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阿西莫格魯教授出席2024年10月14日在雅典舉行的東南歐與地中海可持續發展峰會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任賾先生，經濟學博士，持開明自由主義觀念，在中外報刊網站發表多篇評論文章，出版有譯著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與於真合譯），文集《山行且悅岩巒勝》、《既耕集》，居美國
一、社會制度與經濟興衰
1）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概覽
陳：2024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頒發給MIT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他的
長期合作者MIT教授賽蒙•詹森（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表彰他們在一個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社會制度」如何導致不同國家繁榮昌盛或貧困破落。
任賾博士，當《狹窄的通道》剛發表不久，您就在2019年撰寫評介文章《歷史歧趨中一條狹窄的通道》，高度評價了該著作。請您先簡述一下三位獲獎者的作品。
任：三位學者長期合作，發表大量學術論文。那是最高水平的專業研究，通過數學模型設置、經濟計量學估計、統計學檢驗，得出精細的實證分析結果。他們還出版了面對大眾、非專業性的三部著作。三本暢銷書。
2012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合著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9出版的《狹窄的通道，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2024年詹森與阿西莫格魯曾合著的《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這些著作向公眾介紹了他們專業論文中的傑出成果，獲得廣泛重視以及高度讚揚，產生了深遠影響。
2）歷史歧趨中一條狹窄的通道
陳：人們常問：「為什麼過去五百年來歐洲的發展領先亞洲？而許多地理文化環境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如南北韓、甚至是美墨邊境上僅一牆之隔的兩個小城鎮，在今天的發展卻如此不同？」任博士，就您看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任：問題在制度的歧異。
諾貝爾獎公告說：三位獲獎者「論證展示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的繁榮的重要性。存在糟糕的法治與剝奪民眾的體制的那些社會不能帶來增長或良性的變化。獲獎者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其原因。」
2019年，《狹窄的通道》發表後，我寫了一篇評介文章《歷史歧趨中一條狹窄的通道》（以下簡稱《通道》文）。目的：批判「社會發展五階段」的「必然規律」。評介概述：《狹窄的通道》從「自由」的視角看歷史，聚焦於一個關鍵因素——政府控制社會的力量，與社會約束政府的能力，這兩方面的較量和平衡，來考察歷史發展的路徑。
人類社會從部族到建立國家、隨後政府建制的發展，遵循多種路徑，呈現多樣的形態。他們在這樣的歷史岐趨中，識別、概括出三種有代表性的形式，三個範疇，稱之為三種「利維坦」。「利維坦」是《舊約聖經》中記載的一種海中巨獸，借用來指稱集中權力的國家政權（Centralized state）。與國家政權相對應的是由人和規範構成的「社會」。人包括上層精英和平民大眾，規範包括指導、約束人們的行動而被普遍接受的規則與信念，以及實存的建制（家族部族、社會團體、地方機構，等等）。
該書的主線是：歷史發展中存在一條狹窄的通道，一邊是專制的利維坦（以中國為代表），另一邊是缺位的利維坦（以非州的蒂夫部族為代表），那裡沒有集權的政府，二者中間的這條通道指向「戴鐐的利維坦」（或譯「籠中的利維坦」，意為權力受限制、被束縛的政府）。那是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有限政府。
狹窄的通道圖示(原圖出自《任賾：歷史歧趨中一條狹窄的通道》)
對比中國歷史，中國帝制是「專制的利維坦」的樣本。中國歷史上，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崩潰，「定於一尊」的極權終身制，總是反覆地重建起來。我們下面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另外兩本書：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國家政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包容性」（inclusive）的，另一類是「榨取性」（extractive）的，下面將要詳細討論其成敗及原因。
《權力與進步》（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回顧、分析了技術與繁榮之間的千年鬥爭。他們論證，技術進步並非必定帶來共享的繁榮。需要審慎防止負面效果，例如，少數人通過損害多數人權益而致富。現在，專制政權利用AI製造的監控工具和虛假錯誤資訊來加強統治、危害自由民主社會。
[page]
二、兩類不同的體制性範式
