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口述往事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20餘萬字的《李慎之口述往事》文稿，從當初的醞釀，到完成口述、記錄與整理，倏忽之間，光陰已經逝去將近二十年。這其間，李慎之先生、當年與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口述並記錄其內容的王學泰先生、劉志琴先生，都已經先後去世，親歷此事而在世者只剩我一人了，這令人深深感愴的無奈之下，只得由我來說明當年這件工作的來龍去脈。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氣氛一度相當肅殺，甚至有全面重回「文革」舊軌的巨大衝動。鄧力群說：「的確，『妖霧重來』，即國際範圍修正主義思潮的空前泛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濫的事實，恰恰就是『毛澤東熱』產生和發展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根據。」（《關於「毛澤東熱」——鄧力群同志答〈中流〉記者》，1991年11月26日《光明日報》）但是，這個勢頭被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之行所阻斷。那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對內的悶聲發大財、對外向西方示好成為主流勢態，所以江澤民後來在《在歡迎柯林頓總統訪華儀式上的致詞》（1998年6月27日）中說：「中國和美國，將會成為共同致力於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決策夥伴。……中美關係的進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有了這樣相對長久且廣泛的空間以後，中國當代思想史上迅速出現了一個相當活躍又空前深刻的時期。其特點似可以用「一系列關鍵領域中的齊頭並進」作為概括——這些關鍵領域至少包括：一、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在中國的現實意義受到空前重視[1]；二、自由價值作為生活目標在青年群體中得到廣泛認同[2]；三、對歷史的反思在眾多線索上全面鋪開[3]；四、一批重要的思想文化類學術期刊形成了比較廣泛持續的社會影響、並對熱點問題進行相對深入的學理探討[4]……
在這全球化大潮迅疾到來，推動國內思想潮流風雲涌動的大局面之下，能夠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紀中外革命史、世界現代政治格局這些知識領域，具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視野的人物鳳毛麟角，而在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無疑是最具洞見與強大思維活力者，他的一批直接回應重大問題的文章，都是在這時寫出，並馬上不脛而走，比如：《中美關係的回顧與前瞻》（1997年2月29日）、《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1997年9月）、《中國傳統文化中既無民主也無科學》（1997年12月）、《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五四」運動八十年祭》（1999年6月）、《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1999年10月1日）、《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2000年5月15日）、《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2002年3月）……
因為李慎之先生早年曾經從事「公民課教員」工作，認定中國的進步必須建立在廣泛的現代制度文明啟蒙的基礎上，所以他對於周圍一些有著共同志向的年輕一輩學術工作者，總是報以極大期望，願意傾力指點。他晚年經常向別人提到：「我周圍有個人數不多的年輕人圈子」，而我則廁身於這個小的群體之中，遂有機會經常得到李先生的指點，能夠更多一些了解到他人生經歷與思想發展的背景。
李慎之先生的方法是非常認真的因人施教：他總是非常留意受教者的個人資質興趣、學術方向等等，針對於此而提出他認為值得重視的課題與研究思路。比如以他的國內國際相貫通的歷史視野判斷，最為警惕義和團基因的復活。他多次催我寫一本關於義和團的書，以說明近代以來極端民族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戕害。2000年是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他要求我鄭重地重提義和團問題，因為中國整個20世紀災難史即以此為發端，所以百年之後當中國再次面對新世紀時，尤其需要對於這個災難機理格外警惕與反省。他說即使眼下環境不允許這樣的書面世，還是不能放棄努力，一定要寫一篇概述性的文章，他甚至親自擬出文章的題目：《庚子百年祭》。文章寫好以後送他過目，他很快回信說：「大作讀過，覺得不錯。一定要提什麼意見的話則是總覺得『氣盛言宜』不足，可能你還是感到不能暢所欲言的原因。近來聽一個朋友說『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最大的幫凶』，這點意思還可以發揮。」後來他親自將此文寄給刊物發表出來，並且經常結合中外局面，反覆強調「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最大幫凶」的立論。
