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逃港批鬥會
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後，儘管內地邊境管制逐年嚴厲，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絕於途。在深港邊境那次「反英抗暴鬥爭」平息後，港英方對偷渡人員一反過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辦法，對偷渡者，基本上是採取全部收容，並在一般情況下，半年後就發給身份證。這一政策，給偷渡行為增加了一劑「催化劑」，至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青年偷渡逃港潮延續十年之久。
偷渡逃港由於邊境管制嚴厲，偷渡逃港者對於偷渡行為的暗語也發生著變化。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廣東地區的百姓，把偷渡逃港暗地裡稱為「督卒」，把偷渡逃港者比喻成中國象棋的「兵、卒」。中國象棋里的「兵」和「卒」是最小的棋子，身份卑微，未過河前（楚河·漢界）受到嚴格限制，只能前走，左、右、後退都不行；而一旦過了河，它們就威風大振，橫衝直撞，且勇往直前，絕不後退。
一般偷渡者，都是百姓，他們像未過河的「兵」、「卒」一樣，社會地位卑微。橫在中英邊界的深圳河，就是象棋盤中的「楚河」、「漢界」。百姓一旦越過深圳河，就會像過河的「兵」、「卒」一樣，為自己的人生奮勇拼搏，也有不少人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在偷渡途中，成為深圳河的祭品。偷渡逃港一般是社會生活困惑的失意者，當時內地政策導致他們共存一種心態：過了深圳河，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來了，所有的親人、同學、朋友，都將相見無期。
1966年5月，廣東省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擁有港澳身份證，就屬於港澳同胞，此後偷渡出去再返回內陸的不僅沒有優待，而且被禁止再出境。
1967年後又出台新規定，偷渡逃港的回歸人員，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了1966年規定中以1957年劃界的規定。隨著邊境政策日趨嚴厲，邊境安防設施和措施也不斷加強，偷渡逃港者要翻越有著現代安防設施的深圳河已不那麼容易了，一些「督卒」者，只得另闢新途——泅渡過海。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邊境「督卒」的邊民走的差不多了，進入七十年代，邊境地區大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成為偷渡者。這個群體具有不同於邊境老百姓的許多特性。
被發配到窮鄉僻壤的紅衛兵知識青年，從市民變為農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其貧困，繁重的體力勞動、落後的生產生活習俗、僻狹的地域觀念，使他們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灰飛煙滅後，感到極度的沮喪和困惑；各種社會勢力和戶籍政策的歧視，又使他們不堪忍受；回城無期更使他們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從廣州上山下鄉到深港邊境一帶的知識青年，最終選擇海灣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他們中一部分人，曾經經歷過「督卒」，並做著再次「督卒」的準備。這些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叛國投敵者，更不認為自己是「階級敵人」，他們覺得自己是熱愛祖國的，只不過是為了生存，為了人生拼搏而去香港。
此時，國家的政策也有了一點變化。1972年8月，廣東省委向中央、國務院報送《廣東省偷渡外逃情況和採取措施的報告》。周恩來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麼問題都提到路線鬥爭上來。」還強調對偷渡逃港者要「示之以威，還要動之以理，而且這後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時，不要濫用」。
