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上古伏羲時，黃河流經今河南孟津縣一帶，有龍馬浮出水面，伏羲根據其背上「河圖」，演成八卦，後來成為《周易》的起源。
另有傳說，大禹治水時，洛水之畔有神龜背馱「洛書」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劃天下為九州。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些古老的傳說見載於先秦文獻《尚書》《周易》中。儘管河圖洛書的故事帶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徵，但說明先民將河洛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
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位於黃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稱洛水）交匯之處。西周初年營建洛邑時，周公說：「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圖。圖源：河南省測繪地理信息局，河南省地圖院
考古發現，「中國」一詞，最早是指河洛地區，即成周洛邑一帶。
1965年，一件出土於陝西寶雞的西周早期青銅尊流落民間，被當地的廢品回收站收購。博物館工作人員偶然間發現了它，趕緊將其收回。後來，有位青銅器專家在清理上面的鏽斑時，發現了尊內的12行銘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樣，便稱之為「何尊」。
何尊銘文穿越了三千年時空，講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說：
周成王在位時，在河洛營建成周都邑，對其父武王進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宮大室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講到何的先父曾追隨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統治萬民，周武王滅商後，又在河洛地區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賞，作尊紀念，以示榮耀。
何尊銘文中有一句：「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爻民。」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一詞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跡。
▲何尊。圖源：圖蟲創意
周人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普遍認識，並非出於主觀臆斷。
當年武王伐紂、統一河洛之後，為如何統治商的故地而憂慮得夜不能寐。於是，為了宣告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營建成周洛邑，作為周朝新都，並把象徵王權的九鼎遷到洛邑。
周公來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陽城（今登封市告成鎮）設置了一座測影台，立圭表，測日影，才得出結論：河洛是當時的「天下之中」。
到了東周時期，河洛地區成為周王室東遷的庇護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餘里處建了一座東周王城。
古人發現，夏商周三代定都於河洛，《史記》有句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而今人經過考古發掘，發現在西起澗河、東至偃師的洛水之濱，長僅幾十公里的距離內，排列著五大都城遺址，包括二里頭（夏王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與隋唐洛陽城遺址，號稱「五都薈洛」。
▲五都薈洛示意圖。圖源：最愛歷史
從地理形勢來看，河洛地區以古都洛陽為中心，西起華山，東至滎陽，北依太行山南麓，南達秦嶺東段支脈外方山南麓的汝、潁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傳承，閱盡世間滄桑，數千年來人才輩出。
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概念從河洛向周邊緩緩延伸，綿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為東方泱泱大國的名稱。
▲天子駕六馬坑，發掘於洛陽周王城廣場。「天子駕六」，為古代禮制的一種，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馬拉的馬車。圖源：攝圖網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卻孕育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河洛地區成為諸多思想家活躍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國家圖籍。
有一次，孔子從齊魯遠道而來，向老子學習周禮。
老子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告訴孔子，君子要審時度勢才能成功，否則就會勞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懷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因為這些「皆無益於子之身」。
孔子帶著弟子們回去後，在半路上說：「天上的鳥，我知道它能飛；水中的魚，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獸，我知道它能奔跑。至於龍我就無從得知了，據說龍乘風雲即可上天，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像龍一樣啊！」