陳：阿西莫格魯說：「我們並不問殖民主義是好是壞，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義戰略導致持續保留的不同的體制性範式。」這些範式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中說的「包容性」（inclusive）與「榨取性（extractive）兩類。
兩類國家體制：「包容性」（inclusive）體制，「榨取性（extractive）的國家體制。
包容性體制的要素包括私有產權保障、法治、民主、開放等。其組合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
榨取性體制的本質是壓制與剝奪民眾。其組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
以歷史為實驗室，世界範圍對比，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實驗」
任：不同政體導致不同的長期效果，如許多歷經歐州殖民統治的國家的歷史所驗證。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學者把歷史「當作是實驗室，來理解不同體制性路徑如何產生不同的長期經濟增長效果」。他們深入研究了歐州國家在非州、北美、南美許多殖民地的歷史。阿西莫格魯說：「我們注意到不同的殖民主義戰略導致了持續存留下來的不同的體制性範式。」這些範式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書中說的「包容性」與「榨取性」兩類。
不同政體導致不同的長期效果，如許多歷經歐州殖民統治的國家的歷史所驗證。一個顯例是，在美墨邊境的一個城市Nogales，一半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半在墨西哥，起始條件相同，但由於制度的差異，長期效果是一邊繁榮富裕，一邊貧困落後。
世界範圍中，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制度實驗」：歐州人到達美洲時，南美印第安人的經濟發展比北美好。後來沿不同路徑發展。
英國殖民地–美國、加拿大–自由民，私有產權，市場機制，法治
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殖民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軍事集團、白人權貴，壟斷資源，大莊園，專制
《通道》文中具體介紹：
地理大發現（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迪亞士發現從歐洲通過好望角向東的航線），對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產生不同的影響。在英國，王室權貴的權力本來已經受到約束，國際貿易增長的好處主要由工商業主獲得。自由貿易促進英國經濟增長，也使英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更加向社會一邊傾斜。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的專制君主仍然大權在握，得以在新大陸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建立軍事權貴政體，以重商主義貿易大量獲取黃金白銀。這種貿易使本國王室權貴更富裕、更有權、甚至更加專制。
拉美許多國家（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多次發生軍事專制和民主體制的交替，是在發展路徑上換道的例子。這些國家都繼承了西班牙-葡萄牙政體的一些專制要素（特別是軍人專制集團junta）。它們走上那條狹窄的通道，又順著「滑溜的坡度」離開。
在《狹窄的通道》中，他們描繪包容性體制發展是「社會發展的複雜的過程，人民保衛他們自己的自由權，而且，積極主動地，對如何把規則和行為規範施加於他們，設定限制。」換句話說，包容性體制是經歷「社會鬥爭」而成長起來的，其中，保護私有產權、實施法治、保障自由、允諾民眾廣泛的經濟參與，是導致長期繁榮的基礎性要素。
實例：英國婦女選舉權，美國人權修正案，廢奴—內戰，種族隔離歧視—民權運動。
陳：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防止循環論證，防止事後合理化的問題。就像過去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的問題一樣。既然適應了環境，就意味著存活了；既然存活了，那當然就適應了環境。那麼是否也可批評「既然廣納是好的，那現在發展好的地方，其制度結構一定就是廣納型的，反之亦然」是某種循環論證呢？我認為這種批評是形式主義，不得要領的。誠然，說「正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例如我們說「財產權保護」與「國民所得」有正相關性，這並不意味著改善財產權就會一定增加經濟成長，也許還需要其他因素的影響。
但制度與繁榮之間確實是有因果關係的。《狹窄的通道》的兩位作者200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的重要文章──《比較發展的殖民緣起：一個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就表明了這一點。
兩位作者引入了「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變量。他們發現，一個偶然原因——瘧疾與黃熱病的死亡率，成為關鍵變量。死亡率越高，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紮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該病死亡率的巨大差異，正是南美和北美的差別。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後，新興起的本地政治菁英也會因為改變制度成本太大，或者是本來在殖民政權下就已經與原來制度發展出一套共生共利的關係，而直接接受原本制度。這種路徑相依的特性，使得當時設立的制度持續存在，對今天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這裡並無循環論證。只是由於原初一個偶然因素的差別，導致巨大的由不同制度導致的不同後果：繁榮或貧瘠。兩位作者的那篇文章十年來已經被引用超過六千次，彰顯了非同尋常的邏輯力量與影響力。
