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中國重慶一家電動汽車廠。
譯者：聽橋
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
2022年末，中國政府突然決定結束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此後，許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的增長引擎將迅速重啟。多年的防疫封鎖已使一些經濟部門幾乎陷入停頓，重新開放這個國家本應觸發大規模的經濟反彈。
相反，經濟復甦之路步履蹣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乏力，消費者信心低迷，與西方的衝突加劇，房地產價格暴跌更導致中國一些最大的房地產公司違約。2024年7月，中共官方數據揭示，國內生產總值增速低於政府設定的5%左右的目標。政府最終允許中國民眾離開居所，但無法命令經濟恢復到先前的勢頭。
為解釋這一暗淡圖景，西方觀察家給出了五花八門的說辭。其中包括：中國房地產危機延宕不絕，人口迅速老齡化，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收緊了對經濟的掌控，且以極端措施因應新冠疫情。但當前經濟停滯局面的一個更持久驅動因素，要比習近平日漸加劇的威權主義或房地產市場崩盤的影響更為深遠：一項推行長達數十年，一切以工業生產為優先的經濟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戰略導致了巨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多年來，北京的產業政策造成了從原材料到電池和機器人等新興技術領域的生產設施過度投資，這往往令中國的城市和企業在此過程中背上巨額債務負擔。
簡言之，在許多關鍵經濟領域，中國生產了遠遠超出了自身或外國市場可以持續消化的產品。結果是，中國經濟存在陷入物價下跌、資不抵債、工廠倒閉，最終是就業機會喪失的厄運循環的風險。利潤減少迫使生產商進一步增產，並加大產品打折力度，以產生現金，償還債務。此外，隨著工廠被迫關閉，各產業部門整合，倖存下來的企業不一定是效率最高或利潤最豐厚的，相反，往往是那些最方便獲得政府補貼和廉價融資的企業。
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該問題就已成為國際貿易中一股破壞穩定的力量。中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造成了許多商品的過剩供應，將價格壓低到對其他國家生產商所能接受的收支平衡點以下。2023年12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警告稱中國的過度生產正在導致「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並指責北京以超低價格向歐洲市場出售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實施不公正貿易的做法。今年4月，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警告說，中國在鋼鐵、電動汽車和其他許多商品領域的過度投資可能導致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混亂」。耶倫表示，「對世界其它地區來說，中國眼下實在太過龐大，它們無力消化這麼巨大的產能。」
儘管北京強烈否認，但數十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導致了產能過剩周期性出現。在國內，政府指定的重點經濟部門的工廠通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以滿足地方和國家的政治目標。北京還經常性地提高許多商品的生產目標，哪怕當前的產量已經超過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源於長期以來規劃經濟的傳統，這一傳統大力強調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發展，同時實際上忽視了家庭消費。這一疏忽並非源於無知或誤判，毋寧說，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的經濟願景。
在黨看來，消費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擾亂，有可能使資源從中國的核心經濟力量即工業基礎中轉移出去。按照黨的正統觀念，中國的經濟優勢源於其低消費和高儲蓄率，這形成了可由國有銀行系統輸送到工業企業的資本。這一系統還將黨的等級制度嵌入每一個經濟部門，由此強化政治穩定。因為中國臃腫的工業基礎仰賴中國領導層可以隨時施加限制的廉價融資生存，商界精英與黨的利益緊密捆綁，甚至屈從於黨的利益。在西方，金錢影響政治，但在中國恰恰相反:政治影響金錢。中國經濟顯然必須在投資和消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但北京不太可能做出這種轉變，因為它依靠從生產密集型的經濟政策中獲得的政治控制。
對西方而言，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構成一項長期挑戰，無法單純通過設置新的貿易壁壘加以化解。首先，即令美國和歐洲能夠大幅限制中國商品進入西方市場的數量，此舉也不會化解中國數十年來因優待產業投資和生產性目標而累加的結構性低效問題。任何路線修正都可能需要中國持續多年實施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習近平越來越多地強調中國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一戰略本身就是在回應中國所認為的西方在經濟上孤立中國的做法），這加劇而非弱化了導致生產過剩的壓力。此外，華盛頓阻止北京向美國關鍵部門傾銷廉價商品的努力，只可能在美國經濟內部造成新的低效，即便這些努力將中國的生產過剩問題轉移到了其他國際市場。
