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與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錢理群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多有撰述並為此奔走。他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原標題為 "錢理群：養老學、養老生活與死亡，轉載於《華人生死學》2023年第2期。
2015年，我和可忻搬進泰康養老院，帶來生命的轉折。由此開始，我感覺自己才真正進入了以"養老"為主的人生境地。
在新的生存環境、條件下，需要進行人際關係的新調整。
首先是家庭關係的調整："養老"就是夫妻共養，子女供奉。
有研究者指出一個無情事實："退休後解體的婚姻，數不勝數。退休導致的夫妻摩擦與傷害，不可忽視"（見《退休精神——創建不斷成長的有意義的個人生活》）。"每一場美好的婚姻，都有過愛走到末路，似乎要散夥的時候"（《90歲的一年》）。
這與養老期夫妻關係的變化直接相關：以往以在生活洪流中相互奔忙的方式相聯結，現在變成了相互陪伴度過衰老與死亡時刻。由此形成了養老期夫妻關係的兩大特點，一是彼此更加依賴，二是更加突出各自的個體性，需要更大的寬容精神，彼此都要重新認識、承認、尊重對方是一個獨立個體。
這也是我和可忻進入養老期面臨的新問題。本來，按傳統的觀念，所謂"養老"就是"健康、快樂地活著"，即所謂"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但我們這樣的有極強的事業心的這一代老人，似乎又不甘心於此，還期待"有意義地活著"。在我們看來，人之幸福不僅是身體的健康，更有在為社會、他人服務中感到生命存在的意義而產生的精神的充裕與愉悅。現在，我們退休了，離開了工作單位，如何延續自己的事業，就成了一個大難題。對於我，似乎不是問題，我的文學研究是一種個體勞動，進了養老院，反而更可以集中精力，更自由地研究與寫作，更充分地實現自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可忻的醫學是一種公共服務事業，離開了醫院、病人、研究單位，就沒有了用武之地。可忻最後只能退歸，成為"家庭主婦"。本來，我們這個家庭，一直就是可忻主管，但她精力充沛，操作能力極強，只需用業餘時間，就把家管得井井有條。但現在，管理家務，照顧我的日常起居，卻成為她的主要職責。時間長了，在人們心目中，可忻的社會角色、地位，就逐漸從"崔大夫"變成了"錢理群夫人"。而這，正從根本上剝奪了可忻作為"獨立女性"的存在權，是她絕對不能接納、忍受的。可忻甚至一度產生和我離異，單獨生活的念頭。在一次爭執之後，她還真的離家，三天不歸。但我們的生命早已聯結為一體，最終她還是歸來，決定和我共度餘生。這或許是我們最後選擇進養老院更內在的原因。
我們也因此確立了晚年相處的基本原則：要絕對保持個人獨立性，夫妻之間彼此也必須有距離，絕不能親密無間：不僅在精神上，在生活上也必須有各自的獨立空間。因此，在選購、安排住房時，就設計了兩個獨立套間，各有自己的睡床，衣櫥，衛生間，關起門來，就是個人獨居房，恰當地處理了老人"獨居與共居"的關係。
可忻進了養老院，也一直在積極尋找、創造自己的"新事業"，我也全力支持她。可忻先是敏感到經濟社會發展與她心愛的醫學都將進入大數據的時代，而制定了一個《關於建立泰康養老社區醫養結合資料庫的設想》，卻因為無人理解而不了了之。她又提出要開創老年醫學教育的新模式，並作出了開講100 次的安排，但也無人響應而作罷。最後，可忻把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寄托在發展養老音樂藝術上。我也因此找到了與可忻合作的途徑，在《醫學也是'人學'》一文里提出了我們共同的理念和設想："老年最大的危機，是染上生理與心理的雙重疾病；而解脫之道就是醫學與藝術並進"，"以醫學人文之光來拓展治病救人的邊界"（以上討論參看《"我的深情為你守候"》，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接著我們要解決的，是調整與子女的關係。