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美國精英大學的鬥爭——由誰來掌控這些大學，以及應改怎麼管理——仍在激烈進行，並對大學和國家產生深遠影響。哈佛大學（Harvard）正面臨一項關於反猶主義的國會調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最近也因涉嫌對猶太人的「普遍敵意」而遭到訴訟。頂尖高校多年來逐漸放棄以成績為基礎的嚴格錄取政策，現在它們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重新恢復這一原則。此外，這些享受特殊稅收優惠的名校，也可能很快將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所有這些爭議背後，存在著一個大問題：資金充裕、思想同質化的美國大學還能否保持競爭優勢？
這場動盪的起源，是各高校對去年10月7日哈馬斯（Hamas）襲擊以色列的極端反應。去年12月，美國國會舉行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公聽會，會上政客們指責三位大學校長未能有效遏制反猶主義。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時任校長伊莉莎白·馬吉爾（Elizabeth Magill）僅數天後就辭職。今年1月，哈佛大學前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也在校園反猶事件與自身學術作品涉嫌剽竊（她否認這一指控）的雙重風波下辭職。
許多教職人員——無論是在哈佛大學（Harvard）還是其他精英大學——堅稱極右翼共和黨人及其他煽動者是在刻意製造爭議。挑起公眾對知識精英的敵意，可以為他們帶來政治優勢。然而，一些深思熟慮的內部人士承認，近年來，精英大學，尤其是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確實正在與普通美國人漸行漸遠，更不用說它們已逐漸偏離自身應有的學術和精英主義價值。
從理論上講，這些問題或許能夠推動改革，以糾正阻礙美國精英教育發展的弊端。但它們也可能使這些問題更加根深蒂固。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法學學者兼哲學家羅伯特·喬治（Robert George）警告說：「美國的頂尖大學正在失去公眾的信任，而這並非公眾的問題。」
要理解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及其他精英大學如今所面臨的困境，首先需要回顧它們在過去幾十年間是如何逐漸脫離其他高校的。儘管美國的精英大學擁有數百年的輝煌歷史，但它們如今的財富大多來源於近幾十年的市場繁榮。史丹福大學（Stanford）的經濟學家卡羅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的研究表明，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最讓人心嚮往之的大學與普通高校在資源上的差距還相對有限。然而，到21世紀初，這一差距已擴大成為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種變化部分源於招生方式的轉變，讓精英大學能夠吸引到越來越聰明的學生。隨著機票和長途電話費用的下降，優秀的高中畢業生漸漸地願意申請那些遠離家鄉的名校。來自世界各地的聰慧青年也紛紛加入這一競爭。同時，標準化考試的推廣使大學從更廣泛的範圍內挑選出最優秀的學生變得越來越容易。
History lessons
歷史的啟示
根據霍克斯比教授的分析，這些更聰明、更有抱負的學生更傾向於重視一流的師資和教學設施，並且更願意為此支付高昂的學費。而他們在畢業後取得的成功也更為顯著，這意味著精英大學能夠從校友那裡獲得的捐贈金額大幅增長。
創新的基金管理方式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頂級精英大學的崛起。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布倫丹·坎特維爾（Brendan Cantwell）指出，多年來，頂尖大學對其資金儲備一直持謹慎態度。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最富有的大學開始投資於更高風險的資產，例如大宗商品和房地產，並取得了顯著成功。這些最富裕的大學不僅更願意承擔風險，也具備更強的能力去押注高回報項目，同時還能將更大比例的投資收益重新投入，進一步擴大資產規模。
所有這些因素加劇了美國頂尖大學與其他高校之間的鴻溝。目前，僅20所大學就占了美國高校累計8000億美元捐贈基金的一半。最具競爭力的大學能夠投入遠超學費收入的資金用於學生支持，這使得入學競爭更加激烈。如今，排名前12的大學錄取率已降至2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大多數其他高校的錄取率則幾乎沒有變化。近年來，熱門學科（如計算機科學）畢業生的早期職業薪資增長速度，最負盛名的大學遠快於其他院校的畢業生。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正在演變成一架「台階越來越陡的晉升天梯」。
儘管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國的頂尖大學如今正面臨風暴。其中一部分挑戰來自海外。美國高校仍然在大多數國際排名中占據前列，但其領先地位已變得不再那麼穩固。英國雜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每年都會向超過30,000名學者發起調查，詢問他們認為在哪些大學能看到本領域最優秀的研究成果。近年來，受訪者提及美國大學的比例正在逐漸下降，而提及中國大學的比例則有所上升（見圖1）。
數學、計算機、工程和物理等學科的研究競爭尤為激烈。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發布的排名僅依據大學發表論文的影響力進行評分，如今在這些學科中，中國高校已占據領先位置（見圖2）。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西蒙·馬金森（Simon Marginson）表示：「與五到十年前相比，這種變化相當驚人。」在他看來，問題並不在於美國的研究成果正在衰退，而是競爭對手的研究質量正快速提升。
