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11歲，上小學（上半年4年級，下半年5年級）。由於生活在貧困、閉塞的中原農村，見聞十分有限。初中畢業前，我（包括我的許多同伴）連縣城都沒有去過。所以這裡記述的，只是我個人的經歷，只是當年我所在的那個公社、那個大隊、那個生產隊的一些情況。
少年兒童集中營——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內方圓20里左右的幾個小學合併在一起。合校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學比較分散，方圓四五里內就有一個，學生上學不超過3里，都是走讀，十分方便。這些學校多是初小，每個學校有一至三個老師。
而我上的那個學校是個完小，離我家約1里地。它原來是一座寺廟，解放後，和尚們被趕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學，條件雖然簡陋，然而在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經營下，辦得還不錯。校園裡有一口大井，兩排柏樹，七八棵梧桐樹，鬱鬱蔥蔥，很有生氣。尤其是十來個石碑還立在那裡，下課後同學們經常站在石碑前認字，比賽誰認得多。
我在這裡從初小第一冊讀到第八冊，度過了4年美好的時光。初小畢業時是1958年6月，班主任老師讓每個同學出1角錢，做面錦旗給學校留念，沒有錢的同學可交3個雞蛋湊數。錦旗做好後，我見上面寫的是「向地球開戰，向自然進軍」，已露出了不同凡響的戰鬥氣息。
過了暑假到學校去，老師告訴我們要合校了，我們的這所學校改作大隊的養雞場，各家各戶的雞被無償捉來，集中飼養。飼養員和場長則由大隊幹部們的女家屬擔任。自從辦了這個養雞場後的幾年裡，我再也沒有吃過一個雞蛋。
新學校安排在距我家約5公里的村里，這個村的地主、富農比較多，因而瓦房也比較多。由於合校的需要，這個村的住戶都被分散到別的村了，騰出來的房子作了學校。
新學校由5個小學組成，各個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都搬來了，大家互不認識，各自背著自己的書包（裡面除了書本外，還有一個飯碗，一雙筷子）、被子、稿薦（一種用麥子稈織成的長條形墊子，睡覺當鋪草用），個個衣服破舊，蓬頭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難民。同學們的年齡在6歲至13歲之間，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來的，大家的臉上掛著驚懼的神色，年齡小的甚至在哭泣。因為從現在起，我們就要過集體生活了，學校規定一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合校後的軍事化生活（其它兩化是：思想革命化、作風戰鬥化）是什麼情景呢？
先說吃。學校成立一個大食堂，300多師生同灶。每個班在教室的牆角，立一口大缸，外麵糊上泥巴，為的是保溫。開飯時，由值日生用木桶將飯打回，倒進缸里，然後大家排著隊，各拿各的碗依次去盛。有的同學個子小，缸又深，盛到最後時，必須俯下身子才能盛到，不少同學衣服上被稀飯糊得硬梆梆、明晃晃的。
早飯一般都是蒸紅薯加稀飯（稀飯多用高粱面煮成的糊糊），沒有菜，有時調些生蘿蔔絲。中午一般是玉米糝糊糊，放些蘿蔔條或菜葉。晚飯和中午一樣，偶爾可以喝上一頓湯麵條（從來沒有吃過撈麵條）。吃蒸紅薯的時候最多，高粱面窩頭、玉米面饃算是好的了，從來沒有吃過白面饅頭，更不用說肉和雞蛋了。只是到了過年那天的中午，每個同學才喝到一碗羊肉湯，裡面有幾個油炸綠豆面蘿蔔絲丸子。
後來見到有人寫1958年吃大鍋飯的文章，說「吃飯不要錢，天天盡吃好的，大魚大肉，放開肚皮吃」。我就感到奇怪：我怎麼沒有碰上這樣的好事呀？吃飯不要錢倒是真的，農民幹活不拿工資，甚至連工分都沒有，憑什麼要錢？
再說住。每個班一個集體宿舍，幾十個同學住在一起，幾十張草墊子一張挨一張地鋪在地上，再鋪一張蓆子（誰也沒有褥子和床單），找來一塊磚頭或土坯當枕頭，就是我們的床了。老師和我們住在一個房子裡，在窗台下面用土坯單獨支一張床，上面有床單和布枕頭而已。睡覺時各自將自己的被子伸開，一個緊挨一個地躺下。有兄弟二人同校的，弟弟跟哥哥睡在一個被窩裡，各睡一頭，當地叫「通腿兒」。有的同學家里實在太窮，連一床破被子也拿不出來，只好請求與同學「通腿兒」。實在不行只好躺在牆角，脫下衣服蓋在身上睡覺。
那時農村沒有電燈，宿舍里只有一盞小煤油燈，到了半夜燈滅了，同學們起來小便時，常常踩到別人的頭。尿桶放在門外，夜深天寒，屋裡屋外漆黑一片，膽小的同學不敢起來，有的寧可尿在床上。那些六七歲的小同學，半夜醒來哭著喊爹叫媽，真是可憐。
由於長期不洗澡（除了夏天可以到河裡池塘洗澡外，其他時間根本無澡可洗），不換衣服（無衣可換），同學們的頭上、身上和被子上長滿了虱子。宿舍里陰暗潮濕，充滿了霉爛的氣味。我們長期睡在泥地上，不少同學得了腿疼病（關節炎），有的生了疥瘡。