為擬定上佳的方略，西方領導人和決策者最好去理解造成中國產能過剩的深層次因素，並確保他們自己的政策不會使情況變得更糟。與其設法進一步孤立中國，西方理當採取措施，確保中國堅定地留在全球貿易體系之內，利用全球市場的激勵機制，引導中國實現更加平衡的增長，減少粗暴的產業政策。
沒有這樣的戰略，西方就可能面對這樣一個中國：它越來越不受國際經濟關係約束，並準備加碼推行國家主導的生產戰略，甚至不惜蒙受損害全球經濟、妨礙自身繁榮的風險。
工廠之弊
中國經濟停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並非近期政策選擇的結果，而直接源自四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不均衡的產業戰略。
中國的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是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開放中國經濟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份文件雖然長達一百多頁，但幾乎全部著力於闡述發展中國的工業部門、壯大國際貿易和提升技術，只有一頁涉及增加收入和消費。儘管已經歷巨大的技術變革，全球市場也已幾乎面目全非，但今天，黨對中國工業基礎的重視依舊驚人地似曾相識。「十四五」規劃（2021—2025）詳細羅列了經濟增長、研發投入、專利成就、食品和能源生產方面的目標，但除了在其他地方零星提到，家庭消費僅有一個自然段專門論及。
中國的經濟規劃者優先考慮了工業產出，他們認為，中國生產商總能在全球市場出售過剩的供應，並從國外銷售中收穫現金。但實際上，它們在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外國政府擔心中國供應鏈主導地位的各個行業都造成了巨大的生產過度投資。本世紀初，中國鋼鐵行業的過剩產能已超過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總和。最近一些年來，中國在煤炭、鋁、玻璃、水泥、機器人設備、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材料方面也出現了差不多的過剩情況。今天，中國工廠每年能生產出兩倍於全球用量的太陽能電池板。
中國的清潔能源汽車生產（2020—2024）。深紅色代表過剩產量，略淺紅色代表出口量，最淺色代表零售量。左欄數字單位是百萬。
對全球經濟而言，中國長期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影響深遠。例如，在電動汽車方面，歐洲汽車製造商正直面來自中國廉價進口汽車的激烈競爭。西方的這一和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工廠可能關閉，更糟糕的情況是永遠不會建成。此外，高價值製造業的經濟影響遠遠超出它們本身的活動;它們創造了服務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對維持刺激創新和技術突破所必須的各類地方人才庫至關重要。在中國國內市場，產能過剩問題在一些行業引發了一場正在妨礙利潤、吞噬資本的殘酷價格戰。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5月，27%的中國汽車製造商沒有盈利;在去年的某一時間段，這個數字一度達到32%。整個經濟的生產過剩還普遍壓低了價格，導致通脹徘徊在接近於零的水平，私營非金融部門的償債比率（償債總額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這些趨勢侵蝕了消費者的信心，導致國內消費進一步下滑，增加了中國滑入通縮陷阱的風險。
當北京的經濟規劃者確實談到消費時，他們傾向於結合產業目標一起談。目前的五年規劃在簡要討論消費時的陳述是，應特別引導居民消費那些與北京的產業優先發展目標一致的商品:汽車、電器、數字產品和智能家電。類似的情況是，儘管中國生機勃勃的電子商務部門可能暗示消費者有太多選擇，但實際上，像阿里巴巴、拼多多和 Shein這樣的主要平台競爭激烈，兜售著同質化的產品。換言之，消費者選擇的幻覺掩蓋了幾乎完全由國家的產業偏好而非個人偏好塑造的國內市場。
這也反映在旨在拉動消費支出的政策倡議中。以政府最近推動商品置換的舉措為例。根據2024年3月的一項行動計劃，商務部與中國其他政府機構一道，為以舊換新的汽車、家用電器和固定設施消費者提供補貼。從紙面上看，這一方案與華盛頓在2008年經濟衰退期間為幫助美國汽車業而推出的「舊車換現金」（cash for clunkers）計劃有幾分相似。但它缺乏具體細節，而且仰賴地方當局實施，這導致其整體上是低效的；尤其是，沒有提高耐用品的價格。儘管政府有能力影響中國消費市場的供求動態，但假如人們不去以舊換新，政府不能強迫他們花錢或懲罰他們。當收入增長放緩時，人們自然會收緊錢包，推遲大宗採購，並儘可能用更舊的設施湊合更長時間。
矛盾的是，產能過剩對整體經濟造成的拖累，意味著政府引導消費的努力正使人們更不大可能去花錢。
收債人
北京產能過剩問題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承擔著發展中國產業基礎的重任。
自上而下的產業計劃，旨在通過為將資本和補貼分配給優先部門的地方官員提供激勵，獎勵那些能夠帶來最多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城市和地區。正如學者瑪麗•加拉格爾（Mary Gallagher）評論的那樣，為刺激地方產業發展，北京了利用「共同富裕」等社會運動。「共同富裕」這一概念由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1953年首度提出，習近平在2021年的一次黨的會議上重新提出。
