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吳國光最新文集《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前言，原載《當代中國評論》（2024秋季刊）。標題為書評編輯所加。李文亮的「明白」與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樣，充滿無奈、無助與無望！在茨威格與李文亮之間，歷史走過了100多年，現代化從歐洲擴及全球直至遠東的「中央王國」；但歷史似乎也失去了創意，隱隱然只在重複自己。今天人們也許明白了專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戰，但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財富不足以保障繁榮、和平、權利與生命。
中國與世界的」茨威格之惑「
隨著習近平的個人權力高度集中並實行本書稱之為「逆轉型」的治國路線，中國的繁榮時代結束了。
許多人對此覺得難以置信：一個本來處在財富迅速膨脹、願景充滿輝煌之中的民族，為什麼現在瀰漫著焦慮、迷惘、壓抑乃至絕望？世界正在改變，向著人們不願意看到的狀態改變；巨大的暗影在籠罩中國——這只是因為偶然飄來的一片烏雲呢，還是長繩難系而不可挽回的日落？還會有明天嗎？明天還會有壯麗的日出和燦爛的朝霞嗎？
恕我用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來指稱這種留連舊日繁華而不甘亂世來臨的心態，將之叫作「茨威格之惑」。110年前，奧地利作家茨威格這樣描寫他的青年時代：
——四十年的和平，經濟的繁榮，技術的進步，「每種事物都在表明著財富的增長和蔓延」；
——「誰買進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書或一幅名畫，就會看到它的價值在上漲；誰更大膽地擴大自己的公司，誰就能掙到更多的利潤」；
——人人都渴望走遍世界，「出外旅遊變成了一項便宜而舒適的運動」；
——「人類因為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而大大提升了自己，一躍超越了以往幾百萬年取得的成就：我們用飛機征服了天空；用電波征服了空間，從而使我們的言語可以在一秒鐘內傳遍全球」。
那是1913年9月之前的歐洲。之後，上述世界在炮火與殺戮中轟然坍塌，人類進入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茨維格不明白，財富作為「那個時代阻擋不測風雲的最好的牆壁」，為什麼擋不住災難的降臨？他更不明白，經濟精英們所具有的那種「天生的商業洞察力和放眼全球的眼光」，為什麼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明災難是如何產生並降臨的。「我以為我已經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實際上這只是日漸臨近的燃燒世界的戰火」——當然，他也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把遠處的烈火看作新的曙光，抑或曙光可以漫燒成戰火。
在習近平年代的中國，人們可能比茨威格多了一些明白之處。2019年末，武漢的一位醫生李文亮意識到了一場疫病正在露頭，於是在自己的微信群里提醒了親友。幾天之後，警方認定李醫生行為違法，要他簽署訓誡書。訓誡書上寫道，「若固執己見、不知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將受到法律制裁，聽明白了嗎？」李醫生寫下「明白」二字。三十幾天後，李醫生感染新冠病毒去世；這場疫情隨即肆虐中國並席捲全球，造成了人類生活的數年宕機，奪去了700多萬條鮮活的生命。
這裡的「明白」二字，在我讀來驚心動魄。人們明白的是：在一個強大而暴虐的專制政權下，你即使面對病毒的擴散和生命的悲劇，也不能自發採取拯救的行動，否則只能接受它的所謂法律制裁。李文亮的「明白」與茨威格的「不明白」一樣，充滿無奈、無助與無望！在茨威格與李文亮之間，歷史走過了100多年，現代化從歐洲擴及全球直至遠東的「中央王國」；但歷史似乎也失去了創意，隱隱然只在重複自己。今天人們也許明白了專制政治的淫威不可挑戰，但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財富不足以保障繁榮、和平、權利與生命。
透視習近平的」逆轉型「：來路與前景
習近平政權的「逆轉型」，可以看作這種歷史重複的最新版本。與一切內容未免貧乏的版本一樣，它的背景更其堂皇，印製更其奢侈，情節更其驚險：在人類歷史上最新一輪全球化所帶來的眩目技術進步與澎湃財富增長的高潮中，它似乎是陡然地降臨在這輪高潮中最為醒目地崛起的東方大國，已經帶來了為禍全球的新冠大疫情，接著就借其北方盟友之手打開了戰爭的潘多拉之盒，同時升高了從經濟到外交的國際緊張，隨時還可能發動對內對外的新一波鎮壓與戰火。
世界為什麼會這樣改變？中國為什麼會這樣倒退？為什麼習近平不得人心卻可以得逞恣妄？中國人在無助與無望中還有什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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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期望對這些問題有一種簡單的回答，也不能不做出種種努力來回答這樣的問題。本書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努力：它聚焦中國，但把中國放到全球關聯之中來加以聚焦；它著眼當下，但拓開歷史縱深來理解當下；它的分析直指習近平和他的所謂「新時代」，但更試圖深入剖析習近平及其「新時代」的制度基礎、制度機理與制度邏輯，而不是僅僅著眼個人品質和偶然因素；它的關懷在於引發「茨維格之惑」的災難性變局，更同時關懷反抗與希望，提供戰略與前瞻，討論轉型與未來。
