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使北大數百名學生罹難。他們位列五類分子之末，面臨著無處不在的歧視和欺侮，被迫進行無休無止的認罪和自污，還有很多人要從事超負荷的繁重體力勞動，幾乎超過了常人能夠忍受的極限。即使摘了帽，也仍然是賤民，看不到未來，找不到希望。在這種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很多人迫切地想逃離...

Botanwang：永遠相信你的直覺，它們是來自你靈魂的信息。很多人嘲笑「躺平」。其實，他們不懂結構性風險。躺平在社會學裡，有一個更專業、更準確的名字：戰略性不參與。在投資里，這叫：空倉。在《三體》裡，這叫：冬眠。冬眠是用來穿越「垃圾時間」的。現實中的我們沒法冬眠，但我們可以做到：醒著的冬眠！

交易者簡放：給車裝飾的時候，跟旁邊的一位同是等待的人聊天，從國產車的內卷聊起來，聊到美伊戰爭，聊到軍工，聊完房地產聊白酒，聊完光通信聊記憶體，最後，他疑惑的問我：哥，你是不是炒股的？

在這段跨越幾十年，充滿血淚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沒能抵達終點。僅黃強認識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喪大海。 半個世紀後，他寫下自己和同代人鋌而走險逃出中國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難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極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創傷。他知道出版這樣一本書的代價，做好了無法再去中國的準備。 黃強對美國之音說，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變好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當年的偷渡者都說，這一切要歸功黨的領導。他們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國。 但是在黃強看來，這個政黨的DNA並沒有改變——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權，依然要中國人對它俯首帖耳。

1951年，16歲的倪匡為追尋「烏托邦」理想，輟學報考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之後，他成為一名「公安幹警」。 1952～1953年間，他參與過蘇南的「土改」鬥地主，抓「反革命」。鬥地主判死刑的時候，領導要求倪匡寫布告公示，倪匡問判處死刑的理由，領導告訴他寫「地主」，「我說地主不構成死刑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什麼！ 多年後，倪匡說：「如果不從內地來到香港，非但沒有機會寫作，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反右』我肯定過不了關，『文革』也挨不過。幸虧來了香港……」

作為中共首任黨魁陳獨秀的特殊經歷，或許可以為那些被中共矇騙的，以及業已明白被騙但又不願正視的中共黨員以啟示，那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共才是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中共根本沒有改變的任何可能性。若想擁有自由民主的中國，那就要退出中共，並為沒有中共的真正美好的新中國而努力。 對於中共，陳子美與其父親一樣，同樣有著清醒的認識。曾看到網上有報導說，陳子美去世前聞知中共政府撥巨款，正在整修陳獨秀的墓。她聽後，只是淡淡地一笑，說：「又得花老百姓的錢了，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又被砸了！」一語擊中中共的要害！

中國也有難民潮。因為在大陸旁邊還有三個華人的社會——台灣、澳門和香港。台灣有海峽天塹相隔，常人只能望洋興嘆；於是，只有澳門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國的難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後繼，英勇悲壯，並不亞於柏林圍牆。1997年，兩個深圳人創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位老人是指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是指在廣東深圳創辦特區。如今，這被說成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神來之筆。其實，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來的。

美籍華人容錦愛和祖父容永協在香港的合照（左圖），容錦愛一家人到訪世界各地滑雪（右圖）。（容錦愛提供）我相信上天的安排，很多人生決定看似出於無奈，其實是時勢所推，即使當下不如所願，但後來再看，結果往往出乎意料地好，仿佛早有安排。回看70載的風雨人生，美籍華人容錦愛感慨道。二十世紀中...

七十年代的逃港批鬥會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後，儘管內地邊境管制逐年嚴厲，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絕於途。在深港邊境那次反英抗暴鬥爭平息後，港英方對偷渡人員一反過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辦法，對偷渡者，基本上是採取全部收容，並在一般情況下，半年後就發給身份證。這一政策，給偷渡行為增加了一劑...

他寫下自己和同代人鋌而走險逃出中國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難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極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創傷。他知道出版這樣一本書的代價，做好了無法再去中國的準備。 黃強對美國之音說，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變好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當年的偷渡者都說，這一切要歸功黨的領導。他們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國。 但是在黃強看來，這個政黨的DNA並沒有改變——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權，依然要中國人對它俯首帖耳。 當今，當《國安法》將香港籠罩在恐懼中，當香港人也紛紛「逃港」，遠走異鄉，他感嘆：「我的天堂沒有了。」

穿越邊境的逃港者，攝於1962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當年湖北武漢大學是全國反右鬥爭的重災區，而中文系又是重中之重，中文系又以三年級學生為打擊重點。這個年級共有三十三名同學，其中有十一人劃為右派份子，其中極右占了九人。吳開斌品學兼優是全校的尖子，有翹楚之稱。他的同班同學傅治同在...

一年前，筆者拜訪肝癌纏身的劉憲平，聆聽他述說生命故事，這位目光炯炯的長者，憑著堅強的意志抗癌逾10年，並為美東樹立「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出錢出力。他相信，為逃港死難者豎立紀念碑，是對一個時代的見證。他自己就是親歷者，經過三次驚險偷渡，才與太太陳華美一同來到彼岸的香港，從而有機會記錄下自己和身邊人經歷的一切。

北京有一個段子，有一位山西煤老闆在北京宴請官員，官員大言不慚說在北京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到的事，酒過三巡之後，煤老闆就提出，能否把天安門的毛澤東相片換成我爸的相片？官員拍胸補保證沒有問題，煤老闆依約付了錢。幾天過後，煤老闆路過天安門，發現相片依然是毛澤東，就跟官員要說這件事怎麼沒有辦成？官員說辦成了，你回去看一下你的戶籍資料，煤老闆的名字被改成毛岸青。

這就是厲害國厲害之處：敗壞人倫。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間，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甚至僅僅為了自保，反目為仇，互相檢舉揭發的多了去了。香港「一切都是剛剛開始」，台灣恐怕早就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