就《狹窄的通道》，談中國兩千年走的道路，「極權」的制度基因
任：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在《狹窄的通道》書中選擇中國作為專制利維坦的代表。確實，兩千年前秦始皇建立帝制，持續到今天，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
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存在走不同道路的可能性。魯國是禮儀之邦，有孔子倡「仁」。齊國工商業發達，有「稷下學宮」，「處士橫議」。但商鞅變法奠定榨取性制度，秦始皇以武力統一中國、以霸權建立帝制。這個帝制已經具有「極權」體制的要素。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也不是必定走上現代極權的道路。各種勢力較量的結果，是蘇維埃政黨取勝，建立了如毛所說「馬克思加秦始皇」的體制。而那個黨有中國傳統的幫主幫規，「不絕對忠誠就是絕對不忠誠」，完全不同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政黨。它凌駕於社會，也凌駕於政府機構，對人民實行全面管控。
「極權」（「極端」的「極」，不是「集中」的「集」），為政治學術語，極權國家是對社會有著絕對威權並謀求完全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的政治制度。一般認為它是一個現代概念，極權制度是由政黨，例如納粹、聯共（布）等具有特定意識狀態的政黨，推動大規模運動產生的結果。
[page]
許成鋼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集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中探討中國極權的「制度基因」。書中所說「制度基因」包括蘇維埃共產極權、中華帝制等要素。
我有幸閱讀初稿、作評論。我高度讚賞這本書，認為它「是多年思考提煉的產物，邏輯結構完整，歷史考察詳盡，理論表述準確，是難得的突出成果」。
我在評論中補充了自己的以下看法。我把以下兩個要素看作是中國制度的特徵：
(1)「定於一尊」：自秦漢持續至今。歷史上有強勢皇帝、弱勢皇帝，但「定於一尊」是理論模式和現實體制。習又復古。
(2)「直下底層」：大體以保甲制、連坐法為代表，起於商鞅（法家），宋王安石、明王陽明等儒家都推行，蔣介石在江西剿共時采楊永泰意見建保甲，推行全國。中共的居委會制繼承那個基因。
我認為「清零」（對付異己）的「維穩」體制是結合這兩個要素而且發揮到極致的產物。還有一個要素是，列寧主義的政黨加上中國「會黨」基因，也被毛髮揮到極致。中共體制因此有超越其他全權、威權體制的強大力量。
我在《通道》文中概括：「中國歷史上，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崩潰，『定於一尊』的極權終身制，總是反覆地重建起來。」2018年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所以2019年我寫文章時特別點出「終身制」。
2012年習進平上台之前，2011年吳邦國就提出「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是中共核心集團的共識：堅決不走「邪路」，那實際上是朝向包容性制度的「通道」。其目的，最高的或者說唯一的目的，是保持權力，維護自身權貴的利益。
「定於一尊「的習近平進一步把「中國模式」發展成極端的榨取性極權政體。可以用兩個詞概括：「清零」、「維穩」。「清零」是全面清除異己，「維穩」是維護權貴利益。
《狹窄的通道》這本書顯示，不走上那條「狹窄的通道」，就不能產生「包容性」制度，不能實現「共享的繁榮」，而且不能持續發展，而成為失敗的國家。
陳：我非常同意你與許成鋼教授關於中國當代極權制度基因的觀念，「馬克思（史達林）加秦始皇」式的極權制度以及您特別強調補充的「定於一尊「和「直下底層」的特徵，還有中共的所謂「邪路「就是指包容性制度的「通道」。
我認為現代極權制度特別是中國模式的共產極權制度的暴虐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秦漢以來的帝制傳統。雖然帝制傳統曾有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等，但是大多史家還是認為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基本上其政治權力是到縣級為止，縣以下是宗族家族治理，它與現代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極端意識形態洗腦統治以及水銀瀉地般直達私人領域的《1984》式的現代極權仍有差別。稱它為中國現代極權制度的基因是合適的。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人對當代世界的忠告
任：獲獎後三位學者接受採訪，發言中突出提到以下內容。
（A）制度的作用
他們的經濟學學術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強調製度的作用，特別是政體對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性。
阿西莫格魯在MIT新聞發布會上說：「政治和經濟的包容性二者都發揮作用，而且它們相輔相成。」