這些計劃性的指示和運動給黨的地方書記造成了巨大壓力，要求他們迅速取得成果，他們可能認為那些成果對他們的黨內晉升至關重要。於是，這些官員有強烈的動機在重點行業進行高槓桿投資，而不考慮這些舉措是否可能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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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現象助長了中國各地方政府的高風險融資行為。為鼓勵地方政府主動作為，北京通常不提供融資，而是賦予地方官員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讓他們在地方銀行的幫助下，安排資產負債表外的投資工具，為優先領域的項目提供資金，同時中央政府將其職能限制在具體說明哪些類型的地方融資選擇是被禁止的。中國大約三成基礎設施支出來自這些投資工具;沒有這些工具，地方官員根本無法完成那些將為他們在黨內贏得讚譽的項目。不可避免的是，這種搞法不僅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還造成巨額的地方政府債務。根據《華爾街日報》7月的一項調查，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帳外債務總額，目前在7萬億至11萬億美元之間，其中多達8000億美元存在違約風險。
儘管目前債務規模可能更加嚴重，但問題並不新鮮。1994年實施的財政改革允許地方政府保留其稅收收入的一部分，但減少了從中央政府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自那以後，地方政府就處於長期的財政緊張狀態。地方政府竭力履行其拉動地方生產總值增長和以有限資源提供公共服務的雙重使命。因為將財政權力集中到國家一級，而將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支出轉嫁給地區和市政府，北京的政策令地方政府負債纍纍。此外，通過強調快速增長的表現，北京敦促地方官員支持國家重點行業的快速執行資本項目。作為進一步的激勵措施，北京有時會向重點行業的項目提供有限的財政支持，並幫助地方政府更方便獲得融資。最終，地方政府承擔了財政風險，項目的成敗取決於黨的地方領導，這導致了扭曲的結果。
中國仰賴地方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的一個更大問題在於，導致全國各地的城市和地區在同一行業展開競爭，而不是相互補充或發揮各自的優勢。因此，二十多年來，從西部的新疆到東部的上海，從北部的黑龍江到南部的海南，受到省一級和地方官員超越同行的舉措驅動，中國各省份在幾乎沒有彼此協調的情況下，在政府指定的同一些重點行業建起了工廠。這樣的國內競爭難免導致產能過剩，債務水平高企，哪怕在中國已獲得全球性市場主導地位的行業也是如此。
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2010年，中國國務院宣布，到2020年，包括太陽能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應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兩年內，中國34個省份中有31個將太陽能光伏列為優先發展產業，半數城市投資於太陽能太陽光電產業，一百多個城市建起了太陽光電產業園區。幾乎同時，中國的光伏產量超過了國內需求，過剩的供應被出口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那裡的政府補貼太陽能電池板的所有權。到2013年，美國和歐盟都對中國光伏製造商徵收了反傾銷關稅。到2022年，中國自己的已安裝太陽能光伏容量已經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此前中國已積極擴建了可再生能源設施。但中國的電網無力支持更多的太陽能發電能力。因國內市場完全飽和，太陽能設備製造商故技重施，將儘可能多的產品銷往了國外市場。
2023年8月，美國商務部發現，中國光伏生產商將產品運往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進行小規模加工程序，以避免支付美國的反傾銷關稅。中國的光伏產能已經是全球需求的兩倍，預計到2025年將再增長50%。這種極端的供應過剩導致中國已完成的太陽能產業的利用率在2024年初暴跌至僅為23%。儘管如此，這些工廠仍繼續營運，因為它們需要籌集現金，以償還債務並支付固定成本。
另一個例子是工業機器人，2015年，北京開始將其列為中國製造2025戰略優先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當時，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國內機器人產業有明確的理由: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買家，中國的購買量約占全球銷售額的20%。而且，該計劃看上去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到2017年，中國至少有二十個省份擁有八百多家機器人公司和四十個專注於機器人技術的產業園區。但儘管形成了龐大的產業基礎，這種傾盡全力押注的做法對改進中國的機器人技術幾乎無所助益。為實現北京雄心勃勃的生產目標，地方官員傾向於在能夠迅速擴大規模的成熟技術領域投入。如今，中國在低端機器人領域擁有大量過剩產能，但在需要本土智慧財產權的高端自主機器人領域仍然缺乏足夠的產能。
