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跟柴靜聊《河殤》，反響強烈，訪談中提到續集《五四》，許多聽眾很好奇，我就貼出製作《五四》的一篇回憶，《世紀末回眸——關於一部電視片的流產記錄》第一部分，展現八十年代的文化風貌和思潮景觀。夏駿也寫了一篇回憶《剪不斷，理還亂，是中國——關於流產電視片《五四》的追憶》，詳細介紹我們怎麼製作《五四》：
去年（1988）夏天多雨之際，金觀濤把劉東引薦給我們。一日我去《河殤》劇組，見一碩胖的漢子，渾身濕透，滿頭捲髮水淋淋，正大噪門嚷嚷：
"金觀濤請我吃飯，也不來接我！"
初次見面，給我的印象，此人頗傲慢。後來知道是《西方的丑學》的作者，我便有些肅然起敬，知道那傲慢也是有本錢的。北京學術圈子裡都知道此人不凡，似乎並非他拜大名鼎鼎的李澤厚攻讀博士，而是他曾與「黑馬」劉曉波有過一場辯論。自然他那副大腹便便的紳士派頭本來就有些唬人。
劉東果然飽學。他把中國近代史看成是一個現代化反覆演進和不斷受挫的過程，遭受西方挑戰的中國文明的嬗變，必然邏輯地從物質、制度和文化三個層面依次遞進，最終逼到價值立足點的根本轉移上去。在這樣一個理論框架中，不僅洋務運動在物質層面的變革應予充分肯定，戊戍維新和辛亥革命在制度層面變法或革命的失敗也不足為怪。五四運動雖然終於抓住了現代化的主題——以科學理性和人文理性結合中國傳統，但這猶如"日出"般的新文化運動，恰在"五∙四"這一天走入迷津……那天吃烤鴨的時候，這位胖子在大嚼大咽之中便把一部紛繁複雜、撲朔迷離的百年史捋得頭頭是道。
那天敲定，由他拿出一份腳本提綱來。他又嚷嚷起來："我正作博士論文哩，滿腦子宋學，整天跟蘇東坡對吟詩詞，不食人間煙火呀！"
老金哂笑："今天就請你來人間撮一頓。鑽出來，再鑽回去嘛。"
從兩年前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100年前的變革。"
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100年了。什麼東西都會面目全非。"但他卻意外地發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桔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1988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裡被點亮了。1888年。光緒皇帝即將'大'，'親政'。1888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1888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的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6年；整整100年後，我為它寫《海葬》。』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但更有意義的是，它寫的正是劉東所說那個物質層面變革的悲劇，而這種悲劇100年後恰在中國重演。歷史似乎開玩笑式地在作圓圈遊戲。
錢鋼雖不是劉東那樣的哲學家，卻很早就悟到了這一點。記得大約三年前，他就告訴我他正沉浸在晚清歷史之中。那時我還處在"問題報導文學"的興奮期，壓根兒想像不出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從故紙堆里掘出什麼"寶"來。但我深信他的那種"不趕浪頭、坐得住冷板凳"的厲害。
我去邀錢鋼一塊來寫這部片子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洋洋十數萬言已經寫出，他卻還被兩件或許永遠解不開的歷史迷團所困惑，白淨的臉上滿是愁雲，劈頭問我：
『你相信孫中山曾經冒死去策反李鴻章嗎?今天我們想像得出當時李鴻章雖然拒絕了，卻鼓動孫中山革命，並願為他作後盾嗎?你相信光緒實際上根本沒有給維新黨人下'誅榮(祿)廢后'的密詔嗎?能設想譚酮同居然是編造了一個假上諭去策反袁世凱的嗎?多麼具有魅力的細節啊。歷史永遠是不可思議的………』
是的，譚嗣同和孫中山都曾寄希望於權威人物。李鴻章雖戴著"賣國賊"的帽子卻不是後人所想像的那樣昏聵。袁世凱雖然兩度成為中國變革的關鍵人物，但卻永遠不會是華盛頓式的"新權威"。他們每個人背後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這誠如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所說：
『歷史的必然總是通過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現的……當滿清皇帝的個人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時候，倘若光緒是另一個人，戊成變法未嘗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凱都短壽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將很不一樣。然而即使那樣，在有招數干年封建重壓而又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大地上，要邁進工業化社會和實現富強，也仍將百折千回，歷盡艱險，決不會那麼一帆風順，筆直平坦。』
錢鋼三年引而不發，突然向世人托出一個100年前的噩夢，不是比我們筆下的現實改革更意味深長嗎？