再說學習和勞動。1958年秋天合校後，上課只是斷斷續續的，主要是生產勞動。秋季開學後，好長時間沒有發課本，只老師有一本。老師把課文抄在黑板上，我們再抄下來。記得《在毛主席家做客》、《庫爾班·吐魯木見到了毛主席》等課文，就是抄下來的。教室里貼著毛澤東的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表明勞動是學生不可避免的事，加之青壯年們都被弄去煉鋼鐵、修水利了，於是干農活的事，便落在我們這些小學生身上了。
我們幹的活主要是拽犁子、收紅薯、淘鐵沙，都是苦活、重活。
拽犁子就是用人工拉犁耕地。生產隊牛很少，我們這些小學生便成了牛。每人一條繩子，一頭拴在犁上，一頭套在肩膀上，十幾個人一組。在後面扶犁的多由老師或年齡大、個子大的同學擔任。
通常是一吃過早飯就上地了，不到中午開飯收工不能休息。午飯過後又立即上地。各組各班之間開展比賽，大隊幹部身披紅布綬帶在田間巡視，誰落後誰就是「白旗」、「右傾」。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就這樣弓著身子，吃力地拽呀拉呀，從早上干到晚上。極度的勞累、瞌睡，不可言狀。有的同學繩子斷了，一頭栽到地上，就睡著了。有的同學去溝里解手，身子一歪，也睡著了。
被耕的土地上，大多留有莊稼茬，十分鋒利。我們穿的布鞋，常常被扎透，扎得雙腳疼痛難忍，甚至鮮血淋漓。可是誰也不敢喊一聲疼，更不能坐在地上休息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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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紅薯也是我們的一項重要勞動。1958年雨水比較調勻，秋莊稼長得好，尤其是紅薯大豐產。由於村上的大人們幾乎走光了，就讓我們收紅薯，村裡的老人、婦女也得上地。有幾天下大雨，地里泥濘不堪，隊長就命令大家赤腳下手去摸，不光我們這些小學生，就連那些五六十歲的小腳老太太，也得赤腳進地摸紅薯。已至深秋，天下著雨，刮著風，人人凍得發抖，腳凍得麻木難忍，但隊長不說收工，誰也不敢回去。
天晴地干後，先用犁子把紅薯犁出來，然後讓我們去撿。白天撿不完，晚上接著撿，有時一直撿到天亮。
收起來的紅薯堆在地頭，本來應當存入紅薯窖內，或切片曬乾貯藏起來。可是，哪裡還有勞動力呢？只好聽任雨淋風吹，一堆一堆爛掉。「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翁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嚨呼。」彭德懷元帥當年對他湖南家鄉「大躍進」的悲嘆，同樣也是我們那裡的真實寫照。由於大量的紅薯爛在地里，豐產不豐收，夏季的糧食（小麥、大麥、豌豆等）早已被國家徵收乾淨，這就為第二年開始的大饑荒埋下了禍根。
再說淘鐵沙。1958年是大辦鋼鐵的一年，所謂「鋼鐵元帥升帳」、「為1070萬噸鋼鐵而奮鬥」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當時我們經常唱的歌是：「小高爐遍地開花，新中國跨上駿馬」，「決心像愚公，幹勁賽武松，困難壓不倒有心人，全國人民大躍進」。
我在公社所在地煉鐵現場見到的是：十幾個小高爐一齊點火，白天狼煙滾滾，夜裡一片火光，十幾里外都能看到，煞是壯觀。煉好後，鐵水流出，然而冷卻後卻是一堆毫無用處的鐵渣。但是，當時的人們（主要是基層幹部）卻把這成堆的鐵渣視若珍寶，狂呼「我們煉出鋼鐵啦」，抬著紅紙寫的喜報，敲鑼打鼓地向上級「報喜」。
後來聽人說，當時作為煉鐵主要原料的鐵沙，是鐵的一種氧化物，含鐵量很低，根本沒有冶煉價值。可是，當時誰懂得這些呢？即使懂得，誰敢說這實話呢？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們被驅趕到河裡淘鐵沙。
1958年深秋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剛從學校回到家裡，隊長來對我媽說：「明天你們兩個淘鐵沙去。」第二天五更里，我們就被叫起來上路了。我和媽媽穿著單衣，寒風刺骨，凍得直抖。一起八九個人中，有一半是四五十歲的小腳婦女。去淘鐵沙的村子在一條大沙河邊，距我們村20多里，我們趕到那裡時，已經聚集了數百人，中老年婦女和小學生幾乎各占一半，黑壓壓的望不到頭。
淘鐵沙是把含有鐵沙的黃沙從沙灘里挖出來，倒在簸箕里，傾斜放在水邊，人赤腳站在河裡，水深及膝，彎著腰，用臉盆不停地向沙上潑水。黃沙漸漸被水沖走了，黑沙（鐵沙）留了下來。每次淘20斤黃沙，可得鐵沙1斤左右，約需半個小時。
淘鐵沙也是從早上干到中午，午飯後干到太陽落山才收工（大、小便時需向隊長請假）。這種高強度的體力活兒，其疲憊勞累可想而知。晚上收工後，幾十個人挨個睡在地上，都像死了一樣。