在以上意義上，本書是對習近平「逆轉型」的來路的回望，更是對習近平「新時代」的特點的剖析，也是對習近平之後中國政治經濟前景的展望。為此，本書的內容組織為八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論1989天安門」，這是因為，在我看來，1989年天安門的事態發展，是理解中國走向繁榮並最終在繁榮中走向「逆轉型」的歷史起點。相對於1980年代毛後中國大變革來說，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實上就是一次「逆轉型」。只不過，這次「逆轉型」在兩年半之後於經濟上做了補救，那是為了因應當時中國經濟落後、中共政權因六四屠殺而進入合法性危機和全球共產主義垮台這樣的困局。從這裡開始，中國走上了鄧小平道路，即在中共一黨專制、強力維穩的政治框架下加速市場化、擁抱全球化來繁榮經濟、增強國力的道路。不理解這一起點，就很難對此後幾十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做出有邏輯、有深度的解讀。
這一部分收文8篇，內容偏重於從精英政治的層面分析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實情與涵義。其中第一篇（「《李鵬六四日記》導言」）尤其探討了中共制度下政治權力的現實與憲章制度的具文之間的複雜糾結，表述了我對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解與理論概括。另外，「論1989年天安門軍事政變」，雖然是中規中矩的學術論文，但卻曾經引發政治上的爭議；「《趙紫陽與六四》序言」則是首次發表。這部分的最後一篇是天安門事變30周年時端傳媒對我的訪談，涉及個人經歷，正好帶起第二部分。
要求推動以民主、自由與法治為方向的政治改革，是1989年天安門抗議的動因；六四鎮壓的根本含義，在於中共當局拒絕政治改革，維護一黨專制，鎮壓民眾要求，清洗體制內變革力量，結束毛後到那時為止已經漸次展開的經濟與政治雙重轉型。本書第二部分「論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內容即在於回顧和反思1980年代後期的政治改革。由於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這部分內容較多。一個原因是：本書作者是趙紫陽政治改革的參與者；再一個原因是，我的研究焦點在於中國的政治轉型，而這場失敗了的改革對中國的政治轉型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這部分收入10篇長文。其中，頭三篇從我主編的英文論文集《趙紫陽與中國政治的未來》中我個人所寫的章節翻譯而來；這本論文集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但卻沒有機會以中文出版，這裡算是一個小小的補償。隨後是三篇書序，包括尚未問世的「趙紫陽叢書」的總序；接下來的一篇，算是我關於趙紫陽所寫過的唯一一篇回憶文章。最後是三篇訪談，內容比較廣泛，從個人的相關經歷到當年的政策制定過程，更延伸到關於八十年代政治改革對此後歷史和當今中國的意義。
天安門抗議之前，中國經歷了政治改革及其失敗；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共則自1992年起漸次形成了所謂「中國模式」。本書第三部分即論「中國模式」，收入16篇長短不一的文章。開頭五篇可以看作對「中國模式」的理論探討，從歷史比較、跨國比較、人類安全、全球化等多個廣闊的視角來分析「中國模式」；接下來兩篇是從英文文章翻譯過來的，都是對於中國當時發展的年度述評，但涉及「中國模式」的深層機理；後面九篇則是短評，其中前四篇圍繞「中國模式」的發展來分析習近平上台之初的中國政局，隨後三篇重點在於討論「中國模式」的國際威脅，最後兩篇涉及「中國模式」的持續性及未來。
第四部分為「論中共黨代會」。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研究中共黨代會的英文專著《中共黨代會：權力、合法性與制度操控》。這在國際學術界被認為是第一本系統研究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著作。由於此書的影響，在此後兩次中共黨代會期間，我都有機會接受國際媒體的大量採訪，其中包括一些中文媒體。這一部分即以拙作英文版出版時一家中文媒體對我的長篇專訪「操控下的中共黨代會」開始，因為這篇專訪概述了拙著的一些主要觀點，對於理解這一部分的其它文章可以起到引言的作用，對於另外部分關於習近平「新時代」和中國政治轉型的分析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視角。隨後的論文「文革中的選舉」，研究的主題是中共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也在某種意義上是拙著的延伸。