（B）民主的重要性與面臨的挑戰：
在與諾貝爾獎委員會與記者的電話中，阿西莫格魯說：「廣義地說，我們已經完成的工作成果，認同肯定民主」。他在採訪中說，他認為歐州的民主經驗為全世界提供教材，但他承認「它不是萬應藥」。一方面，代議制政府可能難以引入而且脆弱，另一方面，存在並不民主的國家實現增長的路徑，包括迅速動用一個國家的資源促進經濟進步。但是，阿西莫格魯強調：「更專制的增長」經常是更不穩定的、更少創新的。
阿西莫格魯說：現代民主面臨許多挑戰，包括極化分裂及社會媒體及氣候變化及新技術發展如人工智慧。阿西莫格魯解釋：「民主也需要更努力工作」，在許多地方如美國，大量民眾經濟上失落，顯示系統並非完美地運作。「許多民眾不滿，許多民眾感到他們沒有聲音——而那不是民主所許諾的。」
（C）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問題
羅賓遜在記者採訪中說：他懷疑中國能夠持續其經濟繁榮，只要它維持其壓迫性政治系統。「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那樣的社會的例子，它們能在40、50年中幹得好，但你看到的是，那從來不能持續……蘇聯有50或60年的好時光。」
羅賓遜說：眾多社會已經成功地轉型為他們三位學者所說的「包容性社會」。「看看美國吧，這個國家曾經有奴隸制，或存在特權，婦女不能加入經濟活動或投票。」「每一個現在相對而言是包容和開放的國家，都經歷了那種轉型。在當今世界，你在韓國、台灣、模里西斯看到那種轉型。」
（D）共享的繁榮
詹森對記者說：「許多過去是中產階級的民眾，受到以下多種因素的組合的嚴重衝擊——全球化、自動化、工會的衰落，以及一種偏向大公司哲學的轉移」，「因此，工人不再被看作是像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那樣是有待發展的資源，而變成需要最小化的成本……現在，中產階級被壓縮。」「作為一個國家，最近幾十年，在我們先前做得非常好的方面——那就是共享繁榮——我們失敗了。」
陳：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過去精準預言了中國經濟發展，其理論如今得到印證。根據《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內的分析，中共在中國大陸的七十多年統治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最壞的組合狀態：攫取性政治制度+攫取性經濟制度。作者說，這樣的組合可以產生短暫的經濟增長，但不可持續。
對此，香港作家馮睎干10月15日在臉書發文說，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位獲獎者的研究顯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動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至於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剝削民眾的社會，儘管經濟增長能曇花一現，卻往往無法持續下去。
馮睎干說，「《國家為什會失敗》問世那一年，習近平剛剛上台，2位諾獎得主已神機妙算指出，中國依賴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產品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中國經濟前景在2位作者眼中，簡言之就是『一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他們估計，中共及中國經濟精英將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和他們的理論表明，『具有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而中國耀目的增長率亦將慢慢化為烏有』。」
如今12年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果然像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預言般逐漸「清零」。他們的理論再次得到印證，這個諾貝爾獎當之無愧。「從今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說『民主可以當飯吃嗎？』你不妨這樣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可以』，而且他們精準地預言了，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
阿西莫格魯等獲獎人的著作的意義
目前，出現了世界範圍的對狹窄的通道的挑戰。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指出，「末日四騎士已經重返：民粹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
而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們提供了一種通透的歷史眼界，又通過對種種制度的「好壞」、「優劣」實況的分析判斷，展示了社會發展的路徑。
制度對國家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包容性體制的要素包括私有產權、法治、民主、開放；榨取性體制的本質是壓制與剝奪民眾。
通向良好制度的，是一條「狹窄的通道」——曲折，上路後可能轉向；「榨取性」政權也可能轉型，自由民主體制有糾錯提升能力。
「榨取性」國家需要走上「正道」，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