孔子見老子，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兩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後來，老子棄官而去，騎青牛出函谷關，留下五千餘字《道德經》，從此飄然歸隱。
▲洛陽老君山。圖源：攝圖網
戰國時期，韓國公子韓非成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早年求學於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韓非著有《韓非子》，集法家法術勢三者於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國家，以「法」作為治國的根本。他的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關注。
當時，秦軍東出，首當其衝的就是占據河洛地區的韓國。韓非見韓國日漸衰敗，幾度諫言韓王，呈上富國強兵之法，但得不到韓國重用。
秦王嬴政讀過韓非的書後欽佩不已，對大臣李斯說：「嗟乎，吾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韓非的老同學，十分忌憚韓非的才能。
後來，韓非從河洛入秦，雖然得以覲見秦王，卻遭到李斯等人讒言陷害，下獄而死。韓非雖死，他的法家思想卻流傳下來，影響此後歷代王朝的統治者。
先秦時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河洛地區，從擁有人類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標誌——城池、青銅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國，再到諸侯林立，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先秦歷史的典型代表區域。
秦人東進吞併河洛之後，在此地設三川、河內、河東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統天下，修建馳道，這條「東窮燕齊」的高速公路從河洛地區穿過，滎陽附近的黃河岸邊修建起了當時黃河上規模最大的轉運倉——敖倉，將關東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
西漢建立之後，河洛作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本來定都於洛陽，後來聽從婁敬與張良的建議，才確定了定都關中長安的大計。
漢代文學家揚雄對這段歷史有過評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齊人婁敬是最早勸說劉邦遷都關中的人，他因為此功被賜姓改名劉敬。
婁敬當時對劉邦說，關中之地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現危急情況，也有百萬之眾可以備戰，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當真是「天府之國」啊！如果大漢進入關中建都，擁有秦國的故地，就是「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劉邦的老部下多是關東人，仍勸劉邦建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靠黃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撐其險要。」
但謀士張良進言道：「洛陽雖然也有險固，但地方狹小，不過數百里，容易四面受敵，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關中左有崤函，右有隴蜀，沃野千里，南部連接富饒的巴蜀，北方毗鄰胡人的牧場，可阻擋三方來犯之敵，獨以一面牽制東方的諸侯。天下平定後，關中可以利用黃河和渭水的水道來輸送糧食，供應京師。這就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得對啊！」
史書記載，劉邦聽完張良的話後，當天就從洛陽移駕長安。
歷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認為，河洛的戰略地位不如關中。
▲西漢時期司隸部。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實際上，河洛也有號稱「天下治亂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環山，西有崤山、中條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東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黃河，黃河南岸的邙山成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陽免於黃河水患的侵擾。
總體上看，洛陽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山川丘陵交錯，地勢複雜多樣。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區作為古代的交通樞紐，控制著南北向的晉楚孔道與東西向的豫西走廊，構成一個十字架狀的水陸交通大動脈。
針對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說：「挾崤澠之險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洛陽名園記》）
西漢以前，周武王伐紂克殷、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有控制河洛的戰略目標。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劉邦遷都關中二百年後，東漢的建立者漢光武帝劉秀再度將漢室江山託付於河洛。東漢以洛陽為都，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河洛，開創了光武中興、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東漢中後期，陷入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亂局。