低端生產的產能過剩還困擾著中國其他技術行業。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人工智慧，北京在最近的兩個五年計劃中將人工智慧列為優先發展產業。2019年8月，政府呼籲建設約二十個人工智慧「試驗區」，即有權使用地方政府的數據進行市場測試的研究園區。目的是利用中國在該領域的兩大優勢:一是快速建設實體基礎設施，從而支持人工智慧企業和人才集聚的能力;二是政府收集和共享個人數據的方式不受限制。兩年內，儘管有新冠疫情和政府實施大規模封鎖導致的干擾，中國仍有17座城市建起了這樣的試驗區。此外，這些城市都實施了鼓勵進一步投資和數據共享的行動計劃。
從紙面上看，中國的人工智慧項目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目前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投入僅次於美國。但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領域，中國人工智慧研究的實際成色，一直受阻於政府審查和缺乏本土智慧財產權。事實上，許多利用了政府強大支持的中國人工智慧初創企業正在推出的產品，仍基本上仰賴西方開發的模型和硬體。與在其他新興產業的倡議類似，北京有可能將巨額資本浪費在強調規模經濟而非根深蒂固的創新的冗餘投資上。
殭屍企業競賽
矛盾的是，儘管北京的產業政策目標發生了變化，但許多導致產能過剩的特色依然存在。
每當中國政府優先考慮一個新領域時，地方政府的重複投資就不可避免地刺激國內的激烈競爭。企業和工廠競相生產同樣的產品，且幾乎沒有盈利，這一現象在中國被稱為「內卷」。企業不是竭力使得自己的產品與眾不同，而是儘可能擴大生產，介入激烈的價格戰，進而試圖只是在生產方面超越競爭對手;企業缺乏通過改進管理或在研發方面投入，以獲得競爭優勢的動力。
與此同時，有限的國內需求迫使企業將過剩的庫存出口到海外，而在海外，那些庫存也受地緣政治和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出口目的地的經濟下行和貿易緊張局勢的加劇可能阻礙出口增長，並惡化國內的產能過剩情況。
這些動態都導致一個惡性循環:由銀行貸款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企業必須不停歇地生產，以維持現金流。停產意味著沒有現金流，將促使債權人要求退款。但隨著企業生產增加，過剩庫存增加，消費者價格進一步下降，導致企業虧損更多，這又要求地方政府和銀行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隨著企業債台高築，對它們來講償還債務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加劇了它們成為「殭屍企業」的可能。那些企業實質上是破產的，卻能夠形成足夠的現金流，滿足償還債務的要求。隨著中國經濟陷入停滯狀態，政府減少了要求企業繳納的稅費，以之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但這減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儘管社會服務支出和債務償還額增加了。換言之，地方政府和它們所支持的企業之間的密切金融關係製造了一波由債務推動的地方生產總值增長，並使經濟陷入了難以逆轉的產能過剩陷阱。
2021年3月，中國合肥，一條電動汽車電池生產線。圖源：Aly Song/ Reuters
但即便是眼下，中國也幾乎沒有展示出減少債務依賴的跡象。面對與美國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習近平加碼力推中國實現技術上的自給自足。在北京看來，只有在戰略領域投入更多，它才能保護自己免於遭到孤立或西方潛在的經濟制裁。因此，政府正專注於為先進位造業和戰略技術提供資金，並抑制在它認為是干擾性領域如房地產行業的投資。為刺激更多高端本土技術的成長，中國決策者近年來動員了整個銀行系統，並建立了專門的貸款項目，以支持優先領域的研究和創新。結果是，導致過度投資和生產的那些結構性問題有加深而非糾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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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1年，國家開發銀行為技術創新和基礎研究設立了專項貸款。截至2024年5月，這家銀行已發放了超過38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支持關鍵的尖端行業，如半導體、清潔能源技術、生物科技和製藥。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幾個政府部委共同推出了690億美元的再融資基金，以刺激中國各銀行為科技創新項目提供新一輪大規模貸款。在該項目啟動僅兩個月後，全國約有421處工業設施被認定為「智能製造」示範工廠，這是賦予計劃將人工智慧融入製造過程的工廠的一個模糊頭銜。該項目還宣布，要投資於一萬多個省級數字優秀場景和4500多家專注於人工智慧的公司。
但除了成為頭條新聞的投資數字，這場運動幾乎沒有衡量實際成功的標準。諷刺的是，新項目的公開目標是為致力於創新的中小企業填補資金缺口，這道出了北京經濟管理中的一個更重大缺陷。多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傾向於將資源輸送給已經成熟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在人工智慧和其他先進技術開發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以匹配美國的風險投資方式。但哪怕是在這方面，中國的經濟規劃者也沒有意識到，創新的真正驅動力是顛覆。要真正培養這種創造力，企業家必須能不受限制地進入國內資本市場並獲得私人資本，但這一情況將削弱北京對中國商業精英的控制。
