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樣樣俱全，但個個都是冤案。我是《炎黃春秋》的熱心讀者，每當讀到被極左勢力所傷害的受難者的冤情時，總會聯想起我家的冤情來，心裡暗暗流淚。旁及我耳聞目睹，許許多多普通受難者的冤情，並將其與大背景大人物聯繫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難以入眠。說說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擔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說母親。母親丁氏，1912年出生在雲南省硯山縣一個窮山村的農民家庭中。外公是個自耕農。家有二畝黃土地。由於會切點菸絲賣，跑點小街子生意，溫飽還能過去。外婆是個家務勤儉會幫外公做些農活的小腳女人，所以我媽從小也被纏足，也養成了會幫助外婆做家務和做農活的好習慣。母親嫁給父親時，父親和祖父是會做人工麵條的手工勞動者。家務活也全由母親包做了。祖父曾對我說，我曾祖父初逃至硯山時是幫人挑大糞的僱工。由於後來學會了做人工麵條，溫飽生活也算過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國最後一批土改在大西南邊遠地區進行時，我母親竟意想不到地被劃為階級敵人的「地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父親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間空房子和二畝雷響田。纏足的母親帶著9歲的我和一個4歲一個2歲的弟弟，沒法自耕。於是，為了活命，有親戚介紹，把二畝雷響田租給一家姓肖的銀匠家。年租為四挑穀子，約四百來斤，只夠一個人一年口糧。其餘不足是靠親友接濟一點，母親又幫人縫補漿洗衣物，飽一頓飢一頓地苦度時日。三弟生病無錢醫治病死後，靠父親生前的一個好友幫助，我才勉強得以讀完小學五年級。
1948年到1949年間，我大舅和老叔分別參加了滇桂黔邊縱紅軍鬧解放，母親曾暗暗幫助他們縫補衣服和做紅軍帽，盼望早點解放能過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軍從廣西到雲南，母親和四叔還積極參加迎軍工作。到了1950年雲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辦的縣一中的初一的學生了。那時學校要求我們住校，並向我們宣傳土改的偉大意義。學校又組織我們觀看影片《白毛女》和蘇聯影片《女拖拉機手》。拖拉機隆隆地開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體農莊啊！我在心裡歡呼著，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過上集體農莊的生活。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有天吃過晚飯我從土改工作隊（那時我們中學生只參加做登記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時，母親含著淚把一塊「地主」的黑牌擺在我面前。頓時，我眼前發黑，如五雷轟頂，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預料，一場可怕的災難已經降臨到我家了。我和母親一同看看這塊黑牌，相對無言地流著傷心的淚水。一會兒我問，我們家田少，又無勞力，怎麼會劃為地主呢？母親流著淚說，他們說我家出租田已滿三年，剛夠地主條件。又說如果不認，就跪砂子……我媽害怕，只得認了。這時，我想到了我們紅軍校長，他懂政策。我安慰母親說，我去告訴我們紅軍校長去，也許他能幫我家改過來。於是，我立即回到學校找他反映實情。紅軍校長叫趙林，昆明人，是個才二十多歲的革命學生。聽完我的哭訴後，他臉色為難，只說，少先隊員要站穩階級立場（此時我是少先隊的中隊長），只要劃清界限，將來還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說，你回去告訴你母親忍耐一下，過了五年後，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記住紅軍校長的話：劃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從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親的眼淚，我害怕我心太軟而會失去階級立場。
大約過了一個月，一個更壞的消息傳來了。一個好心的親戚告訴我，我媽被打鬥得遍體鱗傷被抬到醫院搶救去了，快要死了，勸我去看母親一眼。我問母親是怎樣被傷害的，那個親戚告訴我說，是我那老嬸害我媽，說我媽還藏有金條。土改隊當然相信了。實際上，父親過世後我家就一無所有了。母親只是不吭聲，任他們打鬥。因為說「有」是無中生有，到哪裡去拿金條子？說「無」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親在四腳板凳上站著，不說「有」就一腳把板凳踢倒，母親就摔在石頭地板上。倒下後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腳板凳上。就這樣，反覆鬥了三天，直到母親最後提不起來，翻白眼為止。親戚又說，幹這個事的人是從外縣來的一個無業游民，好心的鄉親們並沒有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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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了好心親戚的陳述，我這天真的無力的少年，心裡只會產生傷痛。去看還是不去？又讓我陷入兩難選擇。去，我能做些什麼呢？說不定還有階級立場問題。不去，對母親的無助與痛苦的冷漠，做兒子的豈不是太殘酷與自私了嗎？思慮再三，我唯一的選擇還是去找我的紅軍校長去，因為我那紅軍的大舅和老叔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裡去了。當我把情況向紅軍校長哭訴後，他的眼睛裡透著同情與無奈，只悄聲對我說，去吧，但不要讓別人看見你。當晚，我偷偷地跑到醫院從窗外看了母親一眼，只見她的鼻孔里還插著氧氣管，還沒有死，我傷悲的心情稍有緩解，悄悄地返回了學校。
