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時代居家在京城西南隅的石駙馬橋附近，出胡同西口便是佟麟閣路，這是抗戰勝利之後，以殉國的二十九路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命名的一條街道。文化革命中曾經改了名稱叫四新路，但一時的荒唐終究不能掩去佟將軍在大眾心目中的輝煌，所以後來便又改回到原來的街名，現在仍稱佟麟閣路，只是不知道這條街道在如今匪夷所思的京城城建改造中是何運命了。
佟將軍是河北高陽人。除他之外，我還記得高陽在近代出過另外兩位名人：一是齊如山，一是李石曾。可惜他們二人在四九年政權易幟之後都到了台灣，所以此後便不大有人提起，愈到後來，隨著政治和社會的風雨飄搖，他們的名字也就愈加諱莫如深了。
倒是近年來提倡發揚國劇（國劇一語便是齊如山為了張揚京戲而發明的新詞），於是必要說到梅蘭芳先生。而說到梅蘭芳，難免持及齊如山，因此齊先生的名字也就有如在歷次政治狂潮中被亂拳打倒的諸位名人一樣，漸漸地見諸文章和報端。「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通常是指金錢上的世態炎涼，不過如今連名氣也沾染上了這樁毛病，於是眼下自詡的京戲行家日見其多，而且倘若不知道齊如山其人，那就連討論國劇的資格仿佛都有了困難。
其實，近年來在中國大陸上比提倡國劇更加時興的是提倡到海外留學，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當年不遺餘力地倡導海外留學的先驅，高陽的名人李石曾先生卻不大見到有人提及。
今年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發起人之一——李石曾先生（一八八一—一九七三）赴法留學創業整整一百周年，稱他為中國留法第一人實不為過，所以我自然就記起了他。
李石曾先生本名李煜瀛，石曾為字，是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五公子。其父李鴻藻是咸豐朝的進士，任過同治的帝師，當過各部尚書和軍機大臣，是顯赫一時的晚清重臣。李石曾幼年只有五歲的時候曾被其父帶到慈禧的跟前，慈禧見他行禮如儀，曾誇獎他日後必有出息。
一九O二年，李石曾跟隨著出使法國的欽差大臣孫寶琦，以隨員身份來到法國，先欲學習軍事，後改農科，又在巴斯德研究所和巴黎大學攻讀生物、化學，成為華人留法學生和華僑在法創業的第一人。
按中國人一般的傳統道理講，李以父蔭，已具功名前程，留洋學成回國之後又有朝野舊關係，順理成章可以直接做官。但李石曾立志做事不做官，一九O五年他在巴黎發起「進德會」，提倡不為官、不置私產，開一時風氣之先，且終生恪守不移。他不僅放棄為官坦途而不惜，相反結交當時的進步分子，如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等人，一九O七年李石曾結識了孫中山，加入「同盟會」。
李石曾學農，對大豆深有研究，用法文編著《大豆》一書，曾經轟動一時，引起了西人對豆製品的興趣。當時法國牛奶供應短缺，他便設法將豆腐介紹到西方，並邀同窗鄉友齊竺山，也就是齊如山先生的兄長，在巴黎創設了一家「豆腐公司」，還在巴黎破天荒地開辦法國第一家中國餐館，名為「中華飯店」。有趣的是，「豆腐公司」及中國餐館的創建為後來漂泊歐洲的國人提供了做工創業的機會，而且更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一九一O年前後，中國正處在外侵內鬥的動盪時期，華北、江浙、閩粵等地的民眾為了活命，漂洋過海來到歐洲。而由於這些沒有任何協議，到來的人們只能去賣苦力、倍受欺凌。李石曾一面安排鄉親做工，一面又通過私人關係使中國政府與歐洲各國會簽有關協議，為民眾爭取到最基本的權益。一九一五年，他在巴黎發起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欲吸引中國有志無力的志士青年來法留學。「勤以做工、儉以求學」，轟轟烈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從此開始。
李石曾雖為當年顯赫朝臣的後裔，但是並不以富貴為榮，而是身體力行，「實驗節儉之生活」，一九一二年成立留法儉學會，這就是後來留法勤工儉學的雛形。宗旨為「以節儉費用，為推廣留學之方法；以勞動樸素，養成勤潔之性質。」