交鐵沙時，各隊之間還要評比，達不到指標的，就給「插黑旗」。黑旗上用白油漆寫著「奮起直追」、「落後可恥」的字樣，或畫上豬、烏龜等，極盡污辱。得黑旗的隊，隊長必然強迫自己的社員加班加點，或加大勞動強度。
由於長時間泡在水裡，又是深秋天氣，人一出水，雙腿被風吹乾。這樣反覆幾次，腿上就裂出了數不清的小口，不停地流血，像千刀萬剮一般，許多小同學疼得哇哇直哭。我的腿上也裂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口子，媽媽心疼得直落淚，然而又有什麼用呢？
荒唐的「破除迷信」——砸石碑，扒古墓，找磚頭
195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興修水利，修堰、塘、垻、打井，需要磚頭和石灰；「美化環境」、刷牆、寫標語口號，也需要石灰。到哪裡去找磚頭和石灰呢？幹部們把眼光瞄向了石牌坊和古墓。砸了石碑，扒了古墓，劈了棺材，用棺材板當燃料燒石灰，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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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消除人們的顧慮——扒墳是傷天害理的事，老百姓們不願輕易干，於是打出了一個旗號「破除封建迷信」。幹部們動員說，能夠立牌坊、立石碑、用磚頭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財。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應當把他們徹底打倒，這是破除封建迷信。於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被拆除，一個個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開。當時老百姓們編了個順口溜：「唐朝的廟，宋朝的塔，共產黨來了胡亂扒。」
我們這些小學生們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體任務是扛棺材板，搬運碎石碑和磚頭，有時還負責燒石灰。方法是：在溝邊挖一個大洞，上邊留個出煙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層，碎石碑放在上面。點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燒起來。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塊，就變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親眼目睹過扒古墳的一幕。
我們學校所在村莊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據說埋的是清朝的一個五品官。墳很高大，墳前立著一個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墳旁栽了許多柏樹，長得高大陰森，平時一兩個人不敢進這座墳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營長帶領一群人，來扒這座墳了。他們先把石碑放倒、砸爛，然後扒墳。20多人幹了一上午，才把墓牆打開。老師通知大家下午去墳上搬東西。我們趕到那裡時，紫紅的棺材已經露出來了，民兵營長手提一把七八斤的開山大斧，站在棺材頂上，連劈了十幾下，才將棺材劈開。
當棺材頂蓋被揭開時，人們一下子驚呆了！棺材裡躺著一個白鬍子老頭，臉皮黑干，雙目深陷，張著嘴巴，黑洞洞的。民兵營長用一個糞耙子卡著那個老頭的脖子，「嗨」地一聲，把老頭拉起來，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這時民兵營長已累得氣喘吁吁，別人又掄起大斧，將棺材徹底劈碎。老師命令我們趕快動手，同學們不敢怠慢，搬磚的搬磚，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將這些東西運到指定地點。
搬墳上的東西時，大家誰也不嫌髒。潮濕的墓磚，我們都是用雙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塊。潮濕的棺材板，大的兩人抬一塊，小的一人扛一塊，聞著它發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噁心，一心想著多搬快跑。因為要是落下「偷懶」、「右傾」的名聲，丟人就大了。