我們自己沒有子女，卻有一個如何處理可忻與前夫的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關係的難題。當年可忻為了早日離婚，被迫把兒女都留給了前夫，造成了她的終生遺憾和內疚。幸而可忻的父母，一直保持與兩個孩子的聯繫，在我們在北京把家庭安置下來，女兒安莉與兒子小彤都在加拿大安了家，並且有了子女以後，就有了重建家庭關係的機會。安莉、小彤兩家人都幾次來北京看望我們，並且有了這樣的回憶：2016 年小彤全家住在養老院的客房裡，小兒子半夜裡突然急性腸胃炎發作，可忻從睡夢中驚醒，匆匆趕來，用傳統點穴療法，打通其腹部經絡，孩子立即上下通暢，不疼了。小彤在一旁看著都驚呆了，並久久陷入沉思。他後來在回憶文章里寫道："記得我小時候多病，媽媽也是日夜守護著我，不多說一句話。在我和我姐姐的心目中，媽媽是嚴厲的，很少有柔情四射的時候。但總是出現在我們最需要她的時間和地方，我們已經習慣於從細微處感受她無言的愛。現在她又把這樣的理性其外、深情其內的愛，給了我的兒子，她的孫子"（《從一件小事看媽媽的愛》，收《崔可忻紀念集》）。
小孫子在可忻病危時，還寫了《給外婆的一封信》："自己總覺得外婆對我的愛不可思議。我倆對話時，我常常只能用一句不純正的普通話說聲'您好'"。"每當回想到我和外婆相處的時光，自己感受到的就是這種極度溫暖的感覺。她一直對我有這樣強烈的愛，從而總讓我覺得有歸屬感，儘管我們幾乎無法交流"（收《崔可忻紀念文集》）。我和可忻在2004 年去加拿大安莉、小彤家裡作了一次"溫馨之旅"，以後又和安莉夫婦去夏威夷、泰國、柬埔寨旅遊，還一起返回貴州安順的老家。就在這些密切的接觸中，安莉與小彤全家都逐漸認可了我。在一次深夜的深談中，他（她）們誠摯地對我說，"我們完全理解母親對你的感情，為什麼她最後選擇了你"。可忻遠行以後，他（她）們都依然把我當作一家人。今年（2023 年）在疫情間分離三年以後，安莉與小彤兩家都趕回北京，為他們的母親上墳，在可忻房間裡，小住幾日，陪伴我，暢談一切。
一、老年人的人際關係
養老人生中，如何構建新的人際關係，或許是更為重要的。人住在養老院裡，各種應酬就逐漸退出了老年生活，而內心深處的孤獨感，又渴望被他人接納，支持，甚至擁抱，這就需要重建"愛"的關係：重新發現、接受各種各樣的愛，也把自己的愛給予各種各樣的陌生人。
可忻或許是較早認識這樣的老年生命需求的。於是，就有了第一批老居民終生難忘的記憶：2015年入住燕園的第一個平安夜，可忻邀請好幾位剛認識的新朋友到家裡唱歌。"她作為主人，發起人，組織者，當然是活動的中心。聖誕樹上閃爍的燈光，音響中流出的音樂旋律，自備的'曲庫'里豐富多彩的音像資料，還有她自己精心製作的美食……。溫馨，安詳、歡樂的節日氣氛融成一股暖流湧入心間"。"我們那些封存了數十年兒時啟蒙歌曲，青年時代激勵我們豪情滿懷的蘇聯歌曲，以及流傳於民族民間的民歌小曲，一下子都被激活了！我們盡情地唱，忘形地跳，進入了'一群人唱歌多快活'的境界！"
從此，形成慣例，每年的平安夜我們都會在崔大夫那裡，在歌聲中度過……
2016 年的中秋夜，我們在燕園古典花園亭子裡，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戶外賞月音樂會！"一群'無齡感'的老人又彈又唱又吟又跳，你方唱罷我登場。連童年時期的歌謠都翻唱出來，把我們難得宣洩的真性情釋放出來，恣意狂放地'瘋'了一晚，直到燈火闌珊時！歌唱讓我們穿越到青春年代、孩提年代，激發了我們內在的活力，也澆灌著友誼的成長！難忘2016 年中秋夜，一生只此一次！"
2017 年母親節，可忻邀請了社區里一些喜歡唱歌但很少參加集體活動的老大姐來家裡，一起唱青年時代喜歡的歌。年屆九十的徐大姐用英文為大姐唱了《You Raise Me Up》，令人敬佩不已。
2018 年的平安夜，可忻已經病倒，但依然親自動手，從網上買了紙口袋，裝上食品，一次性紙杯，酒杯，每人一袋，請大家到家裡聚會。"和往常一樣，大家輪番歡唱自己喜愛的歌，觀看歷次演唱的視頻，交替著和歌友合影留念，興之所至，舞動起來……"。