在與李慎之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每每見到基於他身世與知識背景生發出獨有深思的事例，同時又考慮到他的日漸高齡，於是我漸漸感到他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顧准給後人留下了他對專制主義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卻沒有來得及詳細告知世人，他從地獄中蹚過來的命運與他理論思考之間的血肉關聯；韋君宜先生《思痛錄》中記錄的事件情景與當事人心路給大家以震動，但是她的敘述畢竟沒有與系統的思辨結合在一起。參照之下我就想，如果李先生能夠有一份關於自己經歷與理論思路形成過程的全面口述，對於後人認識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的形態、特質、發展過程、演化機理等等，都將有很大的意義，還可能成為史與思兩者結合互補的典型實錄。
大概是在2000年，我向李慎之先生提出這個建議。開始很長時間裡，他堅決地不願意。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他實在太忙了，當時形勢下國際國內、歷史、當下等五花八門的問題紛至沓來，刺激著他用盡一切時間精力來回應這些對思考能力的歷史性挑戰。再就是以前曾有熱心者給他做過簡短的口述史，因為容量限制，所以遠不能展示他生命中經歷的巨大波瀾，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血淚思考。所以他擔心自己的口述史即使做出來，其分量也不一定能夠對得起這些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幸而在他多次拒絕之後，我並未灰心，反而再三再四向他解釋此項工作很迫切的理由。當時他差不多每隔兩周三周時間，就要給我來電話，談他對時政問題、學術問題的具體想法，於是我在交流完這些內容之後，總是看機會儘量重提此事，有時在寫出對他提示問題的理解之後，也要順便提及這個必要性。而長久溝通之後，李慎之先生終於轉變了以前的拒絕態度。他於2001年4月26日專門寫信給我：
你的來信使我感動。
我也有過不多幾次受採訪的經驗，我沒有理由責備採訪我的同志（因為他們沒有歪曲）。但是總是覺得寫的不是那回事，這三年來已經完全謝絕採訪。我現在還有幾篇可以透露我個人的身世或個人的思想歷程文章要寫，以我的「生產力」之低，大概兩年可以完成。到那時，我就是八十歲了，我準備出一個集子（或外加一個光碟）。那時，你先從這些文章中搜羅我思想的痕跡，發現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後向我提出問題，你的記錄就可以比較準確。另外，我有一些書信，有時候，也足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許也不能寫，或寫了而不能發表，我當然是相信在我身後都有可能實現的。我願意與你討論，由你來發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論總可以放開了。
為此，你的建議，到我八十歲的時候（也就是兩年以後）開始，如何？
再一次謝謝你。
有了他這樣的首肯，並且把此事安排進了遠期日程表，這於我當然是第一步的成功；當然我更明白，如果期之以李先生八十歲高齡時才開始他的口述史工作，那並沒有順利完成的把握。
對於上面的情況，我能夠經常與之討論的是王學泰先生，我與他同事最久，在學業與情感上，他又是我最親近的兄長兼老師；恰好王學泰與劉志琴先生是鄰居，所以他又將此情況對劉先生做了轉述。總之，我們一致覺得應該儘早開始這個工作，而且一定要讓李慎之先生有機會暢所欲言，儘量詳細地留下他的所有想法。
有了上述共識，操作上的事情就會遇到迎刃而解的機會。劉志琴先生後來在文章中，曾記述這項工作所需花費是如何解決的：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時間早已遠去。我與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輩，只是因為他的言談風貌光照後人。有一件事至今難忘，我想應該公示於眾，以告慰崇敬他的讀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傳的想法，但這要有一些花費，雖然為數不多，但對一個兩袖清風的老者來說，也是一項額外的開支。這時有個朋友對我說，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願意提供資助，不要任何報償。這個朋友50年前在新華社工作時，曾經奉命監督李先生勞動改造，雖然並沒有為難李先生，但為此他一直心懷內疚，總想有所報償，因此就此機會引來了鄒先生。
記得那是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從廣州出差來的鄒先生來到我家，丟下一萬元托我轉交李先生。我說：「李先生住處不遠，我帶你去見見他。」他說不用了。我說：「那我代表李先生謝謝你。」他說：「不！你應該代我謝謝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產黨的希望。」就這樣，他連地址也沒有留下。其實聞訊要予以資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學復旦大學湯綱教授，多次提出可以資助李先生出書，都被李先生謝絕了。唯有這素昧平生的鄒先生的資助，是我說服李先生收下的，因為他一句「謝謝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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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可見，李慎之先生口述史得以進行，是承蒙了很多很多人士的關心與幫助。
