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18⽇清晨，⼀位⼗歲男童在上學路上被陌⽣⼈以⼑具突襲，最終在次⽇凌晨傷重不治離世。這個可憐的孩⼦在臨終之際恐怕都⽆法理解，他之所以成為襲擊者挑選的對象，很可能因為他是個⽇本⼈。雖然中國方面還尚未公布，很可能也不會公布起訴書和審訊記錄，但行兇的時間和地點，仍然無法不讓人產生如此聯想。
這起慘案發⽣在被譽為"改⾰開放前沿城市、社會主義先⾏⽰范區"的深圳。事發地所在的深圳南⼭區，按照官⽅宣傳，是"全球GDP最⾼⾏政區"，騰訊、⼤疆等深圳⼀流民企，均在南⼭區。⽽去世學童的家長正是服務於南⼭區的⼀家⽇本企業。
在不到三個⽉的時間內，中國發⽣了兩起針對⽇本學童的有⽬的襲擊事件，顯⽰出⼀部分中國⼈的仇⽇⼼態，已從個⼈的內在情緒，轉化為針對⽇本⼈的外部具體⾏為。⼀部分中國⼈對⽇本的喊打喊殺，已經不是停留在⼜頭上或者文藝作品的話語快感，⽽是將這種歷史仇恨現實化與具象化。
這當然是⼀種⾮常值得警惕的新狀況。歷史仇恨現實化、具象化，在中⽇兩國，還會滋⽣針對⽇本⼈的有⽬的犯罪，久已存在的⽹絡⾔論的對⽴與衝突也會更加⽩熱化。已⾄冰點的中⽇外交，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會被敷上⼀層厚霜。這是中國開放海產進⼜及停⽌指責核處理⽔都⽆法挽救的冰點狀態。
那麼，這種仇恨，到底是如何完成了具象化？在中國極端仇⽇的民眾那⾥，如何⾛出了從"恨⽇本⼈"到"殺⽇本⼈"的這重要⼀步？
918的愛國密碼
深圳慘案發⽣於9⽉18⽇，就⽇期⽽⾔，很難說這是⼀個巧合。9⽉18⽇是"九⼀⼋事變"的紀念⽇。從1997年9⽉18⽇開始，瀋陽每年在此⽇上午都會鳴響警笛，以⽰不忘⽇本的侵略歷史。
中國官⽅的歷史敘事過去常說"⼋年抗戰"，抗⽇戰爭從"盧溝橋事變"開始。最近⼆⼗年，對⽇抗爭的起始時間從"九⼀⼋事變"開始計算，官⽅敘事稱之為"⼗四年抗戰"。這⼀說法的源頭來⾃2005年胡錦濤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會上的講話，胡錦濤說："⼀九三⼀年九⼀⼋事變是中國抗⽇戰爭的起點，中國⼈民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四年抗戰"之說⾃此成為主流敘事概念。其實在江澤民時代，這種針對⽇本的民族主義敘事已經開始，1995年，中國發⾏了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的紀念⾦幣及郵票，並在當年舉辦了隆重的紀念⼤會。次年，南京確⽴了在12⽉13⽇鳴響防空警報的慣例，瀋陽則在1997年確⽴類似慣例。
每年12⽉13⽇，南京城全城都會響起防空警報，以控訴當年的⽇本兵進⼊南京。位於江東門的南京⼤屠殺紀念館，在1995年⼆期⼯程時，曾向南京市民發起"⼈⼈為紀念館捐⼀元錢"的群眾募捐，⼏乎每⼀位南京市民都參與了這個活動。
南京⼤屠殺紀念館。（網絡圖片）
2014年，⼗⼆屆全國⼈⼤常委會確⽴每年12⽉13⽇為"南京⼤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此後每年在南京⼤屠殺紀念館舉辦⼤型公祭。2015年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紀念⼤會時，中國政府在北京舉⾏了聲勢浩⼤的閱兵儀式，這也是歷史上第⼀次。