一九一四年，李石曾根據自己的體會和對當年留法學生的生活觀察，總結出「勤於工作，儉以求學」的口號。一九一五年在法國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他與法國的熱心教育者班樂衛、穆岱等人以及中國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吳稚暉等分別在里昂、北京等地設立分社，為國內有志青年赴法留學作好準備。至第二年，「留法勤工儉學會」已接待百多位留法學生。
此行動雖是「勤以做工、儉以求學」，但仍有很多貧寒子弟無力出洋。李石曾又發起成立「法華教育會」，在其家鄉河北省高陽縣設立勤工儉學預備班，名為「留法工藝學校」（校匾如今仍在一學校大門上）。學校一九一七年開始招收新生，校內設有實習工廠，讓學生學習簡單的工藝技能。李石曾還與法船公司交涉，凡持有「法華教育會」證章的學生，船票一律半價。他還同法國各處工廠商洽，安排學生做工。並親自教授課程。在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的推動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形成了全國規模的熱潮。
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給中國在此之後的政治和文化藝術上造就出無數讓人耳熟能詳的名人，如周恩來、錢三強、張競生、李健吾、潘玉良、林風眠等人。
李石曾的大半生奔波於歐中之間，一生創辦中外六十多項公益事業，創建中法大學、孔德學校、中國農工銀行、中法工商銀行、上海及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世界書局等。一九一七年李石曾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O年在北京創辦中法學院，同年在法國里昂創辦法中學院。一九二八年創辦中央研究院，一九二九年創辦北平研究院，同年出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一九二四年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李石曾在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一九五六年從烏拉圭返抵台北定居，任國民黨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一九五七年經上文說到的在台灣的高陽另一名人，舊友齊如山先生的居仲介紹，以七十七歲高齡與田寶田女士結婚。一九七三年過世，終年九十二歲，葬於台北陽明山。他在國民黨內被尊為四元老之一，其終生無一私產。
縱觀李石曾先生的一生，終以教育、文化和科學為重，其中提倡並協辦留學更是開風氣之先，此舉為國家培植人才遠大之功績實不可沒。
「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李石曾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開拓，為民族的自強尋找著出路。眾人隨在他的身後，循循而進，確實得益非淺。
於是我在今年夏季返國度假的時候，順便到保定和高陽去了一次。得友人協助，我有幸還在保定城裡的育德中學參觀了留法勤工儉學的展覽。如今社會昌明，可以暢所欲言，展覽中除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培養出大批共產黨的骨幹這一事實仍為內容之大宗外，當年李石曾先生在其中的行跡也終於有所提及，中國現代史留學運動史上如此這般的一番源流到底還是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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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海外，看到那些年輕的中國學生下到陌生的土地上，勤儉持命，孜孜求學，便知道不絕如縷的留洋學子一路走來，至今還是奉了李先生當年的儉學方針為圭臬。
當然，如今也有乍富新貴的子女並不需要再走李石曾先生給當年留洋學子規劃設計的老路，他們下了飛機的當務之急卻是如何購得跑車去兜風。世風陡變，這不免又要另當別論，但前清大學士的公子當年卻能念及貧寒人家的子弟放洋讀書之不易，開創了勤工儉學的道路，這到底還是值得我們記憶的罷。