《中共黨代會》一書隨後相繼被譯為中文與日文出版，書名改為《權力的劇場》。這裡收錄了我專為中文版和日文版所分別撰寫的序言。隨後六篇文章，三篇關於中共十九大（2017），三篇關於二十大（2022）。體裁上，有比較嚴謹的學術論著，也有面向媒體和公眾的訪談與講座的記錄整理稿，結合了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也結合了制度分析與時政評論——這兩個結合，可以看作我的治學和思考的基本特點，也正是本書的一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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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宣稱中國進入所謂習近平「新時代」。論習近平「新時代」即是本書第五部分的主題。這部分的討論，從緊接中共十九大的2018年修憲開始，這是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此前，習近平強力反腐，迅速集中權力；我對此提出了一個「三三」分析框架，此文列為這一部分的第二篇。
2018年2月25日，就在習近平修憲前夜，我判斷習近平開啟了「逆轉型」——當時以英文發言，可惜因技術原因未能將此文收入本書。這一部分其它文章對相關內容多有涉及，並以2024年3月美國之音訪談形成的「習近平的逆轉型」一章作結，希望對此有所彌補。同樣因技術原因未能收入本書的，還有一篇「中國共產黨是否被習近平變質？」，是2023年4月我在日本東京與日本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先生和慶應大學加茂具樹教授的對談記錄。這個題目對理解習近平的「新時代」非常重要，我的看法與那種將習近平與中共對立起來的看法極為不同。我在本書相關章節中對上述觀點也有論述。
「逆轉型」的方向，我認為，就是重歸極權主義。因此，「重新聚焦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對於理解中國政治發展極為重要。這一部分的後幾篇，即試圖深入剖析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內在機理、權力邏輯、政策走向與國際影響。其中，「從俄烏戰局到北京政局：內外交困中的習近平政權」，比較早、也比較系統地展開了我的看法。那時，即2022年3月，俄烏戰爭爆發，國際形勢陡變，圍繞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的前哨戰也在激烈展開，對於習近平不利的輿論和傳言在海內外四起。直到今天，儘管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大獲全勝，但國際國內局勢的脈絡依舊，他的困境並無根本變化，其第三任期的施政反而更加艱難。為什麼習近平走上那樣一條道路？習近平時代與此前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有何異同？習近平政權的力量和困境何在？這都是我在這一部分及第四和第六部分著重解答的問題。
第六部分為「論政治轉型」——這可以說是本書的總主題，也是我至遲自1986年起即投身其中的畢生努力的目標。這裡的12篇文章，前七篇不妨認為是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總體論述，後五篇則是對習近平新極權時代下中國政治轉型形勢與戰略的新思考。其中，「民變促發官變」「再論民變與官變」及「三論民變與官變」構成其中的骨架，試圖勾勒中國政治轉型的現實路徑。這三篇文章的成文時間跨度長達13年，從2011年4月到2024年4月；這一時間跨度也大體上對應了習近平上台以來的時段。這次編輯本文集，重讀之下，我沒有感到早先的論述有必須修正的地方，但後發的議論則對此前的論述做了補充。
接著「民變促發官變：論中國政治變革的路徑」這篇具有一定綱領性的論述之後，收入的是我2010年12月線上接受一位年輕朋友訪談的記錄（「縱談中國政治變革」）。這篇稿子相當系統地展開了我對中國政治變革自1980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的歷程和困局的看法，自那之後我專注學術研究，直到2022年春天再次開始頻繁發表公共言論。在這期間我當然仍然高度關注中國的政治變化，有時也發表一點零星的意見，這就是接下來的幾篇短文。後面五篇都是晚近的發言，集中探討在新的極權時代如何有反抗的可能性，包括精英的順從與反抗，試圖在新形勢下解讀民變與官變的動力機制，從而尋求「破局」的出現，推動中國走向沒有共產黨的政治未來。
第七部分為「論歷史經驗」，收入10篇文章，大體按所論主題的歷史順序排列。其中，頭兩篇討論「中國民族主義的多重悖論」和「大一統的歷史迷思」，都涉及nation-building（民族建設）與state-building（國家建構）的宏觀問題。隨後兩篇，雖然成文時間相隔八年有半，所談歷史事件從辛亥革命（《唐大姐和 E先生》）延展到五四運動（《德先生不懂民主》），但都在強調民主鞏固與制度建設，對近代中國史的分析算是提出了某種獨樹一幟的看法，在認同民主為基本價值的相關思考中也有另闢蹊徑的嘗試。接下來的兩篇聚焦中共歷史，只是體裁很不同：《以暴力型塑政治》是嚴肅的學術論文，要旨在於回答「中共進行的土改為什麼充斥暴力？」《歷史是失敗者寫的》則是對《邱會作回憶錄》一書的閱讀漫記。最後四篇文章都是追思前輩之作，分別回憶和悼念王若水、劉賓雁、戈揚、余英時、鮑彤和陳一咨等諸位先生，其中，追思余英時先生的發言發揮了「文化中國的終結」的含義，追思陳一咨先生的發言則提出了「健全人格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係問題。
