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華似水，斗轉星移。曾記得那些迎接新世紀的詩文、歌聲還語猶在耳，21世紀又走進第二十年了。實在令人既感惶惑，又覺惆悵！正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時間都去哪兒了」？而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尤覺這時光似太無情，所以也只好在往事的回憶中得到一絲半點的慰藉。尤其是本人在1957年所謂的「反右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被當局打成「反革命」投入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勞改集中營後，先後邂逅的幾位詩友，與他們那一段段文字與感情的交誼，更令人神往和難忘。
有膽有才的山村教師李仲言
李君，四川瀘縣槽河鄉人。敏而好學，博聞疆記。但因出身農家，由於農村戶口的限制，只能在當地作鄉村教師。1962年因與另一女教師產生戀情。而該女又與一共軍軍官「定了婚」是其「未婚妻」。本來中共的婚姻法上明確規定，必須領了結婚證才算合法夫妻，才受法律保護。從來也沒有「定婚」與「未婚妻」之條款。但毛年代卻有個「土政策」即誰若與共軍官的「未婚妻」發生戀情，便叫「破壞軍婚罪」一律嚴懲不貸，李老師因而被重判八年徒刑！在毛澤東年代此種稀奇冤案比比皆是。但李老師對此極為不滿。被投入勞改後於1965年巧妙地支身逃出監牢。沿途乞討、下苦力，經瀘州、重慶、武漢，跑了幾個省歷時一年多，最終在1967年文革中才被抓回。又加刑3年。
1967年我在監獄與仲言同編在一組，同居一監房。慢慢相互了解，更加都有愛好詩詞的興趣，於是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我聽了他一年多傳奇式的逃亡經歷，十分佩服，遂用小紙條寫成一首《七律》私下悄悄遞與他，從我的角度來敘述他逃亡的壯舉：
逃脫囹圄下江南，好個風高八月天。
蜀道紅啼三峽水，吳川白起六朝煙。
南陽門外未逢舊，鸚鵡州邊獨倚欄。
我素我行度厄運，孤舟漁火學撐船。
他看了十分高興。第二天回我一首，又自敘其當年事：
秦川八百雨傾盆，何事天公阻路人？
急避街頭狼虎鬥，回看秦嶺鬼神驚。
祭余乞討非吾願，下力搬挑願我行。
更換衣衫買草履，遮顏帽破求生存。
我們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用傳小紙條的方式，痛罵黑暗現實，發泄胸中的憤懣。誰知有一天卻差點惹下殺身大禍！當時正在「文革」中，「紅衛兵」們喊叫著「語錄」，滿街打砸搶燒，接著「武鬥」之火更勢若燎原，仲言有一天寫了一首《滿江紅》痛斥此事，開頭是：「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正當我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也許是我太入神，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已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在看啥？」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李仲言都可被送上「絞刑架」。好在這位張獄吏是個「大老粗」，我斷定他不可能懂什麼詩詞。於是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也許是「滿江紅」三字充滿「革命」的色彩，而且我又說是「毛主席的詩詞」，誰敢說三道四？於是他看都沒看便說「好嘛！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仲言劫後餘生又重逢，卻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美吧！
以後我與仲言不但長期保持通信聯繫，我還三次去過他瀘縣鄉下老家看望他。而他也數次來我這裡作客休閒。2006年李仲言君因突發「心梗」病逝於他的老家瀘縣槽河鄉，享年78歲。那時鄉村不通電話，半個多月後，我才從他的一位親戚處得知此事。因而連去老友靈前上一炷香以表達哀思的機會也沒有了，不能不是一大憾事。
儒醫張一舟