2019 年可忻住進醫院，走上人生之路最後一程。2 月17 日，可忻又邀請朋友最後一聚。這一天，是孩子們為她過生日。三代歡聚一堂，"既是為即將離去的親人'慶生'，也是為明天就要返程的兒孫送行"。"這樣坦然，這樣歡快，這樣徹悟！一個知性、率真、通達、灑脫的形象永遠在我心底留存"，"她那句'不就是灑脫走一回'嗎，久久響在我耳邊"（以上討論參看金和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不難看出，可忻又找到了一種晚年人生的重要存在方式：以養老院裡的"沙龍女主人"的身份與方式，將吃喝玩樂的日常生活提升為"休閒文化"，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愛的家園"。這在養老人生中的意義不可低估。研究者曾提出一個養老院的"氣氛成本"的概念：在養老院的衰老氣氛，對人的心理壓力與暗示作用下，特別需要有利於老人生命健康的，"愛"的氛圍與環境。
真正發自內心的，超功利的"愛"，是建構老年人生的嶄新的人際關係的基礎。泰康合唱團、"愛樂"興趣小組的指揮何立方先生是可忻的"忘年交"。他就說，"接觸久了，我感覺崔教授像一個心靈魔術師，在她面前我就像個撒不了謊的孩子"，"她能一層層輕輕剝去我被世事打磨出的交際偽裝，讓我把內心藏得最深，根本不可能拿來示人的部分主動傾訴出來"（《我與崔教授的忘年交》，收《崔可忻紀念集》）。另一位泰康醫院的醫生宋安，在可忻與2019 年初住進醫院以後才與之結交。他在《相見恨晚》的文章里寫道："崔阿姨是病人，我是醫生，她怎麼這麼容易就獲得了我的信任，並產生親切感呢？""她是一位善解人意、冰雪聰明的人"，"只要感受到她內心熾烈的愛，就會不由自主地和她越走越近。因為這個世界上，真正的愛與熱，已經很少見了"（收《崔可忻紀念文集》）。這是真的：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稀缺，老年人卻不可或缺的，隱藏在人性之中、生命深處的，超功利的，真實、真誠的愛，實在太難得了！
可忻卻越來越自覺地將無私無聲的愛撒向一切人，就不僅構建了全新的人際關係，原有的舊關係也獲得新機。
2016 年，42 年前（1974）安順"民間思想村落"的那幫朋友：杜應國、羅布農、劉丹倫、何幼、張志敏、楊若敏、廖志強一行7 人來到燕園，與我和可忻相聚。那天晚上，"崔老師一首接一首地唱，朋友們輕扣拍子，靜靜地聽"。"崔老師用她的優雅，她的活力，她的優美歌聲、琴聲，感染、感動了所有人。朋友們紛紛離座站起，對著崔老師拿起了手機……"。"這一夜，屬於崔老師！""這一夜，屬於這個歷經坎坷卻依然典雅、高傲的女人！""這一夜，我知道，你把我們當作了家人、親人，你讓我們笑，讓我們感到溫暖，也讓我們心疼，讓我們的心有點酸……"（廖志強：《那一夜，你讓我們流淚……》，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在我的學界、教育界的老朋友心目中，可忻始終是他們的家庭醫生，把愛滲入他們自己與親人的生命中。"近三十年了，每當我打電話請教她，她總是不厭其煩，詳詳細細指導我就醫，沒有半小時她是不會掛斷電話的。有時候第二、第三天，她還把從網上收集到的新知識補充告訴我"（王得後：《我的崔大夫》，收《崔可忻紀念集》）。"2011年北大中文系每年的例行體檢，子平和老錢湊巧在同一撥兒。崔老師和我在外邊等候兩位先生的結果。崔老師一看子平的血糖指數飈高，比誰都著急，立馬下令子平第二天一早去北大校醫院專門再驗血糖"（張玫珊：《崔老師點滴》，收《崔可忻紀念文集》）。"我提到她，更願意稱'崔大夫'。一直認為她才是真正的大夫。她一旦知道誰家有病患，總是很關心，竭力相助"。"也是她再三提醒我，更要注意心血管問題，防止意外。病不可逆，但她的關懷和幫助我不能忘"（王棟生：《崔大夫》，收《崔可忻紀念文集》）。可忻自己也說，"我是一個天生的醫生，見到病人就想醫治，就有一種深入了解病情，考慮如何進行最有效的醫療的衝動，遇到疑難病症更充滿好奇"。"當朋友因為我的及時有效幫助而表示感謝時，我心裡常常想，真應該表示感謝的是我：我從中獲得了醫生的樂趣與生命意義"（崔可忻：《別了，我心愛的醫學》，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這是我的學生輩所傾心的我和可忻的晚年形象：老師和師母"他們的興趣如此不同，卻又相映成趣，其中的相處之道令人著迷。在燕園，我有時會因為在同一個時間裡是和老師聊天還是陪崔老師說話而掙扎，兩個人都是我不想錯過的"（范智紅：《我的師母》，收《崔可忻紀念文集》）。"