假如沒有可能造成市場動盪，這些巨額投資就只會加劇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資金被注入那些可以最快登頂的產品，這將迫使製造商過度生產，然後依靠向國際市場傾銷所能獲得的微薄利潤生存。
過度生產之苦
在一個又一個行業中，中國長期的產能過剩正在為美國和西方國家製造一個複雜的困境。
最近幾個月，西方官員升級了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力度。5月，拜登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任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講中警告稱，中國「政策驅動的產能過剩」——這是反市場行為的委婉說法——正在損害全球經濟。她表示，通過執行「不公平地壓低資本、勞動力和能源成本」的政策，允許中國公司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中國眼下在電動汽車、電池、半導體和其他領域占據了相當大比例的全球產能。因此，北京正在阻礙全球市場的創新和競爭，威脅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就業機會，並限制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打造供應鏈韌性的能力。
4月，在義大利卡普里（Capri）舉行的會議上，七國集團成員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警告稱，「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和做法」導致了「有害的產能過剩」。大量廉價中國製造產品的流入升級了貿易緊張局勢。自2023年以來，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內的幾個國家的政府對中國展開了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但不限於電動汽車的各種商品徵收關稅。
面對巨大的國際壓力，習近平、黨的主要期刊和中共官方媒體始終否認中國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他們堅持認為，那些批評源自美國毫無根據的「焦慮」，中國的成本優勢不是補貼的產物，而是「受到全面市場競爭影響」的「企業努力」的結果。實際上，中國外交官堅稱，在許多新興技術領域，全球經濟飽受嚴重的產能短缺，而非過度供應之苦。5月，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指責美國以有關產能過剩的誇張說法為藉口，設置有害的貿易壁壘，意在遏制中國，抑制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
但中國決策者和經濟分析師早就承認了問題的存在。早在2005年12月，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就警告稱，包括鋼鐵和汽車在內的七個產業部門已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他將問題歸咎於「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自那以來的將近二十年裡，北京發布了十多項行政指導方針，解決各個領域的問題，但成效有限。2024年3月，北京大學教授盧鋒分析發現，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電池和傳統微晶片領域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F）估計，僅2023年，中國的電池產量就相當於全球總需求。隨著西方國家擴大生產能力，且中國電池製造商繼續擴大投資和生產，未來幾年，全球過度供應問題可能惡化。
盧鋒警告說，中國對這些產業的過度開發將迫使中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傾銷產品，並加劇中國與西方之間本已令人擔憂的貿易關係。為因應難題，他提出了中國政府已嘗試過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刺激國內支出（投資和家庭消費），以及許多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主張但北京沒有推行的一些措施，包括政企分開，改革再分配機制以造福家庭。但這些擬議中的方案並沒有直面困擾中國經濟的根本性協調問題:地方政府在國家指定的優先領域重複投資。
降低圍欄，收緊韁繩
到目前為止，美國因應中國產能過剩的挑戰辦法，是對包括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在內的中國的清潔能源產品徵收高額關稅。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通過2022年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在美國國內建設許多相同行業的產能。但美國理當警惕，不要試圖單純通過建立貿易壁壘和夯實自己的工業基礎來孤立中國。
華盛頓若向投資於美國關鍵領域的公司提供大量激勵措施，就可能複製一些困擾中國經濟的問題:依賴債務驅動型投資；資源配置缺乏收益；技術公司股票中可能出現的投機泡沫，假如股市突然崩盤，這些股票可能破壞市場穩定。假如目標是超越北京，華盛頓理當專注於美國的體制已經擅長的事情:創新、市場顛覆和密集使用私人資本，同時由投資者選擇最有前途的領域提供支持，並在獲得回報時承擔風險。美國若專注於限制中國經濟優勢的戰略，就可能忽視自身的優勢。
2023年4月，伊斯坦堡附近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航道上，一艘運輸中國電動汽車的船隻。圖源：Yoruk Isik/ Reuters