又大約過了六七天，一個更大的噩耗傳來了——我母親死了！告訴我這個壞消息的表娘說，我媽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廄中。屍體被好心的親友們用幾塊木板抬出去埋在父親墓旁去了。一個清清白白的農民女兒，一個勞動婦女，一個含辛茹苦的母親，就這樣悲慘地死去了！
我媽死了，一個所謂的「階級敵人」死了。我們兄弟倆還是兒童，我的「階級立場」又很堅定，應該算清白了吧？不然。每個政治運動都要把我們審查，使我們受侮辱，還監視我們有沒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實接受改造，靠攏組織靠攏黨，都有人說這是「假的」，「本質未變」。就是在批准我入團的政審結論中還說「對家庭出身的本質認識還需要繼續進行」。
改革了！開放了！落實政策了！從此，我們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當年的土改片長周樹森，問及我母親錯劃「地主」之事。周無奈而痛苦地說：「張老師！那時我才十八歲，我懂得什麼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階級敵人了！」說後他也淚流滿面了。周土改後提升為縣銀行行長，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因為給縣委提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勞教了二十年幾乎餓死。1984年一個離休的紅軍叔叔李凱，勸我說一齊去找當時的貧協會員要為我媽作證。找到了已當了副縣長的李從恩，他是我們小學同學，推心置腹地對我說，上邊還沒有落實土改錯劃階級的政策，現在大家都一樣平等看待了；說句本心話，當時我是貧協會員，去沒收地主浮財時，十有八九家都是「窮斯辣拐」的。我以為這位副縣長說的倒是實話。至於擴大化的實情如何，則有待進一步落實。
歷史翻過了新的一頁。1951年大西南邊疆的「土改」與1947年康生在晉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與人民出版社原社長曾彥修（他當時是康生部下）在《炎黃春秋》2009年2期中講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晉西北搞出來的所謂「經驗」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康生的經驗是在貧窮地區無中生有，搞出「變相地主」來，達不到條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財」來就是勝利成果。到處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傷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這就是康生之流從蘇聯史達林那裡學來的所謂「革命」，廣大善良的中國人民怎麼會知道呢？
以下簡說我家其他的所謂階級敵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畝左右雷響田，二畝左右山地，一生勤勞自耕，因為照顧比他們更窮的一個親戚，農忙時請來幫幾天忙，就被誣為「請長工」，錯劃為「富農」，外公於1959年餓死。
岳父，胡寶凡。從小跟父親做小生意，讀過幾天老學。後來在鄉小學教書，不夠一家生活，開了一個小糕點店，才維持了一家人的溫飽。家中無土地，他弟弟也參加紅軍，不知為什麼劃為地主。據說是鄉下有個親戚借了點兒錢還不出，每年挑幾擔包穀來。
四叔，張珍禹。解放前當過半年盧漢隊伍的文書上士（只是個兵）。1949年爺爺怕事，叫他回家。他積極參加迎接解放軍的工作，被指定大組長。不料在1951年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實際上勞改近三十年，積勞成疾而死。
老叔，張珍棋。19歲參加邊縱紅軍游擊隊，中共黨員。解放後曾在縣稅務局工作。因年輕時曾與一個街坊朋友交為「把兄弟」，後來這個朋友被捕，老叔與這個人純屬朋友關係，但因此而受牽連。1958年沒有任何證據，以「把兄弟」為地方壞組織為由，把老叔內定為「壞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餓飯，積鬱成疾而死。
本人，學校分配參加工作。1957年，縣委動員幫助黨整風，我因寫了一張大字報《您的嬰兒向您呼喊》，內容是請團縣委關心一下基層組織的團員們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內定為「右派」，內部監督使用。1958年我因積極參加昆明師範附設函大中文系本科學習，成績優秀，單位批判我「走白專道路」。1960年，我一個小小中學教員，又不知「廬山會議」為何物，單位又以「思想右傾」為由把我當做典型開大會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著報紙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因此又受到大會批判為「漏網右派」，並把我關進「學習班」反省批鬥半年。
由此可見，極「左」的肆虐在底層對一般人的傷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殘酷！那些極「左」而又無知的先生們，又何曾承擔半點責任呢？
《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