龍年之尾，氣溫驟寒，世態躁動，人皆不得安寧。我也因《河殤》之爭，被各種採訪、座談、講課、筆會弄得心力交瘁，家中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於是躲進劉東的"寓所"去寫劇本。
劉東也是借住在東城一所"高研"樓里，門上貼著"概不會客"的字樣。我倆避開世囂，每日弄些筆墨之餘，小酌對斟，靜靜地漫說百年興亡。胖子把他那龐大的身軀硬塞在一張快要散架的轉椅里，隔著書桌上幾乎要摞到天花板的那些厚磚似的國學典籍，對著我噴雲吐霧。有時王焱(我們邀他寫劇本壓軸的一集)也來，我們就去胡同口的小店涮羊肉，灌了一肚子膻味酒氣，越發要侃，每每到凌晨才散，第二天頭昏腦脹，終於擺弄不出幾個字來。於是胖子就會嘆息"這年頭作學問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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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劉東總會提到他樓下的一位名教授。那老者（《紅樓夢》英譯者楊憲益）寂寞時常把他叫去喝幾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對比"，說他年輕時在大學教書，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禮拜下館子，教授們輪流作東，哪像今天這般寒磣？眼下的社會是決不肯再拿錢白養活讀書人了。也難怪如今的學者再難做出胡適、陳寅恪那樣的大學問。這是劉東常常感嘆的。
我們閒談中國的現代化，總感到它的命乖運蹇，或許同中國人總是太性急有關。胡適當年說過，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中國得的是慢性病，治這病的醫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識分子要沉得住氣，使不得虎醫狼藥，得耐心地給這個社會開一劑除病根的緩藥。
這緩藥便是樹人之道。蔡元培辦北京大學，其志向與功德之偉大，就在於要教出一個嶄新的文明來。誰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講，就這詳說過：我雖不是北大出身，卻很為北大自豪。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哪個同北大沒有關係?應當說，沒有北大就沒有共產黨！"
劉東說得激動起來，把那張轉椅壓得吱吱響。
但"五四"以降，這副緩藥便無人問津了，於是那病根過了70年也終於沒能除掉，說不定還更沉重一些，這方面的話題，那些日子談了許多，別的都記不清了，唯有劉東講的一件小事，關於"五四"的史書中很少提及的，卻再也忘不掉了。
『當年蔡先生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本來，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他去幹什麼呢?如今誰也忌諱說這一層。原來他是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的！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當然學生是不會聽他勸阻的。』
這個細節太耐人尋味了。跟滿清鬥過的蔡元培還會怕北洋軍閥嗎?他是太愛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教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他甚至認為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這樣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時也難挽狂瀾於既倒。啟蒙與救亡的兩難，真是中國之大惑。70年後回頭想想，當初學生們要能在蔡先生門下多讀點書，該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內外眾說紛紜。有奉若開天闢地之壯舉者，有抑啟蒙而揚救亡者，有視之為"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者，有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者，差異之大，懸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霧裡看花之朦朧，海內則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
這個真正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掀起的一場運動，由於初始的兩難，也由於日後的迷失，更由於史學的硬擰，早已面目全非，離真實相去甚遠矣。中國知識分子之可憐，不僅在於她的靈魂倍受扭曲，連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麼想去拜謁那些"五四"的英靈呵。年底，導演夏駿組成攝製組，我們一行六人，離京南下，去尋覓那早被遺忘的巨人們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