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間的一個深夜，窗外寒風瑟瑟，有友人突然打來電話，說是張光直先生故去了。雖說已經好幾年和光直先生沒有過從，但他的身體不好，而且每下愈況，我倒是從不同渠道聽說了。他的這個病是很折磨人的，聽說後來在台灣還動過腦部手術，而效果並不理想。可是沒有想到在這個冬天也就真的走了。
我是個十分疏於交往的人，離開哈佛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便不得不為稻糧謀，與學界漸行漸遠。尤其後來光直先生被李遠哲請到台灣去作中研院的副院長，我便感到更是隔了一層。在得知他從台灣又回到波士頓之後，我曾幾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處走動一下的念頭，但馬上就又被疏懶和惶惑打消了。
直到一月間後來的一個晚上，劍橋語社假哈佛燕京的一間會堂召開紀念光直先生的活動，在會上聽到光直先生的許多舊雨談及他為人的豁達和不拘一格，我這才有了不少悔意，覺得實在不應有那些顧慮，真是應該在他生前多去看望病中的他才對。如今他走了，天人永隔，我對此將只得抱憾終生。
光直先生是從台灣到美國求學，然後在哈佛做到終身教授；而我則是來自大陸，一九八九年底才第一次有幸到訪哈佛。我們的交情似乎應該從這時才算開始，其實也不盡然。
儘管光直先生原籍是台灣板橋，但他出生在北京，小學和初中的少年時代都是在北京度過的。他是高中上了不久之後才隨父母回到台灣去，而那已經是一九四七年以後的事情了。湊巧的是，他上的小學與我竟是同一個學堂，只是前後相差了二十年之久。他的班級老師當年還是個年輕的女士，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已經是白髮斑斑的校長，而且桃李滿天下，聞名遐爾；他的地理老師原來是個初出茅廬，面有羞色的青年，可是到我聆聽這位先生口若懸河地授課時，儘管他仍舊是聲若洪鐘，但已年近花甲，而且是學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了。
不過，我原本並不知道有光直先生這樣一個事業卓然有成的校友，而且後來還會一見如故，相知恨晚。在結識光直先生之前，我是偶然通過電視裡的一則報導而發現和光直先生的這樁緣份的。
那還是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剛剛門戶開放，光直先生大約是最早由美國到訪中國的人士之一。大陸的百姓苦撐苦熬了十幾二十年，到了此刻國門洞開之後才忽然發現，希望的田野原來在水深火熱的彼岸早已略約看到。那是一個驚訝與悔恨齊飛，艷羨共懊惱一色的年月。一罐可樂飲料、一支港台歌曲就足以傾倒無數原本為理想獻身的英雄。美國的訪客有如外空來人，眾星捧月，於是便有那些乖巧伶俐之徒招搖過市，竟然也就能夠所向披靡，風光無限，其中又不知生出多少不足向外人道的笑話。
可是在差不多整日都是報導無數世界名人訪問中國，接見、吃飯、遊覽、吹牛的電視節目中，我卻意外看到一條新聞，是美籍華人著名學者張光直教授看望舊日小學教師陶淑範的消息。並且中美交往中斷幾十年，一旦通郵之後，光直先生立即致函母校，敘舊言歡。或許是因為我也曾在這所小學就讀的緣故罷，所以分外注意了這件事。確切的年月已經記不清楚，但總歸是我還沒有幹上考古這個行當，甚至也還沒有到故宮擔任「行走」一職之前的事。那時我還是京城裡一文莫名的「知識青年」，並不知道光直先生為何方神聖，只是在文革惡臭尚未完全散盡，而海外華人也每每只會趨奉時政的當口，光直先生有此尊師愛校一舉，便頓覺如沐春風。
後來我到考古所作學生，讀了他的書，聽到同行對他學術的評價，這才知道光直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和名聲，當時只是覺得結識光直先生乃是遙不可及的事情。