剩下的條件就是李慎之先生要能抽身一段時間，專心來做口述史。而恰在2002年秋天，李先生夫人跌傷住院，需要家人陪護。年近八十的李先生此前也曾中風，生活上總要有人照顧才行。一家兩位老人同時需要照料，對家人來說，是措手不及的困難。我因工作關係，與李先生長女李伊白女士經常見面，商量後，大家一致決定，由劉志琴先生、王學泰先生和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到南京找個旅館住下來，專心來做他的口述史，並由我們照顧他離京期間的生活。這樣除了工作上的便利，也能免除他在北京家裡面對夫人病情而心生焦灼。
很快，我們一行四人啟程乘火車到南京。那天晚上我們在火車硬臥車廂里聊了很久。李先生一反平時風格而向我們道出的，全是他心底里對幾個子女生活家庭等的最深關切與惦念，這份心境的殷切沉重，反而比平時他對重大時政與學術問題的宏論更讓我心動。
到南京後，由劉志琴先生物色了一處很安靜的小賓館住下。以後的一周左右時間裡，我們每天都是簡單早餐（在附近一家街頭小店吃鴨血湯）之後就開始工作。程序就是，由李先生儘量詳細地口述他的身世、幼年以後直至後來無數政治大風大雨的經歷，尤其是他對自己一生道路做出理性認知的具體思考路徑與思想資源。李慎之先生記憶力極好，對大半生經歷的無數大小事件、地點情境、紛繁人物、重要文件的內容甚至具體行文款式等等，從來都是脫口即出、極少停頓思索，這對於耄耋老者而言相當罕見。我們三人則基本上只是使用錄音機記錄下他的談話，很少插話打斷他的思路，只是偶爾情況下，恰好所述內容涉及我們知道的另外材料時，才稍做提示。其中又以王學泰先生提示較多，因為他讀書廣博，且記憶力過人。如此進行下來的成果，就是記錄了整整19盤錄音帶。
白天的工作之後，還有晚上的隨意聊天。因為是由我與李先生同住一個房間，以便照顧他的起居，所以常常是王學泰先生晚飯後來我們這裡閒坐，劉志琴先生則比較早休息了。聊起的話題，天南地北無所不有，而最多的還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李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經一度對於新儒學有相當的熱心，認為可以矯治西方文化大興之後的弊端。以後這個立場雖然改變，但後來的看法還是牽涉很多的學術問題，比如李先生多次提起有關張載哲學的話頭，由此我們談論很多。再有讓我難忘的，就是經常議論中國古典文學對於人生境界的深刻表現力，其中談杜詩最多。李先生對杜詩相當熟悉，王學泰又是杜詩專家，他們因為各自的人生磨難，所以對於杜詩的體會遠過常人。
我們的工作持續了大約一周，其間算得上相當投入。李先生極難得心無旁騖，比如他長久以來與南京大學霍普金斯研究中心關係很深，工作聯繫也多，但是在我們做口述史期間，他對那裡連一個電話也沒打過。唯一訪客是南京大學的董健先生。董先生崇敬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與人格，與我們一樣視其為老師，他對江南各地思想文化界的情況又熟悉，所以他來訪時從晚飯後一直聊到很晚。
因為經驗的不足與動身時的匆忙，這件工作有很多地方我們做得不盡如人意。比如每盤錄音帶上沒有標註詳細的日期與錄音時間。但因為有一個重要時間坐標作為記憶的輔助，所以大致的日期不會出錯。在我們工作進行過程中，恰逢中共十六大召開。閉幕那天，權力的勾兌結果大致揭曉（江澤民繼續留任中共軍委主席），馬上讓世人察覺到了權力授受帷幕後的波譎雲詭。這天是2002年11月24日。
這天吃過晚飯，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買當天的套紅報紙。等我將報紙交到他手裡時，終於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長久埋在心間的積鬱：幾十年了，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儘管決定研究中國專制主義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國實現憲政與民主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過是一介平凡百姓，以自己刀錐之末的氣力和生命中剩下的所有時限去面對那樣橫亘無際的大山，日久之下，難免越來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悲涼。隨後我問李先生：以您的高齡與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經歷，您最後的感覺是什麼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學者說過的話，算是對我的回答：當專制威權還在實施著它的統治時，幾乎所有世人都覺得：如此龐大強悍的機器它怎麼因為可能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可是當專制統治一旦成為過去的時候，則幾乎所有的人又都覺得：這樣醜惡而違逆於人性的權力體制，它怎麼可能不被世界所唾棄呢？