飲水思源，袞袞留洋學子似乎應該時時記起李先生，記起李先生當年開風氣之先的種種舉措，這樣才會免了我們這輩人時常愛犯的一個毛病——數典忘祖。
附記：
由了今夏到高陽的一行，又引出了一段原本沒有想到的軼事，不妨暫且在此略記，詳細情形還有待另外一篇文字方能夠說得清楚。
妻子的祖父和七爺自日本學習歸來之後，原在高陽開辦了一家鹿泉染廠，在京的五爺也有投資在裡面。若干年後經營虧損，經當年高陽更大的合記染廠救援，加入外來股份，才又重新開辦，改稱酉記染廠。解放之後，經公私合營，兩家染廠合併成為高陽染廠，聽當地陪同的政協領導介紹，這家工廠曾是高陽多年的納稅大戶，但在眼下的改革大潮中終於不敵競爭，現已倒閉。
這次到高陽，我們訪問了工廠的舊地和原來的廠長。舊日省級先進企業的招牌仍在，但院落中已寂然無聲，荒草遍地。
懷及舊事，我仍不解為何當年的競爭者合記會對行將倒閉的鹿泉染廠施以援手，並且還合辦了酉記染廠。
回京之後我便將這份感想告知岳父，誰知他卻說出一個意想不到的道理：因為合記染廠是五奶娘家的產業，此屬姻親之間的幫助。而且不經意地說道，五奶娘家姓李，李石曾就是五奶娘家的人。
這確實是原本沒有想到的。回到美國之後，此事一直縈繞於懷，後來不免在電話中和妻子娘家的親戚談及。不久，我接到一通電郵，是轉告從五奶的女兒那裡得知的如下情形：
「…………
關於我母親李家與李石曾
一、他們曾同一祖先——李鴻藻，咸豐進士，歷任兵部、吏部、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同治帝師傅（詳見《辭海》）。我母親有李家祠堂，她曾偷進過打開畫像，穿著大紅袍，眼睛很有神，嚇她一大跳。
二、我母與其兄等與李石曾屬同一輩，來往密切，學哥還記得小時候我母親常帶他到李繼曾（李石曾之兄）北京家去玩（當時李石曾在法國推銷豆腐）。屋內掛有西太后書寫的福壽字。據說他是慈禧的乾兒子。
三、李石曾幫助工廠的事，我不清楚。但當時確實面臨倒閉，急需錢。我只知我父親是由共和醫院借款支援，借據我也看到過。為節約生活開支以歸還本息，我母親曾帶著孩子回娘家住很長時間。所以，就當時情況估計，李石曾幫助也很有可能，但具體情況不知。
…………」
這裡想要說明一下的是：以上這些情形的獲知只是溯源李石曾當年開創赴法勤工儉學一案時附帶得到的結果，而並非其原因。
二閒堂，二OO二年，十二月。
維一按：頃接網上友人來函，道出李石曾故居一段後來的故事，頗可玩味。只是不知京城裡如今尚有多少這樣有著故事的宅邸，又有多少這樣的宅邸可以躲過眼下的一劫。
維一先生：
非常高興收到您的回覆。
關於李石曾故居的事，說起來話就長了。我所住的是中國科學院第一宿舍，按門牌說是地安門東大街八十四號。這個院子劃歸中科院是一九五O年前後的事了。開始院子的正門開在北月牙胡同，當時的門牌是北月牙胡同三號。五十年代中期，由於院子擴建和行車方便，把原來的後門（開在當年的北皇城根，現在的地安門東大街）改為現在的大門。院子是中西合壁式的建築，我說是中西合壁是指，房屋的外形是典型的四合院（大概有三進，並且帶一個花園），而內裝修基本是西式的，據說二十年代就裝了玻璃窗，朝北的還是雙層玻璃、木地板、西式的衛生設備等等。這個院子的來歷大約是（我回家再核實一下）這樣的：清末時這個院子是一個內務府官員的（有人說是某個大太監的宅子，也有人說是個貝勒府。我查了一下，離這裡很近的黃化門的李蓮英的故宅規模並不比這裡大。若是貝勒府，一不合禮制，二沒有記載，我覺得都不可信。而我的一個同學的祖上就是內務府的官員，便住在附近，若是在旗的官員是可能住在皇城之內的。）府邸。民國時李石曾先生創辦北平研究院（位於文津街），中法大學（位於東黃城根），並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時住於此。（我猜想大概這裡距各處都比較近吧。）但資產不知是北平研究院的還是其個人的。解放後，中國科學院接管了過去北平研究院的資產（南方是中央研究院），這個院子就給建國初的院領導和老科學家住了。直到文革。文革中，有部分房屋給了科學院的普通職工，但比例相對於其他單位還是很低的。現在院子基本保持原狀，特別是四合院部分保持的比較好。但五十年代把原來的花園部分拆除，建了三排西式平房，及鍋爐房和車庫。九八年前後修平安大街時，車庫被拆除，外院變小了，但主體並沒有破壞。不知以後這個院子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據說已經有幾個開發商來看過了，但投入太大（因住戶少，而每家的面積大）而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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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這個院子已經三十年了（今年三十歲）。而我祖父從一九五九年到北京就始終住在這裡直到去世。我祖父是前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當時住在這個院子裡的有竺可楨先生、陶孟和先生、趙忠堯先生、楊鍾健先生等幾位老先生。這個院子的布局和小故事我下次和您再談（想畫個平面圖給您）。