從歷史脈絡中可以看出，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今，中國⼀直在涉及⽇本的紀念⽇、紀念活動上累進加碼，使得涉及⽇本侵華的紀念活動的舉辦標準達到最⾼層級，成為典型的政府⾏為。
這種政府⾏為當然會對中國民眾產⽣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官⽅媒體長期以來對⽇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官⽅態度甚少報導，甚⾄從不提及⽇本政府過去數⼗次的對侵華戰爭的道歉，因此，"⽇本"成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抓⼿，是宣傳民族主義的常見⼯具。918也因此成為⼀些中國⼈的愛國密碼。
⾁眼可見的"敵⼈"
然則，⾃1972年兩國恢復邦交以來，直⾄1995年，似乎是中國和⽇本的蜜⽉期。1992年10⽉，明仁天皇及皇后訪華，這是兩國關係最為密切與⿍盛的時刻。明仁天皇是⾄今為⽌唯⼀訪問過中國的⽇本天皇，當年他在西安碑林的《尚書》⽯碑中找到"地平天成"四個字，那是"平成"年號的來源。天皇與皇后在西安鐘樓⼴場附近，降下車窗，向街頭的數萬市民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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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的2012年9⽉15⽇，⼀位叫蔡洋的河南青年，在西安⽟祥門外，⽤⼀把U型鎖砸穿⼀位⽇系車主的頭顱。當年10⽉，位於西安興慶宮公園的阿倍仲⿇呂紀念碑，被⼈潑墨破壞。西安，這個未曾被⽇軍侵略、曾經是最親⽇的城市，中⽇之間的第⼀個姐妹城市，居然成為中國最反⽇的城市。
蔡洋最愛看的電視劇就是抗⽇劇《雪豹》，這類電視劇在2010年前後成為中國國產電視劇的主流內容，各個頻道輪番播映。2018年，⽇本作家岩⽥宇伯在⽇本出版了《中國抗⽇劇讀本》（⽇語：中國抗⽇ドラマ読本）⼀書，記載了這些誇張的劇集。路透社的報導指出，僅在2012年，中國就⽣產了200部以上的抗⽇劇集。
2012年9⽉，在中國各地的反⽇游⾏規模龐⼤，共計有四⼗個城市均爆發了反⽇游⾏，⽰威者們⾼舉"還我釣魚島"、"對⽇宣戰"等標語。在蔡洋事件之後，由於民間輿論的反彈以及群眾游⾏的不可控，此後中國境內即不再舉辦針對⽇本的城市游⾏。
差不多同時，隨著移動互聯⽹的普及，反⽇的"戰場"轉到線上，在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獵巫"成為反⽇的主要⾏動，涉及⽇本的⼀切均會在⽹絡被放⼤檢視，"反⽇"成為⼀種中⽂互聯⽹上的"政治正確"。⼀⽅⾯，這些愛國⽹民會做"⽹絡警察"，仔細檢查那些可能傳遞"精⽇"信息的照⽚、⽂字，並謾罵或者舉報。另⼀⽅⾯，也有⽹民會散布諸如"富⼠⼭噴發"之類的謠⾔等。
當然，中國的仇恨教育和仇恨⾔論中，外部"敵⼈"主要是⽇本，其次是美國、和台灣。中國官⽅的《環球時報》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宣傳的⼤本營，涉⽇、涉美、涉台的批評性評論經常見諸此報。但這三個"敵⼈"又各有特徵，不能⼀概⽽論。
