義盛行的今天，人們更加渴求的反而是人性里最本質的真善美呢？
寫作手記
剛參加這期短故事的時候，我想寫的是教職上岸的經歷，但是苦於如何不寫出「攻略」的感覺。梓新老師給我打了一個長長的電話，問我，拋開上岸過程中的種種，教職上岸對我個人的意義是什麼，我想要書寫的動力是什麼。當時我的腦子裡就浮現出了我和同事的那通對話。我的第一反應是，教職上岸，是對我過去比較非傳統的人生選擇是一種肯定。於是我在梓新老師的建議下，把寫作的角度轉換成了是怎樣的人生經歷，讓讀博乃至教職逐漸浮現成為我的人生選項。同時在寫作過程中，我也非常注重如何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神」。其實在我過去無數的選擇里，每一個選擇都有相應的代價和風險，我也並不能把自己置身在世俗和社會期望之外。說到底，我也是一個要吃飯要工作頂著父母期望會焦慮會陷入冒名頂替症候群的普通人。但是又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過去一次次撬動系統的嘗試就像是打怪獸的升級，現在的我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策略和技能上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在寫最後一段反思的時候，梓新老師一次又一次地推問我，我覺得我自己成功了嗎？我覺得成功是什麼呢？這讓我又深入思考了一下。我並不覺得成功是一個「靜態」的彼岸。我覺得教職上岸只是我目前處世覺得最滿意，最舒服的一個位置，能夠給我這樣一個游離的自由。如果有一天學術或學校的這個系統與我的自我價值又產生了激烈的碰撞，我也能灑脫地離開。
在梳理過去經歷的時候，除了一些必然性的主線，還有一些偶然性的，戲劇轉折的成分。比如，我申請博士的時候，誤打誤撞地進入了我如今非常熱愛和擅長的學科。又比如我這個非常匹配我學術方向的崗位，是近兩年北美範圍內為數不多的這個方向的招聘。如果我再晚一兩年畢業，不管再怎麼優秀，說不定也沒有合適的崗位。在M校的經歷讓我在面對不確定性的時候多了一分從容。身邊一些一開始教職申請和入職不順利的好友，現在也陸續轉到了更好的崗位。船到橋頭自然直，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些老調也送給一些同樣焦慮在畢業和找工作邊緣的同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