▲洛陽白馬寺。圖源：攝圖網
漢代的河洛地區在一場血與火的災禍中走向落幕。
東漢初平元年（190年），占據洛陽的軍閥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
入主洛陽時，董卓廢帝改立，獨攬大權，他計程車兵入室劫掠，殘害百姓，董卓本人還姦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內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經濟，卻非要當「懂王」，毀壞漢朝使用已久的五銖錢，收取洛陽及長安的銅器鑄成更小的錢，導致物價飛漲。
遷都之時，董卓的軍隊又對洛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董卓死後，長安發生動亂，漢獻帝在部分大臣的護送下返回洛陽，只見洛陽城滿目蒼夷，宮室被燒毀殆盡，百官只能在荊棘之間艱難求食，有的被活活餓死，有的被亂軍所殺。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載王朝興盛時的榮光，也要忍受王朝沒落時的苦痛。
三國時期，曹魏建都洛陽，河洛一帶免於戰亂，得到恢復發展，洛陽、河內、河東、弘農等郡縣，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區。
然而，曹魏的政權最終被河洛地區門閥勢力的代表司馬氏篡奪。西晉初年，晉朝的達官貴族生活荒淫、競相奢侈，司馬家族的宗室內部勾心鬥角、互相攻伐，最終釀成了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
▲[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圖源：網絡
永嘉之亂，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因動亂而發生的大規模人口南遷。此後每逢中原板蕩，戰亂不休，常有士庶避亂南徙，南遷的漢人常懷「河洛之思」，他們帶著對中原故國鄉音、鄉貌、鄉情的眷戀，將生活、飲食、起居、婚喪等習俗傳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蘊在東晉、南朝得到了繼承與弘揚，直至今日，南方諸多地區仍以傳承河洛文化為榮。
河洛郎，是中原後裔的自稱，中國東南沿海的閩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們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宋代靖康之變等歷代人口遷移事件中南遷的漢人。
南北朝時期，河洛地區在歷經戰亂後得以復興。
北魏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決定將都城從靠近草原地區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河洛地區的洛陽。
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他們久居漠北，精於騎射，但入主中原後，部分鮮卑貴族逐漸受中原文化洗禮，移風易俗，學習漢文化。
此外，平城一帶容易發生旱災，造成糧食減產或絕收。有一年，平城從春至夏飽受旱災困擾，「野無青草」，孝文帝不得不開倉放糧，賑恤饑民，並鼓勵民眾出關就食。
從戰略意義上來看，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騷擾，儘管北魏在靠近陰山山脈的北部邊境設立了六鎮，但平城一帶仍然避免不了遊牧民族的威脅。
於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遷都洛陽的計劃。他對宗室大臣拓跋澄說：「國家興自北土，徒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聖，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認同河洛是遷都的理想之地，他對孝文帝說：「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
但北魏的宗室並非都支持變法與遷都，當時有不少人反對遷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個實行遷都大計的計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黃河上建造浮橋，並下詔免除南遷路上經過地方的軍糧，隨後藉口南征，率領百官與步騎三十多萬從平城出發南下。
行至洛陽，正值夏季，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士兵疲睏不堪，很多人都不願意繼續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車駕前，請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體人員進駐洛陽，以此「定遷都之計」。去洛陽反對派肯定不樂意，但南征路上困難重重，他們更慫，只好隨孝文帝到洛陽。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詔，遷都洛陽。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遷都大計，實現了以河洛為政治中心的戰略構想，也為北朝統一黃河流域，以及日後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礎。[page]
北魏滅亡後，分裂為東魏與西魏，後又演變為北齊與北周。繼承北周的隋朝南下平定陳朝，使天下重歸一統。
▲東魏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河洛文化迎來了隋唐的鼎盛時期。
西魏之後，關隴集團崛起。作為關隴集團的代表，隋文帝楊堅定都關中，營建大興城（即隋唐長安城），但他當時已經發現關中地區自然環境惡化，因此對河洛地區十分傾心。