而李石曾先生的祖宅，我在網上查得了如下資料。通過資料，我想以李鴻藻的地位似應有一處更大的府邸。但李石曾是否依然住在其父故宅就不得而知了。特別是李石曾後來的地位，的確需要一處自己的，並且出入方便的宅邸。
第二封覆信：
隨函附上李石曾故宅的平面圖。圖畫的很潦草，僅僅起到示意的作用。這是這個院子八十年代初的樣子，目前因修平安大街，車庫部分已經拆除了。
關於這院子，近查竺可楨日記，一九四九年部分，有如下記載：
十一月廿二日星期二【北京】晨晴，日中晴
……十一點乘車至西皇城根（應為北皇城根，以下記載和布局即為目前該院——注。）……看屋。此地本為李石曾之住宅，……現決闢為住宅。余與孟和、長望三家擬先行搬入。……孟和指定東院，余住西院……。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二【北京】晨晴
……晨六點半起。收拾行裝，預備……搬往月牙胡同三號，孟和、長望二家同住。……
據我祖母回憶，四九年他們剛搬到這裡時，圖中鍋爐房至車庫部分是一個花園，極具花木之盛。當時鍋爐房前後有假山，而竺可楨先生院的東廂房和陶孟和先生院的南房是直接面對花園的，特別是陶老的南房曾是個花廳。而我家前後則是一個荷花塘，所以是填了這個池塘後建的我家的房子。院子裡有很多樹木和花草，有各種果樹、桑樹、榆樹，葡萄架，月季花，至於各種草本花卉就不計其數了。可是修防空洞時給破壞了不少。而那個花園卻在五十年代初就不存在了。當時修了我家前後的幾排房和鍋爐房，花木能留下的基本上都給各家養著了。但我想留下的也許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推而廣之，這樣的老院子，在北京有多少，能留下的又能有幾個？由於這個院子長期是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居住，所以文化氛圍和居住環境保持的還不錯，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而四合院部分，特別是竺老的院子的正房和廂房的內飾實在是很精緻。落地花罩雕刻十分精美，仿照西式的木牆裙上也有很好的木雕。九七年修平安大街時，當時風傳要拆這個院子，我想，如果真是那樣，我一定想辦法買下這些隔扇和牆裙。
圖中的群房當時是給服務員和這些老人家的秘書等居住的，而一些廂房的主人我已經想不起來的。這些四合院都是由迴廊連接在一起的，小時候最喜歡在迴廊里玩兒，特別是玩「逮人兒」，從這個院子追到那個院子，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幕：雪中，孩子們清脆的笑聲迴繞在老屋之間。前年，有一家嫌廊子太暗，影響採光，就把廊子的一部分給拆了，我看見拆下來的廊子的柱子，乾乾的木頭外包著麻絲，再外麵糊著泥，然後才是塗料。真是可惜啊！
目前，我家是這個院子最老的住戶，目睹了這裡五十多年的變遷。現在這裡住的大多是那些老科學家的第二或第三代，以及科學院的職工。而最不可思議的是竺老的院子。竺老去世後，竺老夫人和子女搬到三里河的單元樓里去了。這裡給了兩戶，一戶是當時科學院的秘書長，另一戶是民國元老喻培倫大將軍的胞妹居住。那位秘書長徹底退下來之前，搬到後圓恩寺胡同，喬石的後院去了。後來這裡被安排給紀登奎的遺孀居住，她來看過，覺得不夠理想，（當然了，和老紀當紅之時的宅邸是無法比了。）就不住了。空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安排給北戴河市駐京辦的一個部門了。從此，經常有莫名其妙的人進出。前年，我總覺得不踏實，在我家的房前屋後蓋起了圍牆，這回真成了「獨門獨院」了，這曾是很多人羨慕的居住模式，但我的確是有些迫不得已啊。
五十年的光景會有很多故事，我拉拉雜雜寫了這麼多，希望還沒看煩。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