在世界上的生存有許多我們無法選擇的地方，但只要還有一絲可能，崔老師就會選擇做她認為最好的一切"，"我覺得崔老師正是這樣的天人之際的大勇者"（賀桂梅：《我心目中的崔老師》，收《崔可忻紀念文集》）。"正因為有像崔老師這樣的人存在，才讓我們看到個體生命可以如此充實而光輝，強大而溫柔。她就這樣鮮活地、幽默地、嬌嗔地、驕傲地活在我們身邊，在凡俗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告訴我們'人的一生可以怎樣度過'"（李靜：《我心光明，向死而生》，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當然，養老院也不是世外桃源，這是我一再說的，也是越來越深切感受到的：燕園也是一個"中國小社會"，還存在著無可迴避的"老人的代溝"。泰康老人大體分幾個年齡段：1949 年以前的一代，建國初期出生的一代，文革中成長的一代。不同政治、歷史背景都會造成老年人之間的分歧，以至糾紛，內鬥，還有"打官司"的。在疫情、後疫情時期，更陷入了我所說的"無真相，無共識，不確定"的困境之中。
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到老年人生的處境與選擇。我和可忻也不能免：正當可忻在"醫學與音樂的結合"這裡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歸屬時，她所在的"愛樂"興趣小組卻為"老年唱歌追求什麼，是作功利性的表演，還是超功利性生命呈現"發生分歧。始終堅守老年理想主義的可忻最後毅然退出，不久就病倒而結束一切了。
這卻成了我的研究課題："養老院裡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我寫了相應文章（見收入本書的《關於養老人生的修養問題》），提出了兩個原則。一是"揚善抑惡"："一個好的社會，好的群體，都是揚善抑惡的。人們身處其中，自覺不自覺地，自自然然地，顯示自我人性好的方面，壓抑惡的方面，以善相處"。同時，人與人之間又應該是有距離的。"距離產生美"，人性與人際關係的單純化，應該是養老人生追求的生命境界：這就是"返老還童"。
二、老年人的生命存在方式
這又涉及一個重要話題和研究課題：老年生命存在方式，老年生理、心理上會遇到什麼問題，呈現什麼狀態。
所謂"養老人生"實際上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所謂"活力養老"，身體基本健康，思想、精神還處於正常，甚至活躍狀態，這是一個可以再學習、再創造，可以自我掌控的老年黃金期。時間屬於自己，生活也屬於自己，只作自己願意做的事。儘管也有子女和養老院服務人員的照顧，但一切由老人自己作主。這樣的"獨居、獨處"，是老年生命第一階段的主要特點。坦白地說，我很珍惜、享受，甚至讓我入迷。"晚年的我，有兩個園子。一個是燕園的庭院，它優雅，安靜，我每天都要繞著走幾圈，或者在路邊長椅上閉目養神。另一個是自己的書房。就如同老農仍喜歡在地頭打轉一樣，整天在書房裡耙來耙去，繼續耕耘我的'一畝三分地'：這是屬於自己的精神的園子"（《錢理群的另一面>後記》）。
而且我並不孤獨：身體上減少了和外界的接觸，卻用自己的方式擴展我的精神世界。我不用手機，不上微信，是為了減少外界的干擾；但我每天看報紙，看電視新聞，還認真做筆記。更在朋友的幫助下，閱讀與研究電腦上的媒體消息，也認真做筆記。這樣，我關在養老院裡，卻通過對官方主串流媒體與民間自媒體的對照性觀察與研究，對人世間所發生的事情，有了自己的獨立觀照與思考，並寫出我的"年度觀察史"。
我這個人，本來就關心天下大事，但在工作崗位上，卻受到時間和精力，以及身份、地位的限制，只能偶而作點胡思亂想，胡說八道。現在退休了，有了充裕的時間和精力，更沒有人管，就可以整天躺在沙發上，憂國、憂民、憂世界、憂人類、憂自然；憂過去，憂現在，憂未來。不僅憂慮，更充滿好奇與想像。最後，就都轉換為自我生命的新生。坦白地說，我的思想與學術研究，只有到了老年期，才真正進入高潮，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高度和深度，空前的活躍，不斷煥發出新的創造力。固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的身體素質，但卻無法改變生理健康的下降趨勢。進入80 歲以後，我就逐漸陷入了"精神繼續向頂峰攀登，身體卻日見衰退"的矛盾、尷尬處境。