1973年12月，廣東省委頒布新的政策規定，重申1970年海豐會議部分精神，在個別政策上出現鬆動，同時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此時的知識青年，也把「督卒」一詞改為了「起錨」。
「督卒」——過河「兵」、「卒」再也不能回來，起錨開航的船，終歸要有返航的一天。
1967年1月，馬思聰偷渡逃港，展轉美國定居。
1972年，隨著中英關係改善，深港邊境形勢緩和，政策的鬆動，大規模的偷渡逃港潮再次掀起。
對於在文化革命政治鬥爭中已不再需要的紅衛兵學生來說，逗留在城鎮中無學可上，無業可就，無所事事，又天不怕地不怕；有著狂熱造反精神。國家最高決策者已經認識到這是一個迫在眉睫，刻不容緩的問題，國家必須就他們的出路問題儘快做出選擇。
當刊登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甘肅日報》放到毛主席的案頭後，一下子觸動了毛心某個敏感點，十分重視新聞輿論的毛澤東立刻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派記者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實稿件的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用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甘肅日報》的消息，加編者按，發出了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狂潮，一項解決城市就業壓力為出發點的舉措馬上銳變為一場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在給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由的同時，也為在運動內部製造出更多的矛盾留下了伏筆。為了尋找能自由發展的空間，知識青年只得孤注一擲，離開這連吃都成問題的地方，用青春和生命作一把賭注，鋌而走險，赴海求生，他們選擇了海灣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在今天書寫知青史時，如果缺少了廣東知青大「起錨」，歷史就不完整，「起錨」應隨中國知青史一同進入歷史博物館。
知識青年「起錨」逃赴香港時，已不像1957、1962年的「督卒」，走過羅湖橋、文錦渡、羅芳耕作口岸、沙頭角……等等那麼容易了。他們必須逃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才能達到資本主義的香港。此時大多知青「起錨」逃赴香港的路線一般有三條：
首先是西路，從東莞進入寶安、南山一帶，泅渡深圳灣。由於深圳灣臨珠江入海口，很少有鯊魚，沙灘邊又有紅樹林可作偷渡人藏身之地，風浪相應小一些，泅渡的危險也少一點，懸著這條路的偷渡者多，邊警在這一帶防範森嚴，到達海邊的難度也加大了。西路潛在的危險是：一、珠江江水在出海口有時和海流會形成漩渦，人一當進入漩渦，危險極大；二、如正碰上退潮、偷渡者一旦被潮水帶入伶仃洋，那也就是不葬身魚腹也得屍沉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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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從蛇口泅渡的，這是后海灣，因為靠近珠江口，所以也沒有鯊魚，離香港的海面距離也只有4公里，下水最適合的時間是每年八月和九月初三到十八之間，根據海潮漲退規律，當地人總結出諺語：「初三十八水順流」，在這一段時間下水為順水，游到香港對岸要省很多氣力。在遇上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間一條水道，海峽很窄，幾乎一個多小時就可游過去，但有好也有壞，潮水退去後，岸邊有一段很寬的地帶潮泥又深又不好走，走起來目標又大，又吃力，有些偷渡者不得不在潮泥中爬行。一旦偷渡者碰上海蚝，會把大腿及身體割得遍體鱗傷，儘管這樣，后海灣還是知青「起錨」的熱門地點。