至於那具乾屍，在露天裡曬了兩天之後，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動脫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髏。他的後代族人把他放進原來的墓坑裡，蓋了一層乾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這樣消失了。
驚心動魄的「幫助」方式——辯論
1958年，我們那裡流行一種奇特的「幫助落後人的」方式——辯論。這不是一般正常的辯論，是不折不扣的武鬥，是強者對弱者肉體的摧殘和人格的侮辱，其場面之殘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謂「落後人」，是說了「落後話」或發了幾句牢騷的人，比如說過「幹活太重」、「光吃紅薯」、「大煉鋼鐵砍樹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個蘿蔔、一把花生，這些事如果被幹部們發現，或被別人報告，這個人就是「右傾落後分子」了，就要被「辯論」、被「幫助」。
「辯論」的具體形式，我見到的有以下幾種：
一是「推他」。「推」之前，幹部們先找骨幹或勇敢分子們開小會布置，點明辯論對象，然後開大會。幹部們講了某某人的落後表現後，一聲斷喝：「某某某站出來！」被點名的人站到會場中央，推手們立即圍了上去。辯論主持人一聲令下，周圍的人們就把這個「落後分子」猛推起來。被推者常常被推得東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來再推。在現場的人們，不論是「推手」還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鄉親，或幾十年的夥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時卻成了仇人一般。
幹部們見推得差不多了，才發話結束這場「辯論」。一般每次辯論，只推一個人，這樣可以經常開辯論會，做到「常流水，不斷線；反右傾，不間斷」。
二是「掛籮頭」。籮頭是用荊條編成的筐，用以裝糞運土。辯論時，在籮頭裡裝上土或碎磚頭，約20來斤，掛在被辯論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對已婚的女性施行，掛籮頭時，可以讓她站著，也可以讓她同時跪在碎磚頭上。
我們村有一位軍人家屬，丈夫當兵在部隊，當時她約20多歲，一人獨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隊幹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從，隊幹部就說她「講了落後話」、「幹活懶」，決定開大會辯論她。給她脖子上掛籮頭，還讓她跪在碎磚頭上。這位軍人家屬曾上吊自殺，幸被鄰居救下。
被辯論的婦女多時，隊幹部就讓她們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罵「你不要臉」、「像壞女人」等。
三是抵架。這是一種最慘烈的辯論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隊等較大場合進行。每次選出本公社或本大隊兩個典型的「右傾落後分子」，讓他們在群眾大會上「辯論」，即像牛羊那樣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遠，低頭彎腰，主持人喊一聲「抵」，二人即飛步向前，向對方奔去。只聽「咚」的一聲，兩個人頭撞在一起，力氣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須立即爬起來，然後各自後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個實在爬不起來了，這場辯論才算告一段落。
當時我們公社有一個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老錢，30來歲，因同情「潘楊王」（潘復生、楊珏、王庭棟，當時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小集團」）被定為「嚴重右傾分子」，選作辯論的抵架手。老錢個子不高，身體也不算強壯，卻在抵架中連連取勝，幾乎沒有失敗過。事後有朋友問老錢，為啥你總能「贏」？老錢說：「人到那個地方，已經沒臉沒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橫下一條心，猛衝過去，吃虧反而會小些。」這是多麼令人心酸的「經驗」啊！
幾十年過去了，我曾不斷想過，是什麼力量能夠把人性中最醜惡、最陰暗的東西呼喚出來？為什麼要把隱藏在人的靈魂深處的野獸驅趕出來，讓同類、同志、朋友、親人之間互相殘殺？也許這是個不容易說清楚的問題。
《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