與光直先生的第一次見面的確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記得是我在考古所論文快要答辯的那個暑天，這樣說來就應該是一九八一年的夏季。我正在考古所的圖書館裡埋頭看書，突然所里領導找我去，說是加州大學柏克利的教授吉德煒先生要到北大作古文字學的演講，陪同的翻譯對考古專業不了解，於是吉先生找到所里，希望叫我去給他作口譯。吉德煒當時是中美文化交流委員會的成員，當年又正值中美的蜜月期，大約所里的領導到美國訪問也得到吉先生的不少關照。如今既是吉先生提出要求，正好落得做個順水人情，投桃報李，所以也就爽快地答應了人家。我是因為有朋友正在柏克利讀書，吉先生一定是從他們那裡知道我的底細，所以也就不便推託。
演講之後，吉先生便酒飯酬謝一番。我想吉先生是學得中國古文化的同時，也就順便學得了中國的人情世故（想起九零年初，我到柏克利校園作客，住在陳世驤教授的遺孀陳太太家中，才知道吉先生曾是陳先生的學生。從陳太太的作派上完全看得出當年吉先生是如何從師父和師娘身上耳濡目染中國的應酬文化，一笑）。其間我們談起我畢業之後留學深造一途，吉先生說到哈佛的張光直先生目前人就在北京，何不一訪，到光直先生那裡絕對是個正途，並十分熱情地將光直先生旅館的電話地址寫給我。
與生人交往對我來講總是一件頭痛的事，但吉先生的慫恿與我對前途的茫然，再加上對光直先生的景仰，最終使我鼓起勇氣給光直先生打了個電話。沒有想到光直先生十分熱情，約好隔日見面。
記得我是到旅館見到光直先生的。他身材不高，兩眼十分有神，簡直可以說是目光如炬，仿佛可以將人徹底看透。這是他的突出特點，許多人都有這個印象。我只是略道仰慕之情，並大致介紹了我的經歷和學歷。其間特別提到我的先天不足，曾有十年失學的缺陷。光直先生聽完之後既沒有斷然否定，也沒有輕言許諾，只是仔細介紹了申請程序的細節。那時作學生的人不象如今打算出國的青年人，人還在國內，全部手續簡直比美國大學招生辦公室的人了解得還要透徹。當時我的年歲雖然在同一屆研究生里還算是小的，但畢竟已是三十出頭，且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真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滄桑之感，只是聽了光直先生一番鼓勵的話，才添了一點不妨嘗試一下的勇氣。
光直先生回到美國之後不久就將哈佛的申請文件寄給我，並詳細注釋了申請過程中我應當特別留意的地方。我當然知道他的好意和他在哈佛的地位，所以格外用心填寫。
當時的中外關係與政治局勢一樣，象是一場反覆發作的瘧疾，忽冷忽熱。完全無法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如果又恰恰落在這種夾縫之中，也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記得那是一個下午，考古所一場所務會議差不多就要結束的時候，剛剛調來的行政領導忽然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地大發脾氣，說是有人私下與外國暗通款曲，並且警告今後沒有領導批准，一律不得與外國人接觸。後來有人告訴我，矛頭所指就是我和另外的一名研究生。因為我和德國同行曾有過書信往來，後來人家到中國來，並不曉得這裡政治的厲害，要求與我見面，並且有書相贈，於是惹起了這位領導的火冒三丈。他是個說得出便作得出，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角色，我不得不小心他的套路。光直先生儘管是完全的中國人，但在這位領導的心目中肯定早已是美國人，與光直先生的交往當然也屬裡通外國，由此我不得不決然切斷了包括光直先生在內的所有「涉外」交往。對我這個十分懶於交往的人來說，這樣做倒也並不為難，只是覺得有負於光直先生的關心，因為我不得不停止哈佛的申請，而且無法告知我的處境。