儘管我期待這樣的境遇還能延長到自己的"八八"米壽，給我的精神創造爭取最後的時間與空間。但心裡當然明白，我不可避免地要進入老年期的第二階段：身體與精神的"失能"，而且很可能是身體失能在先。老年最大的恐怖就是"失明"。眼睛透露一切：眼睛最能反映身體的衰落過程，眼疾產生混雜著遺傳與環境的因素，是"其它老年問題的前哨站"。老年痴呆更是我們這幾代老人的痼疾：其背後的政治運動與心理痛苦交織一體。坦白地說，這樣的失能是此刻的我，最為擔心的。失能就意味著自己已經不能獨處、獨居，更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運，要受他人的支配，即使是出於愛的支配。這在我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是很難想像和接受的。我相信自己善於妥協的性格，決定了我最終也還能適應這樣的結局；但我仍然期待失能的時間越短越好，這些年我一有機會就表示，自己只希望"健康地活著"，卻要拒絕"長壽"，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這不只是精神的拒絕，也有經濟的考慮：在活力養老階段，靠退休工資就能應對日常生活的開支；但一旦失能，需要雇看護，就得靠儲蓄，動血本，那是經受不起的。
我希望早日進入"臨終關懷"最後階段，那是另一個生命世界，我毫無畏懼，還充滿好奇心。
老人的獨處、獨居，是一種生命的"靜養"。"靜默是通往更深層次的精神世界的大門，也是獨自走完人生旅程的必要組成部分"。根據我的觀察與體驗，這樣的"靜默人生"在老年期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特色。我在活力養老時，當自己一個人躺在沙發上沉浸於胡思亂想，思緒在靜默中飛揚，飛揚，透暢極了。但一旦有朋友、學生造訪，睜開眼，就胡說八道，有時候能滔滔不絕聊上幾個小時，也舒暢極了。以後的失能階段，我還沒有經歷，猜想那時的靜默可能會趨於空虛化。臨終的靜默，我在可忻那裡有過體察。人的靜默，進入生命的"集體冥想"狀態："既不能動，不能說話，也沒有必要對話，臨終者與守護者，只需要凝視彼此的眼睛就夠了"。
這就說到了"晚年的夢境"。這也是老年人生的一個重要心理、精神現象。夢境既是對一天一生的整理，總結，也是對自己人生過去與未來的新發現，新想像。就在疫情和疫情後的這兩年，我養成了"睡回籠覺"的生活習慣：每天都在半睡半醒中突然冒出新念頭、新想像，醒過來就趕緊在日記里留下"夢像字謎"。這裡記下的，就是2022 年下半年"83 老翁的夢"：
7月6日："凌晨為惡夢驚醒：天崩地裂。"7月7日："又作惡夢，驚呼：活著沒意思！"
8月3日："夢見我在起草為右派平反的文件，一段段，一行行，歷歷在目。最後都被付之一炬"。
9月11日："夢中突然響起一個聲音：你是誰？你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9月17 日："夢中突發警句：做人，真好！"
9月28 日："又作一個夢：我被追逐著，無路可走。驚醒後，突然跳出一句話：活著！寫著！等著！"
11月2 日："臨晨的夢裡，突然還原自我形象！出現了：那個喜歡攝影，沉浸在藍天之藍，作怪樣子的錢理群，那個喜歡朗讀、演戲，站在天安門廣場中心，作'永遠與青年站在一起'演講的錢理群，那個喜歡跑步，100 米衝刺達到12 秒9的錢理群！"（參看《五十年奔流不息：大山裡的小溪怎樣匯入1997-2022 年中國歷史的大潮》後記）
而且還有老年的自我反省：如果要與自己達成和解，平靜地走向終點，就必須正視自己身上的所有污點，必須坦承自己的失敗與人性弱點，必須全面了解自己，必須對自己負責，唯一能改變的，就是自己。
特別是2022 年12 月——2023 年3 月，被封閉家中，足不出戶，我更是日夜沉浸在自我懺悔與贖罪之中。一個個，一樁樁不堪回首的往事，包括其中的細節，全部一一呈現，內心的痛苦達於極致。還要追問：這是為什麼？對當下中國發生的一切，我有什麼歷史責任？這裡包含了怎樣的歷史教訓？
