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鹿鹿（二排右1）與同班同學合影
01
鹿鹿被同班同學抄家了。
鹿鹿讀的是女校，北京女一中。班裡紅衛兵的頭兒老牛對鹿鹿說，走，我們要去你家抄家，你給我們帶路。
鹿鹿帶著同學來到家裡，撬開大衣櫥，鹿鹿知道家裡值錢的東西都在衣櫥的抽屜里。紅衛兵抄走了存摺、鹿鹿母親的貴重首飾和兩塊手錶，手錶是父母準備給兩個正在上大學的哥哥將來的畢業禮物。紅衛兵接著把鹿鹿家所有的箱子都撬開了，又翻出一套值錢的銀餐具。
這時一個街道居委會的幹部跑進來，問領頭抄家的老牛是否有介紹信，老牛拿出蓋有女一中紅衛兵總部圖章的一張紙，紙上寫著「日本奸商」某某某，如何如何。
鹿鹿的父親解放前曾就職南京鹽業公司，解放後他為了表示對自己的歷史有充分認識，在向黨組織交心的材料中寫道，聽說當時南京鹽業公司的背後有日本人，我所在公司的後台聽說是與日本人有關係的某某，但是我們從未見過此人，我當時真不該進到那樣的公司。
和平時期黨的政策一向是「坦白從嚴」，文革前僅憑個人交代的這幾句話就給鹿鹿的父親定了個「一般歷史問題」。文革中升級為「裡通外國」，革命組織花了一大筆差旅費出去外調，卻沒有落實一個可靠的證據，結論是：有嚴重歷史問題，但證據不足。
鹿鹿的同班同學，紅衛兵頭頭老牛和大雁，用一塊布被面將所抄物品，銀器首飾等包成一包，連同存摺一起拿走了。幾個箱子裡的衣物沒動，都貼上了封條，她們還在窗戶上糊了張大字報，「奸商」某某某聽著……最後是勒令不得將這些箱子打開。
晚上，鹿鹿的母親下班回家，看到家裡被抄，慶幸自己沒在現場，在那個紅色恐怖的8月，北京城抄家打死的人，數以千計。思前想後，母親把藏在洗衣粉里的幾根小號的金條包好讓鹿鹿到學校交給她們班的紅衛兵。
母親的這個做法是完全正常的。第一，當時這些金子很難變現換成錢，60年代以來黃金管理越來越嚴，拿到銀行兌換必定要查持有者的來歷；第二，藏是絕對藏不住的，這樣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宅院，隨時會有抄家的進來，一撥抄完一撥又會來抄，一旦被發現，全家人都有生命危險。
果然不久鹿鹿哥哥的對立派，中國科技大學的紅衛兵再次來抄了家，他們把房間的地板都撬了起來，什麼也沒發現，就把那幾個貼封條的大箱子搬走了。
鹿鹿把母親給她的幾根金條，臉對臉、手遞手地交給了紅衛兵的頭頭老牛，現場只有兩個人——鹿鹿和她的同班同學老牛——沒有旁證。
鹿鹿是在工作組時期被班裡的紅五類核心組打成反動學生的，工作組1966年6月初進校，7月底撤出。工作組進校後學校就停課了，全部時間都用來搞文化大革命。原來的團組織癱瘓了，原來的班主任靠邊站了，在工作組的安排下，學校成立了紅五類出身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各班也都成立了紅五類核心組。工作組指示各班的核心組抓各班的反動學生，老牛和大雁分析來分析去，把反革命分子的目標鎖定在了鹿鹿和盧勤身上，盧勤出身不好而被老師重用，在班裡當過兩年團支部書記，這是階級路線的問題。
工作組1966年夏天抓的反動學生，比較著名的，師大一附中的陳永康、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按說都是反工作組的，鹿鹿不但不反工作組還對工作組完全信賴，為什麼會是反動學生呢？就是因為對於鬥班主任張老師持不同意見，鹿鹿和幾個同學比較同情老師，特別年紀輕輕的張老師有孕在身。兩派辯論起來，鹿鹿她們說，還是要講點人性，老牛狠狠地說，什麼人性！是資產階級人性！