這位張醫師生於清代光緒年間，公元1902年前後。老家在四川省合江縣，原名張益舟，後因喜愛東坡《赤壁賦》中：「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之句，遂以「一舟」為「字」。即另外一個名字。這在舊時是很時興的。比如毛澤東，他就是名「潤之」，字「澤東」。他們張家祖上世代行醫。不過那時的中醫並不必醫學院校培養，亦勿須文憑、學位。而是自讀中醫典籍，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而他家裡更有長輩從醫者教導，便自學醫書而成才遂稱「儒醫」，就是既是讀書人又是醫生的意思。
在中華民國時代，張一舟在當地已是頗有名望的醫生了，再加他為人正直、善良，受人尊重。因此在抗日戰爭後期，四十多歲的他，被當地士紳推舉為國民黨合江縣黨部主任。這其實是個榮譽性的虛職。因為國民黨根本不像中共那樣一黨霸國專權，中共的縣委書記便是一縣的土皇帝。而國民政府是黨、政分開的。縣黨部根本不能干預政事。政務實權都屬縣長。但就因為這樣一個虛銜便差點送了命。在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的所謂「鎮反運動」中，張一舟被逮捕差點被殺。由於查不出他有任何政治活動，最後仍被重判十二年長期徒刑。送到四川瀘州市「川南監獄」勞改。因為該監獄設在一座被中共查抄沒收了的大廟裡，該廟供的神是太白金星李長庚，故名「長庚宮」。所以中共的川南監獄也就被人私下叫作「長庚宮」。現在己改建為瀘州警官學校了。當年這個「長庚宮」里，關押著近兩千所謂「勞改犯」，而近三分之二都是國民黨的黨、政、軍人員。半數以上都是無期徒刑，幾乎沒有十年以下的，，還有更具「中國特色」的，叫「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犯」可見當局的重刑濫用，令人嘆為觀止！
張一舟在這裡一直把牢底坐穿十年刑滿後，雖然他家鄉合江縣近在眼前但也不放他回家，而是強迫其留在勞改隊當所謂「就業員」。1966年文革開始後瀘州的「川南監獄」按當時北京中央指令，監獄一律要從城市中搬走，於是遷到百里之外南溪縣鄉下一個小地名叫「青龍嘴」的地方，旋即更名為「四川省第四監獄」。1967年筆者也在文革中由勞改隊被送入四川省第四監獄，並在醫院服勞役。1972年本人也刑滿，也同樣被強迫留在監獄當「就業員」。於是和張一舟醫師由此相識相知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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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舟年紀比我大三十多歲，但我們並無現代人說的什麼「代溝」，反而是在許多事物上都有共識。更加張翁待人真誠，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所以很快我們便成了好朋友。也就在此時，另一位剛從獄中刑滿出來的前中華民國國軍團長也加入了我們的「朋友圈」。
國軍上校劉旭初
劉旭初先生，祖籍四川富順縣人。其叔祖劉光第，是名垂青史的「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劉旭初早年畢業於河北保定軍官學校。服務於國軍，參加抗日戰爭，由基層連級作起，最高升至上校團長。1949年大陸失陷，劉在四川被中共按「起義人員」收編。但不久中共開展「鎮反運動」劉旭初便被抓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所以我與他均在1972年同時滿刑出獄。而劉雖系軍人，卻文學素養頗深，尤善詩詞，幾乎可以下筆成章。從此張、劉和我，三人便結成為詩友。但當時尚在文革時期，因文字、言語獲罪者遍於國中。所以我們只敢私下悄悄聚會。而且寫詩填詞也很少涉及政治。
1974年冬，當時我與一農村姑娘結婚後已育有一女。妻子家離監獄有數里之遙。那年冬天我與岳父母家東借西湊，親戚相幫下，總算在農村蓋了幾間土牆茅草房。「喬遷新居」後，又值歲暮，張、劉二兄亦來作客相賀。文革中的農民缺食少衣，家徒四壁。但詩友相聚不可無酒。只好在農村集市的「自由市場」去買一點劣質的玉米醞制的高價酒，再煎點花生、蠶豆，炒點小菜來待客。我和岳父母同住一處，一大家人加上賓客，物質雖匱乏，熱情還是很飽滿。歡聲笑語充盈滿室。一舟見狀即席便呤成四句：
「土壁竹籬茅舍新，天寒歲暮雪紛紛。
一家老小桌旁聚，三代祖孫笑語迎」…..