在那個百廢待興而又茫無頭緒的年代，亂點鴛鴦譜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此後不久，正當我在河南裴李崗參加考古發掘的時候，所里催我馬上回京，然後陰錯陽差地遣我到德國去學習西洋考古。在別人看來，或許這也算是皇恩浩蕩，但我知悉其中的究竟之後便只覺得啼笑皆非了。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德國的一個偶然機會學了一點電腦知識，不想反倒是這點雕蟲小技成全了我今日的生計，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事到如今，大批的莘莘學子竟對電腦趨之若騖，奉為「高科技」，這乃後話了。
後來舊友阿城到哈佛來訪問，見到光直先生，談及他也是同一間小學的畢業生，而且曾與我一同到雲南插隊。光直先生便與阿城在哈佛燕京學社門口合影，囑他向我致意。阿城回國之後告知此事，我多少更覺得當年放棄申請哈佛一事有欠光直先生的人情。八九年底到哈佛之後，我首先便把當年的處境解釋一番。光直先生並不介意，說到德國去學習也是一樣。其實他對大陸學界的種種弊端早已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只是不願點破而已。
八六年我從德國回國，於是便有老一輩的同事開玩笑，說到下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也就都老了，該輪到我們這一輩人嘗嘗味道。說我既是去了德國，以後無論怎麼分辯也都是德國特務。聽到這番推心置腹的話，我也就自暴自棄，罔顧什麼警告，繼續保持我和光直先生，以及其他海外人士的通信。
大約是在八八年的前後，我想將在西德學習的電腦考古分析方法再深入下去，在得到幾位先知先覺的學長的鼓勵後，便計劃到電腦發達的美國去見識一下，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哈佛的光直先生。他見信後立刻給我很好的建議，並推薦給洛氏基金會。
在第一年的遴選中，我申請的項目並沒有通過。光直先生來信說，這是因為提出的題目與基金會贊助的範圍過遠，不過仍然鼓勵我繼續努力。
但是我便懶了申請的心思，後來還是美術學院的教授金維諾先生帶斯坦福的丁愛伯先生到歷史博物館來找我，鼓勵我再申請到美國來。我表示是否請丁先生也來推薦一下。他倒是滿口答應，不過表示，光直先生的「面子」在基金會那裡遠遠大於他，有光直先生「作保」，定保無虞。
於是我就只好再寫信給光直先生，詢問我是否可以再行申請，以及他是否願意仍舊作為我的薦舉人。
光直先生馬上來信說，當然應該再申請，而且十分願意向基金會推薦。此後又重新幫我準備申請項目而不得不做的那些瑣事。
第二次的申請居然便在基金會通過了。八九年的聖誕節前我從波恩來到了紐約，並且趕上了基金會的聖誕晚宴。從與洛克菲勒太太和基金會辦事人員的交談中，我才真正了解到光直先生在學術界的名望和人脈。
記得是在八八年，光直先生推薦他在哈佛的同事藍貝格—卡爾羅夫斯基教授到北大講學。事後受北大嚴文明先生之託，我陪藍先生到甘肅去訪問。其間我談到光直先生，藍先生很認真地說，你們或許還不完全了解光直先生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名聲，尤其是美國學界對他在中國考古學上的推崇。其實，如果想倚重國外的合作和企圖讓美國學界了解你們，應該善用光直先生這個「資源」。後來我把這話說給光直先生聽，他便笑了，說這只是卡爾（藍先生的大名）一廂情願的想法。看來光直先生不但有一個現實的眼光，而且明知在大陸有更簡捷的途徑，但決不會投其所好，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有作人的底線。在限度之內，盡力而為；超出這個限度，可為而不為。或許這就是直到今日，光直先生的許多宏願總也未能徹底實現的緣故罷。