對"歸屬感"的渴望，也是老年人的天性。"我們到底要去哪裡？總是家鄉！"我2023 年的南京之旅、安順之旅，都是還鄉之行。在此之前的2011-2013 年，我就在續寫"家譜"，出版了《親情永恆——我的家庭回憶錄》。2023 年母親項家輯錄的《續修支譜》，也收入了我的《理群憶項浩》。在《家庭回憶錄》的"前言"里，我特意談到，"國共兩黨分裂的深刻性，直接影響了我們家庭每一個成員人生道路的選擇"。"面對父兄輩的不同選擇，我懷有同樣的理解與尊重，同時也對他們各自都有的應該正視與總結的經驗教訓"。"最需要追問的是支配我們的選擇背後的歷史觀，倫理觀"，"這需要有正視的勇氣，理論的徹底性，而絕不能遺忘與迴避"。我晚年的反省，也就集中在這樣的人生選擇背後的歷史觀、倫理觀上，這是嚴峻而痛苦的。同時我更被家族的命運及手足之情所震撼："嗚呼，生不團圓，死各一方，錢氏家族竟如此不幸！""但我們仍感自豪與欣慰，因為我們始終相濡以沫，手足情深。大海重洋無以阻隔，生冥兩界也不能將我們分離。生命有限而親情永恆。面對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坦然無愧。逝者可以安息，生者將繼續前行"（《錢臨三紀念集>前言》，收《我的家庭回憶錄》）。
不可迴避的，還有老人與時間的關係。如果說在活力養老期，回望"過去"，展望"未來"，依然有巨大吸引力；那麼，當生命越來越趨向失能，"過去"逐漸"記不清"，"未來"更是"望不可及"；於是，就只有緊緊抓住"現在"。無事可干老年生命的"日常生活的開展"，其展現的，是中青年時代忙於工作，匆匆奔走，生命深處被視為理所當然而"被忽略、遺忘的存在"。只有到了老年，此刻，當下，它的意義和價值就被突然發現了。吃、喝、玩、樂不再是延長生命的某種"項目"，而是純粹的"生命之悅"，是一種"文化享受"，是前面談到的可忻自覺追求與創造的"休閒人生"：老年生命的魅力正在於此。
最後要說的，與老年人生魅力同時存在的"老年之病"：與"生理之病"同步發展的"心理、精神之病"。人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他有出於本能的很強的自控能力與習慣，不僅是自覺的對人性的揚善抑惡，對內在的動物性的生理欲求也有自我節制。但人到了老年，自控能力就會逐漸削弱以至失控：身體失控，心理、精神失控，與人相處時失控，導致人的理性下降，動物性上升，"病人"就變成"另外的人"，甚至"非人"。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老人的"暴烈的言語與行為"，以及"性變態"。這樣的老人病態，在養老院群體生活中，就會被放大，造成社會性危害。這構成了養老院管理中的一大難題。我接觸不多，不能展開來討論，只能把問題提出來，希望引起注意。
三、老年人面對威脅生命的疾病
2018 年8 月，我和可忻幾乎同時得了癌症。先是我在體檢中發現前列腺癌症病兆，又經北大醫院檢查確診。我在8 月20 日的日記里寫道："多年來擔心的癌症，這一天還是來了。雖然不見得是絕症，但我的人生最後一段路，終於由此開始了"。
可忻同時感到胃痛，血糖也突然增高；到10 月病情加重，人也變得消瘦，可忻突然敏感到有可能染上胰腺癌，當機立斷，到腫瘤醫院檢查，果然發現病兆，又經過兩個月的多方求診，最後在2019 年1 月22 日，確定胰腺癌已經種植性地轉移到了腹腔，到了晚期：真的直面死神了！
我和可忻沒有經過討論，就不約而同作出選擇：不再治療，不求延長活命的時間，只求減少疼痛，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可忻更精心設計，要利用生命的最後時刻，"積極做事"。1 月28 日上午，她住進泰康康復醫院，打點滴到下午1 點，4 點就穿上一襲白色的紗裙，登上社區聯歡會，高歌一曲《我的深情為你守候》，作"天鵝的絕唱"。
可忻做的第三、四件事，是親自安排自己的後事：叮囑我"不開追悼會，寫悼詞，獻花圈，告個別就可以了"，並在生前編出《崔可忻紀念文集》，收入自己的著作、回憶文章，親朋好友的"印象記"，留下一個獨立、真實的"自我"（參看《"我的深情為你守候"》收《崔可忻紀念文集》）。