帶著問題和委屈，鹿鹿她們去找工作組，陳述過程中，鹿鹿突然瞥見了桌上關於師大一附中抓右派學生的文件，心中一怔，但她還沒意識到自己撞到槍口上了，她只是掃到了文件的標題，她還不知道，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工作組已經宣布師大一附中是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學校有77%的班主任被鬥爭圍攻，有150名師生被打成「反革命」，還有一個班全班被打成「右派班」。而且，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已經對陳永康等反動學生開了3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最長曆時8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默許下的武鬥，有同學打了陳永康。
只有鹿鹿出身是資本家，那幾個和鹿鹿在一起的同學都是職員出身，很快鹿鹿就被定為持不同意見者的「黑後台」，成為工作組治下的反動學生，在班裡受到批鬥，那年鹿鹿17歲，高中一年級。
雖然工作組在學校只待了兩個月，但是工作組留下的路線方針繼續統治著女一中，比如說，誰是革命的對象，誰是革命的力量。7月底工作組走了，各班的紅五類核心小組還在，正式轉為紅衛兵領導小組，學校有了統一的紅衛兵組織，這就是文革初期的血統論紅衛兵。正是血統論紅衛兵，在工作組撤走後，製造了紅色恐怖的八月，他們為所欲為，在社會上他們打砸搶，在學校里他們對老師同學的鬥爭加速升級，同班同學抄鹿鹿的家，鹿鹿向老牛交出金條，就是在這個期間。
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8月17日下午，老牛對鹿鹿說，明天毛主席要接見革命小將，你不能參加，但你晚上必須住到學校里來。鹿鹿哭了，她懇求老牛說，請相信我，我是要革命的。老牛說，這是組織的決定，你今晚8點到校。
那天媽媽下班晚，還在做飯，鹿鹿該去學校的時間到了，她沒吃飯就走了，媽媽做好晚飯追到學校，問鹿鹿發生了什麼事，鹿鹿謊稱要值班。她們班在教室里過夜的只有鹿鹿和盧勤，兩人一夜無話。女一中的每個班幾乎都有這樣的同學，出身不好的，「8·18」的當天她們被集中在學校的食堂里看電視，看偉大領袖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現場直播。鹿鹿發現還有她在學校籃球隊的兩個隊友，她們比鹿鹿小，是初二的，大家都悶著相互不打招呼。電視機里口號震天、歡聲雷動，電視機旁這滿屋子應該同樣是興奮雀躍的女孩子，她們同樣熱愛毛主席，她們卻是一片沉寂，鴉雀無聲。
這件事充分說明在1966年的8月，北京的中學並不是權力真空，筆者記得，「8·18」毛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的100萬紅衛兵，全部是秩序井然地列隊入場的。如果在工作組撤走後學校是權力真空，那麼誰有權將鹿鹿這些同學從8月17日就管制起來、不能回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
02
文革結束後的1984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為了落實查抄政策、界定善後工作、退賠查抄財產，發了個文件，即《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妥善解決「文革」中查抄財物遺留問題的通知》，其中第二條說：
「文革」期間查抄或自交的財物，凡原物還在的，除國家現行規定的違禁物品外，一律退還被抄人或自交人。各收存、收購查抄財物的單位，要組織力量把收存、收購查抄財物的情況徹底搞清。凡有接收清單的，要立即著手，按照清單對現存的財物認真進行清理，造冊上報，並要妥善保管，不得丟失、損壞，更不准出售。凡物主明確的，隨清隨退；物主不明的，要根據掌握的資料和有關方面提供的情況，認真做好核查工作。各收存、收購單位如有隱瞞不報或頂著不辦的，一經查出要從嚴處理。
鹿鹿父親的工作單位是音樂出版社，單位落實政策派人到西城區查抄辦公室去查女一中紅衛兵的抄家物資，查抄辦規定，只要清單上能查到鹿鹿父親的名字，他名下的東西就可以退賠，遺憾的是沒有找到女一中抄家財物的清單。