為此事作註腳的是我所知道的兩件小事。其一，就在送走藍教授之後不久，我到考古系的一位教授家中作客，見他正在為將要到訪的光直先生準備各種文件，忙得四腳朝天。他在報怨，光直先生要到周原遺址去參觀，可是居然要蓋六個不同機關的印章。問其原因，說是那一帶有所謂的三線國防大廠，光直先生是美國人，所以要有國防部等單位的關防大印。現在已經蓋了三個，其餘那三個，個個是要命難纏的衙門。教授嘆到，光直先生是搞考古的，不要說在離工廠幾十上百里之外經過一下，就是把他帶進工廠裡面，他也不懂其中的奧妙！結果是直到光直先生在北大講完課，離京回美國時，那位教授需要的大印也沒有下文。光直先生臨走時還在安慰他，說是下次來中國的時候可能就辦成了。
還有一次，是周恩來先生的未亡人鄧穎超聽說了光直先生到北京來，有關單位就出面安排周太太會見光直先生。我聽說後對光直先生建議，其實不妨將他在中國進行考古的許多計劃趁機當面對周太太力陳，她實際上在中國政壇上還有餘威，有她助一臂之力，這些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來談的計劃，可能就會迎刃而解，立刻實現。光直先生聽了之後只是笑笑，說周太太之所以見他，是因為師大附中的校友之誼，不宜利用機會談論這些話題。其實光直先生多年的宿願就是能在豫東一帶作實地考古發掘，為此他不知做過多少次努力和準備，但都是無疾而終。現在有我看來是唾手可得的機會，光直先生卻淡然放過了。
我也在時時提醒自己潔身自好，但光直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處世風格仍舊使我自慚行穢。
另一方面，在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之中，我又感到先生是個十分念舊的人。記得在我從德國來美之前，妻子已在美國，她趁到波士頓出差的機會，為我的行期與光直先生聯繫過。因為時間倉促，並沒有事先約定，因此只是匆忙談了幾句話。事後，妻子一位在哈佛就讀的老同學聽了，便對她說，你可真夠幸運的了，哈佛大學的大牌教授哪一個是事先不約定能跟你說上半句話的。妻子這才知道，光直先生是因為我的關係才臨時下樓來見她，頓覺十分幸運。
後來在哈佛校園附近的中餐小館「長風」與張先生敘舊之際，我還談及，當年最早知道他是在電視裡看到他曾有重訪母校一舉，他聽了只是淡淡一笑，說道：「多年在海外，總想看看故人。我那次問陶先生還記得不記得我，她說還記得。我想她那是客氣，是看到我從美國回來，不好意思說不記得。其實那麼多學生，怎麼可能都記得。」
我告訴他，無論陶校長記得不記得他，我倒真是從那條新聞中受到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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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獎，過獎，」他答道。但我認真地告訴他，由於文革的浩劫，我曾失學達十年之久，聽到他重訪母校之舉的震動，不是當事人是不會理解那種五味雜陳的感受。他便答道，若是果真如此，那也就不枉電視台的一點功德了。話語裡可以分辨出他對大陸的政治運動也頗為熟悉，只是隔岸觀火，見到我是個大陸來的人，不便多加評點而已，這又可看出光直先生待人的細心體貼之處。
後來我們多次談起共同的母校師大二附小。每次談到往日的時光，我都可以看到他的眼睛裡有許多回憶的神情，手帕胡同、西單、順城街仿佛就在眼前。他說幾十年之後第一次回小學，最想看到的就是校園裡的那眼壓水井。談到門房的老李、外號「賈大姑娘」的賈老師，他都興趣盎然。他又告訴我，師大二附小的前門原本不是開在手帕胡同，而是在東鐵匠胡同。後來是因為日本人在那條胡同里有駐軍，學校擔心學生害怕，才把手帕胡同的後門改成前門的。他家在手帕胡同，所以這麼一改，就在師大二附小的斜對門了。說起來，他得意的神色溢於言表。
當時我還不知道他上的是哪一所中學，在北京時偶然聽見有人說起過，似乎和我一樣也是在北京四中。於是我就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不是。他的父親張我軍先生一生從事教育，也希望他繼續子承父業，所以決定讓他進和平門外的師大附中。不過說完這話，他立刻不服輸地表示：四中其實也考上了，只是沒有去。看到哈佛的教授至今仍自豪於少年時的風光，我也不禁笑了。他又說到當年如何步行沿著宣武門順城街的城根兒，從西單到和平門外去上學，仍然還是那片童真，而且看得出來，他對北京古城那份無法割捨的相思。
