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在法國學美術的博士拿著北京地圖，尋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來告訴我，太平湖沒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鋼筋水泥森林」。這不奇怪。城市建設不會在古蹟面前讓步，房地產開放不在乎人文景觀，何況，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
文革十年，知識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現過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66年8月24日，史稱「紅八月」。在這段時間裡，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老舍是其中的著名者。
二
老舍之著名，與他的「聽話出活」有關。作家聽話，就要出活，應時奉命之作，就要多寫快寫。1951年初，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現了一篇可心的文章——《我家兩年來的變化》。作者是貝滿女子中學的教師步春生，這位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知識女性在文章中述說了北平解放以來一家人的變化，盛讚共產黨、新社會。毛告訴周恩來，應該把此文寫成劇本，搬上銀幕，以廣為人知。周恩來電示電影局，陳波兒一時愁雲密布——他們帳下的編劇都不熟悉這類知識分子，她突然想起了當時紅遍了北京城的話劇《龍鬚溝》，於是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老舍。聽話又出活的老舍，以極大的熱情完成了劇本，又按照電影局、藝委會、創作所等處的意見做了修改。可是當電影指導委員會審議這個劇本時，與會者竟鮮有人看過劇本，老舍無怨無悔，將四萬多字的劇本從頭到尾給與會者誦讀一通。
四十年後，蘇叔陽批評這個劇本「粗糙」，「劇情的進展過於平直，沒有起伏跌宕；人物的個性缺乏色彩，故事簡單、人物心態也簡單、外露；甚至在語言上也沒多少老舍式的豐彩。」就是一個「急就章」。與此同時，蘇叔陽也高度地肯定了老舍在這部劇中投放的熱情：「作者把自己對新國家、新生活、共產黨的滿腔真摯的熱情，一併交給了劇中人，讓他們一個個成了這熱情的號角和鼓手。」「老舍先生的觀察和感受是那樣細膩和真切，他把自己剛剛感受到的點點滴滴都宣洩到稿紙上。他寫的許多平凡的細枝末節，在今天看來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時卻充滿著一種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變，讓剛剛從美國回歸祖國不久的老舍先生興奮不已。他把自己的這種感受寫進了作品。這種真摯、這種發自內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動。」
綜合蘇叔陽的說法，可以說，此劇是一部洋溢著真情的粗糙作品。它的可貴之處，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平凡而真實的細節，從這些細節里，我們可以解讀出好多東西。
細節一：
聽說解放軍進城了，出身貧寒，相貌漂亮的護士李芳，一反平時好打扮的作派，在「花棉襖外面罩上了藍布褂」。趙媽（馮家的女僕）問她：「喲，李小姐，今兒個怎這麼素淨啊？」李芳應答：「解放軍進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趙媽說：「那正合我們窮人的適呀！」
「花狸狐哨」是女性追求的一種美，這種美適合人性，但不合適新社會。趙媽說合我們窮人的適，並不意味著窮人就不好美（事實上，窮人更愛「花狸狐哨」），而是因為窮人沒有好美的條件。新社會把審美定於一尊，將素淨之美，冠以階級之名，扼殺了其它的審美。在思想改造的大纛下，這種審美會把其它的穿戴打扮，視為異類。而一旦時機成熟，它就會國家機器的保護下，藉助紅衛兵的「破四舊」，剪長發、毀旗袍、砍高跟，把全國上下弄成一片灰藍。
細節二：
從英國回來的馮光斗大夫，進了自家的院子。院中已貼好標語：「歡迎爸爸回國！」「歡迎愛國的爸爸！」「為人民服務！」等等。還有大明寫的一條：「我們愛毛主席，我們愛爸爸！」馮大夫（看標語），說：「在香港聽說，只准愛毛主席，不准愛爸爸，多麼可笑！」
歷史地看，香港的「反動宣傳」非但不可笑，而且很有預見性。若干年後，中國大陸就只准愛毛愛黨，而不准愛父母了。香港的反動派從階級鬥爭的理念中，看到了人倫親情的末日；從「大救星」的稱謂里，看到了「造神」的生機。從《東方紅》就聞到了《唱支山歌給黨聽》，就嗅到了「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事實證明，可笑的不是海外的反共宣傳，而是老舍和他的化身馮光斗大夫。正是他們的輕信與聽話，把自己送進了太平湖。
細節三：