其次是中路：也就是所謂的陸路，由火車路或直通寶安縣的公路過樟木頭、布吉鎮進入貓窩山，梧桐山，再從文錦渡、福田、梧桐山、流浮山到沙頭角，這30公里左右的地段，翻越鐵絲網或跨過深圳河就到香港，深圳河不寬也不深。梧桐山，山勢起伏雄偉，峰巒疊嶂，千仞峭壁，怪石磷峋，樹木稠密，雜草叢生，是偷渡者躲藏的好地方，因偷渡者在梧桐山南麓，衝下山就是盤山國防公路，越過公路，翻過鐵絲網就是香港。但有不少偷渡者，夜間行走，不小心跌下陡似斧削的崖壁，後來偷渡者稱那些地方叫「捨生崖」、「斷魂崖」。因為是陸路，中路成了邊防最嚴密的一段，鐵絲網是現代化感應裝備，加之林立的流動哨和潛伏哨，無處不往的民兵、警犬，以至於這一路竟被當局形容為為蚊蟲都飛不過去的邊防。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識青年們想盡了辦法，如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收集老虎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到老虎糞就不敢追了。
所以還是有不少知青翻越了過去，更有甚者，女知青硬是從鐵絲網上爬過去的，這一方面她們應用了屏蔽技巧，配合了可能還有邊警的同情和寬容，有意睜隻眼閉隻眼。
第三是東路：即是從惠州過龍崗，進入打鼓嶺、沙頭角、鹽田、大梅沙、小梅沙、泅渡大鵬灣偷渡到香港。東路最危險：一、有鯊魚，不少偷渡者就在東路的大鵬灣葬身鯊魚魚腹。二、退潮時，偷渡者極易被水流從大鵬灣帶入大洋。這裡的邊防守衛松一些，不少人選擇從這裡下水。
大鵬灣的狂風惡浪，鯊魚也吞食了不少人，儘管如此，以青春和生命為代價的知青，從這裡逃港成功的也不少。
從「起錨」偷渡的主要途徑來看，海峽畢竟是要游過去的，這就要求每一個「起錨」者，必須具有過硬的游泳技能和超強的體力。
知青們為了促進「起錨」的成功，往往利用回廣州的機會，在游泳池裡練游泳，常常是一下水就是七、八個小時，一游就是數千米。
有些人為了提高「實戰水平」選擇珠江游長途。於是廣州西村水廠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門反照）的一段十公里的河面上，成了「起錨」者的練習場，這種實練比游泳池裡練更加實用。
為了在海中更安全、「起錨」者還必備充氣設備，當年泳圈、氣枕，在寶安海岸沿線，是違禁品，尤其泳圈是根本不可能帶到寶安境內，氣枕和球內膽，則是知青們想盡各種辦法藏匿著帶走的。
起錨客奇招出盡：用數量較多的保險套，捆成一捆，吹氣後拴在身上，經濟實惠好用，攜帶安全、可靠，邊崗誰也想不到保險套竟會成為「起錨」者的「救生衣」。
當年，為了堵截「起錨」者，在東莞縣和寶安縣交界處，即樟木頭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鎖線，再往南，還有第二道和第三道……真是路路設卡，村村設防，荷槍實彈的軍警、民兵、流動崗哨及便衣，還有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武裝起來的老百姓，加上警犬，真是全民性，全方位立體堵截組合。
這些措施迫使「起錨」者自進入寶安縣起，就只能在夜晚翻山越嶺，「起錨」者與堵截者，玩起了貓捉老鼠的遊戲。
今天，開車幾十分鐘就得走過的地方，當年「起錨」的知青地形不熟，儘管手中備有簡單的地圖和指南針，白天不能走，躲在叢林、草叢中，活受蚊蟲、蟻群叮咬之苦；晚上也只能靠微弱的星光在草叢、荊棘中走；除了當心蛇蠍攻擊外，最當心的是要迴避巡查人員，一個晚上走不了幾里路，幾十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七、八天，甚至更長時間。遇上蛇蠍，野狗襲擊只能算是運氣不好，遇上軍警、民兵的抓捕那可真是命苦了。
一旦被抓捕，逃港是叛國投敵，必須對起錨客執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進「大倉」（當地關押逃港者的拘留所），在「大倉」的標準是一天四兩米飯，半個月下來，人就要瘦一圈，而且還要開批鬥會，寫檢查、寫悔過書，把你身份調查清楚後，送回原單位或戶籍所在地。知青們就是被送回所在農場或農村生產隊。
送往農場的一般要吃很多的苦頭，因農場的職工有些是原上過戰場而從部隊轉業下來的，他們立場堅定，階級鬥爭意識強，恨透了敵人，所以送回農場的知青，十有八九都要挨打、受批、活受罪。後來被抓到的農場知青，死也不講是哪個農場，或者胡亂招供成一個公社，而送去時人家又說他們不是該公社的人，知青們就利用這樣送來送去的時間，中途逃跑，回到廣州準備再次「起錨」。
插隊的知青，送到生產隊後，大隊也得開批鬥會，早期，被批鬥的人吃了苦——挨過打、掛過牌子……隨著時間的推移，「起錨」的人越來越多，「起錨」成功的也越來越多，相應的，來參加批鬥會的人倒是越來越少，群眾開會的興趣也越來越低，漸漸開批鬥會也慢慢變了味，主持批鬥會的幹部漸漸有了點分寸，有時的批鬥會，倒像似在歡迎失敗者歸來的歡迎會。