美國作為⼀種仇恨對象，體格巨⼤⽽距離遙遠，多數時候只是作為⼀種名詞出現的。例如"美帝亡我之⼼不死"之類的⼜號，在現實⽣活中並沒有多少具體的視覺形象可供檢查與反對，充其量中國⽹民燒⼀下美國國旗也就是了。⾄於⼤使館門口，天天都有⼈排著隊辦理美國簽證。
對台灣的反對主要是針對中國政府定義的"台獨⼈物"，⽐如李登輝、陳⽔扁、蔡英⽂、賴清德等⼈，他們會成為愛國⽹民攻擊的對象。李登輝在⽇本被中國的愛國者投擲⽔瓶。此外就是愛國⽹民會對台灣⼈進⾏⾔論審查，⽐如"是否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部分"，他們會要求台灣明星在發⾔時不能出現"中華民國"這個名詞。全球知名連鎖酒店萬豪集團，因為在國家選擇列表中單列"台灣"，遭到了愛國者們長達⼀年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大陸的對台策略就是要刻意忽略"台灣人民"的具體民意向背，於是"台獨"僅僅發生在政客層面。
中國⼤陸有超過100萬台灣⼈居住，在⽣活中很常見。這些在⼤陸⼯作和⽣活的台灣⼈會被視為"同胞"，是"⾃⼰⼈"，除了個⼈糾紛之外，很少因為政治主張或者意識形態因素髮⽣針對台灣⼈的襲擊。⽽居住在⼤陸的台灣⼈通常又⾮常清楚相關⾔論的尺度，會隱藏起來⾃⼰真實的意識形態光譜。
但輪到⽇本，情況則完全不⼀樣。雖然中國在宣傳上也刻意把⽇本政府、⽇本右翼和⽇本⼈民分開，會著重於批判⽇本歷史上的軍國主義。但是在實際⽣活中，沒有⼈見過⾝邊的"⽇本軍國主義"以及還活著的"⽇本軍國主義分⼦"。易⾔之：⽇本軍國主義作為⼀種仇恨對象和⼀種抽象的概念，是⽆法在實際⽣活中捕捉到的，這不是⼀個具象的存在。確實，誰見過歷史上的⼀種概念呢？
那麼，如何落實這種對⽇本的恨？如何把這種恨具象化？或者說，⽇本作為⼀個被恨的對象，如何在中國的⽹絡及現實中，能夠清楚的、明⽩⽆誤的找出"⽇本的特徵"？什麼樣的東西可被稱為"⽇本的"？
這就太容易了。
2006年4⽉，⼀對母⼥穿和服在武漢⼤學賞櫻，被武⼤學⽣要求換裝，並被從校園趕⾛。2010年10⽉，⼀位成都⼥⼤學⽣因穿著的漢服被⼈誤認為和服，被要求脫下，⾐服還被燒毀。2021年12⽉，嘉興⼀位⽇料店的⼥員⼯穿和服在路上被路⼈舉報，從⽽遭到警察訓誡。2022年8⽉，⼀位cosplayer在蘇州拍攝⽇漫《夏⽇時光》的照⽚，因為穿⽇式浴⾐被警察帶⾛。
這些事件，在當時都引起巨⼤的輿論風潮。⼤體⽽⾔，理性的聲⾳居多，譴責這些所謂的"愛國⾏為"荒謬⽽愚蠢。蘇州的警察最後歸還⾐服，並向當事⼈道歉。這些極端愛國⼈⼠製造的類似新聞還有很多，會在中國互聯⽹上引起爭議和衝突，只不過⽇本⼈很少會看到另⼀⾯。只有那些荒謬⽽誇張的事情，才會進⼊媒體的視野，實現跨國傳播。
此外，如富⼠⼭、東京塔、櫻花、鳥居、⽇之丸、壽司、懷⽯料理、和服等等，不僅是⽇本特徵的代表之物，同樣也是⽇本⾮常重要的審美符號，極度適合在移動互聯⽹上以圖⽚和視頻傳播。中國仍然有⼤量喜歡⽇本的民眾，他們發布這些圖⽚或視頻的時候，往往會被極端愛國⼈⼠指責為"親⽇"或者"精⽇"，久⽽久之，⽇本這些審美符號，也變成與"⽇本軍國主義"連接的事物遭到批判。
