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考進了北大中文系。北大那時實行五年制，還有六年的專業。一開學，楊晦主任就在迎新大會上講，北大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裡是培養學者的。當作家在我本不過一時興到之意，無可無不可，那就不當算了，當個學者也蠻好。新同學中不少人本來是非要當作家不可的，有的還發表過小說或詩歌，這時全傻了眼，過了好長時間才回過神來，不得已只好準備當學者。
我很順利地適應了這裡的學習生活。當時名師如雲，游國恩、王力、吳組緗、林庚、王瑤、彭蘭、朱德熙、吳小如、陳貽焮諸先生都給我們上課。吳小如先生一年級給我們講詩歌選和散文選，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讀過的，但聽他一講才知道這裡面還有許多奧妙，是我過去沒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沒有想到的。稍後聽彭蘭、陳貽焮、趙齊平諸先生講文學史，風格各異，又得到多方面的啟迪。讀文學作品只是認得那些字能講出大意來遠遠不夠，這裡牽涉到文字、音韻、訓詁，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時代，義理、考據、辭章，各種學問，一樣也不能少。「學問是個無底洞啊」，我對這話有了新的體悟。那些年真的讀了不少書，讀得比較上路，同過去的囫圇吞棗亂讀一氣相比，頗有天壤之別。
北大特別自由，課外時間很多，圖書館裡書太多了。在一個位置比較偏的分館裡可以借到線裝書，一函只要一張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來，記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種曲》，特別帶了一個大網袋去，費很大力氣才運回三十二齋四樓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種講座，隨便聽，最是開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聽圖書館梁思莊館長開的講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三通」以及擴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麼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資料如何著手才能比較快地到手。北大的課可以隨便旁聽，我聽過幾次講版本、目錄、校勘的課，大開了眼界，得到一個基本的線索以後不再去旁聽，自己找書來看。我還到哲學系旁聽過名家為高年級開的課，不少地方聽不懂，提到的書沒有讀過或簡直沒有聽說過，兩節課聽下來，完全墜入雲霧。缺少先期知識準備則亂聽無益，後來我不再亂聽課了，一味聽講座，講座不要求聽眾有多少知識準備，容易懂，收穫大。做學問當然要多讀書，但讀書大有門道，過去其實尚未入門。知識的門類甚多，過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擴展不可。
讀得多了，聽得多了，便發現同一作品、同一問題往往會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遠，有的差別細微，各有各的道理，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邊草地上發呆。老師在課堂上也介紹一些學術界不同的意見，啟發我們去思考。我曾經在一份為《北大人》寫的小傳中回憶那時的情形道：
在母校時，宿舍里幾乎每晚都有清談，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雞毛蒜皮，無主題無旋律無所不談，重點自然在文學，而文學中又課內課外古今中外陽春白雪下里巴人無所不談，重點自然在課外。人人以未來的大學者自居，當仁不讓，振振有辭，放言無忌，動輒抬槓。抬完了，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洗腳睡覺，明天再談。爾後三十年間，此種魏晉式或五四式的盛會是沒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戀者。只有等到老同學聚會時，才能略略重溫舊夢，接著再談，可惜頭髮漸白，世故漸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敘舊存問多於無邊際的純學術討論了。即使偶有討論，也溫文有餘，生氣不足，失去「火藥味」。幸而槓還可以抬得起來，嗓門一高，兒女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來相探視，其實什麼也沒有發生，與當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輯，華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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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寫文章對於不以為然的意見往往直截了當地提出不同看法，無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我忘了對方並非自己的老同學。前不久我為老同學曾貽芬、崔文印伉儷合著之《中國歷史文獻學》寫書評，除了對他們取得的突破表示無限欽仰之外，也提了不少意見，文印來信表示非常高興，說好久好久聽不到這樣真率的話了。文印正是當年清談的高手之一。