旭初舉杯便和道：
「爆竹聲聲送舊歲，杯盤草草話來春。
田家自有田家樂，豈必京華覓要津？」
其實那年代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民貧窮到骨只差沒餓死，何來什麼「田家樂」？旭初此句，不過暗自鄙視嘲諷官場而已。於是我也乘著酒興回道：「半生蹭蹬坎坷行，塵俗累遭白眼輕。我素我行終不悔，銜觴不負愛詩名」。吟畢一齊拍掌大笑。
我岳父一家都是善良的農民，他們無文化，卻敬重有知識的人。當然就更不會去舉報什麼反動言論。所以在當時那樣黑暗的中國，詩友在我家中相聚，是一種難得的快樂。以後幾乎每月都有這樣的聚會，留下篇篇詩稿，其樂融融，難以贅述……
那些日子不再有
然而那些日子已不再有，現在老友們都去了天堂，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上台掌權召開了所謂的十屆三中全會，當局煽動的階級鬥爭逐漸趨於緩和。與此同時在勞改隊的所謂就業員也已一個個年華老去。因而這些人創造「剩餘價值」（馬克思語）的能力也就大不如前了。於是勞改隊當局覺得這些人身上已沒多少「利潤」可撈，反而要成「包袱」。於是便大力動員他們回老家。不但無任何退休福利，甚至「遣散費」也沒有。以前這些就業員在階級鬥爭年代是強迫「留場」，不准回家，讓人家耗盡青壯年華，流盡血汗，現在人家快喪失勞動力時，又要趕人家走，實在是太無道理。然而張一舟醫生此時己七十多歲，國人常有的「落葉歸根」之念不免油然而生。於是便十分坦然地同意了離職回家，去他合江縣城兒子處。
我與旭初略備水酒為之送行。互有唱和之句。由於時間久遠，多已遺忘。只還記得旭初贈一舟詩中有句云：「一翁此去歸梓里，屬意東籬煙雨天，種菊不如種藥好，酒錢自有酬醫錢」。前兩句用陶淵明之典來贊友人。後二句雖帶有玩笑之意，實際上暗含著對一舟回家後生計的擔憂。誰知後來的事情卻偏偏被旭初不幸言中了。一舟回家後，開始還可以，時間一長，其兒子便覺是「包袱」，愛理不理的。再加隨著時間推移老人健康情況惡化，貧病交迫，如雪上加霜。一舟終於在1983年5月在貧病中含恨離世。他在勞改企業中辛勤執業於醫，工作幾十年，勤勤懇懇，救了無數中共獄吏及其家屬之命，做了一輩子的好事，被榨乾血汗後，最終被當成「包袱」掃地出門。這就是那個「體制」的冷酷與殘忍！
劉旭初聞訊後當即命筆題詩云：
魚尾山頭憶舊遊，合江岸上傳翁休。
高天有意殞三友，流水無情送一舟。
詩稿篇篇公尚在。弦音渺渺我長愁。
人生易老醫雖老。金匱遺方萬古流。
詩中所言的「魚尾山」就是當時監獄「就業隊」所在地。我讀後，亦步其原韻奉和一首：
張翁何事作仙遊，惡訊令吾淚不休。
罹難同窗近十載，散分兩地念一舟。
青山含笑容君臥，綠水欲言遣我愁。
妙手仁心多職善，清名長伴合江流。
在那個年代，交通既不便，經濟又困難。更加每天要上班。根本無法前往弔唁，就只能以此來寄託哀思了！
在此之前的1990年，劉旭初因是所謂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官員，當局對其「落實政策」，被「安置」在成都市金堂清白江勞改農場作退休工人處理。其待遇相當於一個三級低級技工的工資。僅夠溫飽而已。與我也長期保持通訊聯繫。1989年「六四」大屠殺慘案發生後，旭初在給我的信中痛斥當局的罪行。並謂「當局二、三子如此倒行逆施，必無好下場」。義憤之情溢於言表。又過了大半年，突然兩個多月不回信，我當時還在上班，只好托人打聽，才知旭初兩個月前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75歲。哀痛之餘，我寫下了如後的幾句詩：
亂世相逢念載情，談詩議事兩知心。
共遭劫難嗟身否，同出鐵窗慶幸生。
別後雁傳書在手，突聞噩耗淚沾襟。
高山流水弦音斷，譜就新詞寄何人？
人生難得一知已，文字之交更難逢。我和我的這些詩友雖然都是社會裡的芸芸眾生，升斗小民。在那個黑暗的毛年代更是政治獨裁高壓的受害者。但他們卻都是一些有良知、有學識、有見解、有操守的人，我在遭遇政治迫害的逆境中，能與他們相識、相知既是一種緣份，也是一件幸事。今天友人們都先我而離去，作為後離開者，我有義務、有責任把這些凡人小事介紹給讀者。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段罪惡的歷史與那個社會黑暗的真實面目！這也是一個知識人應盡的社會責任！
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