當時正值抗美援朝，知識分子對跟美國打仗轉不過彎來，故事的女主人公岳春江是個積極分子。學校黨支書動員她給本校的教員們做思想工作：「你既不在黨里，又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你說話不會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帶了頭：「我當初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我現在來控訴。那時候，我們的校長，一個美國老太太，每天要檢查我們，看我們擦了口紅沒有，襪子縫直不直，坐著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撲粉，不准發紅……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國教員不喜歡我們中國話。她們天天告訴我們，慢慢的我們自己也承認了，美國的一切都比中國好，中國人是低等民族……這種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們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國，真理不是槍炮所能打碎的！」
剛從美國回來的老舍應該知道，在文明程度上，當時的中國從整體上講，遠不如美國。美國老太太的例行檢查，是在用另一種文明強調女性的教養。美國人的「美國中心主義」充其量才一百年，中國人的「華夏中心主義」少說也有上千年。美國人不喜歡中國話，中國人何嘗喜歡美國話！美國的教會學校當然要宣傳美國好，中國的孔子學院能說中國壞嗎？老舍借岳女士之口，喚起民族自尊心；借民族自尊心，宣傳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是個雙刃劍，它既可以激發學大慶、學大寨、造飛彈的熱情，又足以喚醒義和團精神——火燒英代辦處，打砸日本車，叫囂武力，擁抱戰爭，以統一之名「解放」台灣。
對於這樣一個為時政做宣傳，為執政黨歌功頌德的劇本，電影指導委員會全體通過了。然而，不識好歹的江青卻不通過：「老舍執筆寫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個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他哪能寫好符合我們要求的電影劇本？怎麼改也改不好，乾脆，拉倒吧！」
這是「聽話出活」的人們最初嘗到苦果，老舍們的命運註定是通往太平湖的，江青的下場，也從這裡透出了消息。
三
「聽話出活」遇到政治運動，就要做兩件事，一是檢討反省自己，二是批判揭發別人。1951年11月，在電影《武訓傳》批判之後，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老舍寫了《認真檢查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不準備多說話，我準備充滿熱情的和朋友們一塊兒學習，從頭學習到底。在學習的進程中，我可以預料到，我會一點一點的發現我心裡的毛病，現在，我還沒法子說出那些毛病都是什麼，使用一部機器，要時常的檢查，擦泥、上油。我們經常使用腦子寫文藝作品，可是並沒有時時檢查，擦泥、上油。是時候了，我們應當馬上詳密地檢查我們的思想。一部機器壞了，不過成為廢物而已，不會興妖做怪。我們的思想有毛病，卻還可以產生作品，產生無益於自己，有害於人民的作品，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一個有文化有才氣的文藝工作者，怎麼會做出損人不利己的事兒呢？可是，就拿過去的幾個月來說，報紙上、刊物上所檢討的那些有錯誤的文章，小說、戲劇、電影、連環圖畫，還不是咱們自己人的「創作」嗎？是的，正因為咱們有文化有才氣，咱們才愛自傲自誇，什麼「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什麼「懸之國門，不能更改一字」，全是咱們自己的吹牛誇口啊。最容易犯「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毛病的，就是咱們文藝工作者，我自己是其中的一個。
還是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很自傲我有點幽默感，結果呢，在我以前的，甚至於現在的作品中，我就往往不管立場，凡事都付之一笑，大家妥協，天下太平！妥協，還要革命幹什麼呢？我沒反對過革命，可是我的沒有原則去幽默，就無可原諒地發揚了敷衍苟安，混過一天是一天的「精神」。這多麼危險！假如我現在還不及時地去學習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人民與人民革命！
因為我有二十七年的文藝年資，大傢伙兒往往叫我老作家。一般的說，「老」字表示尊敬。可是，假若一個老作家在思想上還跟不上後起的朋友們，又有什麼可尊敬的呢？假若我自己承認：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進，豈不是倚老賣老，越來越沒出息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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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敬是光榮的，但是在新社會中，人是不該戀戀不捨地回味過去，而需要面對明天，爭取為新社會服務，專憑賣老字號，而不充實自己，不久一定會垮台。字號越老，才越需要改造。老的東西不是更容易腐壞嗎？