愛屋及烏，光直先生對京腔京調也是情有獨鍾。
記得我剛從紐約來哈佛的那個晚上，因為尚未找到住處，就暫時借住在哈佛神學院的馬兄處。當他得知接待我的教授是光直先生，而且還不是剛剛開始的交情，便大喜過望，連說大好。
我不明就裡，忙問他喜從何來。馬兄告我，說來實在慚愧，他前幾日走到哈佛燕京門口碰到熟人，因為多日未見，便忘乎所以，高聲笑罵起來，語中便不免夾帶髒字粗口。正在說得興起，發現路對面有位先生佇足朝他們這邊觀望，似乎十分入神。他也沒有在意，和朋友臨分手的時候，看到那人還朝他笑笑，他便十分納罕，趕忙問朋友這是何人。朋友一看便說，你難道不知，此乃哈佛大學大名鼎鼎的張光直教授呀。
馬兄聽後便連連頓足，嘆道如此一來便糟了。這個學期還要選光直先生的課，不想讓他看到自己原來是個這麼粗鄙之人，真是如何是好，不免連連生了幾天悶氣。馬兄接著對我說，既然我與光直先生有這份交情，無論如何要成人之美，行個好事，務必把他前幾日的那番醜態向光直先生解釋清楚，免得誤會。
後來我還確實找了個機會和光直先生講了馬兄的話。光直先生聽了大笑，說他還真是一直記得那天在哈佛燕京門口有人用純正京腔講的粗話。那口京片子的調門，字正腔圓，真是地道。開始他只是在聽京腔，到了後來，聽到馬兄的粗口都覺得痛快，而且事後一想起來在哈佛校園裡的京腔罵人就想大笑。說完之後馬上對我說，對你朋友講，讓他來聽課，不要在意，說老實話，在這裡我還找不到個機會聽這京腔呢。我便再三謝了光直先生，至於後來馬兄是否結識了光直先生，以及後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直先生的念舊也表現在他對故人的幫助上。
從我在文物出版社作編輯的朋友那裡知道，光直先生一直對在大陸出版他的老師李濟先生的考古文集孜孜以求。當時因為我有事經常要到文物出版社打交涉，每次去編輯部，就會發現光直先生關於此事又有來信和出版社商議或者安排。在那個年月，一位政權易手時遷居到台灣的學者得以在大陸刊行學術著作，除了文物出版社的眼光獨到之外，不能不說是光直先生的出力之巨。
出版李濟先生的著作是我間接看到的，而另外還有一樁事則是我直接牽涉到的。
記得那是八九年初，我的妻子在街上偶遇她的大學同窗，顧頡剛先生的女公子。閒談之際，顧家女公子便講到正在為先父幾百萬字讀書筆記的出版而煩惱。當時正是人慾橫流的濫觴期，已經沒有多少人要注意學術，或者至少說，不能賣錢的學術。儘管礙於顧老先生的名氣出版社無法推託，但不好正面言商的同時，也就要求顧家包銷其中一大部分，其結果便有惟恐躲避不及的意思。顧氏姐妹已花費大量時間整理注釋，如不能出版只恐前功盡棄。我的妻子也只得好言相勸。
妻子回家之後便有如今世道人心不古的感嘆。過後不久，恰好光直先生又來北京訪問。此時正是我第一次申請洛氏基金不果的時候，感到有負光直先生的幫忙。我不知此事他是否願意伸以援手，但還是冒昧地給他旅館打去電話，向他探詢在海外出版著作的可能性。他大致聽說以後，知道是顧老先生的文集，馬上就囑我將文稿目錄提綱準備好，交他帶走。因為當時也是一個政治敏感期，他認為我也不便到旅館找他，於是我們就約定，第二天我去參加他在考古所的講演，會後散場走到講台旁，順手將材料交他手中。因為我過去曾在考古所工作，又是個中人，不大會引起麻煩。我認為他的安排極為周到，便一口答應照辦，立刻囑咐顧家準備好目錄提要。
光直先生帶走文目之後不久，就聽顧家女公子告訴我們，因為是光直先生的面子，後又有錢穆先生的推薦（錢先生當年是頡剛先生一手提拔的先進，於是便有知遇之恩），又加顧先生如雷貫耳的大名，台灣聯經出版社幾乎立刻同意出版。據說，為了稿件安全而不丟失，顧先生的文稿是分幾次帶出去的，其間的波折與甘苦也是後來我的妻子與顧家女公子通訊的話題。