被批鬥的「起錨」知青，站在台上，最想聽到的是群眾喊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似乎在鼓勵「起錨」者，今後還下更大的決心「起錨」。為了前途，他們必須不斷地「起錨」下去，如此，就有知青竟創造出「起錨」十幾次才成功的記錄。
當有關當局加強堵截從寶安的逃港者時，有知青開創了繞道澳門去香港的路線：從石岐到澳門再到香港。
當年，澳門不像香港，對偷渡者發給身份證，澳門當局抓到的偷渡者都送回大陸，所以追捕上岸的偷渡者是警察的職責和任務。畢竟澳門只有那麼大，容納不下太多的人口。
但一般的葡警也視抓捕偷渡者為賺外快的機會。在澳門水塘和黑沙灣一帶，是偷渡者熱門的上岸地點，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十分荒蕪。這一訊息葡警知道後，他們深知上岸的偷渡者不知道從何處進入市區，於是葡警只要守住一些必經之途，肯定會有捕獲的「獵物」到手。在捕獲「獵物」後，如果上級在場，那是警員盡職盡責的表現，成了日後進升的根據。如果條件允許，澳葡警察就看「起錨」者表示如何，能乖乖奉上錢財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錢財豐厚則還可以「指點迷津」。如偷渡者身無分文，那就得看該警員的良心和當時的心情了。大多數警員還是會出於憐憫，放走了事。
這些澳葡警員信奉的一條底線是：視金優惠，他們的索求也不高，一般是20到30港幣。所以從石岐到澳門，再過香港的「起錨」者一般都隨身帶有港幣。至於從石岐到澳門再進香港怎麼走呢？石岐是中山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澳門位於石歧的南端。還在國民黨時代，從石岐到澳門修了一條當時是甲級的公路63公里。但在石岐與澳門之間有個五桂山從中截開，由石岐為起點的「岐關公路」（石岐至關閘），就分為東路和西路，兩條路都是沿著五桂山邊走，最後在一個叫肖家村的地方兩路再匯合成一路，再向南，可抵達澳門。於是從中山石岐到澳門的「起錨」路線，也分出了東、中、西線三條。東線：由石歧出發，途經南蓢、崖口、翠享村、下柵村，大金頂、哨家村。
當年，下柵村口設有邊防檢查站，沒有邊防通行證，很難過關，於是起錨者選擇在翠享村就上山走山路。翠享村是孫中山先生的故居所在地，這裡山勢複雜，山體高峻，沒有本地人或認路的人帶路，是很難進山後再走出來的，所以邊警對山林也管理鬆懈。
中線：從石岐出發，沿五桂山西邊公路走向走。途徑北方、深灣、麻鬥、白石三方等墟鎮，匯合東路直抵南溪。南溪位置十分特別，車站旁有一條小河，過了南溪橋，便是上涌邊防檢查站。南溪背山，西向坦洲大沙田區，僅有一條村級公路把兩個墟鎮連起來，邊警把守著南溪路上，沒有證明，是休想進入南溪或坦洲沙田區。走這條路的人一般都騎單車從公路走，在南溪之前上山，把騎來的自行車扔到水塘里，每年冬天，村民們放塘水抓魚時，往往會發現「起錨」者扔在魚塘里，已經鏽跡斑斑的自行車。扔掉一輛單車，似乎成本太高，也有講義氣的「哥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騎單車專送朋友上山的。
西路：走西線的人一個最大的麻煩，就是必須先在坦洲大沙田區找個落腳點，待到晚上，再向東、東南、或南三個方向，穿過大沙田的水鄉澤國，進入中線的海邊下水。也可以在坦洲和水閘、灣仔等地下水。但這路在接近水邊時，要穿越一片百多米寬的平坦地帶，而這一帶軍警堵截很嚴。
「起錨」者除了從深圳（寶安）到香港，或從中山（石岐）到澳門再到香港，這些都是非得泅渡海峽。（但從澳門到香港大多是用船）。為了達到到香港的目的，知青們最方便、最穩當、成本也最高的辦法就是用小艇或木船划過海峽或珠江口。
這也有三種辦法：首先，由「蛇頭」帶，這就須要交付「蛇頭」一筆相當的費用，大約在200-500元之間，這在那個年代，這個價格很高的了。儘管如此，還是有知青，想盡辦法湊足這筆費用。
其次，就是買一條船，那得好幾個人合夥，這種辦法往往當地人也參與其中，因為用船，首要條件是先要了解季節風向，潮汐汛期、水手等。
再次，當地的幹部在划船走時，也帶走一部分與他們關係好的知青，雖然當時這些知青沒有給錢付酬勞金，但一般到了香港後，努力打工，做事，賺到錢，都會感謝他們帶自己出海之恩。
知青的「起錨」是要從社會主義的中國逃向資本主義的香港，唯一的突破點是衝破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才能到達香港。
「起錨」者為了突破這個「網」，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成功者，也是歷盡了千辛萬苦，回憶起其經歷，真是九死一生，叫人聲淚俱下，令人感慨萬分。
《記憶》2013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