接著，音樂出版社又根據鹿鹿提供的兩名抄家的紅衛兵頭頭，大雁和老牛，要她們出具證明，大雁是汪東興的女兒，其時汪東興正受審查，大雁精神處於不正常狀態，無法提供證明；而老牛，則寫出一個「記不清了」的證明。
因此，儘管鹿鹿家人開出了詳盡的被抄財物清單，但是由於抄家者沒有提供肯定的證據，所以除了存摺上的錢，女一中紅衛兵抄走的首飾銀器等貴重財物沒有得到應有的退還或補償，反倒是科技大學紅衛兵搬走的幾個裝有衣物的箱子，因為有清單，退賠了一些錢。
老牛後來很發達，上大學和出國留學，自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起，老牛在外交部、體改委任職，後來又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企擔任要職，當上了她本人曾經最痛恨的裡通外國的「奸商」。班主任張老師可沒那麼幸運，因為被鬥受到嚴重刺激，胎死腹中，後來就終身不能生育了。同樣被鬥的盧勤後來成了少兒出版界的首席專家，聞名全國的「知心姐姐」。
鹿鹿受到母親的責備，是你把抄家的同學帶回家的，為什麼你的同學不肯如實出具證明？鹿鹿不在乎什麼退賠，錢是身外之物。整整8年艱苦的內蒙古農村的插隊生活進一步磨練了她文革遭遇的耐受力，恢復高考後她進入大學，畢業後成為高校的一名語言學教授。為了講好古漢語課，她通讀了《史記》，現世生活的種種壓抑和不公，她都在《史記》層出不窮的悲劇中找到了歷史和文化的依據。司馬遷讓她更有了一種飽覽天地、透視人間的視野，只是她對手遞手交給老牛的那幾根金條的去向，懷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少年式的好奇心，她後來把這件事告訴了幾個要好的同學。
終於有好事的同學在一次小聚會上把金條的事情擺在了老牛的面前，老牛將怎樣回答這提問呢？筆者替老牛設想了三種回答，都將使她不再受到追問。
第一種回答，那幾根金條交到學校的紅衛兵總部了。前面說過了，女一中紅衛兵的抄家財物沒有清單，全部糊塗帳，老牛交了，她就沒責任了，身為部長女兒的老牛想必不會缺錢，再有什麼問題就是紅衛兵總部的事兒了。
第二種回答，那幾根金條交給汪大雁了。當時大雁領導老牛，交給大雁順理成章，接著查得出查不出下落，也肯定沒老牛什麼事兒了。
第三種回答，「8·18」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那天，人擠人，那幾根金條擠丟了。確實，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2003年12月6日在鳳凰衛視作客訪談節目的時候，回憶「8·18」毛接見紅衛兵，說當天散場後，天安門廣場的地上有不少掉落的金條，她說廣場上被接見的不會有資本家的子女，可以推斷那些金條都是紅衛兵抄家得來的。當百萬人歡呼雀躍的時候，人群擁擠碰撞，不知不覺金條金塊從衣服口袋裡掉落到地上。那時首都的治安由葉劍英管，葉向真說：「看著這些金條啊，他（葉劍英）說，這把我們年青一代搞不好都毀掉了，他說這麼一句話，別的再沒有了」。如果廣場上這些金條也有老牛掉落的，筆者也就不再追問。
可是老牛是怎麼回答的呢？她竟然說，哪有什麼金條，鹿鹿記錯了。
對不起，究竟是誰，記錯了？或許，文革，應當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永遠的追問。
（2013-03-10）
註：老牛的爺爺牛友蘭1930年代是山西省興縣的名門望族，財力雄厚，堪稱晉西北首富，他同時在抗戰爆發後拿出大量的錢財支援八路軍。當時的毛澤東最敬重的兩位開明紳士，一位李鼎銘，一是牛友蘭。牛友蘭的兒子、老牛的父親牛蔭冠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了共產黨，1962年任商業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