可忻這裡處理的，是老人生命臨終期的大事：對"死後自我"的安頓。按死亡學的理論，死亡是一種生命的連續：抵達，湮滅，更大的問題是："死亡之後"生命如何連續？即使對我們這樣的非宗教徒，不相信靈魂的永存，也有一個"死後"生命形象、意義的留存與塑造問題。即所謂"立言，立德，立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基因留存在自己所寫的書里，流傳、滲透到後人的生命之中。我和可忻也因此決定，要在我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設置"錢理群、崔可忻獎學金"，希望我們的人生、學術理念、精神，在學習文科和醫學的優秀畢業生那裡得到傳承。
生命臨終階段，就由沉浸社會移向病床咫尺。在這樣的生命存在狀態的重大變化下，如何構建"病人——陪伴、照料者"的全新關係，就成了一個關鍵：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照顧病人就不再是如何共同抵抗死亡，而是照顧者與病人如何在生命的有限時間裡"在一起"，以"善"相處。這時的"善"應該是人本心的開顯，顯示人性的最大光輝。這就由社會倫理變為人性倫理：用傳統的孝順、道德、責任已無法達到臨終處境的核心。
臨終時念念不忘，須臾不能離的，就是女兒和兒子，這是生命本能中的親人。這樣的基於血緣關係的愛與信任，對於臨終老人的意義真的不可思議。血緣關係讓老人心底里感受到"至愛"這一生命最寶貴的聯結。重病中的可忻就是這樣，她有一點不舒服，就要子女來陪伴。無論我怎麼對她說，子女都遠在加拿大，不是喊來就能來的，她也不聽。這真有點出乎我的意外：可忻本不是兒女情長之人。當我終於懂得這都出於人的天性、本性，也更懂得了可忻。到了可忻遠行的前一天的下午，她突然對身邊的兒子、女兒、女婿說，我過早地離開你們，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對不住了！——這才是隱藏在可忻內心深處的一生最大遺憾與內疚！我們全家人抱頭痛哭！
最後廝守相望的，自然是可忻和我。"老伴，老伴"，最後相伴的只能是老兩口。而且該想的都想了，該說的都說了，該做的都做了，最後只是相對無言。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就意味著生命進入了空、澄狀態，這是人追求一輩子的最佳境界，是中青年期難以達到，老年生命的獨特價值所在。
不能不說的，自然是照料可忻到最終的宋安大夫。宋安是真正"全心全意為老人治病的醫生"。他與可忻之間，對病情的判斷，醫療方案的設想，是如此相通，默契。對治療自己的病也自有見解的可忻，就只認宋大夫，每天都在等著他。他一來，可忻所有的焦慮，不安，都沒有了。而宋大夫也總能提出一些最及時、有效的建議，還要海闊天空聊一陣，最後心滿意足、依依不捨地離去。我看著這一切，心裡也是暖暖的。我看到了老年醫患關係的真諦：它更需要精神的相通和生命的相依相存。
不可忽略的，還有"看護"的作用。真正24 小時須臾不離的是看護。看護應該逐步專職、專業化，要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之外，更要有"愛心"。我常說，可忻臨終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一位解人意、知冷暖的看護。我們也以最大的善意對待她，最後就成了朋友，可忻遠走之後，她還在關照我。
不難看出，在臨終階段，病人與照料者都進入了"宗教範圍和境界"。臨終本身就是一個"離開——前往"，"向死而生"的過程。當身體失能，人就走到了生命的邊界，超越自我的限度，看見一個更普遍的真實，豁然開朗，走向身體與心智的一體化，尋找一條自己想走的路，途徑就是宗教。
我和可忻就是這樣作出臨終選擇的。我們都是無神論者，在可忻病重期間，許多養老院的信徒主動前來傳教，都被拒絕了；但我們又都越來越傾心於宗教精神與宗教文化，特別是宗教音樂。或者是研究者說的，這是一種"個性化的宗教"，不把自己歸於任何宗教，卻相信一種更高的力量，一種"彼岸"的存在與關懷（《臨終心理與陪伴研究》）。我對可忻說，你的身體已經到了盡頭，我和你的兒女的任務，就是陪你走完生命最後一段路：走向彼岸世界。宗教音樂的旋律在病房迴蕩，可忻的心就平靜下來，時時露出笑容，燦然而慘然，令人心疼。可忻還和女兒一起精心挑選了告別儀式和靈車的宗教音樂。可忻是自覺地用宗教文化、精神和音樂，伴隨自己走向彼岸世界。