口述錄製工作完成以後，我們四人去了一趟南京明孝陵景區，終於可以舒緩一下長時間的緊張心情。那時秋霜正濃、黃葉彌野，我們走在萬籟寂靜下的朱元璋陵園裡，當然有一番古今映照的感觸。就我而言，能夠直接促成、參與並終於完成這件重要工作，滿足之情不言而喻，於是不由得想起晚清翁同龢《游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中的句子：
袞袞中朝彥，何人第一流？蒼茫萬言疏，悱惻五湖舟。
直諫吾終敬，長貧爾豈愁！何時楓葉下，同醉萬山秋。
以李先生當今「第一流」之人的位置而言，當然早已超越了「直諫」陳軌而有了放眼全球的宏大眼界，但是那份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拳拳之心，依然秉承著千百年來志士仁人的血脈；而老人的這份心血現在終於可以傳諸天下、昭告世人了！
原本的計劃是，這份口述史的講錄在南京初步完成以後，回到北京後再補充一些照片與錄影。但是後來，我忙著料理老母親病重與去世的事情，就把給李先生做錄影的事放下了。當時的打算是，等到2003年春暖後，就可以從容地完成這踵事增華的結尾。我與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顧他起居以後，感覺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餘飲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這樣大年紀的老人那樣怕冷，所以當寒流突然襲來時，好幾天屋裡一直沒有暖氣，我夜裡睡覺都要在棉被上加條毛毯，但是他堅決不要毯子；等我為他買回一台電暖氣時，他還說我多此一舉。於是我心裡很踏實，覺得以李先生的底氣和火力，肯定還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他心中諸多重要的寫作計劃。不想到了2003年過年，他患了感冒，隨後很快就是「非典」疫情突然襲來，他的住院與治療不能不受到不利影響，於是感冒加重，引發肺炎，一病不治，竟成永訣！而關於這份口述的完善工作就此全付闕如，連一張正式的工作合影也沒有留下，成為深深的遺憾。
這以後，這份口述史首先由錄音謄錄為原始記錄稿，這個稿子當然還是問題很多，比如口述中涉及了大量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而錄音的時候沒有想到謄錄者由於閱歷與知識等限制，可能並不熟悉這些內容，所以這些地方僅僅根據李先生語速很快的語音，並不能保證轉換成為文字的準確。幸運的是，熟悉中國現代史的工人出版社資深編輯王建勛先生，義務付出很大努力，將原始文字稿悉心整理了三遍，使其成為現在這樣從頭到尾順暢無礙的文字。只是由於輿論環境等原因，這份口述史在將近二十年裡一直保存在李慎之先生家人那裡，而未獲面世的機會。
屈指算來，李慎之先生去世已經17年，境遇坎坷的王建勛先生因白血病去世已近四年，王學泰先生、李伊白女士去世也已兩年多了。2020年4月8日，享年85歲的劉志琴先生又不幸逝去。於是每每念及這份口述史的命運，都讓我不免「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的喟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這古今貫通的長河之中，有無數珍貴東西值得鐫刻在歷史記憶里。但在所有這些之中，能夠最大程度契合於「世界之公理、人性所大同」之方向的，恐怕唯有一代接一代人們，嚮往現代制度文明，矢志推動中國走出專制的自由心靈！所以一方面，能夠以李先生口述史等等資料為鏡鑒的後來人，他們足以了解中國「出埃及」之異常的艱難曲折；但另一方面，這些文字中的淋漓記述，也足以說明那種追求的永難止息與磨滅。
這些年裡，我不時會想到宋人范成大的兩句詩：「劫火不能侵願力，巋然獨似『漢靈光』」——他把人們用自己心智凝聚而成、因此任何遮天劫火都永難撼動的偉大「願力」，視為巋然永存世間的最高貴殿堂，所以我想：後來的有心人們如果讀完《李慎之口述往事》，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動吧。
王毅追記於2020年5月27日
本文注釋：
[1]比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重新翻譯出版（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2]典型例子：以自由之美為生活與思想之核心價值的人文學者王小波去世（1997年4月11日）前後，其著作引起社會廣泛共鳴。
[3]以若干當時有廣泛影響的歷史學或紀實歷史敘述著作為例：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於1995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陸鍵東著《陳寅恪最後20年》於1995年12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顧准日記》於1997年9月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韋君宜《思痛錄》（刪節本）於1998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於2000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等等。
[4]以1993年創刊的《東方》為例，其創刊號上刊出的重點文章包括：季羨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類》、劉東《中國能否走通「東亞道路」》、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