不久，顧頡剛先生的著作終於在台灣出版，顧家也就了卻了一樁最大的心願。後來顧家女公子來信給我們，大家都為這樁事感謝光直先生。其實光直先生與顧家並非有舊，但得幫忙處一定幫忙，這是光直先生的一貫作風。走筆至此，今晨與北京的顧家女公子打電話核實當年的細節，得知頡剛先生的學術日記也將不日出版，不禁欣然、慨然。
其後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並不長。我到哈佛之後不久，發現了膽結石。其實多年前我在歐洲的時候就常覺腹部不適，回國後在北京多次求醫，但都當作肝炎來治，自然也就久治不愈。這次發現結石已將膽管堵死，膽汁只好通過汗腺排出，全身奇癢難搔，醫生說需要立刻施行手術。光直先生聽說之後，連忙跑到學校了解，知道我住院的地方是哈佛醫學院的實習醫院，手藝應該靠得住，囑我放心治療。手術的當天，他還趕到醫院陪我妻子，安慰她說，您先生從此沒有膽囊，五臟不全，連膽汁也沒有了，從今往後一切要小心留意，好自為之，神情還頗有些擔心。我妻子說，膽汁是從肝臟里來的，膽只管貯存膽汁，聽大夫說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光直先生聽了先還是一楞，然後自言自語道，哦，原來如此，我怎麼不知道膽汁是從肝里來的。直到今天，妻子仍然感念在當年孤立無援的境地時，光直先生對我們體貼的關照，也仍然記得光直先生關於肝膽的見解，覺得十分有趣。談到光直先生時還總是說，原來大牌教授也有所不知呢。
術後，他又幾次和他的學生到病房來看我。後來我便轉到紐約上州療養，離開了劍橋。再幾個星期之後，我便雲遊四方，到西海岸和芝加哥等地，從此我和光直先生只是電話來往，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面。
最後一次見到光直先生已是過了差不多一年，我又從德國返回美國之後不久。
仍然還是在哈佛人類學系的紅樓。我告訴光直先生，我有一個也是師大二附小的同學，現在緬因大學教書，他邀我到那裡去試試運氣。我自忖目前的局面也只有這條路可走。我當然知道光直先生是不主張我的下一步棋，但還是硬著頭皮對他說了。他也沒有說什麼，但神情不免有些黯然。一席長談之後，我便告辭出來。他堅持送我下樓，在門口握別。從此，在美國這個非常現實的社會中，我便漸漸離開了學界。
離開了光直先生，並不等於說不再關心光直先生身邊發生的事。從報紙上，從過去同道們的口中，不時還是聽說光直先生的近況。他到台灣去了，他的帕金森症加重了，他頭部動手術了，他回波士頓了，他搬到公寓住了，他坐輪椅了，直至他去世了。每次聽到他的消息，我都湧上要去看望他的念頭，但又在想，原本辜負了他當初薦舉我的一番美意，有何顏目去面對故人呢，還是不見為好，否則又是惹他煩惱。另外又想，或是應該等他身體更好轉一些，或是等我的境遇更改善一些，總之是一些毫不實際的託詞和藉口，時間就在我的這種自欺欺人的願望夾縫中流走，直到友人通知我光直先生故去的那一刻。
當晚，我不禁翻開光直先生送給我他的那本《中國青銅時代》，裡面有他渴望到豫東一帶作考古發掘，尋找早商文化的期望，由於種種原因，畢生沒有完全實現。我又翻開他九十年代在台灣懷念少年時光的《番薯人的故事》，除了那些我們曾不止一次笑談過的少年生活細節之外，還有他青年時代在台灣的種種經驗與遭遇。那是我所根本不熟悉的，而且沒有想到，沉穩平和的光直先生當年還是個激烈的人。而書中所附的那些京城舊日的照片和對斯城、斯巷、斯校、斯人的記述，儘管我們彼此的時代前後相去二十年，但掩卷沉吟，仍然不免讓我感觸良多。
一個書生本色的光直先生，一個童心泱泱的少年，一個壯懷激烈的青年，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永遠地走了。
光直先生的學術成就，我想毋需我來贅言，自有今日仍在行里的人物來評說。眼下我只是想寫出當年與光直先生私人交往的點點滴滴，想到他為人的樸直與真誠，在今日的學界已不多見，故而悵然。
故人西去，而哈佛校園裡聖街兩旁的燕京學社與人類學系紅樓依然如故，當年的往事歷歷在目，恍如昨日，留給我的是無邊的思念。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波士頓市郊。