美國決策者還必須意識到，北京謀求自給自足的努力加劇了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這一努力近年來得到了重點關注，反映出習近平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在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和地緣政治關係日益緊張的情形下降低中國戰略脆弱性的迫切願望。事實上，習近平動員該國的民眾和資源圍繞中國建造一道技術和金融牆，這一嘗試本身會有重大後果。一個日漸與西方市場隔離的中國，在可能與西方發生對抗時的損失會更小，因此，也就更少有降低局面升級的動機。只要中國與美國和歐洲通過不易替代的高價值商品貿易被緊密捆綁在一起，西方阻止中國採取破壞穩定的行動時就會變得高效許多。中國和美國是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敵對國家;儘管如此，論及美中貿易關係時，老話當中仍有大智慧:「親近你的朋友，並更親近你的敵人。」
美國政府理當勸阻北京，不要建造一堵可以防範中國經濟受制裁的牆。為此，下一屆美國政府理當締造聯盟，恢復受損的多邊機構，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的結構，使孤立和自給自足不僅對中國沒有吸引力，而且也無法實現。一個好的開端是在談判桌上擬定更多政策，而不僅僅是徵收關稅。在緊張的地緣政治氛圍下發動貿易戰，將提升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赤字，並導致人民幣貶值，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關稅的影響。
中國的貿易政策或許也可以比看上去的更加靈活。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升級以來，中國學者和官員探討了若干政策選項，包括實施自願出口限制、人民幣升值、拉動國內消費、擴大外國直接投資，以及投資於研發。中國學者還研究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關係，指出貿易緊張局勢如何迫使汽車製造等日本成熟的產業升級，並提高與西方對手的競爭力，這種做法可以為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提供經驗教訓。
除了自願實施出口限制，北京已在一定程度上嘗試其中幾種選項。假如政府也實施自願出口管制，它可能一舉多得：此舉將減少貿易，甚至可能弱化與美國的政治緊張關係；迫使成熟產業進行整合，並變得更可持續;有助於將製造能力轉移到海外，直接服務於目標市場。
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對中國採取的是一種分割的方式，一次解決一件事，將談判重點放在單一議題上。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傾向於不同的方式，即不排除任何事情，在一個領域的讓步可能換取在另一個領域的收益，哪怕那些事情毫不相關。因此，儘管北京在孤立的談判中可能顯得頑固，但它可能願意接受一個更全面，同時處置美中關係多方面事情的協議。華盛頓理當以開放態度看待達成這樣一項大型交易的可能性，並認識到，假如激勵發生變化，中國領導層可能突然轉變策略，就像它突然結束新冠清零政策時那樣。
華盛頓還應考慮，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構推動與北京的談判。例如，中國可能同意自願放棄其在世貿組織中的開發中國家地位，在一些貿易爭端中，這一地位賦予了被認定的國家以優惠待遇。中國也可能被說服，支持世界貿易組織修訂其確定一個國家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框架：美國和歐盟正是依據逐個產業而非經濟整體的狀況，利用這一地位對中國徵收了更高的反傾銷關稅。這些舉動將承認中國的經濟成功，同時要求中國遵守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更高貿易標準。
習近平自視為改天換地式的領袖，這招致人們將他與毛主席相提並論。2023年7月，在他正式接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這一點顯而易見，那時距離基辛格去世僅僅四個月。基辛格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為數不多的廣受尊敬的美國人士之一。習近平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不應受到談判或外部壓力的約束，但對自願在貿易問題上調整，作為更廣泛協議的一部分，他可能持開放態度。
中國許多專業人士和商界精英對中美關係的現狀感到絕望。他們明白，中國融入西方領導的全球體系比被排斥在外獲益更多。但假如華盛頓堅持目前的路線，並繼續走向貿易戰，華盛頓就可能在無意中導致北京加碼推行產業政策，而正是這些政策首先導致了產能過剩。從長遠來看，這對西方國家和中國一樣不利。
[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高級研究員。本文原題「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原載美國《外交事務》2024年9/10月號，8月6日上線。除了截圖之外的所有圖片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連結：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Foreign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