爭奪全球最聰明的學生和頂尖學者的競爭也日趨激烈。二十年前，美國吸引了在英語國家留學的外國學生的60%，而現在這一比例已降至約40%。托默·羅斯柴爾德（Tomer Rothschild）經營著一家幫助中國學生申請海外大學的機構，他表示，大約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期間，那些原本只將美國頂級大學視為唯一目標的優秀中國學生，開始向新加坡和英國等地的高校遞交申請，作為額外的「備份」。
隨著來自海外的挑戰不斷增加，美國的精英大學卻在國內逐漸失去支持。尤其有兩個趨勢正在加深大學與社會（譯註：學術界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裂痕。其一是大學管理人員及非學術工作人員數量的長期膨脹。根據智庫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保羅·溫斯坦（Paul Weinstein）報告，美國排名前50的高校如今僱傭的行政及專業管理人員數量是教職員工的三倍。一部分增長確實出於實際需要，例如政府監管日益嚴格帶來的額外工作。但大量崗位看上去更像是機構臃腫的體現。這些額外的行政人員可能使研究人員陷入繁瑣的官僚程序，同時無疑也推高了大學的成本。以哈佛大學為例，其本科生的年度總學費和相關費用現已接近8萬美元，在過去二十年中，實際成本增長了27%。
第二個趨勢是學術界保守派逐漸消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研究人員進行的調查顯示，在1990年至2017年間，將自己歸為政治左派的高校教職人員比例從40%上升至約60%，而同期美國公眾的政黨歸屬幾乎沒有變化（見圖3）。在美國的頂尖大學，這種比例失衡現象更加明顯。哈佛大學（Harvard）學生報《Crimson》去年5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該校不到3%的教職人員認為自己是保守派，而75%認同自己屬於自由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種觀點認為，學術界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並沒有太大變化，而是共和黨人由於政治立場右傾，逐漸與學界拉開了距離。但保守派則堅持認為，持右傾觀點的聰明人才正主動選擇離開或避免進入學術界，部分原因是自由派同事在招聘和晉升過程中拒絕給予他們機會。行政臃腫與思想同質化共同作用，使得精英大學在招生公平性（access）和言論自由（speech）等問題上，與美國公眾的主流觀點發生衝突。
從招生公平性說起：即便大多數美國人已認為這種做法不公平，精英大學長期堅持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招生時給予成績略低的非裔、西裔和美洲原住民學生優待。那些反對這一政策的學者——例如指出一些學生被送入他們並未做好準備的課程之人——往往會被學生和同行指責為偏執歧視者（bigots）。
Knocking on the door
敲門磚
理論上，去年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裁定禁止種族優待招生，應當能夠促使精英大學摒棄其他同樣令人不滿的招生政策，例如給予校友子女（legacy admissions）特殊錄取優勢。然而，許多大學反而使招生標準更加不透明，進一步損害了自身對擇優錄取（meritocracy）的承諾。在疫情初期，大多數名校取消了標準化考試成績（如SAT、ACT）作為申請必需材料，導致難以量化的指標（如個人陳述的質量）權重大幅上升。但這種做法在部分高校已被證明不可行：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和耶魯大學（Yale）近期宣布，將重新要求申請者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它們是第一批恢復該要求的常春藤盟校。
在言論問題上，精英大學在應對日益缺乏包容性的年輕一代方面表現尤為糟糕。這些學生對自己不認同的觀點表現出驚人的不容忍。非政府組織個人權利與言論自由基金會（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對美國知名高校的言論自由狀況進行了評估。去年，該機構將哈佛大學（Harvard）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列入全美表現最差的五所學校，其中哈佛大學排名倒數第一。在這五所高校中，超過一半的學生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阻止同學參加爭議人士的演講。僅約70%的學生認為「永遠不應」使用暴力來阻止他人發言。
大學被指摘的不僅是縱容學生的狹隘思維，更是助長了這種現象。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精英大學讓學生學業更緊張，他們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圍繞校園言論問題展開鬥爭。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里克·赫斯（Rick Hess）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至2000年初，美國大學生每周的平均學習時間減少了約三分之一，然而成績卻沒有受到影響。在耶魯大學，得 A的比例從2010年的67%上升到2022年的約80%；在哈佛大學，這一比例則從60%上升至79%。
更多批評的矛頭指向「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 DEI）相關的行政團隊。隨著各類行政人員的增加，這些團隊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DEI部門的目標是確保校園環境友好、禮貌，但它們對於維護激烈的學術辯論幾乎毫無興趣。哈佛大學（Harvard）的心理學家、學術自由保護組織成員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理論上，DEI團隊應該向學術院長匯報工作，但實際上，它們在不同大學之間橫向流動，並帶來了一套完全屬於自己的文化。DEI的批評者認為，這些辦公室讓校園充斥著膚淺的「覺醒」（woke）意識形態，將複雜的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鬥爭。