如前文所說，在生命失能期，老人可能遭遇記憶的衰退。但在臨終期，原本存在於大腦里的最熟悉的人生影像會自動浮現，曾經的傷害也會不自主地呈現。這就是醫學上說的"譫妄症"：過去的記憶轉換為"臨終心象"。不是原來生命狀態的簡單回復，而是被改造、強化的，或趨於溫柔，更走向恐怖，呈現更深刻的本質，也帶來更大痛苦，恐懼和相應行為。
這正是我至今想起來也感到心疼的記憶：有一段，可忻頻頻出現譫妄症，驚呼：有關部門派人監控我，還要抓捕我，我要逃，要逃！而且她真的從床上跳起，向門口衝去，還在紙條上胡亂書寫，大概是"遺言"吧。
儘管宋安大夫用藥物將這一切平息下來，可忻也最終歸於安寧；但我的內心的恐懼感始終驅散不去。本來，陪伴可忻死亡，和即將離世者共處在臨終處境裡，我已經不再把死亡當作遙遠的"他處"存在；但我看到了可忻的臨終恐怖，卻不能不想像自己的臨終恐懼可能會更加難以接受，因為我的一生所經歷的磨難，遠遠超過可忻！——這大概就是多災多難的我們這一代、幾代人的命中注定！
可忻終於走到了"最後"，又有了一聲生命的吶喊："這個世界太亂了，我管不了了，我要走了！"這是真正的告別：一切的一切，我都"管不了"了：不再對社會盡責，不再和他人（包括身邊的陪伴者）發生任何關聯。"我要走了"，要從"自我現實"中"撤離"出來，進入臨終前的"靈性生命"！"既通向內心，自己真正追求的東西，又通向自我生命與整個宇宙聯接的廣闊空間"，是"內在力"與"超越力"的有機統一。這是真正"個體化"又是"超個體"的存在，"超驗"的存在，一種精神、文化的新生！
而這樣的"死亡——新生"，每一個生命個體都不一樣。死亡學研究者因此強調，"死亡對於人類，依然是個謎，不存在唯一的死亡觀"，"每個人都可以是死亡的探索者，猜謎人，代言人"。
我也因為可忻的衰老與死亡，成為養老學的研究者。在可忻生前出版的《崔可忻紀念文集》代序《"我的深情為你守候"》就是我的研究起點。連《崔可忻紀念文集》也成了可忻作為"死亡探索者"留下的最初印記。
可忻走了，我還活著，路就要繼續走下去。首先要把自己安頓下來。
可忻病重之時，就囑託我，在她走後，第一件事就是回貴州去。可忻8 月4 日遠行，我9 月18 日就來安順住了整整一個月。當年我和可忻任教的安順衛生學校的學生紛紛從全省各地趕來，作 50 年後的一聚，我強烈感到可忻也在其間。我安住在應國安順農村老家的新居里，對面是山，家門口就是稻田。深夜在犬吠中入眠，清晨聞雞鳴而起身，我也因此回歸土地與大自然。當我和藍天中的浮雲，黃土上的稻穗默默相對，我更是感到了一種大自然和生命中的永恆"（《我和貴州、安順地方文化研究. 寫在前面》，收《八十自述》）。
此後，2020 年 11 月《安順城記》出版，我又來到貴陽與安順，出席首發式，並作"從土地長出的歷史中尋求生命的永恆"總結髮言。2021 年初，北大中文係為《安順城記》的出版，召開"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學術討論會。12 月，我在2002 年上"最後一課"，20 年後，重回北大中文系講堂，講題是《腳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文化研究》。2022 年，我封閉在養老院裡，以我與貴州的關係為貫穿線索，寫出了我的回憶錄《五十年奔流不息：大山裡的小溪怎樣匯入 1974-2022 年中國歷史的大潮》，共50 萬言。2023年我第三次回貴州，在貴陽、安順作"貴州（安順）地方文化研究再出發"演講，並編輯了《認識腳下的土地——關於貴州地方文化的研究與討論》一書。
這樣，可忻"走"了以後，我又回到"北京（北大）——貴州"兩個精神基地，出入其間，也算是自我生命的最後"歸根落地"。
2023 年7 月12 日，我從安順回到養老院。我認定自己的社會責任已盡，時代使命已經完成，基本實現了人生的"最後衝刺"，但還要騎著馬繼續慢跑一陣。這就有了最後的學術安排：由研究社會、歷史，回歸追溯人自身。探討"人性，國民性"，研究"老年人生與死亡"。我現在真的對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程，充滿了好奇心與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