在這裡，我願意跟在座的老作家們一起下決心，給年輕人起做個好榜樣，認真學習，熱誠地學習，教我們返老還童。不要老氣橫秋地甘心斷絕了自己的文藝新生命！我不再多說，我願在學習中和學習後再說出我的一切毛病和心得。】
此文發表在1951年第5卷第5期的《文藝報》上。一位在舊時代就著名的老作家，以這種溫和而誠懇的口吻談自己的認識，歌頌改造自己的學習，更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沈從文很想學習，以不斷絕文藝新生命，結果呢，到故宮當講解員去了。巴金很想學習，寫了小說《團圓》，歌頌「最可愛的人」，反而挨批。曹禺一直在努力學習，結果呢，再也沒寫出好東西。大家都想學習，問題是，學的是什麼？
二十多年後，《武訓傳》批判被羞羞答答地否定了，文藝整風、思想改造成了「洗腦」的同義詞。聽話的老舍，與老舍的聽話，意義何在？
四
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吳祖光被周揚、夏衍、田漢等人構陷成右派。在批吳祖光的大會上，為了說明吳祖光內心的骯髒，老舍舉了兩個例子——
吳祖光年輕的時候常到廣和樓聽戲，戲園外有個臭尿池，池旁邊有個豆腐腦攤。吳祖光欣賞這裡的豆腐腦，欣賞一旁的臭氣逼人的尿池，欣賞一旁站著挨打受氣的科班學生。他不管尿池怎樣的臭，也不管挨打挨罵的小學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老舍：《吳祖光為什麼怒氣衝天》，載《劇本》1957年第9期。）
吳祖光也留戀舊日劇場的後台——那裡有挎著槍的國民黨特務，特務對演員講最淫穢的笑話，演員的臉都嚇白了，但仍得裝出笑臉聽他們的不堪入耳的笑話。而吳祖光卻——
喜愛這樣的後台，欣賞那些掛著槍的特務，欣賞那些淫穢的笑話。他認為這樣的後台好極了，溫暖極了，很有戲劇性，是他創作的源泉。至於演員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戲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同上。）
老舍的批判也帶著他的個人風格，不像曹禺。剛入黨的曹禺，一連推出兩篇檄文。在《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一文中，曹禺把吳祖光比成強盜的同夥和坐探：「我的感覺好像是，一個和我們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對隔壁說起黑話來，而隔壁的強盜正要明火執仗，奪門而進，要來傷害我們。吳祖光，在這當口，你這個自認是我們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們摸出刀來了。」在《質問吳祖光》一文中，曹禺發現吳祖光摸出的是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反對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第二把是今不如昔（吳祖光說過「今天的社會不只是和1943年的重慶的社會有這麼多相似的地方，而從戲劇的角度上看，比當時還壞」。）第三把是知識分子的口是心非（吳祖光在一次發言中談到：「譬如賢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謂想怎樣寫和應該怎樣寫的問題。口是心非假如成為風氣，那就很不好，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這就難怪我們的劇本寫不好」。）曹禺這樣回答吳祖光：「我曾經寫了一個歌頌黨對高級知識分子團結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說，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壞的高級知識分子還是寫得太好了。有些高級知識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來的醜惡思想和行為，實在太齷齪、太無恥」。
五
文革後，曹禺談到吳祖光：「我是對不起他的，當然，還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時，我寫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時，我對黨組織的話是沒有懷疑的，叫我寫，我就寫，還以為是不顧私情了。不管這些客觀原因吧，文章終究是我寫的，一想起這些，我真是愧對這些朋友了。現在看，從批判《武訓傳》開始，一個運動到一個運動，總是讓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十分痛心的歷史教訓。今後再不能這樣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里，才從自己被打倒的經歷中，深切地體驗到這些。」