如果大學擁有更有效的治理體系，這些問題本可得到更妥善的解決。然而，大學校長及其下屬院長往往在激進學生和行政管理人員的壓力下表現得畏縮不前，並且不願聲援呢些因持有非主流觀點而遭受打壓的學者們。學術自由倡導組織 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估算，在2014年至2023年年中，至少發生了1,000起學者引言獲罪（解僱或懲處）的事件，其中五分之一最終導致當事人丟掉工作。
Enough said
老生常談
多年來，大學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模稜兩可——既不明確支持也不徹底反對某些言論——使得校方在處理學生之間的衝突時更加棘手。這些衝突主要發生在兩派學生之間：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與為以色列發聲的學生。那些未能始終堅定維護言論自由的大學校長，如今發現自己正受到來自各個政治派別審查者的圍攻。而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一些大學領導者重新強調對自由激辯的承諾，但最終卻難免被視為偏袒某一方。
大學董事會的治理能力尤為薄弱。儘管許多高校的財富和聲譽不斷攀升，但董事會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未得到相應提升。許多董事會規模過大，知名私立大學通常擁有至少30名董事，部分甚至多達50人或以上。如此龐大的董事會難以進行高效、聚焦的戰略討論，同時也削弱了每位董事對學校成敗的個人責任感。
此外，董事職位往往被作為對捐贈者的回報，而非授予那些真正有時間和責任心去履行監督職能的人。儘管大學通常能夠吸引具有行業經驗的外部人士加入董事會，但許多董事並不願意挑戰現狀。有些人甚至希望藉此為自己的子女或孫輩在申請入學時獲得優勢。美國大學董事與校友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的麥可·波利亞科夫（Michael Poliakoff）指出，太多董事只是象徵性地履行職責，充當啦啦隊，寫個支票捐捐款，或參加橄欖球比賽。此外，在許多私立大學，新董事的任命方式主要依賴與現任董事或校方高層的關係，這使得外部人士進入董事會絕無可能。
這一切將走向何方？校園反猶事件的報導激起了美國兩黨議員的關注。去年12月，國會的一個跨黨派小組在一項旨在增加短期非學位課程資助的法案草案中新增了條款，提議通過禁止富裕大學的學生申請聯邦助學貸款來籌集資金。然而，該提議因可能加劇貧困學生的教育障礙，於今年2月被撤回。取而代之的是一項新的提案：要求富裕大學與政府「共擔風險」，即如果學生無法償還聯邦助學貸款，大學必須承擔政府的部分損失。長期以來，大學一直強烈抵制這類措施，但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它們或許難以繼續迴避這一問題。
精英大學的稅收優惠可能成為另一個被針對的目標。多年來，政界人士指責這些大學囤積巨額捐贈基金，同時不斷提高學費，並利用政府研究經費。據非政府組織「Open the Book」估算，2018至2022年間，美國前十名頂尖大學共獲得約330億美元的聯邦研究撥款和合同，而同期它們的捐贈基金總額增長了約650億美元。在2017年之前，大學的這些基金收益完全免稅。然而，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當年對最富有的大學開徵1.4%的年度稅收。他已暗示，如果再次當選總統，他將進一步加大徵稅力度。
如果共和黨重新執政，至少可以預見他們會更積極地利用監管機構，例如聯邦教育部的民權監察機構。這些機構可能會積極地對大學的招生政策，即「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團隊的工作展開更多調查。共和黨已經干預公立大學的運作，因為他們對這些機構擁有更大的控制權。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在3月1日宣布，已遣散所有 DEI相關職位，以遵守一項新的州法律。這項法律由佛羅里達州州長、共和黨人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於一年前簽署生效，明確禁止州政府資金用於 DEI相關項目。
大學最好自行改革。縮小董事會規模，並通過更民主的方式選任董事，可提高管理透明度和監督效能。實行更具擇優錄取原則（meritocratic）的招生政策，有助於提升大學的聲譽和公信力。學術自由倡導組織 FIRE（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的格雷格·盧基亞諾夫（Greg Lukianoff）希望大學能減少官僚機構的干預，尤其是那些「主要職責是管控言論」的管理人員。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湯姆·金斯伯格（Tom Ginsburg）認為，大學應更多地投資於培養自由、開放辯論的課程，讓學生理解學術討論的真正價值。他指出：「如果你的觀點從未接受嚴格審視，它們就不會足夠優秀。」
改革派人士也希望更多政治中立者和右翼學者能夠進入學術界。然而，沒人認為這一變化會迅速發生。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促進學術自由的教師組織負責人吉姆·阿普爾蓋特（Jim Applegate）認為，大學領導層可以從明確表態支持校內那些持非主流觀點的學者開始。此外，大學還應減少對求職者的意識形態審查，例如不應強制要求應聘者提交「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聲明。一項幾年前的研究表明，五分之一的大學職位，以及超過30%的精英大學崗位，都要求申請者提交這類聲明。近年來，這種做法越來越不像是在篩選真正有能力的候選人，反而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測試。
當前針對反猶事件的激烈爭議或許能為大學改革提供迫切的動力。但也存在不那麼樂觀的可能性。為了擺脫仇恨言論（hate speech）爭議的壓力，大學領導層可能會選擇加強對學生和教職員工言論的審查。在短期內，收緊校園言論規則或許可以減少外界批評，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只會削弱美國大學的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喬治教授（Professor George）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轉折點，一切都可能向不同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