開皇四年（584年），關中鬧饑荒，隋文帝帶著后妃、官員和將士等大隊人馬到洛陽「就食」，一連度過了冬春兩季，等到青黃不接的季節過去，才返回關中。
由於關中人多地少，自然災害頻繁，糧食供應多依賴關東的輸送，隋文帝有意通過改善漕運來解決這一難題。他命人在蒲州、陝州等地招募壯丁，設黎陽倉、河陽倉等儲存糧食，並由建築大師宇文愷設計，利用渭河開鑿水渠，這條水道從長安城東通往潼關，長達三百餘里，稱為廣通渠。
隋文帝在位期間多次東巡，始終沒有下決心遷都。這個龐大的工程，由他那個背負罵名的兒子隋煬帝完成。
▲隋煬帝畫像。圖源：網絡
隋煬帝即位後，有個叫章仇太翼的術士建議他遷都洛陽。章仇太翼上書說：「陛下的本命是木命，而長安所處的雍州在五行中屬於金，金克木，對陛下不利，長安不可久居。開皇年間，有童謠說：『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經被封為晉王，正好應驗。」
史載，隋煬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
於是，隋煬帝當即巡行洛陽，進行實地考察。他登上洛陽城外的邙山，向南眺望伊闕，感慨道：「這不就是龍門嗎，古代的一些朝代為何不建都於此？」一旁的大臣蘇威趕緊說：「自古非不知，而是在等陛下。」隋煬帝大喜，「遂議都焉」。
隋煬帝下了一道詔書，宣布營建東京洛陽，聲稱這是為了繼承隋文帝的遺願，並重申洛陽「天下之中」的地位，所謂「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洛，越暨於今……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
大業元年（605年），尚書令、營東京大監楊素和將作大匠、營東都副監宇文愷等大臣奉命營建東京。新的洛陽城從漢魏故城西移十八里，建在東面瀍河、西面澗河的地帶，北面為地勢雄偉的邙山，洛河從城中橫穿而過，河上建有浮橋，稱「天津橋」。
整個城區由宮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天津橋北通往皇城，橋南通向外郭城的丁鼎門，連通兩個門的大街構成城市的中軸線，被稱為「天津街」。
隋唐時期，洛陽是與長安齊名的世界級都市，唐人韋述評價河洛地理時說：「川原形勝，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為了這個國家級工程，隋朝的百姓付出慘重的代價，由於施工時間緊急，勞動量巨大，數十萬民工有近一半人累死在運輸途中（「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
隋煬帝在位時建造的另一項工程——大運河，也與營建洛陽息息相關。河洛，是隋唐大運河的中心。大運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達餘杭（今浙江杭州市），由四段組成，以洛陽為中心，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在一起。
東京洛陽建成後，於大業五年改稱為「東都」，此後，隋煬帝有四年時間帶著群臣在洛陽辦公，占了其在位時間的三分之一。
但其餘時間，隋煬帝更多是沿著大運河巡幸江都（今江蘇揚州），或帶兵征戰外族，他的好大喜功，耗費了隋朝的國運。隋末，飽受盤剝的民眾揭竿而起，野心勃勃的軍閥起兵造反，而隋煬帝本人最終在他醉生夢死的江南遇弒身亡。
▲大運河地圖：藍色為隋唐大運河，紅色為京杭大運河。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洛陽再次陷入戰火，但天下之中的河洛，始終吸引著雄主的目光。
唐朝初年，隋煬帝的表侄子唐太宗李世民就多次動議修復洛陽。作為關隴集團的繼承者，唐朝建都長安，但李世民曾在唐朝開國的征戰中與洛陽結下不解之緣，也十分重視河洛的政治地位。
當初攻下洛陽後，秦王李世民命部下封守洛陽的府庫，並讓房玄齡搜集洛陽遺留的書籍。看到隋煬帝在東都修築的奢華宮殿時，李世民感嘆道：「逞侈心，窮人慾，無亡得乎！」隨後下令焚燒洛陽紫微宮的干陽殿。
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命人重修干陽殿，以備巡視。大臣張玄素認為此舉是重現隋煬帝當年的暴政，因此極力反對。儘管唐太宗闡明他重修洛陽城的理由是「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但他還是虛心納諫，停止動工。
唐太宗恢復洛陽盛景的願望，後來被他的小老婆兼兒媳婦武則天實現了。
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一度將政治中心從關中轉移到河洛。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在巡幸洛陽說：「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唐高宗改洛陽為東都，前後七次巡幸東都，時間長達十一年。在此期間，唐高宗因患病難以處理政事，遂讓武后參決朝政，朝臣將帝後稱為「二聖」。
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在洛陽病逝，留下遺詔，欲歸葬李唐的大本營關中。
繼任的唐中宗為了滿足父親的遺願，護送其靈柩回到關中安葬。但當時身在洛陽的陳子昂上書諫阻。這篇文采斐然的奏疏說，關中連年遭受災荒，田園荒蕪，丁男承擔兵役、徭役，已經無力供應護送靈駕的人馬，營建工程浩大的陵寢，而河洛一代地勢險峻，風景秀麗，還有唐高宗已去世的兒子李弘的恭陵，在河洛營建高宗陵墓，再合適不過了。
陳子昂的這次上書沒有奏效，唐高宗最終還是歸葬於關中的乾陵，但唐中宗並沒有親自護送以盡孝心，因為他第一次登極只當了55天皇帝，就被他母后廢黜。
之後在位的唐睿宗，也沒能掩蓋母親強勢的光芒。載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正式奪取李唐皇室的政權，定都洛陽，改國號為「周」，史稱「武周」。
▲一代女皇武則天在洛陽稱帝。圖源：網絡
洛陽，是武則天時期的「神都」。
有學者認為，武則天之所以堅持定都洛陽，是因為她出自關東庶族，不屬於關隴集團，也就不需要尊崇長安的地位。
一代女皇將東都改為神都，使洛陽凌駕於長安之上，這也意味著關隴集團的失勢。
為了改朝換代，武則天迫切需要在河洛實行新政。
她將佛教的地位確定在李唐的「血親」宗教道教之上，自己假託彌勒佛轉生，代唐為帝，在洛陽修建明堂和天堂。史書記載，明堂有三層，高度約為88米，中有通天柱上下貫通，而天堂更宏偉，一共有五層，中間放置一尊大佛，僅佛像的小指就可並坐數十人，這是中國文獻記載中規模最大的單體木構建築。