第八部分以「論觀念更新」為題似乎並不準確，但大體概括了這一部分不同主題的九篇文章的共同性，那就是討論人們的認知對於中國轉型的重要性和提高認知能力對於轉型的必要性。即使在學術界，其實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這是《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價值關懷》一文所討論的主題。《政治經濟學一些基本概念的釋義及譯法》則是一個小小的嘗試：多年來，我都有心發起中文世界的「新百科全書」運動，把上百年來中國在與世界思潮相交匯的過程中引進和出現的關於人文社會認識的基本詞彙與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解釋，糾正誤譯、誤解，驅除意識形態迷霧，幫助國人擺脫望文生義的浮躁，縮小中文詞彙與相應的人類通用概念之間的差距，至少使兩者之間不至於繼續那種對同一個詞語的南轅北轍、雞同鴨講的理解吧。
當然，出現這種雞同鴨講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中共對國人的洗腦；反過來說，洗腦對國人的禍害又遠遠超出了詞語誤解的範圍。《從洗腦到認知戰》這篇論文雖長，但仍不過是提綱挈領地勾勒了我對中共思想控制大戰略的分析思路，希望以後有時間繼續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接下來那一篇（「習時代的認知戰」）是在這篇論文基礎上接受媒體訪談的記錄，內容與前一篇或多重複，但也有某些發揮。然後有三篇小文，但題目都很重大，涉及對公民政治、民族關係、及每個人的個人生活史的看法。
最後兩篇或許已經超出了「觀念」範疇，而是延伸到更為寬廣的精神文化領域。「與鷹為鄰」是在2022年春天全球新冠疫期中寫的一組生活隨感；這篇「前言」開頭提出的「茨威格之惑」正是那組隨感的結尾。擺脫「亞流亡」狀態，在全球範圍建設華人自由精神家園，則是我為中國轉型提出的一個新思路。
說明與致謝
把上述文字集合到一起呈送讀者，還有一些技術事宜需要交代。首先，本書不同於常規的論文集，所收文章在體裁上是多樣的：有學術論文，有時政評論，有媒體訪談，有會議發言，還有書序、悼文和隨感。把這些體例不同的文字串在一起的主線，是它們所討論的問題和所表達的思想。我從來不是一個象牙塔里的學者，在職業學術生涯中也從不在乎那些能夠決定升職與聲望的指標；我的關注在於現實問題，我的追求在於以思想穿透現實。不同體裁猶如不同的載體，都只是思想呈現其穿透現實之發現的多樣形式。
其次，本書收有一些原文為英文的譯文作品，也有一些原以中文寫作但此前只以日文譯文發表過的文章，還有一些依託我的英文原著而展開的中文討論。在我看來，與體裁一樣，語言只是載體，內核仍在問題與思想。但是，在不同語種之間進行概念的翻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難免有詞不達意而容易引發誤解的表述（如the state譯為「國家」、human security譯為「人類安全」public good譯為「公共物品」等），這是特別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
第三，本文內容不是我在相關時段的全部文字，而只是其中部分中文（或譯為中文的）作品。過去20年間，我的主要精力在於英文學術著述，研究重心一度也離開了中國事務。1當然，對故國命運的關切永遠不可能遠去，只是人生有限，其中某個時段上的時間分配有其偏重。這樣，本書就成為2009年我出版《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之後的第一本中文書。215年來成一書，篇幅已經很大，於是捨棄了一些中文文字，原文為英文的則只收入了那些因緣際會而已有中文譯文的作品。
第四，所有篇章在收入本書時都在不改動原來內容和意思的前提下做了文字訂正和技術編輯。其中，從英文翻譯而來的篇章，均由我對照原文做了通篇校譯；對媒體訪談和口頭髮言記錄稿，文字編輯的幅度一般大一些，也大多增擬了標題和文中小標題；另外也有一些篇章修改了標題或修改與增加了文中小標題。所有這些改動，在相關篇章中不另一一標出。要指出的是，本書內容仍然可能有文字上的差錯。有些從中文譯為英文、又從英文譯回中文的引語，一時找不到中文原文加以訂正，只好付諸闕如。對這所引起的不周，特向讀者致歉。
第五，書中一些篇章的內容有所重複，這也是應向讀者致歉的。在編輯本書的過程中，我開始是打算儘量刪去重複之處的，但很快發現這很難做到，主要是因為那會使得有刪節的篇章在內容上變得殘缺而邏輯不連貫，只好一仍原樣了。編輯本書的過程中，不同篇章在研究、寫作、訪談、翻譯、發表等環節的相關經歷一一重浮眼前，其中最為動人的是朋友們在這些過程中給予的幫助和支持。
要特別感激博登書屋榮偉兄——因他的建議而有編這本文集的嘗試，也因他的鼎力支持而此書得以問世；多家媒體和自媒體的朋友——書中相關訪談，作者應該是他們，或他們與我應為共同作者，收入本書時理應得到他們惠允，但考慮到訪談中畢竟都是我在表達自己的觀點，出於文責自負的立場，我就把這些訪談看作我的作品了，他們毋需對文中觀點負責。
這不是一句套話，而是因為：第一，書中篇章繁多，某位朋友的幫助常常只涉及某一篇章；第二，這樣的幫助多是專業交流、技術操作和個人友誼等層面的，不涉及我的研究內容本身，更不涉及其中的觀點；第三，很多朋友並不同意我的很多觀點；我也因此特別感謝他們並不因為政治上的分歧和觀點上的相悖而拒絕和我往來並交流。當然，他們對本書的觀點沒有任何責任。
一如既往，還要感謝內人廖曉英博士。她也是書中一章的共同作者，並在本書編輯過程中給予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幫助，當然更是我一切研究和寫作的堅強後盾。
2024年8月28日，於垂雲書房
本文注釋：