那時正是經濟困難的時期，總是不大吃得飽，同學們一個個面黃肌瘦，還有小腿浮腫的，但圖書館閱覽室里人氣極旺，常處於飽和狀態，稍微去晚一點就沒有座位，只能怏怏而出，別求樂土。我因為大哥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書，常給我加油，沒有浮腫。幾個姐姐和二哥都到北京來出過差，每次來都給我帶來吃的用的，生活費則由二姐每月寄來，伙食和零用均達小康水平，可以大看電影（學校里放電影，無論是大食堂還是東操場，門票都是五分錢），買書。幾年下來，買的書可以裝四五個紙箱子，也達到了小康水平。這些書絕大部分都是從海淀舊書店買來的，一兩毛錢一本，很好的書。去過兩次廠甸，也買過幾種，例如四部叢刊本的《樂府詩集》、《唐詩紀事》、《文心雕龍》等等，這些書記得家裡沒有，可惜要一兩塊錢一部，只能嘗鼎一臠，聊備一格。主要還是靠圖書館。
那時我們不大寫文章，根據老師的意思，主要寫札記，走顧炎武《日知錄》的路子，所以絕不打算拿出去發表。寫完就放在那裡，請老師看看，改一改，或者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了，也拿出來改一改，改完繼續藏之篋底。記得最清楚的是，陳貽焮先生審閱過我寫的讀阮籍、謝靈運、鮑照等人詩歌的札記，用鉛筆在上面有不少批改。去年年初我搬進新居，將原來到處亂塞散在各處的往日叢札作一徹底清理，忽然發現關於阮籍詩的數紙，尚有可觀，遂稍加修潤，交《書品》發表。還有些舊時札記不宜單獨成立，則併入論文作為一節或一條注釋；當然也有胡說八道的，無何新意，或曾經算新而現在已經不新了的，便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以了卻舊緣，清出底盤，重新開始。
因為想深入一點做學問，當時還和俞平伯、余冠英等先生通過信，其緣起大抵是課堂上老師提到他們的見解，我有疑問或不同的想法，所以去信質疑請益，諸位前輩熱情地作了回答，給我很大的教益。轉益多師好處多，我後來又得到許多師輩的指導和幫助。所以等到我年紀大一點而有青年人來不恥下問時，態度也非常熱情，以此來回報我的師輩。
我們雖說是五年制，其實只讀了四年書，因為整個四年級全用來下鄉參加「四清」運動了。先是在北京郊區的通縣，一個多月，睡在老鄉家的熱炕上，所見所聞都挺新鮮，我對北方農村有所了解，這是頭一回。古代詩歌里寫農村的很多，過去以為好懂，到此時才知道其實懂得很淺。
第二次搞「四清」在湖北江陵，前後十個月。南方的農村又是一番風味。我住的那一家根子戶窮得不堪，我和一位同學兩個人一頭一腳地睡在他家裝糧食的木頭柜子上，腿伸不直，也不好翻身，就環在那裡，倒也能睡得著。進住不久，房東老太婆去世，父子二人自己動手做了一個棺材，準備埋到一塊荒地里。因為正在搞運動，鄉下土道士不敢活動了，房東大爺要我們下葬時在前面「開道」，就是唱一段葬歌；我們不會唱，而且工作組的人也不能搞任何迷信活動，把這一層意思委婉地說給房東，他聽了大不以為然，說：「你們在大學裡都學些什麼！」當時我們覺得這是秀才遇到兵了，哭笑不得；後來才悟到這裡曾經是楚國的故都，我們是該來一首合於老太婆身份的《招魂》才是。下葬那天我們都去了，只見前面有一個他家在鄰村的親戚來「開道」，唱了老長一段，基本聽不懂，這應當就是所謂「楚歌」的遺存，很應當記錄下來，可惜我們那時滿腦袋「四清四不清」，更不敢沾這種迷信的邊，默默地幫著挖坑填土。「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運動當中風雲變幻，故事很多，這裡無從多敘；但總而言之，大家的學者夢基本醒了。中國將發生大的變化，學問恐怕是做不成了，最現實的一件事就是本來四年級要寫的學年論文已在無形中被取消。不寫學年論文，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而現在則是理所當然的。原來大家已經準備好在四五年級選學一門第二外國語，現在看來也已不能或簡直不必了。
五年級主要開選修課，我選了「詩經研究」和「唐詩研究」，前一門課由一位曾經當過工作隊主要領導的老幹部出身的先生來主講，同學們忙於寫畢業論文，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聽，覺得無多精彩，倒是助教金開誠先生給了我們很多切實的輔導和幫助。有人私下甚至說不如請金老師主講。「唐詩研究」是由林庚先生開的，十分精彩，林先生上課時很像個詩人（這話錯了，他本來就是著名詩人），感情很激越，講到來神處便摘下眼鏡敲掃黑板上寫的幾個字，嘭嘭作響，直叫人擔心別把眼鏡敲碎了。但下課以後圍著老師問問題的人比過去少多了，不少同學總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我因為是課代表（我們班上誰願意當某一門課的課代表，就由他來當；如果不止一人，則自行協商決定），算是認真的，有一次為一件什麼事務還到燕南園林宅去過一趟，順便請教過幾個問題。他的房子比一般老師家寬敞闊氣多了，客廳角上還有一架鋼琴。林先生一再強調詩要領悟，要與古人心心相印，學究論詩容易「隔」。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可惜的是有些詩很難領悟，我問林先生怎麼辦，他笑笑說：「怎麼辦都行，慢慢領悟。你還太年輕，再長大一點就能領悟了。」當時我雖唯唯稱是，其實不怎麼明了他的意思。到後來，經歷了更多的世事，才發現年輕時因閱歷不足，有些詩並未真正讀懂。
我們的畢業論文沒有寫完就停了下來，改為寫大批判文章；「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五年級留校鬧革命。一直革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拿到畢業證書走人。其間風雲變幻，故事更多，這裡也無從細說，總之五年級的學生參加「文革」比較而言熱情不算太高，有些事情不大高興參加。為了有點事情乾乾，我和另外幾個同學編過一本《魯迅語錄》，由北大印刷廠印成，64開，塑料封面，像《毛主席語錄》似的；又編印過一本《魯迅舊體詩注釋》，32開平裝本。當時還有人編印毛主席詩詞的注釋與講解，有人編印某一方面的批判材料彙編，真是八仙過海。這中間我還到大同煤礦去辦過階級教育展覽，是中央美院的同學到宿舍里來串聯把我們拉去的，他們畫，我們寫，我當時還搜集了不少礦工歌謠。當時覺得這也許不算學問，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到處留心皆學問，是我當時常常想到的兩句話。
（選自《溫故》（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