這些指責當然有表演、有拉眼球、帶流量的成分，這部分我會在下⼀節詳述。⼤家可以想⼀想，在2012年，開⼀台豐⽥汽車被認為是"親⽇"，2024年，⼀個紅⾊的寶特瓶塑料蓋⼦，被認為是⽇本國旗的象徵，中國最⼤的飲⽤⽔企業農夫⼭泉被指責為"親⽇企業"。中國⽹民把這個稱為"愛國程序的快進"。這種⽆所不在的"政治正確"的審查，就是所謂的Orwellian nonsense。（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因⽽，極端愛國⼈⼠對⽇本的仇恨就越來越具體，從⼀種"主義"變成⼀個個"物體"。仇恨從抽象的感覺，變成具象的視覺，進⽽在不斷想像與群體的⾃我確認之中，完成了具象化、現實化的轉化。這是中國的愛國思潮最近⼗年來發⽣的最重要的類別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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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愛國主義與蘇州事件
【圖略】蘇州日本人學校入學式。（蘇州高新區日本事務所）
這⼗年來發⽣了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型？我認為⼀⼤原因是抖⾳、快⼿、視頻號這類社交媒體的崛起。中國當代的互聯⽹內容產業，在微博之後進⼊了"⽤戶創造內容"的黃⾦時代，即所謂User Generated Content。尤其是在這些社交媒體上有分成收⼊之後，流量或者點擊率成為唯⼀的計價⽅式。
我過去也經常說，中國互聯⽹的問題是：流量是萬惡之源。很多⽤戶為了流量，甚⾄不惜編造謊⾔，甚⾄僱傭演員來扮演反⽇的劇本。在這類短劇中，扮演⽇本⼈的鄉村演員說著半通不通的⽇語（或者⼲脆是漢語），最後被正義的中國⼈民痛斥，落荒⽽逃。這類視頻通常是抗⽇神劇的當代版和縮⼩版。
我把這類⾏為稱為"抖⾳愛國主義"或者"流量愛國主義"。在去年核處理⽔的問題爆發之後，這類反⽇的視頻驟然增多，其中就包括在華⽇本⼈學校的視頻。
在蘇州和深圳發⽣的兩起慘案，均與在華⽇本⼈學校相關。
眾所周知，在華⽇本⼈學校是經中國教育部批准的，亦不能招收中國學⽣。由於⽇本⼈學校地位較為獨⽴，也甚少與周圍的中國⼈發⽣關係，故⽽對常識⽋缺的⼈來說，有⼀種神秘感。在這類視頻的描述中，這些學校儼然成為⽇本⼈光明正⼤地在中國設⽴的培養間諜的學校。視頻的製作者還⾔之鑿鑿地聲稱，⽇本⼈和中國⼈在長相上⼀致，很多年後，這些學校培養的⽇本⼈就會進⼊中國的黨政軍機關，在⽇本以後侵華的時候充當特洛伊⽊馬。
這當然是⼀種荒謬絕倫的陰謀論。前駐華⼤使垂秀夫先⽣敏銳地注意到了這⼀點。他在9⽉20⽇給《讀賣新聞》的⽂章中說，他們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些視頻，也曾要求中⽅相關部門刪除這些視頻，然⽽並沒有得到回應。
如前⼀節所述，極端愛國⼈⼠對⽇本的仇恨已經具象化，如嗜⾎的蚊⼦那樣尋找任何可以叮咬的對象，⽇本⼈學校，作為在⽇常⽣活中的能夠看到的具體事物，有建築、有門牌號碼，甚⾄，還有活⽣⽣的⼈。⼀些視頻博主把這些還在上學的⽇本學童稱為"⼩太君"，意為"幼年的皇軍"，這些⼈把對"軍國主義"荒謬想像投射到了具體的⼈⾝上。