1部分出版品見於：Guoguang Wu,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Guoguang Wu,Paradoxes of China’s Prosperity: Political Dilemmas and Global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2015; Guoguang Wu,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of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2008; Guoguang Wu and HelenLansdowne eds.,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2008;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eds.,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Adaptation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2009; Guoguang Wu ed.,China’s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Foreign Relation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London: Routledge,2013;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New Perspectives,London: Routledge,2016; Guoguang Wu, Yuan Feng, and Helen Lansdowne eds.,Gender Dynamics, Feminist Activ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2019.
2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中國的未來》，台北：橙品出版，2009.
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下午1點到3:30地點: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
3655th Ave Room9205 New York, NY10016主辦: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政治系
紐約博登書屋www.boudenhouse.com
聯繫人:榮偉646-595-5888 email:info@boudenhouse.com
附：【吳國光文集】新書發布會及專題演講
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下午1點到3:30
地點: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
3655th Ave Room9205 New York, NY10016主辦: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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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城市大學政治系、紐約博登書屋將於12月9日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舉辦【走向共產黨之後的中國:轉型八論】吳國光教授三卷本文集新書發布會，本書匯集了吳國光教授幾十年來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歷史事件、社會文化以及中國政治轉型及其路徑作了系統、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和闡述，可以說是繼博登書屋出版了【黎安友論中國】後又一部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必讀教科書!
吳國光教授將出席新書發布會並作專題演講，題目是:以建設性方案推動替代共產黨制度的政治轉型
吳國光，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碩士，北京大學文學學士，曾任人⺠日報評論員，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哥侖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後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講座教授，現任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制度及轉型、中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精英政治、全球化，出版英文著作10種，中文著作16種，作品並被譯為法文、日文、韓文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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