吳祖光和曹禺的學生劉厚生，對曹禺的表現做了這樣的分析：「解放初期，他覺得共產黨什麼都是對的，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譽和待遇要高得多，統統都有了。在經歷了一段之後，他很清楚，每次政治運動過後，要麼都有，要麼都沒有了。這點，他看到了，所以，每到關鍵時刻，他就猶豫了。說真話，還是跟著表態？這時，他就不那麼率直了」。
如果老舍活著的話，他肯定會像曹禺一樣向吳祖光表示懺悔。他知道，他所說的「廣和樓」，出自於吳祖光1956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三百年來舊查樓——廣和劇場的故事》。在這篇散文中，吳祖光追述了廣和樓的歷史，講到了梅蘭芳對廣和樓的深厚感情，回憶了少年時代在那裡看戲時的種種趣事。他確實提到了那裡的豆腐腦和尿池：「院子裡一直通到東面劇場的地方擺滿了小吃攤子，有餛飩，滷煮小腸兒、豆腐腦、爆肚兒、燒餅、奶酪……緊挨著這些賣吃的旁邊就是一個長可丈余，廣及三尺的尿池。可是吃東西的人還是接連不斷的。這裡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還能回味廣和樓的滷煮小腸兒和豆腐腦兒等等的滋味之美」。他也提到了那裡的科班學生：「北房三間上面附帶三間小樓的是廣和樓的帳房，出科的學生每天演完了戲就到那裡去拿已經為他數好的『戲份兒』。富連成的班主葉春善經常正襟危坐在當中的太師椅上，我們看戲的經過時趕上開門常能看見他」。是什麼力量使性情真淳的老舍從這些文字裡發掘出「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的內涵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吳祖光在文中的感慨：「我們的生活里充滿多少日新月異的變化啊！從一個廣和樓劇場也能看見我們的新中國：把舊的、腐朽的摧毀，把新的、美好的建設起來！」為什麼做人做事一貫認真的老舍，竟毫不顧及作者這些發自肺腑的感情呢？
至於老舍提到的後台，在吳祖光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1943年他寫過一篇《後台朋友》的散文，兩年後，他把此文收到集子中，並以它作為散文集的名字。在此文的結尾，吳祖光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愛後台，我愛戲劇。我是那麼深，那麼深地愛著的。然而有誰不愛呢？除了那些頑固派的偽君子之外，有誰不愛呢？」他之所以對後台有如此深情，不但是因為在後台工作的「那麼多的無名英雄」讓他感動，更主要的是後台給了他巨大的精神安慰：「尤其在抗日時期那樣悠長的歲月里，我們在飄泊流浪中生活，生活里總免不了有些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在發愁的時候，後台給我快樂；在痛苦的時候，後台給我溫暖；在寫不出東西來的時候，後台給我啟發；在灰心喪氣的時候，後台給我鼓舞……」
在反右運動開始的前幾天（1957年5月12日），《劇本》雜誌的記者採訪吳祖光，吳祖光批評了戲劇界「難得聽到真話」，「比如賢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謂『想怎麼寫和應該怎麼寫』的問題。口是心非假如成為風氣，那就很不好」。他又向記者講到了解放前的後台，並且與解放後的後台做了一番對比：「我們具有傳統的親切、溫暖，就像家庭一般的劇院和後台已經變成了衙門；別的不談，第一道關就是『門禁森嚴』，『閒人免進』。像我這樣的閒人因此緣故，已經幾年沒有像從前那樣到後台去取得溫暖了」。
此文發表在1957年的《劇本》上，老舍以「後台」做文章，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啟發。吳祖光在文中沒有提到那些在後台橫行的特務，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強調的是後台美好的一面。深諳文理的老舍何以會失去常識？這種穿鑿附會為什麼會發生在宅心仁厚的大作家身上？老舍當初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主媒人，他是否想用這種拙劣的口誅筆伐來擺脫干係？換言之，老舍是否也像曹禺一樣，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而對朋友落井下石？
六
蘇叔陽寫過一個紀念老舍的戲《太平湖》，在排練的時候，「一位文革時還沒念小學的年輕演員突然哭起來，說他簡直不明白這麼熱愛新中國，熱情歌頌新生活的老舍為什麼會遭到那樣的命運。」蘇叔陽沉痛地告訴我們：「這位年輕朋友的提問應當載入史冊，成為我們民族永恆的提問和思索。」
為什麼信仰危機，道德凋零？
為什麼「反自由化」無疾而終？
為什麼加害者與受害者常常同為一人？
為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新時期的座右銘？
……
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還會「聽話」？還會「出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