中⽇關係到這⼀步已經很危險了。在核處理⽔事件之後，中⽅為避免發⽣線下城市游⾏，有意杜絕任何⾛上街頭的⾏為，進⽽對互聯⽹上仇⽇的情緒發泄有意放縱，從⽽這類⾔論、表演及其主張被嚴重地放⼤，⽽那些理性的、反對的聲⾳則被⽆情遮蔽。
然⽽這種情緒在互聯⽹上的醞釀和聚集總會要爆發的。從屏幕上轉移到⽣活中，從線上轉移到線下，只是⼀個時間問題。越是壓制線下⾏為，就越可能發⽣線下⾏為。第⼀個實施線下報復的⾏動，就是6⽉初的靖國神社撒尿事件。
這位愛國⼈⼠把靖國神社作為⼀個具象化的攻擊⽬標，因為靖國神社⾜夠顯眼、⾜夠重要，⾜夠引起巨⼤的流量反應。
接下⾥就是蘇州事件，假如時光倒流，回到今年那個炎熱的7⽉，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是否還會如此低調地處理這起事件。假如當時中⽅能夠迅速審理該案，公布起訴書，並透明審判的話，是否能為這種極端愛國主義思潮降溫？然⽽歷史並不能假設，我們看到的是，蘇州這起案件被認為是"偶發"。在中國相關部門低調處理此事的同時，⽹信辦要求各⽹站積極清理極端民族主義內容。在此背景下，中國民眾才開始⼤規模在⽹上悼念為保護⽇本學童⽽失去⽣命的胡友平⼥⼠——她在保護學童被刺之後，還有極端分⼦說她背棄了中國。我認為，極端民族主義分⼦所說的那個"中國"，是他們幻想出來的那個中國。真實的中國，不僅有他們這樣的害群之馬，也有胡友平⼥⼠這樣的⼈。
但不得不說，正是理性的中國民眾⾼度評價胡友平⼥⼠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暫時遮蔽了已經不得不⾯對的嚴峻狀況。蘇州市將胡友平追認為"見義勇為模範"，⽇本駐北京⼤使館為其降旗，表⾯上看，不安⽽危險的⽓氛，因為⼀個有愛、有勇⽓的⼈⽽暫時消弭了。可以說，這是中⽇兩造官⽅的⼀個很⼤的疏忽。
當時，這類極端民族主義的內容雖說被清理，但只不過是⼀些粉絲量巨⼤的帳戶，還有⼤量內容因為播放量⼩，並沒有被站⽅注意到，可見⽹信辦對治理此類內容的舉措並不奏效。另⼀⽅⾯，即使相關部門承諾將保護外國⼈在中國的安全，但深圳發⽣的這件慘案，卻表明似乎並⾮如此。
中國官⽅應該警惕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給普通的外國⼈帶來的傷害。這種盛⾏的對⽇仇恨和態度，⼀旦成為⼀種不能撼動的"政治正確"的話，也會給普通的中國⼈帶來極⼤的困擾以及內⼼深處的挫敗感。我的⼀些在深圳的朋友去南⼭區的⽇本⼈學校門⼜獻花，他們需要佩戴⼜罩或墨鏡，也擔⼼被潛藏在附近的極端⼈⼠報復，也擔⼼被相關部門拍照或者約談。
也許⼀些⽇本⼈⽆法理解這種恐懼感——在表達哀思的時候需要戴上⼜罩或者墨鏡，不敢以真⾯⽬⽰⼈。他們在⽹上可以發⾔⽀持胡友平⼥⼠，可以⽹上發⾔表達對沈航平的哀悼，但來到線下，仍然會覺得這種本⾝就是正義的⾏為會被攻擊。
這對⼀個⼈來說，是⾮常巨⼤的傷害。因為作為⼀個⼈，不能公開表達對他⼈的愛，或者悲傷。易⾔之，⼀個⼈，不能做真實的⾃⼰。這種扭曲的狀態存在於很多⼈的⼼間，也存在了很多年。他們當下只能藉助⼀束鮮花來表達，他們與另外⼀些⼈的不同，那些被沒收的花，何嘗不是這種狀態的寫照。這⼀不幸事件，讓我們必須審視當下緊張的中⽇民間關係，讓我們反思那些本不應該發⽣的事情，讓我們更有⼒量去⾯對周遭的世界，讓我們更有勇⽓⾯對懦弱的⾃⼰，當然，也讓我們擁有更多的愛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