她為了提拔關東庶族，安撫天下士子，擴大科舉考試規模，廣開入仕之門，從而推動庶族新興階層進入朝堂，使門閥士族走向沒落，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進步之舉。
為了彰顯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武則天登臨中嶽嵩山封禪，將嵩山南麓的嵩陽縣改名為登封縣，陽城縣改名為告成縣，這兩個地名沿用至今。
文人傳言，武則天貶長安牡丹於洛陽，引發洛陽種植和觀賞牡丹的狂熱現象，從此有了「洛陽牡丹甲天下」一說。
▲嵩山地勢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神都的時代，隨著武周的覆滅而成為歷史。
武則天去世後，此前已復辟的唐中宗讓她同丈夫唐高宗合葬，並取消皇帝的名號，稱為「則天大聖皇后」。乾陵的朱雀門外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沒有鐫刻文字，被稱為「無字碑」，一如武則天的一生，是非功過，難以評說。
此後的唐朝皇帝雖然仍記掛著河洛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但都有意疏遠與洛陽的關係。
有一年，關中災情嚴重，山東、江淮的糧食遲遲沒有送到。群臣建議唐中宗東遷洛陽，美其名曰「巡幸」，其實就是討飯吃。唐中宗勃然大怒，說：「豈有逐糧天子邪！」
唐中宗這次發怒，除了對漕運不濟感到不滿，心中或許還有對洛陽的排斥。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間，五次巡幸東都，卻不勝其煩。李隆基早年在洛陽時，還是一個懵懂的小皇孫，但因為武氏執政，他遭到軟禁監視，每天活得戰戰兢兢，對洛陽可沒有什麼好回憶。
第五次巡幸洛陽之際，唐玄宗聽從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議，改善關中漕運問題，疏浚沿線水道，使江淮漕糧經鴻溝輸納河陰倉，再沿黃河運到洛陽含嘉倉或陝州太原倉，之後經渭河運往關中，從而使關中漕運更加便捷，運送的糧食比唐高宗時增加了十多倍。
唐玄宗從此不再前往洛陽，而是留在關中安逸享樂。他當時重用的宰相是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天寶三載（744年），唐玄宗得意洋洋地說：「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
但是，十一年後，漁陽鼙鼓震碎了唐玄宗的盛世美夢，河洛也陷入一片戰火之中。
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盛極而衰的轉折點。
當唐朝皇帝最後一次遷都洛陽，帝國已經敲響倒數計時的鐘聲。
唐朝末年，河南軍閥朱全忠（朱溫）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
此時，唐昭宗早已是孤家寡人，沿途沒有軍隊護送，只有十幾個小宦官追隨。到達洛陽不久後，唐昭宗就被朱全忠的部下所弒。朱全忠得知唐昭宗遇害後，假裝震驚不已，趴在唐昭宗的靈柩上哭得死去活來，隨後另立了一個小皇帝，史稱哀帝或昭宣帝。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開封）接受了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帝從洛陽發出的禪讓詔書。次年，被迫退位的唐哀帝被毒殺，後唐時改諡為「昭宣帝」。
大唐王朝的興衰存亡，在河洛地區畫下了句點。
▲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圖源：攝圖網
歷經五代的政權興替之後，北宋定都於開封，以洛陽為西京，對唐末以來頻繁遭受破壞的河洛城邑進行修繕。北宋時期，河洛人文薈萃，文化昌盛，洛陽作為西京，成為文人集團和失意政客的聚居地。
精通《周易》的邵雍中年隱居伊川，晚年長居洛陽，一生倡內聖外王之道，提出以心為本體、視天道（天地之心）與人性（聖人之心）為一理的「性命之學」，卻耕於隴畝，大隱於世，受到世人尊敬。
邵雍晚年病重時，關學的創始人張載來到洛陽看望他，問邵雍：「先生信命乎？載試為先生推之。」
邵雍回答道：「世俗所謂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則知矣。」
張載只好說：「既曰天命，無可言者。」
邵雍在世時，常與「二程」程顥、程頤論學。
程顥、程頤兄弟長期在洛陽居住、著述和聚徒講學，他們仕途不順，退而著書立說，主張行王道，施仁政。他們以「理」為核心，形成了一套思想體系。
程頤說：「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邵雍之子邵伯溫問程頤：「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
程頤回答說：「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
二程所說的「理」，既存在於自然界，也存在於人類社會，既是指天地萬物的自然規律，也是指統治階級的倫理綱常。
由邵雍、二程等開創的洛學，發祥於西京洛陽，開宋明理學之先河，這是河洛文化對後世的又一深遠影響。
▲洛陽應天門夜景。圖源：圖蟲創意
來到洛陽的失意文人中，還有北宋名臣司馬光，他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從東京開封退到西京洛陽任閒職。
在洛陽期間，司馬光與同僚嘔心瀝血，前前後後歷二十年之艱辛，編寫卷帙浩繁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
司馬光在洛陽書寫這部心血之作，也為河洛的歷史煙雲感慨萬分。他用一句詩道盡河洛王者之里的興亡成敗：「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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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來源：《狄仁傑之通天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